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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我国自2000年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4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15.6%，标志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入深度发展阶段。201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建设规划》，提出“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家庭发展、互助养老、社区治理等活动，继续发挥并实现个人价值”[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将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强调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尽管我国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推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导向明确，但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仍面临参与率偏低、参与类型单一等结构性问题，休闲娱乐类活动占比偏高，能力提升、公共事务参与等深度参与形式相对不足。

基于此，本文以 CGSS2021 数据为支撑，聚焦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现状特征与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个体与环境层面变量对社会参与的作用机制，为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积极老龄化制度框架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佐证。

2 文献回顾

学界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参与内容及类型和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在老年人社会参与内容维度，学者将其划分为娱乐活动、公益活动、有偿活动三大类[3]。按组织化程度可分为无组织参与、半组织参与和有组织参与[4]。在参与内容上，二元分类包含志愿服务和工作[5]，文化活动和社会组织活动[6]；多元分类包括参加宗教活动、与朋友或邻居的社交聚会和学校/家乡/亲戚的聚会等活动[7]；也有研究将其概括为工作型、休闲娱乐型、社交型和家务型四类参与模式[8]，及志愿、锻炼、拜访、爱好、工作和照料等参与类型[9]。在实际的社会参与类型中，大部分老年人并不局限于参与某一个或某一类活动，活动参与积极性和参与程度也时高时低。

既有研究还从不同维度探讨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学者以广东省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后发现，广东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现状会受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10]；通过对我国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情况的研究发现，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参与高参与型社会活动的可能性下降，而配偶健在的老年人更愿意参与经济活动[11]。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或特定区域，缺乏对个体与环境变量交互作用的系统性分析，且基于最新全国性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本文立足 CGSS2021 全国性数据，综合考察老年人个体内部因素（自评身心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与外部环境因素（居住地情况、活动设施配置、社会经济地位等）的共同作用，以期对现有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领域进行实证补充。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21），该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完成有效问卷8148份，数据内容涵盖人口特征、社会态度、生活方式及家庭等多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与科学性。本研究以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经数据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2970份，为实证分析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3.2 变量选取

（1）因变量

本文以老年人社会参与为核心因变量，基于CGSS2021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的12个题项作为本研究衡量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要指标。题项基本涵盖本研究所划分的休闲娱乐活动、能力提升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三大社会参与类型。根据研究目的，将因变量细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二分类离散型变量，即“过去一年内是否参与社会活动”，主要考察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二是有序离散型变量，即“社会参与的频率”，主要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积极性。

由于这12个问题所设置应答选项数量一致、顺序一致，均依次为“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等五项。故在本研究中将其按照1～5进行重新编码，分数越高者，其社会参与度越高，并将12个问题的应答选项进行加总求和处理，即总值为12～60，并将总值进行重新分类：12为“从不”；13～23为“极少”；24～35为“有时”；36～47为“较多”；48～60为“经常”。因此，有序离散型变量依次为“从不参与”“较少参与”“有时参与”“较多参与”“经常参与”；二分类离散型变量在有序变量的基础上，将“从不”“极少”两者合并为“不参与”，将“有时”“较多”“经常”三者合并为“参与”两类变量。前者赋值为“0”，后者赋值为“1”。

（2）自变量

本研究认为，老年人社会参与会受到个体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个体内部因素自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及自评身心健康状况。不同个体对其社会参与的认知不同，即便个体愿意进行社会参与，但其参与意愿和参与积极性也会因个体内部因素不同而有所变化。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活动需要有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支持网络作为支撑。个体即便进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意愿较为强烈，但若家庭支持、社会保障等外部环境因素不足以支撑其社会参与，会导致老年人实际社会参与频率、意愿、积极性低下。因此，外部环境因素自变量主要包括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活动设施配置等，如表1所示。

表 1 样本主要特征（N=2970）

Table 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N=2970)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交叉列联（卡方）分析，首先呈现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整体特征，进而检验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社区参与意愿和参与积极性是否存在显著性影响，并开展描述性分析。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样本基本特征

从样本结构来看，女性老年人占比 51.6%，略高于男性（48.4%）；年龄分布上，60～69 岁老年人占 45.8%，70～79 岁占 39.2%，8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 15%；受教育程度以小学（30%）、初中（26.9%）为主，大学及以上学历仅占 5.1%；婚姻状况中，有配偶老年人占 75.9%，无配偶占 24.1%；户口属性方面，农村户口占 58.4%，非农户口占 41.6%；居住地类型中，居委会辖区占 54.5%，村委会辖区占 45.5%。

在社会参与现状上，仅 7.2% 的老年人有社会参与行为，92.8% 的老年人未参与社会活动；参与频率方面，44.7% 的老年人“从不参与”，48.1%“较少参与”，“有时参与”“较多参与”“经常参与”的比例分别为 6.89%、0.2%、0.01%，呈现“低意愿、低频率”的总体特征。

4.2 内部个体因素分析结果

将参与意愿与内部个人因素变量进行交叉列联（卡方）分析后发现（如表2所示），年龄、户口属性、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生理健康状况、心理抑郁状况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0.05）。年龄维度上，60～69 岁老年人参与意愿最高，随着年龄增长，参与意愿呈梯度下降；户口属性方面，非农户口老年人参与意愿显著高于农村户口；受教育程度上，高中、中专及技校学历老年人参与意愿相对较高，未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参与意愿最低；生理健康状况呈现倒“U”形分布，健康状况“一般”“比较健康”的老年人参与意愿最高；心理层面，从不感到抑郁的老年人参与意愿远高于经常抑郁的群体。

将参与积极性与内部个体因素进行交叉列联（卡方）分析后发现（见表2），性别、户口属性、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均为显著影响因素（p<0.05）。男性老年人参与频率略高于女性；非农户口、有配偶的老年人参与积极性更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不参与”的比例越低，初中、高中学历老年人参与频率相对较高；生理健康状况“一般”的老年人参与积极性最高，呈现倒“U”形特征。

表 2 交叉列联分析（N=2970）

Table 2 Cross-tabulation analysis (N=2970)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χ12和χ22表示“是否参与非正式学习”和“参与非正式学习频率”的卡方值。

4.3 外部环境因素分析结果

将参与意愿与外部环境因素进行交叉列联（卡方）分析后发现，活动设施、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等变量均对老年人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p<0.05）。就活动设施而言，认为社区活动设施配置丰富的老年人的参与意愿最高；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处于中层经济地位的老年人更愿意参与社会活动，整体呈现倒“U”形分布；就居住地而言，居住在城市社区的老年人的参与意愿要高于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

将参与积极性与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卡方分析后发现：活动设施、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等变量影响老年人参与积极性。从居住地来看：居住在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参与频率高于居住在农村社区的老年人；从活动设施丰富程度来看：持“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不同意见的老年人在“从不参与”这一频率占比呈递增趋势；对比参与频率，所有老年人参与频率均呈现出倒“U”形，即对“活动设施丰富程度”持不同态度的老年人均在“较少参与”或“有时参与”中的占比最高。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的参与频率均呈倒“U”形，即处于中层地位的老年人的参与频率整体最高；除处于下层地位的老年人外，其余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的参与频率，也都呈倒“U”形——“有时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占比整体最高；处于上层地位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频率整体最低。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CGSS2021年数据，分析了老年群体对社会参与的参与意愿 、参与积极性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与参与积极性均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双低”特征，仅7.2% 的老年人有社会参与行为，高频参与群体占比不足1%。参与类型以休闲娱乐为主，深度参与形式匮乏。第二，关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从内部个体因素来看，女性、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其社会参与意愿较高；年龄、受教育程度较高、生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居住地在城市社区的老年人，其社会参与意愿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活动设施、居住地三个变量都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第三，关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从内部个人因素来看，男性、非农户口的老年人参与积极性较高；性别、户口、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理健康状况、心理抑郁程度等六个变量都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从外部环境因素看，居住在城市社区的老年人参与积极性较高；活动设施配置、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三个变量都显著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积极性。

5.2 研究建议

依据当前活动设置配置不足、支持力度不够等现状，结合显著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意愿和积极性的变量等研究结论，本研究立足积极老龄化背景，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强化家庭支持网络，筑牢参与基础

家庭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支撑载体。一方面，鼓励老年人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与时间保障，减轻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成本压力；家属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水平和满足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开支。另一方面，老年人家属要树立尊重和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的价值观，认可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的作用，主动收集适合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活动信息，及时向老年人分享并解释社会参与活动的意义，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在老年人初次参与社会活动时，家属可陪同老年人一同参与，减少老年人参与顾虑通过家庭氛围营造与支持力度提升，让家庭成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坚强后盾，激发其参与内生动力。

（2）激活社区参与载体，拓展参与渠道

社区作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核心场域，应充分整合资源，搭建多元化参与平台。一是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完善活动设施配置，根据老年人需求建设文化活动中心、技能培训场所等载体；二是结合老年人能力与兴趣，设计休闲娱乐、技能提升、公益服务等多样化参与项目，满足不同群体的参与需求；三是培育社区老年社会组织，依托居民小区构建自治性参与载体，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互助服务等公共事务，实现个体价值与社区发展的双赢。

（3）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优化参与环境

通过营造良好的参与环境和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便利。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构建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体系，为老年人社会参与保驾护航。政府应出台专项政策，明确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保障与资源供给，完善公共场所适老化设施建设，降低参与门槛，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社会层面应营造包容接纳的参与氛围，消除年龄歧视与刻板印象，宣传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典型案例。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资源，丰富参与内容、创新参与形式，形成“政策引导、社区主导、家庭支持、社会协同”的老年人社会参与促进机制，推动积极老龄化战略落地见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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