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老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强调在新的人口观下“人口是宝,尤其儿童是宝”,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的完善应提上日程[1]。在人口发展背景下,儿童是国家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后备力量,儿童事业在长远视角下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从党的十九大“幼有所育”“十四五”规划“优化儿童发展环境”,到党的二十大“降低教育成本”,国家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持续深化。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目标已转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儿童服务需求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方面,从“保基本”转向“促发展”,需更高质量、更精细化的举措。研究生支教团作为支援西部的高质量人才,对于提升西部农村儿童高质量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本文以研究生支教团第一视角深入西部农村探讨其对农村儿童教育福利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
本文基于“三角测量”法收集相关资料支撑研究,具体来源有二:一是一手资料。笔者于2023年7月至2024年8月深入四川省某镇小学开展支教活动,居住在该镇中学青年教师公寓,更有同行伙伴于该镇中学开展支教活动,对该镇儿童教育的实践情况进行过充分的实地踏勘,保证了本文相关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二手资料,主要包括各有关单位的工作总结、内部材料以及通过知网、媒体等渠道收集到的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宣传文稿等第三方文本。在日常活动合作中对该镇政府、县团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童伴妈妈、当地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等各类研究对象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保证了材料的全面性与视角多样性。
对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以下简称“研支团”)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发现,现有学术探讨总体呈现出“总量偏少、视角集中、深度不足”的特点,为本研究留下明确拓展空间。首先,现有研究在主题与层次上存在显著局限。大量文献聚焦于高等教育领域,将研支团视为高校实践育人或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多从教育帮扶层面进行探讨。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果属于实践总结与经验描述型,如记录某高校研支团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人员规模、生活境况与服务贡献。这些研究虽生动展现了支教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与项目的接力成效,为学术思考提供了宝贵的二手材料,但往往止步于现象描述,缺乏理论提升与学理层面的深度剖析。其次,跨学科视角的研究相对稀缺且时效性不足。虽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学、管理学等角度对研支团项目提出宏观建议与思考,但相关研究发表时间较早,未能跟进项目近年的新发展和新挑战,针对研支团的前沿性、跨学科研究仍较为匮乏。罗婧[17]的研究虽将研支团与其他短期支教活动并列,探讨了资源动员机制,但未能凸显研支团因组织化、持久性、代际接力而形成的独特优势;张骞文[16]等学者则直接聚焦研支团本身的发展优化,从招募选拔、培训机制等角度建言构建长效工作机制,指出研支团成员超越教学本职的综合赋能角色,即调动资源服务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这一观点为本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研究生支教团的研究存在三方面显著空白:一是研究视角相对窄化,多集中于高等教育与志愿服务范畴,未能将其置于乡村振兴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进行深入审视;二是研究主体视角单一,焦点往往落在派遣高校或志愿者自身,而相对忽视研支团服务的核心对象——农村儿童的真实需求及其所受的长远影响;三是对研支团的独特价值挖掘不足,未能充分阐释其作为一种高素质、组织化且具有代际接力持久性的智力资源,在推动农村儿童教育服务从基础性帮扶向系统性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从研究生支教团的视角切入,系统探究其如何利用自身高素质、组织化与持久性的独特优势,超越单一的教学辅助角色,在识别农村儿童真实需求、链接多元社会资源、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而构建起推动农村儿童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首次提及嵌入性理论,侧重于研究社会对经济的影响,并在宏观层面上强调二者间嵌入与联系的特征。这一嵌入思想后由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进行系统性的解释,着眼于具体经济行为,利用社会网作为分析工具说明二者间的层层关系,最终形成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多学科互促共融的理论体系,并被深度应用于公共管理等诸多研究领域。在这个网络中,双边嵌入是微观层面的嵌入关系,关注两个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组织嵌入是中观层面的嵌入关系,关注组织与其他组织或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而环境嵌入则是宏观层面的嵌入关系,它关注的是组织或个体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环境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
嵌入理论与本研究具有高度适配性,研支团作为一种组织小团体融入当地教师队伍中,与当地的镇政府、各级团委、其他社会性及自治组织相互补充,共同推进农村教育发展,经济、社会变革。同时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研支团服务西部带去技术迭代更新,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研支团成员深入当地,直接接触当地社会环境,更能轻易接触、敏锐发现当地社会环境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双边嵌入、组织嵌入和环境嵌入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嵌入网络。
图 1 嵌入理论研究框架图
Figure 1 Framework diagram of embedded theory research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研支团的嵌入功能应实现战略性升级:一是从知识传授者到智能教育引路人,研支团成员作为数字原生代,天然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他们能够将在线学习平台、人工智能辅助工具(如AI批改、智能题库)、虚拟实验室等引入课堂,不仅教授学科知识,更通过身教言传,培养农村儿童的数字公民意识、信息检索与鉴别能力、人机协作素养,为他们适应未来智能社会打下基础。二是从临时教师到数字连接者,研支团背后是顶尖高校的庞大资源网络,可以有效激活这些资源。例如,通过联系母校的线上图书馆、引入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资源、组织云上科学营、线上艺术工作坊等,将高校的智力资源、城市的文明成果,以数字化的形式输送至农村课堂,有效拓展农村儿童的学习边界。三是从外部支援到教育生态共建,在智能教育层面,研支团可以通过组织教师培训、工作坊等形式,赋能本地乡村教师,提升其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能力。这种陪伴式成长能帮助在地教师建立使用技术的信心与方法,即使支教期满离开,也能留下数字师资队伍,从而实现教育生态的可持续改善。
《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2023》在回顾过去一年时指出,我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城乡儿童发展指数差距逐年缩小,乡村地区乡镇一级的儿童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已经进入了重点加强村居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的发展阶段[14]。在这阶段充分发挥研支团力量能为乡村教育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补充有生力量。支教团的嵌入不是简单的替代或补充,而是一种能与本地教育生态发生深度交互的链接:一是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来自国内顶尖高校的保研毕业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学习创新能力,是高质量人力资本。二是不同于零散的志愿服务,支教团由团中央、教育部等共同组织,具有完善的招募、培训、管理和保障机制,确保了服务的规范性与可靠性。三是支教团员不仅是教师,更是新知识的传播者、新视野的开拓者、情感陪伴者和连接外部资源的桥梁。
研究生支教团通过人际互动与教学实践,与当地师生及学校建立起紧密的双边嵌入关系。在基础教育方面,成员通过引入创新教学方法与多元化教学内容,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升其学业表现,并实现对九年义务教育主要学科及年级的全覆盖。在特色教育领域,支教团结合地域文化特征,积极组织开展艺术节、科技竞赛及传统文化活动等,显著丰富了学生的课余体验,促进其综合素质发展。尤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支教团主动融入地方文化语境,参与民族节庆筹备,体现出对文化的适应与尊重。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成员通过积极对接社会公益组织与企业,为农村学校争取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及资金捐助,实质性地改善了教学条件。此外,在教育扶贫工作中,支教团通过助学金、暖冬行动、牵手计划等项目,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助力其持续就学。
作为具有正式组织背景的志愿服务团体,研究生支教团嵌入由教育部门、高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及社区所构成的协同网络中,体现出显著的组织间嵌入特性。其一,政府与教育部门通过政策供给与制度保障,为支教项目提供合法性基础与运行框架,并借助支教团的实践反馈进一步优化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其二,高校作为选派与培训主体,不仅为支教团提供人才支持和专业培训,还通过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农村教育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智慧。其三,社会组织与支教团形成持续性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资源输入与项目合作,共同推进心理健康、营养改善、疾病预防等综合服务项目。其四,当地学校与社区作为接收与支持主体,为支教团提供工作场域与社会资本,共同构建起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支持性环境。
支教团的行动嵌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政策与经济环境之中,其功能不限于教育领域,更延伸至乡村发展与文化建构层面。在教育本职方面,支教团强化家校社协同机制,通过组织社会实践活动与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其工作成效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动员,吸引更多社会关注与资源投向农村教育、儿童福利及健康发展领域,从而提升整体社会支持水平。在文化维度上,成员作为跨文化使者,既传播多元文化知识,也尊重并融入地方性文化传统,通过课程与活动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此外,支教团还积极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与地方公共活动,体现出对当地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与文化规范的积极响应。
尽管2020年我国已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均等化的阶段性目标,但农村儿童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依然显著,其核心症结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在地域与空间上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与经费投入上,更深刻地表现为高素质师资等核心要素在县乡基层的结构性脱嵌,优秀教师引进难、留住难成为常态,农村儿童在身心健康与受教育水平上与城市存在明显差距。在此背景下,研支团作为一种由国家力量主导、自上而下注入的外部智力资源,其行动可被视为一种旨在修复上述结构性失衡的主动嵌入过程。然而这一嵌入过程在需求、组织与环境三个层面均面临严峻挑战。
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高度依赖于本地的制度安排、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教育服务项目在设计与执行上,往往与农村原有的教育行政体系、学校管理常规和评价机制相脱节。这种结构脱嵌导致服务呈现碎片化和项目化,难以融入本地教育发展的长期规划。服务资源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一旦外部支持撤离,便难留下可持续的制度性成果。目前,研究生支教团服务范围覆盖十余个省、自治区及兵团,共计363个服务地,参与高校483所,总人数达2768人,通过校际扩散与团体示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短缺及教育不均衡问题。国家层面中央财政持续投入为嵌入提供了物质基础,乡村教师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旨在通过拓宽补充渠道等方式,推动优质师资嵌入农村教育体系。然而研支团的嵌入实践面临深刻的双边嵌入性张力。一方面,研支团需要成功嵌入到一个与其原生环境迥异的农村社会文化与教育生态中。农村儿童人口的急剧变动、“读书无用论”等观念的存续,以及教师需承担多学科教学的超负荷状态,构成了独特的地方性场域,对支教成员的适应性提出较高要求。另一方面,研支团又承载着将先进教育理念、方法与城市资源再嵌入农村本土环境的使命。但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数据系统缺失等现实,制约了这种再嵌入的效能。因此,研支团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调和这种双边嵌入的内在张力,实现从外部嵌入到本土化协作的角色转变。
我国已初步构建起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儿童保护大格局,并在基层配备了儿童督导员与儿童主任。然而农村儿童服务组织体系在实践中仍面临部门间协同机制有待完善、资源整合效率有待提升等挑战。一方面,研支团作为一股外部嵌入的增量力量,其行动不可避免地与现有组织场域发生互动,它能够激活局部网络,弥补服务空白。但另一方面,其短暂的服务周期(通常为一年)和项目化运作模式,难以从根本上撼动服务体系固有的结构性困境。研支团若无法深度嵌入当地纵向的行政链条与横向的部门协作网络,将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系统性影响。教育服务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信任,支教老师作为外部服务提供者,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嵌入农村复杂的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他们与本地教师、家长及社区成员之间因文化背景、生活经验、教育理念的差异而存在无形的社会距离。这种复杂的角色可能导致其在教学管理、家校沟通中面临权威性不足等困境;同时支教团项目本身的管理、评估与服务地的学校管理、区域教育规划之间若缺乏协同,也会降低干预的整体效能。
根据嵌入理论,经济与社会行动深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农村社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育儿哲学和对教育成效的期待,如读书无用论或极端的应试突围心态。外部引入的教育服务通常承载着现代化的、普遍性的教育理念(如素质教育、全人发展、心理健康),这些理念可能与当地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教育模型产生剧烈碰撞。这种文化认知脱嵌使得先进的教育服务在实践层面难以推进。同时研支团的嵌入深度不仅取决于其教学行为,更取决于其对农村儿童所处的家庭与社会网络的理解与互动。尽管《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强调优化儿童成长环境,但农村地区仍面临家庭经济支撑有限、基层文化服务设施如乡镇文化站人员配备不足、活动吸引力弱等现实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支持儿童发展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脆弱不堪。研支团在服务期间,处于观察和接触这一基层社会网络的独特位置。其对农村儿童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切身观察,是理解服务需求、链接外部资源、尝试弥合社会资本差距的关键。然而,如何超越短暂的观察与有限的干预,真正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激发内生动力成为深层次的嵌入难题。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连续将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写入报告,充分彰显了国家对儿童发展的顶层设计与价值追求,为农村儿童教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战略方向。农村儿童教育服务面临的深层困境,并非单纯源于资源匮乏,而是服务模式在结构、关系与文化认知层面与农村社会结构出现“脱嵌”现象。这决定了推动农村儿童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并非一味增加资源投入,而是着力促进外部服务与本地生态的“再嵌入”,通过制度创新、关系构建和文化沟通,使外部支持转化为激活内生动力、契合本地语境的有机构成。本研究聚焦农村儿童教育服务建设,深入剖析现状与挑战,为相关部门、组织及机构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管理方案参考。基于研究生支教团双边嵌入、组织嵌入和环境嵌入的多维视角,通过综合施策、多方协同参与,从整合高校资源、强化政府合作、引入社会组织、适应社会环境、利用经济资源、弘扬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推动农村儿童教育服务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研究生支教团作为制度化的高素质嵌入性力量,其独特价值集中体现在连接与催化上。凭借前沿教育理念、先进数字技术与高校丰厚资源的精准注入,研支团有效激活农村教育内生活力,赋能在地教师专业成长,开阔农村儿童视野格局。展望未来,农村儿童教育高质量发展仍需精准发力。一方面,要针对农村儿童的需求短板与服务难点,持续推进项目优化与转型升级,构建制度化、协同化、长效化的“嵌入-融合”机制,以接力式帮扶与数字化手段破解服务短期化难题,延长教育影响的持久性;另一方面,强化双向赋能,促进支教团的新理念、新方法与本地教师经验、实际学情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农村教育的内生发展动力。
[1] 2022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EB/OL].(2023-12-31)[2026-04-16].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7.html.
[2] 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EB/OL].[2026-04-16].https://www.gqt.org.cn/xxgk/zdgz/202209/t20220921_789749.htm.2022-09-21.
[3] 国家卫健委:截至2021年底,全国医师数量已达到428.7万人.央视网[EB/OL].[2026-04
-16].https://news.cctv.com/2022/08/25/ARTI3zzc
UhtXn4WCZu4nepmc220825.shtml.2022-08-25.
[4] 全国共有托育服务机构约7.5万家,提供托位数约350万个[EB/OL].[2026-04-16].https//www.gov.cn/lianbo/2023-04/26/content_5753197.htm.2023-4-26.
[5] 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新华社[EB/OL].[2026-04-16].http://smzt.gd.gov.cn/mzzx/qgmz/content/post_3913481.html.2022-4-28.
[6] 傅小兰,张侃.中国国民健康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35-39,189.
[7] 2022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2% [EB/OL].[2026-04-16].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2083.htm.
[8] 中国儿童中心,苑立新.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94.
[9]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2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13-14,23,55,54.
[10]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EB/OL].[2026-04-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2301/t20230119_1039746.html.2023-1-17.
[11] 邱泽奇.技术与组织: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J].社会学研究,2017(4):167-192,245-246.
[12] 栗伊萱,杨晓婷,毛寿龙.嵌入式统合:新时代干部下乡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的实践逻辑[J].公共管理学报,2024,21(4):137-150,175.
[13]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2):206-222.
[14] 中国儿童中心课题组,李青颖,王瑛.脱贫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状况调查[J].早期儿童发展,2022(1):63-67.
[15] 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2023[M].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24.
[16] 张骞文.研究生支教团长效工作机制构建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4):64-65.
[17] 罗婧,虞鑫.志愿行为中的资源动员机制:政策、媒体与社会——以大学生支教志愿活动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6,(7):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