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大学,贵阳
邻避冲突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迈克尔·奥哈尔(O’ Hare)在1977年首次提出了“Not In My Backyard”[1]。直译为“别在我家后院”(简称为NIMBY)我国学者创造性翻译为一个新词——“邻避”。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相应地,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不断增加[2]。邻避冲突事件发生的次数不可避免地增加,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邻避冲突不仅影响公共设施的顺利建设,还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政府公信力、企业投资积极性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构成严峻挑战[3]。深入剖析本文案例,挖掘邻避冲突背后的治理困境,探寻有效的解决对策,对于完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上,旨在寻找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邻避冲突治理的理论体系。[4]当前,学术界对邻避冲突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针对特定案例,尤其是医疗领域邻避冲突的深度剖析仍显不足。重庆血液透析中心事件具有独特的行业特征与冲突表现形式,通过对此案例的细致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对邻避冲突成因、演变机制以及治理难点的理论认知,丰富相关理论。
从实践意义方面来看,一方面,为地方政府应对邻避冲突提供可操作性强的决策参考。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重庆血液透析中心事件的处理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可为地方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提升其治理能力与决策水平。另一方面,为相关企业参与公共服务提供有益借鉴。在邻避冲突中,企业作为项目的直接推动者,其利益诉求与社会责任的平衡至关重要[5]。如何通过优化项目设计、加强沟通协调等方式,化解居民疑虑,赢得社会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企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此外,对保障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意义重大。血液透析中心作为医疗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于肾病重症患者的救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若该类项目因邻避冲突而搁置或受阻,将直接影响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患者的正常就医。通过解决邻避冲突,确保此类公共服务设施顺利落地运营,能够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邻避设施是指为社会整体提供公共服务、创造正外部性的同时,往往给周边居民带来诸如环境污染、健康威胁、噪音干扰、房产贬值等负外部性影响的基础设施[6]。对于邻避设施的定义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也就是说,类似的公共设施可能在某地不属于邻避设施,而在另外一个地区就属于邻避设施。其原因受社会时代、背景、地区等因素综合影响[7]。如今,邻避设施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例如一些不能产生实质影响却能使居民产生焦虑、排斥情绪的设施也被划为邻避设施,如本文所讨论的血液透析中心。
邻避冲突是指在邻避设施的规划、选址、建设或运营过程中,当地居民、社区团体等利益相关者与政府部门、项目运营方等主体之间,由于利益分歧、风险认知差异、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产生的矛盾与对抗[8]。进而表现为对这些设施在自家附近建设或运营所产生的抗拒心理与抵制行动。这种冲突往往具有较强的情绪性和对抗性,会对社会稳定和项目的正常推进产生不利影响。从本质上讲,邻避冲突是一场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9]。
公共物品理论在公共问题的治理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10]。公共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以及受益的非排他性,如国防、治安等;准公共物品则部分具备这些特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排他或存在消费竞争,邻避设施大多属于准公共物品范畴[11]。
邻避设施往往呈现出正负外部性并存的特征,正外部性惠及广泛社会群体,负外部性却集中由周边居民承受[12]。在重庆血液透析中心事件里,透析中心正常运营对整个社会而言,意味着肾病患者得以有效救治,减轻医疗负担,促进社会健康稳定,这是其正外部性表现;但周边居民却面临诸如负外部性困扰。由于缺乏合理的外部性内部化机制,周边居民承担了超出其应承受范围的成本,为维护自身权益,便极易采取抵制行动,催生邻避冲突。
该理论认为,社会冲突源于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在资源分配、权力地位、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与矛盾[8]。在邻避冲突情境下,政府、企业与周边居民处于不同的利益立场。政府着眼于区域发展的宏观布局;企业追求项目投资回报,期望运营效益最大化;而周边居民聚焦于个人生活品质的维护,对可能影响自身居住环境、健康安全的因素格外关注[13]。当居民认为自身利益诉求在项目决策、建设运营过程中未得到充分重视与合理回应,即感受到相对剥夺感时,便会组织起来,以集体抗争的形式争取权益,促使邻避冲突爆发并持续升级,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成为邻避冲突演进的内在驱动力[14]。
重庆山外山血液透析中心选址于巴南区“碧海湾”居民小区外的商业门面二楼,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便于周边肾病患者就医。从项目规划来看,该透析中心完全符合相关医疗设施建设标准,在卫生、环保、消防等方面均通过了巴南区的行政审批。中心面积近一千平方米,配备38台血液透析机及配套设备设施,最多可接纳80人次/日的血液透析,极大地缓解了当地患者的就医问题。
其建设初衷是为了填补当地社区透析医疗资源的空白,作为一级医疗机构,它不仅就医方便、服务多样,还能节约患者看病费用。在一些发达国家,社区透析中心早已普及,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既有利于患者的长期治疗与康复,又能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然而,在即将开业之际,少数小区业主在微信群中散布不实信息,声称透析中心会传染疾病、设有停尸房等。这些谣言迅速传播,引发了小区业主的恐慌心理。实际上,肾病透析患者的原发病主要为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肾炎,均无传染性;针管等医疗废弃物按重庆市相关规定,由专业处理机构定期运走处理;按照国家规定,透析中心属于门诊部性质,没有住院部也没有放射设备,更不存在所谓的停尸房。但恐慌情绪一旦蔓延,理性的声音便被淹没,居民们开始对透析中心的建设产生强烈反对。
在谣言引发恐慌后,小区业主的反对行动逐渐升级。起初,少数业主代表在透析中心门口聚集,试图通过围堵的方式阻止其开业。企业方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准备了详细的资料,试图与业主进行沟通。消除居民恐惧心理。然而,业主们情绪激动,根本不听企业的解释,甚至堵住企业人员的去路,高呼“不把透析中心拆了就不许走”,沟通陷入僵局。
随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更多业主加入反对行列。部分业主开始拉横幅,横幅上写着“拒绝透析中心,还我健康家园”等字样,舆论压力骤增。还有业主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叫停透析中心项目。他们递交联名信,诉说对透析中心的担忧,人数众多的上访队伍给政府日常工作带来了极大困扰。更有甚者趁中心无人值守之时,冲进透析中心打砸,部分设备外壳被砸坏,一些精密部件受损,致使这些造价高昂的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同时,向中心大门泼油漆,在墙壁上写满抗议标语,整个透析中心一片狼藉。
企业在面对如此激烈的冲突时,虽多次尝试沟通,但每次都被业主们的愤怒情绪所击退,沟通无果而终。无奈之下,为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造成更大损失,企业只能暂停营业筹备工作,向当地政府寻求帮助,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协调,化解矛盾。当地政府在接到企业诉求和居民反映后,面临着巨大的舆论与维稳压力。经过权衡,鉴于居民反对情绪的高涨以及冲突的激烈程度,政府最终决定叫停该透析中心项目,要求企业暂时停止营业筹备,另行选址,事件暂时陷入僵局。
这次冲突事件对多方主体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对于企业而言,经济损失惨重。项目投资高达1180万元,购置的38台血液透析机及配套设备设施,因冲突搁置三年,长期闲置损坏,维修成本高昂,甚至部分设备已无法修复,直接报废。此外,企业在项目筹备、装修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房租、水电费等持续支出,而预期的营业收入化为泡影,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打击了企业投资公共医疗服务项目的积极性。
从医疗资源配置角度看,我国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人数逐年上升,而透析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二三级医院。该透析中心停摆,使得周边地区肾病患者失去就近便捷就医的机会,只能涌向二三级医院,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就医成本,同时也加大了大医院的诊疗压力,加剧了医疗资源紧张局面,进一步激化医疗供需矛盾。
在社会秩序方面,引发了局部不稳定。冲突过程中,业主的过激行为不仅影响附近正常的社会活动,破坏社会和谐氛围,且易引发效仿,滋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削弱居民对社会治理的信任度,挑战法治尊严,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凸显出解决邻避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紧迫性[16]。
在重庆血液透析中心邻避冲突事件中,信任困境是冲突激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信任缺失[15]。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本应在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主导协调作用,赢得居民信任。然而,在此事件中,部分居民对政府的决策过程存在质疑,认为政府在审批血液透析中心项目时,信息不透明,未能充分考虑居民的利益诉求。居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被剥夺[16]。这导致居民在听闻不实传言后,才惊觉身边要建设透析中心,进而对政府产生不满与不信任。
企业作为项目的投资运营方,同样未能取得居民信任。一方面,企业在项目筹备阶段,侧重于满足医疗技术规范与行政审批要求,忽视了与周边居民的沟通交流,在谣言引发居民恐慌后,企业虽试图解释澄清,但前期积累的陌生感与隔阂,使居民对企业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企业在居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居民对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冲突。居民在恐慌情绪支配下,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参与缺失,更倾向于相信谣言,对政府和企业传递的真实信息选择性忽视,甚至采取极端行为表达诉求,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信任关系愈发难以修复,为邻避冲突的化解设置了重重障碍。
公众参与困境在该邻避冲突事件中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环评、选址决策环节公众参与的缺失以及中立第三方的缺位。
中立第三方的缺位,使得矛盾调解与利益平衡缺乏有效的引导。政府作为监管者与协调者,既要维护公共利益推动项目落地,又要应对居民诉求维稳社会秩序,难免顾此失彼;企业作为利益相关方,其解释与沟通难以让居民信服;居民因恐慌与不满,情绪激动,诉求表达趋于极端。此时,若有中立第三方介入,如专业的环保组织、社区调解机构等,凭借其专业知识、客观立场,一方面能够对透析中心的环境影响、运营风险等进行科学评估,提高居民认知能力,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另一方面能够协调各方利益诉求,促使政府、企业与居民达成共识,找到利益平衡点,避免冲突的进一步激化。但在重庆血液透析中心邻避冲突事件中,恰恰缺少这样的中立第三方,使得矛盾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各方利益诉求长时间处于失衡状态[17]。
在重庆血液透析中心邻避冲突中,利益分配困境是引发居民强烈抵触的深层根源之一,主要体现在经济、环境与健康利益三个维度[18]。
从经济利益层面来看,周边居民担忧透析中心的建设运营会对自身房产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并无确凿证据表明房产必然贬值,但居民基于心理预期与过往类似案例的经验,普遍担心房产交易价格下滑,自身资产缩水。这种对经济利益受损的恐慌,使得居民本能地对透析中心建设持反对态度。
在环境利益方面,居民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医疗废弃物处理与废水排放可能带来的污染隐患。血液透析中心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尽管企业按照规定采取了相应专业处理措施,但居民仍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因人为疏忽、设备故障或监管漏洞,致使社区原本良好的居住环境遭到破坏,危害自身及家人的身体健康。
在健康利益维度,居民害怕透析中心可能引发疾病传播风险。居民担忧患者携带的病菌病毒会在社区内扩散传播,尤其是一些传染性病菌,在人员密集的透析中心及周边区域极易交叉感染。此外,居民还顾虑透析中心运营带来的噪音、交通拥堵等问题,干扰日常生活作息,间接影响身心健康。
而当前的利益补偿机制存在明显不足,难以有效化解居民的抵触情绪。居民期望的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利益保障,包括对环境的持续监测、污染治理的长效监督机制、健康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以及房产价值的兜底保障等。现有补偿措施的单一性与居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使得利益分配难以达成平衡,进一步激化了邻避冲突,阻碍了问题的有效解决[19]。
信息沟通困境是重庆血液透析中心邻避冲突事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不实、公开渠道不畅以及沟通不及时三个方面。
在信息传播环节,少数小区业主在微信群中散布不实谣言,这些虚假信息迎合了居民对未知邻避设施的恐惧心理,加之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特性,瞬间引发小区业主的恐慌,致使理性的声音被淹没[20]。而在信息公开方面,政府与企业均存在不足。政府在项目审批过程中,未充分评估附近居民心理状态,未通过官方渠道向周边居民全面公开透析中心的详细信息,使得居民在听闻不实传言后,缺乏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威途径,进一步加深了对项目的误解。企业在筹备阶段同样侧重于内部建设,忽视了对外的信息公开,未能提前向居民展示其在医疗废弃物处理、废水净化、疾病防控等方面的专业流程与严格标准,导致居民对企业的运营能力缺乏信任[21]。
沟通不及时使得矛盾不断升级。在谣言引发恐慌初期,企业虽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并试图与业主沟通,但准备不充分,未能第一时间以权威、专业的姿态回应居民关切,在业主的激烈抵触下,沟通陷入僵局。政府在接到居民反映后,也未能迅速搭建起有效的沟通平台,居民的顾虑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项目叫停,陷入僵局。
重建信任机制是化解邻避冲突的关键,需要政府、企业共同发力,搭建与居民沟通的桥梁[22]。
政府要着力提升公信力。决策时严格遵循科学、民主、依法的原则,确保项目规划、审批流程透明。对于邻避设施建设项目,在筹备初期,利用社区公告、官网、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公示项目规划详情,如选址依据、环保措施等,保障居民知情权。建立信息更新与反馈机制,确保信息对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强化监管,对违规行为零容忍,以实际行动重塑居民信任。
企业同样要重视公信力。在投资建设前,深入社区调研,了解居民的担忧,将社会责任融入项目规划,制定风险防范措施[23]。以血液透析中心为例,邀请专业团队设计环保方案并予以公开,邀请居民参观运营流程,展示企业担当,增强居民安全感与信任感。搭建多元沟通平台是重建信任的关键举措。如定期召开社区座谈会、举办项目听证会、设立线上交流论坛等,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发声渠道。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各方应秉持平等、尊重、包容的态度,鼓励居民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对于居民合理诉求及时予以回应与解决,对于误解及时澄清解释。通过持续、深入的沟通互动,逐渐消除居民对邻避设施的恐惧与抵触情绪,建立起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关系[24]。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是破解邻避冲突的关键环节,需从环评公众参与、拓宽决策参与渠道以及引入第三方评估监督等方面着力,保障利益相关各方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决策过程更加科学、民主、合理[23]。
在环评公众参与方面,鉴于现有环评法规对部分邻避设施项目公众参与要求存在局限,需适时修订完善。如血液透析中心这类轻度环境影响却易引发居民担忧的项目,应强制开展全面公众参与[25]。在项目筹备初期,建设单位要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周边居民意见,详细说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包括废弃物处理、废水排放等信息。建立居民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回应疑问,将居民意见纳入环评报告,让环评成为沟通的桥梁。提高居民在邻避设施建设决策中的参与度[25]。在项目规划阶段,政府应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参与平台,如设立专门的项目决策网站,实时公布项目规划详情、选址依据、建设进度等信息,开辟居民意见留言区,方便居民随时发表看法;在线下,定期召开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项目说明会等,邀请居民代表、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共同参与[26]。使居民真正成为决策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提升其对决策过程的认同感,确保项目决策兼顾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体利益。
引入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同样关键[27]。第三方机构需具备专业资质与良好信誉,涵盖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以重庆血液透析中心为例,第三方机构在项目建设前后持续监测评估并公开结果,用专业数据消除居民疑虑。在项目决策与实施中,第三方作为中立监督者,保障项目科学公正,为居民提供可靠决策参考,增强居民对项目的信任,助力邻避冲突妥善解决。
在经济利益补偿方面,除了给予居民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如设立专项补偿资金,用于补贴居民因邻避设施建设可能遭受的房产贬值损失、交通不便增加的成本等,还可通过税收优惠、产业扶持等政策手段,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居民收入水平[28]。例如,对于血液透析中心周边社区,政府可出台税收减免政策,吸引相关医疗配套产业入驻,创造就业机会,让居民从邻避设施建设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抵消其对经济利益受损的担忧。
环境与健康利益补偿同样不容忽视。针对血液透析中心,设立专门的环境监测站点,实时监控医疗废弃物处理、废水排放等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数据,让居民安心。同时,加大对周边环境的生态修复与保护投入,规划建设绿色缓冲带,如在透析中心周边植树造林、打造公园绿地,既能净化空气、降噪隔音,又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空间,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保障居民的健康权益。
探索共享发展模式,让周边居民成为邻避设施建设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以社区透析中心为例,可与周边社区合作,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免费体检等公益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与素养;优先为周边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如透析中心的护理辅助、后勤保障等工作,让居民参与到设施运营中[29]。
强化信息沟通机制是破解邻避冲突的重要保障,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传播与沟通体系,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传递给居民,营造良好对等的沟通环境[21]。
政府应作为信息发布的核心主体,依托官方网站、政务新媒体平台等,针对邻避设施建设项目,设立专门的信息公示板块[30]。在项目筹备初期,及时、详细地发布项目规划、建设进展、环保措施、运营模式等全方位信息,确保信息的权威性与准确性。同时,建立信息审核与更新制度,对发布信息进行严格把关,避免出现错误或误导性内容,随着项目推进,实时更新信息,让居民能够持续跟踪了解项目动态,消除因信息不透明引发的恐慌与猜测。
除官方渠道外,充分利用社区公告、宣传手册、社区广播等传统媒介,以及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手段。及时回应反馈居民关切,搭建双向沟通桥梁。政府与企业应设立专门的信息反馈热线、电子邮箱或线上互动平台,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居民的疑问与诉求,并在规定时间内给予及时、专业的回应。对于居民普遍关注的医疗废弃物处理、疾病传播风险等问题,组织专家团队进行权威解答,通过线上直播、线下讲座等形式,消除居民疑虑。同时,将居民反馈意见纳入项目改进考量范畴,让居民感受到自身意见被重视,增强其参与感与信任感。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变革,邻避冲突呈现出诸多新趋势,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更为迅速广泛,邻避冲突中的信息沟通、舆情引导等环节面临新挑战。如何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精准捕捉居民诉求,实现信息的高效传递与精准推送,构建智能化的邻避冲突预警与应对系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13]。例如,利用社交媒体数据挖掘居民对邻避设施的态度倾向,提前预判冲突风险,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依据。
此外,随着公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提升,邻避冲突涉及的领域愈发广泛,除传统的环境、健康领域外,文化、心理等层面的因素愈发凸显[16]。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展邻避冲突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深入剖析冲突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提出更为系统、全面的治理策略,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