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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文明的浩瀚长河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塑造着世界的格局。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以其对“人”的深刻思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走出国门，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德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也与儒家思想产生了奇妙的交集。儒家思想中关于 “人” 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以及对人的道德修养、社会责任、人际关系的思考，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激励着人们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与和谐共处。在此背景下，本论文着重探讨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思考对于德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2 儒家思想中的“人”对德国的社会影响及其原因

2.1 儒家思想对“人”的解释

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文化，历经秦朝“焚书坑儒”的毁灭性打击，西汉时期又得以光复，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并经由各个朝代不断完善和发展。擅长中西文化对照的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对人类德性上，主要在分别善与恶。在人品上，则主要在分别君子与小人。存好心，行好事，便是君子。存不好心，行不好事，便是小人。在这人群中，君子多过小人，便是合理想的好时代。在这人群中，小人多过君子，便是不合理想的坏时代。所以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主要在教人做君子，不做小人。存好心，行善事，来辅助人类文化大道之演进。”[1]儒家思想注重“民本”，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社会责任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显而易见，孔子等人口中的“人”应当自觉地具备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内在美德。

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在文明交流与碰撞的进程中更是熠熠生辉。约公元17到20世纪，罗马教廷派出数以万计的传教士踏上新大陆进行宣教；不言而喻的是，他们当中部分人架起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的桥梁，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时至今日，儒家文化的海外推广与传播对于世界文明互鉴依然意义重大。“传播”一词最早注重于“传”，主要指传递、传输、推广、散布，亦可指知识等的言传身教；20世纪初才有学者把“传播”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伴随时代更迭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播手段日益涌现，传播学也逐渐兴起。儒家文化传播作为学术概念， 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的客体，其传播方式也经历了与时俱进的过程。 毫无疑问，在早期，言传身教更为广泛，孔子倡导“有教无类”，通过办学收徒、整理典籍，使得儒学经典得以保存和传播；而今各类新兴媒体也吸引了更多受众，大大提升了传播效果。本文将从宗教、教育观、哲学思辨、价值观等方面具体分析儒家文化中的“人”对于德国文化的影响。

2.2 山东和耶路撒冷，东方思想和西方哲学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在《我的1919》这部影片中，顾维钧大使掷地有声，“耶路撒冷”这一外交辞令可谓登峰造极，它也极其形象地展现了孔子与耶稣基督在东西方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当传教士踏上东方沃土，面对无尽的未知，他们只能够凭借自身的基督信仰去探寻眼前的一切；换言之，他们对中国主流文化的探索，或多或少都带有基督教的烙印：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与此前传教士大有不同，安保罗没有将儒家经典译为外文，而是从“白话”出发，以中国庞大的群众基数为依托，完成了《四书本义官话》的系列编著，以基儒对话的形式使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的文明得以会通，彼此交融，主观上促进了基督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但这也让民众对儒家经典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直到今天，这套丛书仍颇具参考价值。而外文译著更是让欧洲本土掀起了“中国热”，当时欧洲土地上最大的中文图书交易中心正是柏林，从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基歇尔仅凭当时来华教士的第一手资料，便创作出了《中国图说》，“东学西渐”也让中文图书、汉学系、汉学研究所等在欧洲大陆层出不穷。[2]

“人性”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一直以来都为思想家们所重视。性善论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性学说之一，而这恰恰与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说”背道而驰。作为传教士，安保罗认为，“天命之性”和“世人之性”有极大区别，亚当、夏娃由上帝所造，他们拥有“善”这一“天命之性”，而后忤逆上帝、偷食禁果才获得了“恶”这一世人之性，而性恶唯有一死；要想摆脱这一悲剧，仅仅通过积极的道德伦理体系向内求是完全行不通的，因此唯有寻求外力的救赎、神的“启示”，方能得永生。[3]这也让明清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封建帝制下儒家文化的得失，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3 儒家思想中的“人”对德国文化的影响及其原因

3.1 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关注人与人的交往和对生命的体悟，认为教育是对生命本原的追问与超越，强调人的主体价值，自由生成、生命信仰和精神陶冶在教育中的价值。[4]他反对任何强迫式教育，主张因材施教，教育应当顺应孩童的天性和能力；同时，他也提出“全民教育”，在他看来，教育应当是归属于所有人的事业，而不应当局限于某个阶层。而他的教育理念也正与我国伟大先贤孔子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相契合，尽管先贤的思想观念具有时代烙印，但也对后世影响深远。1721年，在卸任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一所普鲁士刚建立不久的大学）副校长之际，沃尔夫用拉丁文做了题为《中国实践哲学》（Oratiode Sinarumphilosophiapractica）的演讲[5]，则是以耶稣会士卫方济的拉丁文《中华帝国六经》为理论来源。后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沃尔夫认为，建立在“自然力量”或“自然理性”基础上的中国道德属于“哲学道德”，而受神启指引、以上帝意志规约人的行为的道德属于“神学即基督教道德”。他说，中国人既不是有神论者也不是反神论者，而是纯粹依靠“自然理性”获得幸福的人。时至今日，以其高效性和实用性闻名于世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恰恰是“因材施教”的典范。学生可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不同的职业方向和培训内容，在学校和企业之间交替学习和工作；企业也会参与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确保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兼具个性化以及专业程度；职业培训结束后，学生须通过国家统一标准化考核，方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这对于德国社会竞争的缓解以及市场劳动力需求的保障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如今中国，许多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这一难题，“孔乙己热”一度盛行：他们大部分人都披着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学历既是他们骄傲的资本，也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束缚。诚然，深入探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验对探索我国普职分流道路、让更多人学有所教乃至学有所用均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因材施教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提供个性化教育方案，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学生的兴趣和能力，不仅要靠教师等外界力量发掘，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我反思与实践，寻找自己的赛道。也只有经历了这一步骤，学习和实践的意义才能真正具象化，个人道德水平才有可能与“内圣外王”相匹敌。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个人应当通过修身来影响家庭、社会乃至国家。《论语》中亦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曾对人的存在状态做出探讨：他指出人的存在是一种“在世之在”，即“此在”（Dasein）a他认为，把自己抛入这种本真的“向死存在”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在”自己要求的，即“良知的呼唤”。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是通过在世界中存在以及日常活动和反思而得以呈现的。至此，海德格尔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观念与儒家思想的“修身”观念遥相呼应，这对于如今“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2 个人发展与社会、家庭价值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出现危机，德国的思想家也将目光再次投向东方文化。曾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曾积极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他对孔子的思想深深痴迷，在中国儒学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将《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精心翻译为德文，为德国人准确理解孔子思想做出重要贡献，促进了中德之间哲学思想的交流。在他笔下，“孔子已嫁接进中国文化无法更改的基本思想……无论中国曾经怎样地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动荡和混乱，但总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人类的法则，并运用这些不朽的和谐法则重新恢复和平。中国经常被誉为具有超稳定结构的骰子：她不会跌落，但不管落向哪一方，她总是保持稳定和平衡。”[6]卫礼贤认为，不同于西方国家过分强调个人发展与成就而忽视家庭价值，在自我实现之外，孔子将家庭视为社会的基础，个人不能脱离家庭而存在，家庭内部自然地显示出温馨与美好，它远比冷冰冰的法律限制要优越得多；也正因此，中国社会在本质上追求和谐与大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观念不仅对中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塑造意义重大，也影响着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通过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儒家文化逐渐被德国学者和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接受。在德国的一些家庭中，儒家思想的元素也被融入日常生活中。儒家思想认为，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通过家庭的和谐与秩序，可以培养出有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公民，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现如今的德国社会，家庭也同样被视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责任得到重视。在德国文化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相支持是家庭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尊重家庭成员个性和需求的前提下，家庭是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起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负有重要责任；除此之外，德国家庭也强调对年长成员的支持和照顾，这种对家庭价值的重视与儒家思想中的家庭观念不谋而合。这种家庭观念不仅促进了德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也为中德文化交流搭建了共同平台。

4 中德文化交流碰撞带来的启示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其对“人”的思考对德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为中德文化交流碰撞带来了深刻启示。

4.1 儒家“仁爱”思想与德国社会福利制度

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德国完善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精神相呼应。中国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德国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2 儒家“礼义”思想与德国法治精神

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德国人严谨守法、尊重规则，这与儒家倡导的“克己复礼”“修身正己”的道德修养相契合。中国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德国法制制度，加强公民法治教育，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4.3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德国职业精神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德国人严谨务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这与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的追求完美精神相契合。中国在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德国职业经验，弘扬工匠精神，鼓励创新创造，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优秀人才。

4.4 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与德国多元文化

儒家强调“和而不同”。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拥有多元文化背景，德国社会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包容和尊重，体现了儒家“和而不同”的智慧。总之，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思考，对德国社会、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中德文化交流碰撞带来了深刻启示。中国应积极借鉴德国在社会福利、法治建设、职业教育、多元文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发展道路的自主性。

4.5 儒家 “诚信为本” 思想与德国商业伦理

儒家重视 “诚信为本”，认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国在商业领域以严谨的契约精神和可靠的商业信誉著称。德国企业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坚守承诺，这与儒家倡导的诚信理念相呼应。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德国的商业伦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商业道德水平。同时，通过弘扬儒家诚信思想，培养公民的诚信意识，构建诚信社会。在中德经济合作与交流中，双方可以共同秉持诚信原则，促进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未来发展趋势及启示

近年来，与儒学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在对外传播与交流方面，迄今遍布全球 146个国家和地区的 525 所孔子学院、1113 所孔子课堂，一年一度在国内召开的孔子学院大会，以及先后到达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文化世界行”，旨在推动儒学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包括儒学在内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而儒家文化在德国的发展趋势表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深入挖掘其内涵和精髓，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在德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生动体现，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钱穆．文化学大义［M］//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2011：93．

[2]张璠．儒学海外传播背景、学术史梳理及主要问题研究［J］．文化与传播，2020，9（2）：43-52．

[3]朱仁夫．德国的儒学情结［J］．东方论坛，2011（4）：29-37．

[4]荀振芳．教育：对生命本原的追问和超越——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述评［J］．大学教育科学，2004 （2）：82-85．

[5]［德］沃尔夫．中国实践哲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6]许静．论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本真“向死存在”［J］．嘉应文学，2024 （3）：31-33．

[7]卫礼贤．中国心灵［M］．王宇浩，罗敏，朱晋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8：114．

[8]王钧林．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4）：5-1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