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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引导下，大学生成为创业群体的重要力量。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联盟发布的《2019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显示，2019年超四分之三受访在校大学生有创业意愿，超四分之一意愿强烈且部分已付诸行
动。[1]然而，受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美国西尔斯百货、JCPenny及国内众多企业面临经营危机，促使大学生就业观念发生转变，更多人倾向选择稳定的性体制内岗位工作，有创业意愿者也陷入犹豫与困惑。

以往研究多关注大学生创业的教育、政策、意愿等外部环境因素，却忽视了创业者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对创业幸福感的研究尤为匮乏。幸福感研究已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发展到社会幸福感，但三者整合研究不足，针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幸福感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大学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力军，其创业幸福感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更影响经济活力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本研究从心理层面切入，探索提升大学生创业幸福感的策略，对丰富创业研究、推动幸福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创业人格的研究

创业人格被界定为大学生在创业活动中稳定表现的心理特质组合，核心包含成就需要、风险承担、主动性三大维度。其中，成就需要体现为对创业目标的清晰规划、成果的高标准追求及有限资源下优化方案的主动性，适配在校创业资源有限的特点；风险承担指对校园创业中市场不确定性、学业与创业冲突等典型风险的理性评估并予以合理承担的倾向，区别于盲目冒险[2]；主动性则是主动识别创业机会、整合导师或企业资源、灵活调整策略解决问题的行为倾向，遵循“主动发起-持续推进-灵活调整”的行动逻辑。

创业人格通过直接与间接作用影响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直接层面上，成就需要借助“目标设定—努力实现—成果反馈”的循环带来自我价值认可，风险承担以理性认知减少焦虑并增强自我效能感，主动性通过掌握创业主动权提升掌控感，三者分别从积极情感、情绪调节、心理感知层面提升幸福感；间接层面上，创业人格与创业环境形成组态适配，如高成就需要结合学校创业教育与导师指导可加速目标转化，合理风险承担搭配家庭情感与物质支持能缓解风险压力，强主动性联合政府补贴与企业合作可最大化行动效果，通过“人格—环境”协同间接驱动高幸福感[3]。

2 创业环境的研究

创业环境被界定为影响大学生创业幸福感的外部支持体系，核心包含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三大维度。家庭支持涵盖家人对大学生创业的情感认同（如理解与鼓励）及适度物质援助（如启动资金、设备支持），可缓解创业者风险压力与心理负担；学校支持涉及创业教育（如创业课程、专题培训）、实践平台（如双创训练计划、校园创业大赛）及导师指导，助力创业者将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解决目标规划与执行障碍；社会支持包括政府创业补贴、企业合作机会及包容的创业文化（如正面舆论报道），为创业者提供资源保障与价值认同。

创业环境主要通过与创业人格（成就需要、风险承担、主动性）的组态适配间接驱动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如家庭支持与风险承担适配可减少创业者面临的“创业压力+家庭压力”双重负担，学校支持与成就需要适配能加速创业目标转化，社会支持与主动性适配可最大化主动行动效果；同时，优质创业环境可直接降低创业阻力，如学校导师指导能帮创业者规避运营风险，政府补贴能缓解资金压力，进而减少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研究中将通过问卷调查（结合成熟量表设计题项）、访谈法（挖掘创业者对环境支持的真实感知）收集数据，结合QCA方法分析不同环境支持组合对高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后续也将基于研究结论，为家庭、学校、政府及社会优化创业支持举措提供实践建议[4]。

3 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的研究

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聚焦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心理感受与价值实现，需兼顾主观情绪（如积极情感体验）、心理认知（如自我效能感、掌控感）及社会认同（如获得他人认可）[5]，其研究背景源于当前学界多关注大学生创业的外部环境（如创业教育、政策、意愿），却忽视创业者心理层面，且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整合研究匮乏，尤其针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幸福感研究稀缺，同时疫情后大学生就业观念转变，部分有创业意愿者因压力犹豫，亟需通过研究缓解其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

4 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目的

本研究通过严格筛选标准选取的70名在校大学生创业者为研究对象（涵盖不同创业领域、专业背景及创业阶段，确保样本代表性与多样性），研究目的一方面在于理论层面填补现有研究对大学生创业者心理感受关注的空白，基于组态思维整合创业人格（成就需要、风险承担、主动性）与创业环境（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构建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研究模型，完善幸福感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应用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在于实践层面探索缓解大学生创业者负面情绪、提升积极情感的科学策略，为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提供针对性建议，以提高大学生创业幸福感，激励更多大学生参与创业，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及“幸福中国”“幸福社会”建设。

5 本文的重点及难点

5.1 重点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一方面聚焦大学生创业心理层面的空白领域，针对现有研究多关注大学生创业外部环境（如创业教育、政策、意愿）却忽视创业者心理感受的现状，将核心放在大学生创业者的心理层面，重点探索创业过程中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的缓解路径及积极情感的提升方式，以此填补大学生创业幸福感研究的空白，丰富大学生创业与幸福感领域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构建多维度整合的研究框架，基于组态思维整合创业人格（成就需要、风险承担、主动性）与创业环境（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两个层次的6个前因变量，搭建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的研究模型，突破单一因素或线性关系的研究局限，从整体、系统视角分析各变量间的互动与组合效应，揭示驱动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的复杂因果关系[6]。同时，本研究采用创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以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为核心，结合文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法，借助R软件实现对多变量组态关系的数据分析，通过QCA方法的“案例导向”特性兼顾因果复杂性与外部推广效度，为后续研究各要素联动对大学生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和模型支撑，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此外，研究还致力于产出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成果，在理论层面整合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研究，完善幸福感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应用，在实践层面针对性提出提升大学生创业幸福感的建议，为学校创业人格培养、家庭支持引导、政府政策优化、社会环境营造提供指导，助力“幸福中国”“幸福社会”建设[7]。

5.2 难点

其一，创业人格的“成就需要”“主动性”等特质，以及创业环境的“社会支持”等维度，存在概念抽象、边界模糊的特点。尽管借鉴前人成熟量表，但需结合大学生创业的特定场景（如在校创业、资源有限性）进行调整，确保量表的适配性；同时，创业幸福感需兼顾主观情绪、人生价值实现、社会联动等多维度，如何设计科学的测量指标以全面反映其内涵，避免遗漏关键维度，是研究的首要难点。

其二，本研究计划选取70名在校大学生创业者为样本，并制定严格的筛选标准（如创业时长、项目类型、参与程度）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但大学生创业者群体分散，部分创业者可能因隐私保护、创业成果未达预期等原因拒绝参与调查，导致样本获取难度大；此外，问卷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填写偏差（如隐瞒负面情绪），访谈录音的转录与编码也需避免主观解读，数据信效度检验与质量控制面临挑战。

其三，QCA方法虽能分析多变量组合效应，但需处理前因变量组合的复杂性（如不同组态可能产生相同结果，或同一变量在不同组态中作用不同）。例如，“高风险承担+低家庭支持+高学校支持”与“低风险承担+高家庭支持+高社会支持”可能均导向高创业幸福感，如何准确识别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解读不同组态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实际案例（如不同专业、创业阶段的大学生）进行合理阐释，对研究团队的分析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其四，研究需针对家庭、学校、政府、社会提出差异化建议，但不同主体的资源禀赋、权责边界存在差异（如学校侧重教育引导，政府侧重政策扶持）。如何确保建议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例如如何指导学校将创业人格培养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推动社会形成包容创业失败的环境，需平衡多主体需求，实现研究结论向实践举措的有效转化。

6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6.1 研究思路

本研究围绕“创业人格、创业环境与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的关系”展开，先立足研究背景明确核心问题——当前学界多关注大学生创业外部环境（如创业教育、政策、意愿），却忽视创业者心理层面，且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整合研究匮乏，尤其针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幸福感研究稀缺，同时疫情后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因压力犹豫，亟需探索提升其创业幸福感的路径。接着通过文献综述，梳理大学生创业幸福感、创业人格（成就需要、风险承担、主动性）与创业环境（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的定义、衡量维度及影响因素，基于前人理论（如于晓宇等2018年创业幸福感研究框架），构建“创业人格-创业环境-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的整合分析模型，明确6个前因变量（成就需要、风险承担、主动性、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会支持）。随后确定样本并收集数据，经信效度检验与描述性统计后，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究变量组合对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的组态效应，最后分析结果、提出实践建议，并反思研究不足、展望后续方向。

6.2 方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中国知网”“读秀”“万方”“超星”“Springer”等数据库，搜索“大学生创业幸福感”“创业人格”“创业环境”相关文献，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归纳核心概念、影响因素及现有研究局限，为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问卷调查法：依据前人成熟理论框架与量表，结合大学生创业场景设计问卷，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团队合作，通过问卷星等平台向在校大学生创业者发放问卷，收集创业人格、创业环境及创业幸福感相关数据，确保样本覆盖不同创业领域、专业背景及阶段。

定性比较分析（QCA）法：QCA方法的目的是研究因果复杂性的现象，同时兼顾外部的推广效度［8，9］。QCA 方法的原理是基于集合理论和布尔运算，研究前因条件组合是如何导致结果变量产生可观测的变化[10]。QCA 方法采用了整体的视角，体现了管理实践研究的相互依赖和复杂的因果关系，它根植于组态思维，采取整体和系统的分析逻辑进行研究。组态思维的多维度、整体性等特征使得 QCA 方法在对创业问题的分析中具有更大的优势［11］。

访谈法：设计科学访谈提纲，选取部分大学生创业者进行访谈并录音，分析录音内容获取典型化、个性化案例，补充问卷调查数据，更全面捕捉创业幸福感相关信息，提升研究真实性与丰富度。

7 结论

本研究系统梳理大学生创业者幸福感、创业人格与创业环境相关研究，针对现有研究不足，在理论分析指导下，经严格筛选选取70名在校创业大学生为样本，结合QCA方法从创业心理层面分析创业人格与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其主要创新在于提出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研究框架：基于组态思维探讨个体与社会网络层面互动对高创业幸福感的驱动作用，突破当前创业幸福感研究多聚焦单一因素、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局限，考虑到幸福感产生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组态思维和构型观为基础建立创业人格与创业环境互动驱动高创业幸福感的框架，借助R软件和QCA方法处理前因变量及组合，从全面系统整体视角与动态、组态视角探索大学生创业幸福感，融合管理学与心理学、个体与社会层面形成新研究视角，弥补当前从心理层面探究大学生创业及幸福感研究缺乏整体系统框架的不足，丰富幸福感理论研究，也为大学生创业研究提供新视角。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联盟［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9．

[2] Zhao H，Seibert S E．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status：A meta-analytic review［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6，91（2）：259-271．

[3] 柏洁．创业人格、创业环境与大学生高创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东南大学，2022．

[4] 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9）：1287-1295．

[5] 于晓宇，孟晓彤，蔡莉，等．创业与幸福感：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8）：106-119．

[6] 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9）．

[7] 李金莲．“双创” 背景下社会支持力量对大学生创业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1，37 （2）．

[8]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6）：155-167．

[9] Ragin C．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10] Fiss P 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393-420．

[11] 陈建安．创业成长抱负：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济管理，2019，41（2）：19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