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经成为助力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抉择。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综合发展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诉求。纵览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专项政策来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例如,教育“追赶型”国家纷纷制定重大举措,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以追赶英美等“超级”教育大国。[1]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面临全球化背景下的共性问题与挑战,亦植根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我国在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亟需基于政策背景、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和政策成效等方面,考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共性特征。
教育改革和变化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全面分析需要考虑大学所处的生态系统。[2]在现代社会,大学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3]毋庸置疑,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大学组织面临着复杂而独特的生态环境。总而言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一方面得益于“功能定位”,即世界一流大学价值的愈发凸显。世界一流大学在与科技、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互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科技发展与进步、引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等方面。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世界一流大学正成为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力量、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另一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还归因于“排名效应”,即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助推作用。诚然,自中世纪正式以组织形式诞生以来,大学不仅体现着工具理性的选择,还蕴含着价值理性的积淀,是无法仅以指标来衡量和测度的。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已经患上“世界一流大学流行病”,为了世界排名与国家声誉而盲目追求高排名。[4]一流大学及其排名似乎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实力问题,还关乎国家和大学的声誉,从而激发了其在全球排名中的竞争意识和雄心。[5]为此,部分国家和大学在政策实施中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视为工程项目来推进,甚至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进程表。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目标体现了“系统思维”,即普遍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为创建计划的主要目标。从各国或地区出台的创建政策来看,大多是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导向,以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升科研实力为着眼点。例如,日本“21世纪COE计划”(21st Century Centres of Excellence Program)的政策目标涵盖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三个层面: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旨在日本大学中建立若干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的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基地;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力提升日本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研究的科研水平,努力培养世界顶尖的高科技创新人才;三是在办学质量方面,对重点项目与专业进行倾斜式投资,积极引导和促进各大学与研究机构形成自身优势、特色和个性,创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6]另一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目标还体现了“核心意识”,即普遍将重点学科或项目作为创建计划的发展核心。例如,日本的“21世纪COE计划”是以资助重点学科为主要方式,在2002年开始实施该计划时,日本政府将申请学科限制在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情报、电气、电子、其他边缘交叉学科及新领域等10个学科群,2004年又增加了“革新性学术领域”。[7]2007年开始,日本政府在“21世纪COE计划”基础上启动了“全球COE计划”,新一轮的资助覆盖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社会科学等9个领域的140个项目。[8]法国的“卓越计划”(Initiatives d’ Excellence)可以定性为一种教育实验项目资助,其核心为资助大学的创新与改革,并非单纯的一种研究项目,而是将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的项目,其候选项目的标准既包括研究基础方面,同时也包括实施方面。[9]德国的“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可以定性为一种科研项目资助,其资助类型包括“卓越集群项目”“研究生院项目”和“未来构想项目”三类。[10]无论是资助重点学科还是资助重点项目都反映出政府对于教育资助的认识更加深入,资金的使用也更加合理。
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国情和高等教育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在实施主体、具体步骤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然而其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一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实施方式表现为“政府驱动”,即政府成为创建计划的主导力量。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出台与实施过程来看,政府在创建计划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普遍充当着计划的设计者、支持者和实施者的角色,这又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为创建计划由国家或地区的最高教育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例如,韩国“BK21计划”(Brain Korea 21)由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和韩国科学研究基金会为主管部门,并设立了专门的“BK21计划”管理支持委员会,下设大学政策办公室、计划实施情况督查委员会、学术和研究事务部门及BK21计划管理和支持小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11]第二种为创建计划由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机构负责管理。例如,德国的“卓越计划”由联邦教育部授权德国科学理事会(WR)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两个机构共同管理并由两者组成的共同委员会和资助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12]第三种为创建计划由政府借助于社会中介组织负责管理。例如,我国香港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reas of Excellence Scheme)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发起并组织实施和管理。[13]另一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推进方式表现为“择优建设”,即择优成为创建计划的主要策略。目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策略,通常会有三种:择优式、合并式与新建式,三种策略在实际运行中各有利弊。总体来看,各国或地区在推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时普遍采用了“择优式”的发展策略,这是指政府采取特殊资助、重点扶持与资源重组等措施帮助少数已经具备卓越发展潜质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提升学术科研实力,进而增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其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次的发展策略。例如,德国“精英计划”是采取“择优建设”发展战略的典型。[14]俄罗斯的“5-100计划”(Проект 5-100)也采取了“择优建设”的方式。在择优建设的过程中,各国和地区普遍采取了加强评估与及时调整的策略来保障计划能够取得设计者的预期目标。例如, 2008年11月,德国科学理事会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向德国科学联席会提交了“卓越计划一期(2006—2011)”的项目评估与执行进度报告,对“卓越计划”自2006年推行以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严格评估。[15]日本“21世纪COE计划”的评估包括事前评估、中期评估和事后评估。[16]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在影响参与建设的大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有些创建政策是在过去十年甚至是最近几年才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大学排名。在世界主流排行榜中的位次提升,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给各个国家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影响。例如,沙特阿拉伯通过实施“阿法格计划”(AAFAQ Project),使得法赫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在短时间内在教育质量、科研及社区服务方面获得巨大进步。在2016/2017QS世界大学排名中,法赫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已经跃居第189名,雄踞阿拉伯世界第一。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引发的世界排行提升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而对发达国家的大学排名影响不明显。
第二,大学科研水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通过经费资助、人才引进等各种激励措施和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例如,俄罗斯自实施“5-100计划”以来,提高了俄罗斯一流大学的科研水平。据统计,2009—2014年期间科学文献索引的论文数量平均每个学校增长3.5倍。
第三,大学组织活力。例如,韩国自实施“BK21工程”以来,促进了大学系统的改革。在该工程推动下,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起了大学评估制度;从2000年开始,每所大学实行新的招生制度,同时减少了本科生的招生数量;研究生院在招收研究生时为避免近亲繁殖,更多地考虑其他学校的生源;为了确保教授之间在学术上的竞争,大学采用了以科研成果为基础的晋升机制。
与此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存在潜在的挑战。正如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所言,“衡量卓越计划对受益大学的有效性和影响并非易事,这至少有两个原因:时间和归因”[17]。就时间维度而言,彻底分析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在特定国家或跨越多个国家来观察相当大的院校样本,以便进行比较;就归因而言,即使可以在大量院校样本的基础上确定统计相关性,但明确卓越计划如何引起积极变化还需进行深入评估。对于多国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争相竞逐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学界并非一致赞同支持,也不乏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存在风险[17],可能产生负面行为并带来不良后果。也有研究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18]。首先,资源向少数高等教育机构的倾斜性集中分配,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不仅在学生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造成不公平,也导致了城市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次,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凸显科研的重要性,存在对教学质量产生有害影响的风险,从而阻碍了高等教育更广泛的角色扮演和责任担当。最后,所有院校都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而降低了院校发展的多样性。
“在讨论如何建立新的世界一流大学时,需要从两个互补的维度思考问题。第一个维度是外界因素,包括政府(国家、州、省)的作用和提升地位所需要的资源问题;第二个维度是内在因素,需要大学自身进行必要的改革,实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19]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政府和高校均应当有所作为。教育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业,通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将带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综合实力、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并落实为高校的实际行动。具体而言,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亟需政府行动。为此,我们要致力于重塑中国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话语体系,唯此,才能确保一流大学建设的正确方向与路径,扎根中国大地,行进中国道路,以我为主,才能办成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宏观指导、部署实施与监督管理,在国务院方案的指导下,进一步细化相关建设管理办法,全面贯彻落实方案所提出的建设任务和改革任务[20];要加快地方层面的工作启动、配套落实与政策引导,地方“双一流”建设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双一流”的建设目标,结合地方特点进行贯彻落实,各地方对本地区大学发展和高校学科建设应有顶层设计和长远考虑,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改变目前对地方高校的管理方式,地方应该积极引导各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呼唤院校举措。为此,在战略规划层面,高校应该进一步深刻领会“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意义,承担相应的重大使命与责任,着眼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目标,制定长远的建设规划[20];在人才培养层面,高校应该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建设任务,积极做好一流师资队伍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尤其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在制度改革层面,高校应该努力深化服务“双一流”建设的综合改革,激发活力与动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的突破,争取多渠道筹集建设经费,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总之,“双一流”建设政策是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引领性工程,教育决策者和行动者既要尊重“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起点,也要考虑教育政策的时代性;既要尊重我国高等教育大国体制的现实国情,也要关照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诉求;既要立足当下、扎根中国大地,也要面向世界、放眼未来,唯此,才能早日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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