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粤西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中心、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肇庆
文化是国家的精神命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累的精神财富,是凝聚民族力量、培育爱国情怀的核心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将红色文化传播提升至国家文化战略核心层面。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文化传播的“活态课堂”,其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功能日益凸显,但传统静态陈列、单向传播模式已难以适应传播环境迭代与受众需求升级,逐渐暴露出局限性[1]。年轻受众作为红色文化传承核心,信息接收习惯已从“被动聆听”转向“主动体验”[2],对互动性、参与性需求提升,传统展陈难以激发其兴趣;同时,同类场馆同质化竞争与新媒体注意力分流,让革命纪念馆面临转型压力。
具身认知理论催生的“具身传播”为其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支撑[3]。其强调身体在传播中的感知与互动,与革命纪念馆“还原历史、唤醒记忆”的目标高度契合,“身临其境”式体验能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
者”[4]。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认为,“恐怕,亲自到场是我们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最接近的方式”[5]。
叶挺独立团纪念馆因鲜明的军事历史属性和丰富的历史元素,成为具身传播研究的理想案例。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该纪念馆为例,探讨具身传播实现路径,发现空间、媒介技术、社会互动是核心影响因素,当前其存在三者脱节、缺乏协同等问题。
据此,本文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为:叶挺独立团纪念馆如何通过空间、媒介技术与社会互动三大要素的协同设计,构建“身临其境”的具身传播场景,实现从“物理在场”到“精神在场”的传播效果提升?具体可拆解为三个子问题:一是三大要素各自的具身传播价值如何体现,其在叶挺独立团纪念馆中的实践现状与问题是什么?二是三大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是什么,如何实现“空间承载场景、技术强化体验、互动深化认同”的有机融合?三是基于协同机制,叶挺独立团纪念馆具身传播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什么,如何兼顾军事历史题材特色与“铁军精神”的精准传递?
空间作为具身传播的物理载体,其布局与符号建构直接影响体验质量。具身传播会形塑一个更加多维、立体、沉浸式的传播空间,在人与媒介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推动“媒介与媒介”的融合走向“人与媒介”的融合[6]。调研显示,场馆已形成“历史脉络+军事特色”的设计思路,兼具独特性与局限性,核心问题集中于互动不足与体验断裂。
物理空间布局上,场馆以“时间线+主题”划分4个核心展区,采用“线性+辐射”动线,试图实现“身体移动与叙事同步”。问卷调查显示,68.4%的观众认可空间分区的历史引导作用,57.9%的观众感受到展区氛围差异。但动线存在明显缺陷:展区过渡仅设文字标识,缺乏衔接元素导致体验断裂;战术推演沙盘等互动装置偏离主动线,仅32.7%的观众主动参与;战壕模拟通道狭窄,未充分考量特殊群体需求。
符号空间建构呈现军事元素主导的表层化现象,符号体系以“文物+场景+图文”为核心:230余件实物文物中,军事装备占65%,80%无玻璃隔断,12件复制品可触摸;复刻3个历史场景增强代入感,图文结合历史资料提升感染力。59.2%的观众认可场景复刻的直观性,但符号建构缺乏深度,场景仅还原物理道具,文物无故事关联,38.7%的观众表示“不知武器背后故事”,情感感染力不足。
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述,媒介传播是指创造、修改和转变共享文化的过程[7]。当前数字时代,多数同类场馆采用VR、AR、声光等先进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历史文化更生动,但叶挺独立团纪念馆在这方面明显落后。场馆观看方式仍较传统,多为静态图形显示板、简单物理屏幕,VR、AR及声光技术应用极为罕见,导致观众难以真正“触摸”壮阔的军事历史,难以形成沉浸式历史感知,与历史情境存在明显隔阂。
场馆媒介技术应用还存在三大核心问题:一是军事历史展示同质化突出,与其他军事主题场馆相比缺乏独特性,仅简单陈列历史事件与人物,未深挖叶挺独立团的独特价值与精神内核,未明确其在战术、战斗精神上的差异,导致观众难以区分其与同期其他军事力量,无法感知其在革命史上的独特性;二是呈现深度较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解读仅停留在表层,未深入剖析历史原因、影响与意义,对叶挺将军的介绍局限于生平与苦难,未深入阐释其军事思想与革命实践价值,难以让观众理解团体历史价值、汲取精神力量;三是形式单一、内容更新缓慢,主要依赖文字描述与图片展览,实物演示缺乏有效解读与背景介绍,多年来内容无明显变化,难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易让观众产生乏味感,降低场馆吸引力。
场馆社会互动以“人际为主、群体为辅”,形式单一、深度不足,难以形成“体验—共鸣—认同”链条。人际互动中,讲解员多采用“固定脚本+事实陈述”模式,40分钟讲解仅10%涉及互动且多为封闭式提问,65%的观众被动聆听,仅15%主动提问;观众间互动多为简单交流或亲子打卡,仅28.4%的观众参与历史话题讨论。
群体活动聚焦“小红军体验营”与“重走北伐路”,但形式化严重,队列训练仅模仿基础动作,无历史解读与视觉模拟。31.6%的参与者认为活动有帮助,但多数反馈“仅拍照走流程,未传递铁军精神”。此外,互动与意义建构关联薄弱,未设计精神提炼环节,62.3%的观众对铁军精神的理解停留在表层,35.7%的观众未产生情感共鸣,无法实现精神认同。
总体而言,场馆具身传播已具雏形,但距“身临其境”目标仍有差距,核心症结为协同不足。一是空间、技术、互动各自为战,缺乏统一设计;二是体验仅停留在物理参与,仅29.7%的观众有“置身历史”感;三是体验设计偏离铁军精神核心,导致观众未形成深度认同。
空间作为具身传播的物理载体,其设计质量直接决定受众历史场景代入感的强弱,主要通过物理布局合理性与符号还原度两大要素实现。空间并非简单地陈列容器,而是承载历史叙事的“符号场域”,受众通过感知空间元素完成与历史的对话[8]。
物理布局的合理性引导观众肢体动作,构建历史叙事逻辑链,强化场景代入感。合理的空间规划遵循历史发展的时间线或事件逻辑,将叙事结构物化为空间结构,当观众移动时不仅在接收信息,更内化空间预设的认知秩序,这印证了梅洛-庞蒂“认知依赖于身体与世界互动”的具身哲学[9]。反之,布局混乱会导致认知混乱,难以形成连贯的场景感知。同时,空间的疏密设计也会影响代入效果,在展区的大型历史事件展示中增强震撼感,在革命人物的生活场景中使用密集的空间营造亲切感,这种差异化的空间设计可使观众的身体感知与历史情境形成精确的匹配。
符号还原通过渲染历史场景的核心要素,提供“可感知的历史参考”,增强场景真实性。革命空间符号包括具象载体与抽象环境符号,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这些符号是理解历史的“认知工具”。精准的符号呈现可为观众提供关联历史记忆的“锚点”,激发其结合先验知识重建历史场景,这契合皮亚杰“新知识通过同化与顺应纳入认知图式”的论述[10]。因此,符号还原的核心是提炼关键信息,而非简单复制,才能实现“以小见大”的场景置换效果。
媒介技术是具身传播的重要支撑,通过拓展身体感知边界、降低参与门槛影响受众身体参与感,技术沉浸性与操作便捷性是关键因子[11]。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革命纪念馆的传播模式从“静态陈列”转向“动态交互”,受众的身体不再是单纯的“移动载体”,而是成为参与历史叙事的“核心媒介”。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类认知能力根植于传感器官系统,知识获取和态度形成与身体感知运动系统相关[12]。
在纪念馆中,这意味着参观者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旁观者,而是通过听觉、触觉、甚至嗅觉等多种感官参与到历史情境中[13]。科技沉浸突破了物理空间边界,创造“真实”体验环境,实施“感官闭环”,整合多渠道感官刺激,让观者身体感知与虚拟历史场景深度关联,证实了建构主义“情境认知”理论。
操作便捷性通过降低身体参与的技术门槛,实现参与群体的广泛覆盖,提升身体参与感的普及度。具身传播需要兼顾不同年龄、不同技术认知水平的受众,否则部分受众会因无法顺利操作而丧失参与兴趣。复杂操作适配年轻受众,简单语音指令适配老年受众,低矮操作台、无障碍接口等适配特殊群体,避免技术壁垒导致的参与分化,提升参与包容性。
社会互动是具身传播的情感纽带,通过构建“人际化”传播场景,将个体身体体验转化为情感共鸣,讲解员引导质量与群体互动氛围是关键要素。达马西奥认为情感根植于身体,在互动中被激发和调节,[14]革命历史的情感价值需人际互动催化,孤立的个体体验难以形成持久的情感认同。
讲解员的引导质量通过“身体化的叙事引导”连接受众身体体验与历史情感,推动情感共鸣形成。优秀讲解员是历史情感的“传递中介”,通过身体语言引导受众的身体姿态与情绪状态与历史情境同步,形成“身体共情”;通过互动提问引导受众关联自身身体体验与历史人物心理状态,从“理解历史”升华为“共情历史”。讲解员的个性化引导能根据受众反应实时调整叙事节奏,让情感共鸣更具针对性,体现具身传播“交互性”本质——意义在动态的身体协调中被共同创造。
群体互动氛围通过“集体情感感染”增强个人情感体验,升华情感共鸣。革命纪念馆的参与者多以群体形式出现,群体互动创造特定情感氛围,影响个人情感感知。群体互动构建“情感共同体”,强化对革命精神的自我认知。不同群体的互动让历史学习更具趣味性,加深情感感知。其中,家庭群体互动更具传承性,革命情感通过老一代的历史解读代代相传。
革命纪念馆具身传播的最优效果是空间、媒介技术、社会互动的协同整合。三者形成“空间奠基—技术赋能—互动升华”的逻辑链条,构建全方位、深层次的具身体验场景,实现受众感知从“场景代入”到“身体参与”再到“情感共鸣”的升华。空间维度提供物理场景与历史符号基础,决定体验的“真实性边界”;媒介技术维度拓展沉浸式与互动性,突破物理空间“体验局限”;社会互动维度提供情感连接与意义解读,赋予体验“精神价值”,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形成“1 + 1 + 1 > 3”的整合效果。
具身传播的核心在于通过身体的感知、体验与互动构建深度认知,叶挺独立团纪念馆作为承载“铁军”精神的重要载体,需从空间、媒介技术、社会互动三个核心维度发力,打破传统展陈的“观看式”局限,实现从“信息传递”到“情感共鸣”再到“意义认同”的传播升级。
空间是具身体验的基础载体,通过物理空间的场景化重构与符号空间的情感化深化,能让受众“代入”北伐历史情境,实现身体与历史空间的深度联结。从具身传播视角看,空间是通过与身体持续互动生成特定意义和体验的“知觉场”[15]。
物理空间重构方面,优化动线设计,增设“体验节点”。摒弃传统“线性参观”模式,以叶挺独立团发展历程为脉络,构建“关键场景驱动型”动线体系。在动线节点打造北伐关键战役场景分区,如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场景复原,采用1∶1实景搭建结合声光电特效,还原地形、战斗声响与光影变化,让受众直观感受战役的激烈程度。同时,在动线转折处设置“休整驿站”等过渡空间,陈列战士生活用品,形成“紧张—舒缓”的节奏交替,提升沉浸感。
符号空间方面,强化军事文物的具身化展示。打破“玻璃展柜 + 文字说明”的传统模式,通过“触摸 + 体验 + 叙事”激活文物生命力。在文物展示区增设互动体验模块,如军装试穿区提供不同兵种的仿制军装,并配备尺寸调节装置;武器模型操作区陈列重机枪、迫击炮等仿真模型,允许受众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模拟操作。同时,为每件核心文物配套“士兵故事卡”,通过二维码链接音频叙事,让受众关联文物与人物情感,实现从“认知文物”到“共情人物”的升华。
媒介技术是延伸具身感知的重要工具[16],应坚持“内容适配技术”而非“技术主导内容”的原则,让技术成为连接身体与历史的“桥梁”,而非割裂体验的“壁垒”。根据叶挺独立团历史展陈主题,选择兼具沉浸感与实用性的技术形态。针对北伐战场等动态场景,采用VR技术打造“战场跟随”体验项目,受众可化身独立团战士,跟随部队完成集结、行军、战斗等流程,在虚拟场景中体验“穿越火线”“抢占阵地”等关键环节,通过头部转动、身体移动等动作与场景互动。针对军事文物、战术地图等静态展陈,采用AR技术实现“三维拆解”与“动态解读”,受众扫描文物或地图可查看相关信息。技术应用以深化历史认知为目标,避免“技术炫技”。在VR体验中融入战术决策环节,让观赏者根据历史背景做决策,对比与实际战术差异,并通过音频解说分析。结合“铁军精神”内涵,设计AR文物解读中的互动连接,引导观众思考军旗精神意义。还需实现技术体验普遍覆盖,根据不同年龄段受众习惯优化设计。VR、AR设备操作界面采用“极简设计+多模式交互”,增加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等方法。为年轻受众设计“高级作战模式”,增加复杂互动功能。每个技术体验区配备引导员,为老年观众提供一对一指导,为儿童观众提供简化版流程,并在设备旁安装操作手册和常见问题解答板。
打破传统讲解员“背稿式”讲解局限,培养“具身化讲解员”队伍。讲解员身着仿制军装,在对应历史场景中“角色代入”讲解,通过手势比划战术路线、模仿战斗动作,同时抛出开放性问题,引导受众交流,形成“讲解—体验—对话”人际互动闭环。针对不同群体设计“铁军任务”主题活动。面向研学团队,采用“分组协作”模式,设置“模拟北伐侦查”“装备组装挑战”等任务,各小组根据任务卡在场馆寻找线索,完成任务后进行历史知识复盘,深化对独立团精神认知。面向家庭群体,设计“亲子铁军体验”活动,如“亲子军装秀”“共同组装武器模型”等,实现精神代际传递。为打破场馆物理空间的限制,延伸具身体验的效果,搭建线上“铁军精神分享平台”,延伸具身体验效果。平台设三大核心板块:“我的体验印记”,受众可上传线下体验照片、视频与感悟;“铁军故事共创”,邀请专业人士分享历史细节,开放用户投稿通道;“线上互动挑战”,定期发布互动任务,用户完成挑战可获电子纪念徽章。通过线上平台,形成“线下体验—线上分享—群体共鸣”传播闭环。
红色文化作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纽带,其有效传播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聚焦叶挺独立团纪念馆,系统剖析了空间、媒介技术、社会互动三大核心要素在具身传播中的实践现状、影响机制与协同逻辑。研究发现,当前革命纪念馆的具身传播普遍面临“维度割裂、体验浅层、目标偏离”的共性问题,空间场景的互动性不足、媒介技术与内容融合不深、社会互动的情感催化作用薄弱,导致传播效果难以从“物理在场”升华为“精神在场”。针对叶挺独立团纪念馆的具体问题,本文提出的优化策略围绕三大维度展开:空间层面通过场景化重构与符号情感化深化,打造“可代入”的历史情境;媒介技术层面坚持“内容适配技术”原则,实现“可互动”的沉浸体验;社会互动层面通过具身化讲解、主题化群体活动与线上线下联动,构建“可共鸣”的意义共创场景。
从研究价值来看,叶挺独立团纪念馆的具身传播研究为同类军事类革命纪念馆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式。其军事历史题材对“场景真实性”“动作参与性”“氛围沉浸性”的高要求,使其优化路径更具典型性与推广意义,可为其他红色场馆的转型提供参考。同时,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具身传播理论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应用场景,验证了空间、媒介技术、社会互动协同机制的有效性,为红色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证支撑。红色文化的传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革命纪念馆的具身传播实践也需在时代发展中持续迭代。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受众需求的动态变化,革命纪念馆应持续深化对具身传播的理解与应用,不断探索空间、技术与互动的创新融合模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可共情,让红色精神在身体体验与情感共鸣中真正扎根人心,为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民族精神的永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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