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杭州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将乡村振兴确立为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在这一宏大战略体系中,“乡村文化振兴”被明确定位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强调要“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和“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凸显了文化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了《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政策,强调以文化引领乡村产业升级和治理有效。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城市居民对“乡愁”“田园生活”的渴望日益强烈,乡村旅游从单纯的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情感共鸣和文化沉浸转变。这使得乡村文化从一种潜在的“软实力”转变为可驱动经济发展的“硬资源”。因此,探索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其从“输血式”保护到“造血式”振兴的转变,已成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余村将“两山”理念内化为全村共同遵循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其转型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与创新实践。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推动乡村文化发展模式的系统化探索,并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内涵。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与发展具有明确的政策脉络和时间节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写入报告,强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其中,“乡风文明”已初步蕴含了文化振兴的核心内涵。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并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在第五篇专篇部署“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系统提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并将其明确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该文件标志着“乡村文化振兴”作为独立战略任务被正式提出,并纳入国家顶层设计。2021年至今,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相关政策持续细化。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再次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并突出“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地位。
此外,其他各省市也相继出台配套政策,将文化振兴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的政策体系。以浙江省为例,2024年7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乡村运营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乡村运营的“浙十条”。其中特别指出要挖掘乡村运营文化基因,推动乡村文化从传承保护向活化利用拓展,并支持开发文创产品、培育文化体验场所。由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其将“千万工程”的经验制度化,并设专章(第六章)强调文化保护传承,要求保护、传承乡村文化遗产,并加强乡村文化供给,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乡村文化从过去的“农村文化建设”逐步转向“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概念的升级,更是思维模式与研究维度的转变[1]。学者们普遍认为,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问题,更是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与精神重塑的系统工程[2,3]。在理论层面,乡村文化振兴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要保护乡土文化的根脉,又要赋予其现代生命力[4]。同时,随着“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文化自信”等概念的引入,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5,6]。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已从早期的政策解读与理论构建,逐步转向案例分析与路径探索,尤其注重农民主体性、文化认同与城乡融合等现实问题[7]。这表明乡村文化振兴研究正从宏观叙事走向微观实践,为后续的余村个案研究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方面,学者们提出多种创新发展模式。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8]、乡土设计与文创产业的融合[9];另一方面注重科技赋能与文化业态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在文化传播、旅游体验与产业升级中的应用,如数字平台的建设、智慧文旅场景的打造[10,11],不仅提升文化服务的效率,也拓展了乡村文化的表达方式与受众范围。此外,文旅融合被视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能够激活乡村潜力、增强文化认同,但也面临模式同质、主体单一等问题[12]。因此,不少学者主张通过“特色化+数字化”双轮驱动,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IP,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4,13]。这些研究为理解乡村文化创新的多元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余村案例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表 1 乡村文化创新五大政策维度
Table 1 Five policy dimensions of rural cultural innovation
|
维度 |
核心政策来源与表述 |
核心理念 |
具体策略 |
| 理念创新 | 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7):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总基调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并将其视为乡村振兴的“灵魂”,标志着发展理念根本性转变 | 为乡村文化注入新的价值观与发展哲学,重塑文化内核 | 升华发展理念建构文化叙事 凝聚价值共识 |
| 资源创新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在“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篇中,明确提出“推动农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非遗传承等做出系统部署 | 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识别、转化与提升,变潜力为资本 | 活化遗产资源 转化非遗资源 打造生态资源文化 |
| 业态创新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等,为文化与旅游、农业等业态融合提供了政策依据 | 推动文化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实现经济价值 | 深度融合文旅 开发文创产品 文化节展经济 |
| 空间创新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在“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 “优化乡村发展布局”等部分,强调了乡村空间品质提升和风貌管控,并具体提出“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引导文化空间创新 |
重构乡村文化空间,使其从单一功能场域变为复合型文化场域 | 公共空间多功能化 物理空间美学化 虚拟空间建构 |
| 治理创新 | 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7):将“治理有效”纳入乡村振兴总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专章论述“构建乡村振兴治理新体系”,强调“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为多元协同治理提供了顶层设计 |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文化治理新格局,保障创新的可持续性 | 党建引领与政府引导 激发村名主体性 引入社会资本与人才 |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尤其在政策引导、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成果丰硕。然而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与发展趋势值得关注。首先,多数研究侧重于宏观策略或单一领域,对乡村文化振兴中“人”的维度:青年参与、文化认同、精神共富等关注仍显不足。其次,尽管数字技术被广泛讨论,但其在具体村落层面的落地机制、文化治理效能仍有待深入挖掘。最后,像余村这样的典型案例虽已引起关注,但从文化创新与社区营造的互动关系出发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缺乏。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与乡村振兴的典范,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案例具有极高价值。余村的实践不仅体现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转化,更展示了乡村文化在治理机制、社区参与与空间重构中的核心作用[14]。余村通过“村规—村建—村管”联动机制[15],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与主体意识。在文化表达方面,余村通过建筑改造[16]、旅游情境下的乡村性重构[17]等方式,成功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审美、生态理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乡村文化景观。这种“文化—空间—产业”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乡村的文化软实力,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15]。以余村为案例进行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与实践指导意义。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以及通过网络资源、文献资料等渠道收集的二手资料。两类资料相互补充、交叉验证,共同为余村乡村文化创新发展的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表 2 余村访谈人员一览
Table 2 List of interviewees in Yucun village
| 访谈时间 | 访谈对象 | 主要访谈内容 | 访谈形式 |
| 2025年10月5日 | 农民摄影师周先生 | 矿山记忆、文化变迁、村民参与文化创新的历程 | 开放式访谈 线下 |
| 2025年10月5日 | 春林山庄经营者潘先生 | 农家乐发展历程、文化业态转型、青年返乡带动 | 开放式访谈 线下 |
| 2026年2月1日 | 农民摄影师周先生 | 国际传播、英语角活动、村民国际化意识提升 | 开放式访谈 线下 |
| 2026年2月1日 | 余村书记汪先生 | 全球合伙人计划、青年入乡、数字游民社区发展 | 开放式访谈 线下 |
| 2026年2月1日 | 民宿经营者张先生 | 民宿美学改造、非遗与时尚融合、游客消费偏好 | 开放式访谈 线下 |
| 2026年2月1日 | 数字游民李小姐、张先生 |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传播、社群参与体验 | 开放式访谈 线下 |
| 2026年2月1日 | 全球合伙人贾巴尔先生 | 国际视野下的余村文化体验、跨文化传播实践、国际人才社群建设 | 开放式访谈 线下 |
| 2026年2月2日 | 游客王小姐、周先生等5位游客 | 文化体验感知、旅游动因、对余村文化建设的评价 | 开放式访谈 线上 |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余村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以此为契机,余村实施了力度空前的生态治理工程,先后关停全部水泥厂与矿山,开展复绿复垦与水系治理。经过近二十年的持续探索,余村不仅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好转,更完成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进而向“卖文化、卖生活”的产业迭代,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典范样本。
余村的文化资源是在生态转型过程中重构形成的复合型资源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属性。结合余村现有资源,现将余村的文化资源归纳如下:
(1)工业遗址
余村的工业遗产是其文化转型的重要见证。关闭后的矿山遗址和水泥厂旧址,经过生态修复和创意改造,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矿山遗址位于村庄西侧,昔日机器轰鸣的采石场,如今经过生态复绿,形成了独特的矿坑景观。2024年,世界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在此举办钢琴音乐会,悠扬的琴声在山谷间回荡,成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经典案例。另一处水泥厂旧址建于1992年,2003年关停。如今部分厂房被改造为“余村印象”展馆、“两山”会议中心等,实现了从生产空间到文化空间的华丽转身。
(2)生态景观
余村四面环山,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荷花山景区、余村溪、千年古银杏等自然景观,构成了余村独特的生态文化基底。村庄按照“村庄即景区、景区即村庄”的理念打造,2018年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
(3)乡村建筑
余村的民居建筑体现了浙北山乡的传统风貌与现代元素的融合。近年来,村庄实施“微改造、精提升”工程,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农房外立面、庭院景观进行改造提升,形成了“白墙黛瓦、青山绿水”的整体风貌。村内的“两山”会址、文化礼堂、数字影院等公共建筑,既是村民活动的场所,也是游客打卡的景点。
(1)农耕习俗
余村地处山区,传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春耕仪式、开秧门、尝新米等农耕习俗代代相传。近年来,村庄将农耕文化与旅游体验相结合,开发了“我在余村有点田”等农事体验项目,吸引城市居民认领农田、参与农耕。
(2)民俗节庆
余村的传统民俗活动丰富多样。春节期间的舞龙灯、元宵节的猜灯谜、端午节的包粽子、中秋节的赏月等传统节庆活动,至今仍在延续。此外,村庄还定期举办民俗踩街、乡村村晚等活动,成为展示乡土文化的重要窗口。
(3)传统技艺
余村及周边地区保留着竹编、竹刻、制茶等传统手工艺。村内部分民宿和文创店将这些传统技艺融入经营,开发了竹编体验、手工制茶等研学项目。
(1)“两山”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余村最核心的精神文化资源。这一理念不仅是余村转型发展的指导思想,更是全体村民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村内建有“两山”会址、“两山”纪念碑、“两山”展示馆等,成为传承和弘扬“两山”文化的重要载体。
(2)乡规民约
余村素有制定乡规民约的传统。现行的《余村村规民约》于2018年修订,涵盖环境卫生、文明新风、邻里关系等内容,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行为准则。
(3)奋斗精神
从开山采矿到关矿转产,从环境整治到生态旅游,余村的发展历程凝聚了“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在村民口中代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余村的文化创新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的演进过程,根据历史资料将其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图 1 余村文化发展时间轴
Figure 1 Timelin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Yucun village
第一阶段为2003年前的传统农耕文化时期,余村以农耕和采矿为主要产业,文化形态以传统农耕文化为主。村民在生产生活中自发传承农耕习俗、民间技艺等,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发展意识。采矿业的兴起虽然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对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第二阶段为2003年至2010年的生态文化觉醒期,2003年,余村关停矿山和水泥厂,开启生态修复之路。2005年,“两山”理念的提出,为余村的文化转型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村庄开始有意识地培育生态文化,将生态保护内化为村民的共同价值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一句口号逐渐成为村民的思想共识。
第三阶段是2011年至2020年的文旅融合探索期。2010年前后,余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相继建成荷花山景区、农家乐集聚区等。这一时期,村庄开始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将农耕文化、民俗文化融入旅游产品开发。文化从软实力逐渐转化为硬资源。2016年,余村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2018年,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
余村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的典型案例,其实践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余村的成功并非单一政策的产物,而是在多重驱动力量的耦合作用下,催生出的系统性创新实践。因此,文章引入文化创新六大渠道理论,从操作机制层面重新解构余村文化实践。
跨领域融合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渠道之一,指通过不同领域的碰撞产生新的文化形态。余村在这一维度上形成了“文化+旅游”“文化+科技”的双轮驱动模式。
首先,文旅融合的沉浸式转向。余村突破传统的观光旅游模式,探索沉浸式文化体验业态。典型案例是矿山遗址公园的改造:曾经的废弃矿坑被打造成瀑布咖啡旗舰店,融入东南亚海滨风情,开业当晚即吸引近千名年轻人打卡。这一项目仅用52天完成策划与改造,带动30名年轻人共同创业,实现了从生态疤痕到文化地标的华丽转身。
其次,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体验。数字经济为余村文化创新注入新动能。在智慧文旅平台建设方面,以机器人研学基地为例,学生们不仅可以欣赏机器人的精彩表演,还能参与简单的编程操作,感受科技与乡村的融合魅力,通过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乡村旅游业魅力。余村在此方面信息例证丰富,现将余村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体验的方面和例子列举如下。
表 3 余村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体验表
Table 3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of Cultural Experience in Yucun Village
| 维度 | 案例 | 详情 |
| 数实融合的文化产品 | 发行《余村竹影茶叙数字权益卡》 | 将竹编、白茶文化凝练为3D数字资产,并联动线下研学、参观等实体权益 |
| 智慧沉浸的游览体验 | 无人驾驶车;万兆网络 | 投放30-50辆无人小巴和无人零售车,承担景区接驳和数字导览功能;通过8K全景直播让竹海等美景实现云出圈 |
| AI辅助文化内容创作 | 动画《梦开始的地方》 | 利用AIGC技术制作以余村英语角为原型的动画剧集《梦开始的地方》,用新技术讲述乡村转型故事 |
| 交互式研学教育 | 开发小程序 | 上线余村云村民小程序,提供云认养、云畅游等交互体验,上线一个月注册用户破万,截至2025年3月每天有近7万云村民通过线上参与 |
| 科普互动活动 | 表演与讲座 | 引入机器狗进行快闪表演和科普讲座,让孩子们在互动中理解仿生学和人工智能,实现科技与自然的联结 |
| 数字平台传播乡土文化 | 多媒体营销 | “00后”宣讲团通过直播云游余村,1.5小时直播累计吸引3.1万人次观看 |
这一路径的成功,首先是消费者对沉浸式、数字化体验的需求所产生的市场驱动力的直接拉动;其次人才驱动力也提供了内容创意的核心动能;而政策驱动力则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基础保障。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符合当代审美和价值观,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渠道。余村在竹文化、民俗文化等传统资源的现代表达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是对竹文化进行时尚转化。在竹印象博物馆,中外青年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技法,设计现代竹编灯具,部分设计成果已直接进入打样生产阶段,推动安吉竹产业向高端价值链攀升。这种“非遗传承+现代设计”的模式,使传统竹编工艺从单一的工艺品生产拓展为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现代生活用品。
二是对民宿空间进行美学升级。走访余村可以发现,余村及周边区域民宿普遍实施“一宿一品”美学改造。例如,部分高端民宿将梵高《星空》等世界名画元素融入泳池与建筑立面设计,同时巧妙运用本地非遗手工艺品进行软装点缀。这种“世界艺术+本土非遗”的组合,显著提升客房溢价能力,直接带动了旅游消费。特色主题民宿成为核心吸引物,不仅解决了1000余个本地就业岗位,更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超5000万元。其民宿集群成为浙江“万村景区化”战略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典型样本,村民人均收入突破7.8万元(2024年官方数据),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三是对工业遗址进行文化转译。余村曾是石灰岩开采区,关停矿山后留下大量工业遗址。这些承载着乡村记忆的废弃空间,通过文化转译获得了新生。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在余村矿坑举办2024年中国巡演首场户外钢琴音乐会,吸引了近1000名观众现场聆听,更有上万游客因活动慕名到访余村。这场矿坑里的音乐会不仅象征着生态修复的成果,更产生了巨大的媒体传播效应。
该路径对竹文化、工业遗址、乡村民宿的创造性转化,是在正确价值观指引下的传统资源重构和空间美学场景再造,是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积极探索。
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和新兴需求,催生新的文化内容,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动力。余村精准捕捉了“青年返乡创业”“数字游民兴起”等社会趋势,将其转化为文化创新的驱动力。
其一是全球合伙人计划的人才集聚效应。2022年,余村发布余村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聚焦研学教育、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面向全球招募创业伙伴。截至2025年8月,该计划已吸引60余个新经济及合伙人项目落地,1200余名青年人才在余村常态化入驻办公,“新乡人”数量首次超过“原乡人”。这一人口结构的逆转,为乡村文化创新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其二是数字游民社区的新型社群培育。2023年,余村打造了乡村版人才社区——青来集,可提供近600个工位,目前吸纳了900余名青年创新创业。园区及周边引进露营潮玩、茶饮咖啡等30多处网红业态,形成了工作+生活+社交的复合型青年社区。数字游民社区的建立,催生了新型乡村社群文化。热爱骑行的卓莉2023年8月带着创业计划来到余村,在社区支持下将废弃老宅改造为蓝房子乡野之家,以余村为枢纽开发出30条骑行旅游线路。
更为重要的是政策保障体系的支撑作用。为留住青年人才,余村推出五方面50余项支持政策,青年就业可享受每月900元至5450元的补贴,创业则可申请最高300万元、最长三年的低息启动贷款。同时设立三类项目基金,分别助力新经济、人才创业和合伙人项目,为落户余村的创业团队提供配套资金支持。这套政策“组合拳”有效降低了青年入乡的门槛,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余村精准地捕捉并回应青年返乡创业这一社会新需求,从而成功吸引大量人才,重构了乡村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生态。
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肌理的背景下,余村构建了以5G全域覆盖为底座、短视频为核心载体、数字游民为内容生产主体的立体化视听传播新生态。这种媒介革新不仅重塑了余村的叙事方式,更通过数据化的传播效能,实现了乡村文化从被看到、被体验,从静态展示到动态共创的范式转型。
首先,媒介革新的前提是基础设施的代际升级。截至2025年,余村已实现5G网络全域无死角覆盖,网络下行速率稳定在800Mbps以上。基于5G网络,余村还构建了5分钟数字生活服务圈。另外,依托“城市大脑”余村分中心,全村部署了200余个智能传感节点,涵盖空气质量等维度。这些数据不仅用于治理,更被实时转化为可视化的“生态数据流”,通过村口大屏及手机端向游客呈现,使“绿水青山”变得可量化、可感知、可传播。
其次,数字游民引领的“UGC+PGC”共创模式使得内容生产主体多元化。余村打破了村民作为唯一传播主体的局限,引入“全球合伙人”计划,使来自全球的青年创客、艺术家、程序员成为乡村故事的“新讲述者”,形成了多元化的内容生产矩阵。数据显示,自2022年启动全球合伙人计划以来,余村已吸纳70余个新经济项目落地,集聚1200余名青年常态化驻地办公。其中,63%为90后,30%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涵盖媒体、设计、IT等专业背景,这群高知青年具备敏锐的媒介素养。青年创客张航团队入驻后,打造的三农短视频账号在短短数月内粉丝突破50万,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200万次,成功将余村的“矿坑咖啡”“瀑布泳池”等新业态推向全国热搜。持续的优质内容输出,使得余村品牌资产增值,2025年余村品牌价值评估达到45亿元,位列中国乡村品牌榜首,“余村全球合伙人”更成为乡村振兴领域的现象级IP,吸引主流媒体200余次深度报道。其中,由短视频和直播引流而来的年轻游客(18~35岁)占比不断提升,客源结构显著优化。
与此同时,余村传播形态从平面转向虚实融合,视听体验更加沉浸化。依托数字孪生与XR(扩展现实)技术,余村将视听传播从二维屏幕延伸至三维空间,打造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一方面,余村的“云村民”计划通过小程序与APP吸引了近2万名注册用户。用户可在线上领养竹林、认养茶园,并通过24小时慢直播实时查看作物生长情况。这种“云监工”模式不仅增强了用户粘性,更将单纯的观看行为转化为情感连接与消费行动。另一方面,余村建立的数字孪生平台,将村落风貌、生态数据、游客轨迹进行三维建模。游客只需扫描景区二维码,即可在手机端开启AR导览,看到叠加在实景上的历史变迁动画与生态科普信息。这种交互式传播使得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1.5小时,二次传播率提升60%。
这一路径的底层支撑是政策驱动力下的数字基建投入。而内容生产的爆发,则依赖于人才驱动力的媒介素养和创造力。最终,其传播效果的放大,又反向增强了余村的品牌价值,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驱动力,形成正向循环。
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文化再创造,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渠道。自2021年入选联合国“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后,余村的文化创新进入了国际传播的新阶段。
首先是培育村民国际化意识。随着国际游客增多,国际化逐渐成为余村的新标签。自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派驻余村农村工作指导员陈媛发起余村英语角活动以来,六十多岁的张文学表示,已经可以用简单的英语给外国游客介绍村里的景点和美食。此外,全国首个在村国际传播基地在余村设立,英语角已发展为乡村文化共同体。
余村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青年参与在地实践。12个国家的20余名国际师生曾开展生态时尚全球合伙人工作营,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技法,设计现代竹编灯具。这种国际青年的在地参与,使余村文化获得了跨文化的再创造。与此同时国际会议的窗口效应也十分显著。2024年余村作为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年度会议的举办地,向全球展示了乡村文化创新的优秀成果。“两山”理念引领下余村的绿色发展之路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实践经历从单模态传播到多模态传播、从文化内传播到跨文化传播的转变。
此路径是理念驱动力和人才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余村将本土实践提升到全球话语层面,通过国际交流,反向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和社区凝聚力。
文化创新不仅需要内容,还需要制度土壤。余村在利益联结、区域协同等方面的机制创新,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一是两入股三收益的利益联结机制。村集体以资源入股,农民以土地或闲置资源入股,获得租金、薪金、股金。2024年,全村1000余名村民的人均分红从2020年的600元左右涨到3000元左右。当年的老矿工葛元德,现在经营两山文创阁,将矿山记忆转化为文创产品,2023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这种利益联结机制,使村民从文化创新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为文化创新的可持续性奠定了群众基础。
其二是大余村片区发展模式。余村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打造覆盖天荒坪镇、山川乡、上墅乡3个乡镇24个村的“大余村”,抱团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当前,“大余村”片区固投资金12亿元,亿元以上项目开工12个。
余村的经济发展底层架构奠定了所有创新的基础。它本身就是政策驱动力和社区驱动力深度融合的产物。为其他所有创新路径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和利益保障机制,是余村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1)理念驱动力:“两山”理论的引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余村文化创新的根本遵循和价值原点。这一理念从政治话语转化为地方文化叙事,从抽象理念内化为村民共同价值观,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具体体现为:一是方向引领,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二是目标导向,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三是路径指引,探索出“生态修复—景观重塑—文化植入—业态培育”的转化路径。
(2)政策驱动力:顶层设计与地方扶持的叠加效应
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到浙江省“千万工程”,再到县专项扶持政策,形成多层级政策叠加效应。特别是《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的施行,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法治保障。全球合伙人计划的50余项支持政策,有效降低青年入乡门槛。
(3)市场驱动力:消费升级与需求迭代的拉动
旅游消费从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升级、研学市场的快速增长、康养需求的持续释放,构成了余村文化创新的市场牵引力。余村敏锐捕捉这些需求变化,开发沉浸式体验、研学课程等,实现了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再到卖文化的迭代升级。
(4)人才驱动力:青年入乡与跨界融合的赋能
“新乡人”超过“原乡人”的人口结构逆转,是余村最深刻的变化。全球合伙人计划吸引1200余名青年常态化入驻,数字游民社区的建立催生新型社群文化,青来集集聚900余名青年创新创业。青年带来的新理念、新资源、新业态,为文化创新注入跨界融合的活力。
(5)社区驱动力:内生动力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余村通过两入股三收益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从文化创新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2024年,全村1000余名村民获得分红316万元,人均分红3000余元,较2020年的600元增长5倍。正如村书记汪玉成所言:“连续六年的分红,让村集体和村民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紧密的利益联结,从根本上激发了村民参与文化创新的内生动力。
余村模式的理论本质,是在“两山”理念的统领下,通过五力协同的底层驱动,激活了“人才—制度—融合—转化—传播”创新路径的有机互动,最终实现了乡村文化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价值变现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创新机制超越了简单的要素堆砌,呈现出乡村文化从被动输血走向主动造血、从局部创新走向系统振兴的演进逻辑,为理解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分析框架。
[1] 段小虎,闫小斌,荆皓.从“农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维度与思维模式的转变[J].图书馆,2018(9):1-4.
[2] 赵玲.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发展向度[J].东吴学术,2018(2):5-12,43.
[3] 张晓刚,刘芳惠.新时代乡村文化的审视与展望:现代转型、现实挑战和振兴进路[J].宁夏社会科学,2022(5):120-128.
[4] 王成利,鲁冰,程静静.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建构路径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2(10):85-91.
[5] 李博,任雨乐.人才何以返乡:国家重点帮扶县人才返乡意愿的内在机理研究——基于陕西省五县调查数据[J].乡村治理评论,2025(2):98-123.
[6] 严皎婕.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模式与路径[J].南方农机,2025,56(19):92-96.
[7] 刘奕兵.乡村文化振兴的现状、问题与策略研究[J].商业文化,2025(18):140-142.
[8] 常睿,张凤.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逻辑、困境与路径[J].安徽乡村振兴研究,2025,4(5):45-53.
[9] 李洋艺.乡土设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战略[J].服装设计师,2025(10):16-21.
[10] 张付新,张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N].鹰潭日报,2025-10-15(4).
[11] Hailu W,Yang L,Yaning W,et al.AI-Empowere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Innovation Paths and Strateg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J].The Frontiers of Society,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5,7(4).
[12] 高欣,周腾.乡村振兴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J].农村科学实验,2025(23):5-7.
[13] 邵文霖,马强.“村BA”中的“国家—地方”叙事与社会网络重构——基于文化实践的多维透视[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63-74.
[14] 朱慧超,唐婧娴,张恺平,等.余村“两山”理念转化的全过程规划实践与理论再析[J].城市规划学刊,2022(S2):185-192.
[15] 刘迪.“村规—村建—村管”联动的乡村建设路径探索——以浙江省余村乡村共同缔造实验为例[J].城市规划,2024,48(9):57-66.
[16] 杜春宇.基于空间叙事的乡村建筑改造实践探索——浙江“千万工程”(余村)展示馆 [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4(15):34-41.
[17] 张瑜,陆林,陈劼绮,等.旅游情境下乡村性的再认知与游客感知测度——以浙江安吉余村为例[J].人文地理,2024,39(1):173-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