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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全球化浪潮持续对地域文化独特性进行着解构，在此情形之下，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已然成为重要命题。而历史教材属于特殊文本载体，有着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其历史教育功能正处在从“知识传递”向“精神塑型”转型的过程之中。日常生活叙事具备具象化、情感化的特质，就此成了重要媒介，能够弥合宏大历史叙事和学生主体认知之间存在的间隙。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历史教材里日常生活这类微观层面的书写情况，致力于解析教材编纂者是怎样借助衣食住行、岁时节庆等日常生活场景的具象化呈现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起来，进而加深读者的文化认同。

这一探索不仅能够解蔽历史文本中“生活即教育”所具有的隐性作用，而且借助揭示日常生活叙事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互构关系，更能够为新时代教材编写在叙事策略的优化方面提供方向，为历史教学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开拓方法论视野，进而为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教育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1 理论框架：“完美追求”与“整体生活”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斯曾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其中强调的是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精英艺术，而更需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民众诸如衣食住行、岁时节庆等方面的日常经验以及生活实践[1]。对于教材而言，此观点为其中的日常生活叙事给予了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撑：教材里呈现出的像唐代市井生活、宋代文人雅趣等日常生活细节，其身份不单单是历史知识的承载之物，更是生成文化意义的媒介所在。西村真志叶针对京西燕家台村“拉家”所展开的研究，进一步清晰地表明了，日常叙事属于民众对生活形式所进行的主动命名以及秩序构建行为，带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2]。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揭示出日常生活具有双重特性，即一方面会受到权力结构重复性的制约，另一方面却又蕴含着颠覆与创造的可能性，这无疑为分析教材叙事当中“宏大”与“日常”二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极具辩证性的视角[3]。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里，马修·阿诺德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文化乃是“对完美的追求”,其核心在于凭借“甜美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达成人性层面的精神提升，以此来对抗工业社会当中那种物质主义以及功利倾向[4]。他对中产阶级（“非利士人”）所具有的市侩习气予以批判，认为文化应当由少数的“异己者”（像知识分子这类群体）借助教育去进行传递，进而弥合社会阶级存在的裂痕[5]。阿诺德的这一思想，为教材叙事赋予了从精英视角出发的合法性依据。具体而言，教材会对日常生活里的诸多符号展开筛选，就像“四大发明”“唐诗宋词”等。通过这样的筛选，把文化塑造成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遗产，如此一来，便在叙事当中隐含了“教化”的功能[6]。阿诺德所秉持的文化观，和威廉斯提出的“整体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阿诺德的观点侧重于强调文化所具备的理想性以及其在道德方面的引领作用，而威廉斯则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里平民的实践活动。教材当中所涉及的日常生活叙事，实际上兼具了上述两种特征。一方面，它会呈现出诸如“柴米油盐”这般具象化的生活场景；另一方面，又会通过一些选择性的美化操作，比如淡化技术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强化那些象征着“文明延续性”的符号等方式，来实现意识形态的隐性传递。

总的来看，威廉斯所提出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理论，从根基处对马修·阿诺德等人那种把文化单纯等同于精英阶层所专享的如经典艺术、哲学思想之类的“高雅传统”的狭隘视角展开了批判。该理论着重主张文化应当全面涵盖日常生活所具备的三个重要维度，也就是物质生活层面、社会关系层面以及价值系统层面（其中包含道德观念和审美取向等方面）[7]。并且这一理论还着重强调，文化认同的生成是依循这样一个过程来进行的，即先有“共享生活经验”，而后在此基础上实现“集体记忆沉淀”，最终达成“身份归属强化”。而对于教材而言，它在整个文化传播的环节里充当着“文化再生产”的中介工具这一角色，借助系统化的叙事策略，将那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符号成功转化为能够承载民族认同的核心载体[8]。

由此可见，文化认同的建构，其本质就是把日常生活经验朝着共享符号系统去升华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教材在叙事选择以及组织策略方面，恰恰暗含着阿诺德所说的“对完美的追求”，以及威廉斯所讲的“整体生活方式”这双重逻辑。

2 历史教材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分析——以统编人教版为样本

中学历史教材借助将物质生活书写、社会关系呈现以及价值系统传递这三个方面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逐步完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隐性传递与建构。此过程一方面呼应着威廉斯“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另一方面暗含着马修·阿诺德“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的精英教化逻辑，进而形成兼具平民性与理想性的叙事张力。

以衣食住行为载体的物质生活书写中蕴含着文化隐喻，像服饰的变迁、饮食文化以及工具使用的发展等方面，皆能使器物升华成为文明符号。就拿“四大发明”的书写来说，造纸术被刻画成一项有着“推动书写文化传播”作用的普惠性技术，如此叙事虽强化了读者对技术原创性的认知，却使它与官僚系统的共生关系被淡化了，比如从简牍到纸张的转变对中央集权起到强化作用等情况便是如此。这种“技术祛魅”的做法，一方面契合阿诺德对“甜美与光明”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借助“文明原创性”的叙事来满足民族自豪感的需求。在关于丝绸之路的章节里，“瓷器-茶叶”这一符号被赋予了“文明互鉴”的隐喻含义，这种叙事手法把它们从具体的贸易史实当中抽离出来，转而着重凸显“薄如纸、声如磬”的瓷器美学以及“茶禅一味”的精神意涵，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消解物质交流背后存在的权力博弈，更是要构建起“中华文明贡献世界”的集体记忆[9]。这种书写策略同时也暗中契合阿普尔的“官方知识”理论，也就是通过选择性编码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文明互鉴的象征符号[10]。在文字发展层面，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演变的叙事把语言文字塑造成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基因”，使之成为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化密码”，以此暗示中华文明内在所具有的连续性与包容性，进而达成文化血脉的无声渗透。

这样的认同逻辑在社会关系中所呈现的聚焦点在于日常交往所蕴含的结构性力量。就日常生活里的节日节气而言，教材对于春节、清明等节日的表述，是以“团圆守岁”这类标准化仪式来构建跨地域的文化共同体，把地域性习俗以及少数民族风俗统合成为中华民族所共享的文化符号，像教材里提到的“我国的传统节日有着悠久历史且丰富多样，诸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可谓家喻户晓，它们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傣族的泼水节、彝族和白族的火把节、藏族的藏历新年、回族的回历新年等民族节日各自独具特色、异彩纷呈，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文化”这样的内容。

价值系统的隐性传递通过精神图腾与历史叙事的合谋，依托双重逻辑完成精神铸魂。在道德层面，借助典型化叙事，像张謇兴办实业的行为，经重塑后从资本家转变为“实业救国”的典范等。这种对人物的重塑，遵循着阿诺德“文化即道德热情”的逻辑，采取了去历史化的方式，比如对张謇与殖民经济的关联进行遮蔽等操作，进而将个体行为升华成为民族精神图腾。从历史评价的维度来看，教材把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的情况和殖民扩张“血腥掠夺”的状况进行对比书写，以此确立“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在此叙事过程中，它对朝贡体系存在的等级性不平等的情况关注相对有限，例如明朝对东南亚小国的结构性经济挤压和阶段性资源掠夺行为。并且其采用的“自我 -他者”二元框架，在对文化特质予以凸显的同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文明认同的边界感与排他性得到了强化，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审视。

这种叙事方式最终形成从“器物证文明”到“伦理塑共同体”，再到“价值固认同”的闭合逻辑，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细节共同作用，使教材成为阿诺德所言“甜美与光明”的文化教化媒介。

3 日常生活叙事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

历史教材（人教版）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主要从共时性联结和历时性传承两个方面慢慢在读者脑中构建起一张贯穿时空的认同之网，在情感共鸣与身份代入的双重作用下，将抽象的民族概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集体归属。

通过对不同地域日常生活符号进行横向整合，教材在空间维度构建起情感的共同体，从而触发身份认同的具身化体验。其核心逻辑是把碎片化的地域实践提炼成标准化的文化编码，让学生于差异里感知共性。就像在活动课“我国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传承”中，教材鼓励学生以多种形式展示所探索和整理的活动成果，老师可依据此教材引导学生将“北方饺子”与“南方年糕”并置，把春节中“北方饺子”和“南方年糕”等地域差异纳入“团圆守岁”的统一情感框架内，使得分散的地理空间在“共享仪式”里形成文化同心圆。当学生学到清明祭扫从家族祠堂延伸至烈士陵园的叙事内容时，私人的哀思会升华为“中华儿女共祭英魂”的公共仪式，个体情感也由此锚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坐标之上。进一步来说，饮食文化符号的统合对地域隔阂起到了消解作用，草原民族的“奶茶”与江南的“茶道”借助“茶马互市”叙事转化为“多元一体”的味觉隐喻；傣族泼水节、藏族藏历新年等少数民族习俗和汉族节日并置后，被阐释为属于“中华民族节日文化”且“异彩纷呈”的有机部分。这种书写策略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空间的情感政治，当江南学生发觉边疆少年和自己共享相似的岁时节庆，或者内陆学子在课本中读到“茶马古道上的酥油茶”时，“他者”的经验立刻就转化成了“我们”的集体实感。与此同时，教材运用主语策略，像“我们的传统”“共同构成”等，强化了这种归属意识，让学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从地域身份到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转变[11]。就如同学生完成“为家人制作年夜饭”的实践作业时，其行为已不单单是家庭劳动，更是对教材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的一种身体实践。

在历时性传承这一方面，教材有着独特的做法，它通过纵向对器物谱系以及精神符号进行编织，从而在时间的维度上构建起一种类似“文明传承者”身份的幻肢效应。具体而言，就是一种以身体为文明血脉的代入感，促使学生在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从单纯的历史旁观者转变为文化承载者这样的蜕变。比如从半坡彩陶的“人面鱼纹盆”，一直到现代的青花瓷餐具，教材是把器物纹样塑造成为了能够穿越时空的“文明基因”。基于教材的相关内容，我们能够开展形式多样的历史活动课程。当学生去临摹半坡彩陶的漩涡纹样的时候，指尖所感受到的那种触感，会和六千年前陶工手部动作形成一种神经镜像般的呼应。这种跨越时空的触觉通感，成功地将器物转化成了学生与先祖能够共同享有的文明基因。就像手持仿汉司南进行旋转时，青铜所带来的冰凉触觉，仿佛在暗示着和张衡展开的一场“皮肤对话”，同时也暗示着续写五千年文明的使命落在了自己身上。教材还运用时间锚定的修辞方式来消解古今之间存在的断裂。像“都江堰至今灌溉成都平原”这样的表述，就是把李冰的六字诀化作了三峡大坝的技术原型，将古代的水利工程锚定为当代诸如“南水北调”这类“大国工程”的历史原型[12]。当学生通过视频观看或者亲眼看到鱼嘴分沙时那飞溅的浪花依旧如同两千年前一样，“至今仍”这三个字就从原本抽象的修辞变成了一种能够被切实测量感知到的时间厚度。与此同时，精神符号的层累内化是通过将道德原型进行现代移植的方式来达成的。例如把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传说，转化成抗洪战士以身堵堤时的精神参照；将张謇“实业救国”的理念重置为“青年创业计划书”这样的任务形式，让其精神在“大众创业”的语境之下重新被激活。如此一来，五千年的文明深度就被压缩成了一次次如同心跳般的共鸣。当少年去触摸青铜鬲上的铜锈，在都江堰的江风中计算分流比例，或者把创业计划命名为“新张謇工程”的时候，每一声心跳其实都在宣告着那“文明即我”的永恒宣言。

由此可见，历史教材通过共时性联结和历时性传承在时空维度所编织出了中华民族认同的网络。学生的身体实践成了时空双轨的最终交汇之处，他们咽下的每一口不同地域食物的交融之味，刻入肌肉的每一道仿古工艺纹理，日常生活中的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空气般存在的各种文化细节，皆在宣告着与“中华民族”那如同血肉般紧密的认同。

4 反思与建议：走向动态平衡的文化认同教育

中学历史教材在日常生活叙事方面，于建构民族文化认同一事上成效固然显著，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其存在着诸如系统性不足、带有本质主义倾向以及和数字生活相脱节等一系列问题。就未来的优化而言，应当着眼于从编写层面、理论发展层面，以及教学实践这三个层面开展具有动态性的调适工作，以此让文化认同教育一方面能够深深扎根于历史的真实情境之中，另一方面又可以很好地回应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对于教材编写而言，其在日常生活叙事方面应着力增强系统性以及历史纵深感。可增设“社会生活史”这样的专题，例如通过将两汉时期的《四民月令》和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进行对比，展现古代城乡生活所发生的变迁，从而避免因当下碎片化呈现方式而致使出现认知断裂的情况。与此同时，要对本质主义陷阱时刻保持警惕。当教材把“春节守岁”“中秋团圆”这类内容塑造成为全民规范的时候，就需要补充诸如疍民“水上祭祖”、客家“山歌贺岁”等非汉族群的实践活动，凭借多元叙事的方式去消解那种“汉族中心”的无意识霸权[13]。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要在认同导向与历史复杂性之间达成平衡。比如在描述“文成公主入藏”促进民族交融这一事件时，也应当揭示出女性在和亲过程中为了和平所做出的牺牲等。

在教学实践环节，教材所呈现的生活化场景，其“情感接口”是需要被激活的。对于教师而言，可引导学生去开展像“古今对照实验”这类活动，比如把教材里《岁朝村庆图》展现出的江南乡村百姓过春节时的活动，拿来和现今春节的习俗作对比，看其中的异同之处等。通过这样的实践，能让原本存在于文本中的历史，转化成就在身边且融入日常生活里、能够切实触摸到的经验，进而在出现认知冲突的情况下，激发出批判性的思考。

理论拓展亟需回应数字时代文化认同的新场域，威廉斯“整体生活方式”理论应朝着虚拟日常生活研究的方向延伸。就像学生在通过《原神》里璃月港建筑去学习宋代斗拱结构的时候，又或是在抖音上观看“宋代点茶”短视频并模仿茶筅击拂之时，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正被这些数字实践所重塑着。网游、短视频等平台所具有的“非正式教育力”，是教育者需要去正视的，进而开发诸如“数字田野调查”这类特色趣味课程，把虚拟空间当中的符号争夺转化成为文化认同教育方面的鲜活资源，以此让其能更进一步地与时代以及学生的日常紧密相连［14］。

基于以上，文化认同教育优化路径的构建，应着眼于“体验式”模式的打造。就如模拟南宋临安“瓦舍”市集这一情境，让学生扮演贩夫走卒的角色，以交子去交易德化白瓷、蜀锦等教材里提及的器物，在那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实现对商业信用与物质文化关系的理解。另外，也可开发跨学科课程包以达成文化脉络的贯通，比如开发“宋代生活美学”专题，把历史学科中《清明上河图》的市井分析、语文学科里苏轼诗词的饮食书写、美术学科下汝窑青瓷釉色复原实验加以整合，让学生从梅瓶插花的实践活动里去感知“道器一体”的哲学理念，相较单纯背诵教材里关于“宋代理学”的表述，这样更易于实现价值认同的内化。

当教材将宋代的交子化为信用精神的图腾，将端午的龙舟铸成民族气节的象征，我们所见证的，并非仅仅是精心建构起来的文化认同，更是历史与当下于生活叙事里展开的永恒对话。真正的文化认同，应似青铜器那样，既承载着铭刻的荣光，又不掩盖岁月侵蚀留下的裂痕，它既要与我们身边日常生活相互并置，还需和数字时代彼此相融，只有这样，认同的根基才能够深深扎入历史真实的沃土，而不是悬浮于乌托邦式的幻境之中。当年轻的双手既感受着汉代铜煎炉留存的余温，又敲击着元宇宙的代码之际，他们最终会明白：中华民族的血脉，并非存在于凝固不变的符号里面，而是流淌在生生不息的创造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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