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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机构养老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探索可持续的养老模式已成为学界与政策层面共同关注的焦点（Zhan & Montgomery，2003）。

互助养老作为一种基于社区和群体内部支持的养老方式，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与家庭赡养或机构供养不同，互助养老更强调老年人之间的资源共享与情感互助，既能够满足生活照料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老年人心理层面的价值实现与社会参与需求（Li & Otis，2019）。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心理动因主要包括三类：其一，通过助人与自助实现自我价值感（Tang，2020）；其二，维持社会联结与情感支持，缓解孤独与社会隔离（Chen & Silverstein，2000）；其三，追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以提升积极老龄化体验（WHO，2002）。

与此同时，互助养老模式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社区治理的制度支持。社区不仅在服务供给、资源整合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通过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增强老年人的制度信任与参与意愿（Xu & Chow，2011）。

综合现有研究，本综述聚焦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1）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心理动因，探索其潜在的社会与情感需求；（2）社区治理体系对互助养老的支持条件，包括制度安排、资源协同与参与激励；（3）城乡互助康养机制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厘清模型构建的核心逻辑。最后，结合养老政策与乡村振兴背景，提出提升互助养老模式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2 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心理动因

2.1 互助养老概述

互助养老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老年人为主体的新型养老模式，强调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与共同支持。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源共享、情感联结和互惠原则，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需求。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不同，互助养老不仅提供生活照料与健康支持，还注重精神陪伴与社会融入，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无助感。

2.2 互助养老的必要性

人口老龄化快速加剧使得传统养老模式面临困境。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2022）。与此同时，家庭规模缩小、代际分居、独居老年人比例上升，使得单一依赖家庭赡养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Zhan & Montgomery，2003）。互助养老不仅能缓解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还能降低政府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并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参与度（Chen & Silverstein，2000）。

2.3 老年人心理动因及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行为主要由以下几个关键心理需求驱动。

（1）自我价值实现

自我价值实现是驱动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重要心理动因之一。老年人在退出劳动岗位后，常面临角色丧失与社会参与机会减少的问题，容易产生无用感和边缘化体验。通过参与互助养老活动，老年人能够重新获得“被需要”的感受，增强自我效能感与生活意义感（王晓，2019）。

（2）情感联结

情感联结也是老年人选择参与互助养老的重要动因。随着家庭小型化和代际同住模式的减少，老年人常因子女外出务工或“空巢”而面临情感匮乏。互助养老通过邻里间的互助照料和情感陪伴，为老年人提供了补偿性支持渠道，帮助其获得归属感与情感慰藉（陈立新，2020）。

（3）社会归属感

社会归属感是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重要心理动因。已有研究表明，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邻里互助能够显著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减少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感。叶均蔚等（2021）在对广州老年人的调查中发现，社区凝聚力水平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社区归属感越强，孤独感水平越低，生活满意度越高。

3 社区治理体系对互助养老的支持条件

3.1 社区治理与互助养老的耦合关系

社区治理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有研究认为，社区治理既是互助养老生成的制度土壤，也是早期阶段推动老年人关系建构的中介因素（窦影，2020）。这说明在互助养老的实践过程中，社区治理体系通过空间支持、关系网络构建和规则引导等方式，创造出了老年人之间互动协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体系作为一种“外部保障系统”，还对互助养老中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激活起到重要作用。有研究者指出，社区治理通过社会网络和制度建设，促进信任、规范和联结等社会资本的形成，为互助养老机制的内生性提供基础支撑（万谊娜，2019）。这些社会资本不仅增强了互助养老的内聚力，也提高了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心理认同和行动参与度。

社区治理与互助养老并非单独存在，两者通过组织、制度与情感网络等多维路径形成深度耦合关系：治理体系提供制度框架和资源空间，而互助养老则注入情感支持与社会联结，共同构成一种“结构嵌套型”的协同发展模式。因此，社区治理不仅是互助养老的外部支持系统，更通过制度设置、组织网络与服务流程等方式深度嵌入互助养老服务结构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功能子系统。

3.2 社区治理支持互助养老的四大机制

3.2.1 多元参与机制

在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中，仅依赖政府或家庭单一主体难以回应老年人群体多样化、连续性的照护需求。而社区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够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深度协同与资源整合，构建起互助养老“共建、共治、共享”的参与格局。

从理论层面看，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养老服务供给应由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与居民等多个行动主体共同参与，通过横向协作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朱震宇，2022）。从实践层面看，社区治理体系通常以“党委领导、社区主导”为核心结构，依托街道、居委会形成基本的管理平台，同时整合社会企业、基层党组织、志愿者团队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服务方式融合、协同机制完善的组织网络。

此外，居民、志愿者等已成为互助养老服务中补充性的照护资源。在诸多城市试点中，“时间银行”“积分互助”等制度充分激励居民加入社区老龄照护网络，推动互助养老服务从单向供给转向互动参与。

3.2.2 激励机制设计

相比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方式，社区治理更强调通过制度化的激励机制与动员机制引导居民在“自愿、自助、互助”的基础上，成为稳定而持久的参与力量。当前，互助养老发展仍面临协作参与不足与内在驱动力缺失等难题，参与率与持续性成为制约其良性运行的核心挑战（魏蒙，杜鹏，2024）。

从实践路径看，社区中主要存在三类激励机制：物质激励、情感激励与价值心理激励，三者共同构成了激发参与热情、增强服务黏性的动力驱动体系。

首先，物质激励以直接的经济性回馈为核心，主要包括养老消费补贴、积分兑换制度、服务兑换机制等形式。其次，情感激励强调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的情感联结与社会归属感。最后，价值与心理激励强调通过赋予服务对象更高层次的角色认同与成就体验，激发其参与的内驱力。

3.2.3 服务资源整合机制

在互助养老模式中，医疗资源的有效嵌入是提升服务专业性与安全性的关键。近年来，各地社区积极推动医养结合下沉，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服务形式。例如，广州通过“政社互动”机制，探索出融合型、嵌合型与合作型等多种社区医养结合模式，打破条块分割，实现了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主体在空间与功能上的协同嵌合（付舒，2024）。在部分大城市，还逐渐形成“医进社”“养入医”的路径，政府通过资源统筹与制度激励，引导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等参与互助养老，实现初诊、慢病管理、健康监测等功能的社区化配置（武玉，张航空，2021）。

在此基础上，心理支持服务正成为互助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照料模式，互助养老更强调老年人的互动与能动性，这一点为心理服务的有效嵌入提供了实践基础。具体而言，心理支持服务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情绪慰藉，如心理陪伴、小组谈心，缓解孤独焦虑；二是认知干预，如记忆力训练、认知康复课程；三是社交激活，通过社团与社区节庆，增强社会联结感。

3.2.4 制度规范机制

互助养老模式的基础虽以居民互助为核心，但其可持续运行的因素并非完全依赖居民的自觉性与情感驱动。随着参与主体不断增多、服务类型逐步扩展，互助养老模式也面临着制度供给滞后、服务质量难控、过程监管缺位等问题。因此，构建标准化、流程化与信息化的制度保障体系成为提升其组织韧性与治理效率的关键路径。在标准化方面，需通过统一的制度设计明确服务内容、行为规范与职责边界，推动互助养老从“经验运行”走向“制度运行”。在流程化方面，则需着力搭建完整的服务链条，实现从需求识别、任务分发、服务实施到过程反馈的全流程闭环。在信息化方面，信息化手段为制度运行注入了可视化、实时化与精准化的能力。

3.3 当前社区治理支持互助养老面临的主要困境

3.3.1 制度供给缺位与政策支持不足

当前互助养老模式尚未在国家养老政策体系中形成清晰的制度性定位。多数地区缺乏专门法规与统一指导性文件，使得服务开展依赖地方性文件和临时项目支持，导致政策断层、难以复制与推广（纪春艳，2023）。部分地方虽然设立了财政补贴，但通常以一次性资助或项目制拨款为主，缺乏稳定的财政机制，不利于组织的长期运营与能力积累（刘妮娜，2021）。

3.3.2 社区组织能力弱化与协调机制缺失

社区未能在互助养老服务中充分发挥组织载体的作用。一方面，基层组织多面临人力不足、任务繁重的问题，专职人员数量与专业水平难以匹配实际服务需求；另一方面，组织间缺乏流畅的沟通协调机制，职责边界模糊、合作流程不畅导致资源配置混乱与服务效率低下（贺思嘉，李斌，2022）。

3.3.3 服务体系碎片化与专业供给缺乏

互助养老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医疗协同、心理关怀等多个维度，但目前各项服务之间缺乏系统性的资源整合。生活服务往往与医疗服务割裂，专业心理支持则更为稀缺，导致老年人在接受服务过程中体验割裂、重复或空白并存（唐健，2022）。

3.3.4 文化心理障碍与参与动力不足

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在社会认知与文化心理层面也面临挑战。部分老年人对“互助”概念理解模糊，对服务安全性、公平性缺乏信任，参与意愿偏低（黎赵，罗树杰，2023）。在城市社区中，人口流动性强、邻里关系疏远，弱化了原有的熟人互助基础；而在农村地区，代际结构变化和青壮年外流，使得“互助基础”难以维系（孙海婧，李实，2023）。

3.4 小结

本节围绕社区治理与互助养老的关系，梳理了社区治理体系对互助养老的支持条件，同时聚焦其对互助养老模式的支持机制与现实运行中的困境展开系统探讨。研究表明，社区治理体系不仅是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外部制度保障，更在多元主体协同、资源配置整合与服务流程规范等方面发挥着枢纽性作用。

在支持机制层面，社区通过构建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激发了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活力；通过引入物质、情感与价值心理导向的激励机制，增强了个体参与的持久性与自愿性；在服务供给上，通过推动医疗、心理、生活等服务资源的协同，实现了功能整合与过程嵌入；此外，标准化、流程化、信息化的制度规范机制构建，为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提供了组织基础。

然而，当前社区治理在支持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方面仍面临多重困境：包括制度供给不足与政策嵌入弱化、基层组织能效不足、服务体系碎片化，以及社区文化认同薄弱等问题。上述困境不仅削弱了社区治理的整合能力，也限制了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广度与持续深度。因此，需要社区平台在优化治理结构、强化制度支撑、完善协同机制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以此推动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向更加整合化、精细化与人本化方向演进。

4 城乡互助康养机制的理论构建

4.1 心理需求的满足：社区文化与心理支持

社区文化在心理需求满足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心理学强调文化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社区心理学则关注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和凝聚力的影响。例如，文艺活动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和交流方式，能够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情感和参与意愿，促进身心健康和社区凝聚力的提升。此外，“党建+文艺”等创新模式通过文化实践助力农村互助养老，体现了文化在心理支持中的积极作用（冯现坤 等，2024）。在心理需求的理论层面，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础。城乡互助康养机制需优先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和心理支持实现。农村老年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需通过社区资源和文化活动缓解其孤独感与心理压力。现有文献指出，互助幸福院模式中老年人互助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增强心理支持（Siyu Chen et al.，2022）。因此，机制可设计社区心理支持网络，结合文化活动和互助小组，满足老年人的心理激励需求。

4.2 制度保障：政府、社会与多方协同

在城乡互助康养机制中，制度保障是构建可持续康养体系的核心要素。政府作为顶层设计的主导者，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为康养服务提供基础框架。例如，政府可通过制定普惠性养老政策、提供财政补贴、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为城乡互助康养提供制度性保障（范嫒琳 等，2024）。社会力量的参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企业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可提供专业服务、技术支持和资源支持。政府需明确政策导向，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市场与社会组织通过专业化服务、技术创新提升服务效率；社区与居民作为服务主体，需积极参与服务设计与反馈，形成“自下而上”的服务供给机制（段盛华 等，2020）。

4.3 乡村振兴与城乡协同：资源优化与共享

研究表明，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首先，资源优化配置是应对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核心策略。例如，文献指出，通过合作与资源共享，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特别是在农村健康资源的分配中，合作模式能够提升服务效率和覆盖范围（Teresa S et al.，2019.）。乡村振兴与城乡养老的耦合模式研究表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实现城乡资源的共享与协同发展。其次，资源优化还体现在产业、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与共享上，例如通过城乡产业协作、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促进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文琦 等，2019）。

5 政策建议

5.1 加强数字化与智慧社区建设，提升治理效能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区治理正经历从“数字社区”向“智慧社区”的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不仅是信息化水平提升的必然要求，更是提高社区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路径。研究指出，智慧社区建设能够显著提升资源整合效率、公共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张聪丛 等，2019）。在此基础上，政府应通过政策顶层设计推动智慧社区技术框架的构建，包括治理目标的细化、物质支撑体系的强化、数字技术平台的统一以及跨部门的协同机制（魏玺 等，2023）。

5.2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促进多方协同

新时代的社区治理需要从“单一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型。政府、社区组织、社会力量和居民应共同构成治理共同体。已有研究指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协同不仅能够强化资源共享，而且能够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信任水平（袁超越，2024）。政策应重点支持建立跨主体沟通平台，完善协作机制，并推动“自治、共治、德治、法治”的综合治理模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5.3 推动老旧社区改造中的协同治理机制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社区的改造已成为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议题。研究表明，在物业管理与社区更新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协同是提高改造成效的关键（周霞 等，2023）。此外，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改造显得尤为重要。寇华男与杜鹏（2023）提出“安全、通达、社交、自我实现”的四维路径，强调在改造中应兼顾基础设施提升与社会交往空间的营造，从而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社会参与度。

6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社区管理的交叉学科视角，旨在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与新模式。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系统梳理与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核心困境，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方向。研究表明，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策引导、资源支持、多元主体协同与技术赋能。唯有将国家战略目标与基层实践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与突破。因此，本研究的实施不仅能够为社区管理实践提供科学参考与方法工具，还将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最终目标是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与地方经验的社区治理模式，为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理论智慧与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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