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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体育是由特定民众所创造，且为相应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之中的一种具备集体性、模式性、传统性以及生活化特征的体育活动[1]。而民众主体性是在民众与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得到发展[2]。因此，民俗体育主体性的形成离不开民众，发展民众主体性是形成、繁荣民俗体育文化和建构民俗体育主体性的必要举措。另外，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属于文化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其建构不仅涉及体育活动本身，还包括日常时间、日常空间以及主体生命日常等多个领域，因此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要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和来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村民主体性在民俗体育发展进程中仍处于边缘地位。在经济方面，在推广民俗体育时，往往忽略了村民的经济需求；在文化方面，村民作为民俗体育文化实践的主体，其在文化建构中的主动性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在探讨当代民俗文化研究转向的基础上，分析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发展村民主体性来建构民俗体育主体性发展的路径，进而推动当代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助力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为避免产生歧义，在此特对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界定，本文所提及的民俗体育文化皆特指乡村中的民俗文化。

1 当代民俗文化的研究转向

民俗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3]。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民众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且具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包括传承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技艺、生活智慧、思考原型四种形式[4]。作为生活文化的民俗文化，它以民俗事项为载体，既折射出特定国家或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历史积淀及其发展脉络，又具有群体性、传承性、地域性、寄托性以及形象性等特性，这些特性共同铸就了民俗文化激发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丰富生活并改善精神面貌的功能[5]。随着现代化进程在时空上的持续拓展，乡村的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社会中的成员一方面仍然受到乡土社会运行逻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追求现代“理性”。以往民俗学的概念，已经无法追踪民间生活的现代改变[6]。同时，旧的传承共同体的瓦解，也意味着新的共同体形式正在形成。在流动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强的乡村，把“日常生活”作为新的民俗传统的分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研究民俗成为民俗学的新面向，成为当代民俗学研究的新方向。民俗学研究的这种日常生活转向，不仅为民俗体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将民俗体育真正还原到“人”与“生活”中，为民俗体育的传承指明了新方向。

2 当代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发展困境

2.1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转型

民俗体育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被民众接纳并融入日常生活的体育活动。随着乡村现代化发展，乡村生活和文化空间逐渐遭到破坏，民俗体育的生存空间再次被压缩，导致其传承和发展受到限制。具体体现在乡村中西方体育元素的扩散，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民俗体育文化内涵受到挑战[7]、受众范围也随之缩减。民俗体育文化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动，就当前社会环境来说，相当一部分具有叙事意境、祭祀仪式、敬神娱人且需要特定时间与场所来开展的民俗体育活动，已经无法在当代社会环境中进行[8]。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以往的乡村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在以老人和儿童居多的乡村，其民俗体育传承也面临传承无人的困境。伴随着生态场域的破坏，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这种文化主体的缺失，是导致文化自信匮乏的重要原因。

2.2 民俗体育内生传承动力缺乏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实践主体，越来越脱离原有的惯习，逐步与城市接轨，追求城市的理性。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民俗文化在乡村发展进程中逐渐式微，本土文化的内涵呈现缩减态势。随着市场化的观念进入乡村，民俗文化的发展也逐渐趋于功利化。当文化作为地方特色的宣传要点为外界所熟知后，其经济价值便逐渐得到开发利用。虽然此举能为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过于关注其经济价值，却忽视了民俗文化所具备的精神价值及其功能，进而抛弃了文化的再生与发展契机。乡村文化传承出现上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乡村中大量青壮年涌向城市，仅留下儿童和老年人在乡村。青少年因城市化所带来的物质基础改善，对乡村民俗文化并没有深切的向往，反而更加憧憬能带来丰富物质享受的城市生活，这导致其对乡村的认同感降低，乡愁情怀也随之弱化，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空心化进程。其次，在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丰富物质财富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更多地关注文化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使得民俗文化传承出现断层现象，丧失了文化自我生成的内在动力。如此一来，在继承和创新层面均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文化最终会被时代抛弃，而其所依托的物质载体也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消逝，文化内涵随之被消解。最后，民俗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出现割裂状况。在建设现代化乡村的进程中，往往侧重于经济建设和发展，着力解决乡村基础设施薄弱和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却忽视了民俗文化的传承，进而导致民俗文化的原生空间进一步被压缩，造成民俗文化传承主体缺失、生存环境遭受破坏以及文化内涵不断式微的局面。

2.3 民俗体育传统传承方式被破坏

民俗体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主要受到传承人认定、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保护机制不完善以及社会环境影响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民俗体育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和实践者，其数量多寡能直接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传承与保护。在过去，民俗体育传承主要依赖师徒制、家族传承等传统形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价值观的转变，这些传统的传承方式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压缩，导致传统手艺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映衬下，其吸引力相对较弱，进而导致传承人数量难以维持在稳定水平。尽管民俗体育产业化在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颇有成效，但伴随民俗体育产业化而出现的“泛产业化”问题仍不容乐观，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前景仍需进一步探索[9]。此外，民俗体育的法律保护机制亦尚不完善，其保护力度和效果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程序，这给民俗体育传承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生存空间的转型，还是内生传承动力的匮乏以及民俗体育传统传承方式被破坏，当代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发展困境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不同维度上的主体性缺失，即个体层面、群体层面，乃至更大范围以国家为边界的总体层面。

3 当代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建构路径

在人员流动性愈发增强，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民俗体育研究只有深入乡村实践，才能精准把握村民与民俗体育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明晰村民在民俗体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针对乡村民俗体育主体性的探究，需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展开细致入微的考察，才能深入理解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具体细节。民俗体育的主体性建构主要指的是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又要借助民俗体育传承人这一载体来实现。因此，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建构应落实在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流动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这四个层面的村民主体性建构上。

3.1 理解民俗体育文化，建构个体主体性

民俗体育对于传承人来说，首要彰显的便是文化特征。在这一基础之上，民俗体育逐渐演变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继而形成文化自信。在这种认同的转变过程中，民俗体育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得以充分彰显。民俗体育长时间在乡村环境中，一直在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目前仍在传承的民俗体育项目，皆经过了筛选，这证明了其在当前社会仍然具有竞争力，以及民俗体育传承的必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民俗体育传承人亦借助民俗体育完成了个人目标，并在传承活动中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其中。以吴刘寨a梅花拳传承为例，其传承人数与传承规模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因城乡之间流通不畅，其队伍规模格外庞大，曾有一百多人集体应邀去市区表演，正如访谈对象（访谈对象为传承基地委员会成员，2024年3月1日吴刘寨新梅花拳传承基地）所述：“那会公社叫去嘞，玩了人多，一百五六十口的人嘞，那一回向濮阳玩（拳）去。”尽管社会背景发生了很多变化，导致大量青壮年群体流失，但这种流失并不是永久的。当他们选择成为民俗体育传承人时，便有了身份的归属和认同，即使暂时脱离了乡村环境，这种归属感也不会随着环境的脱离而消失。除此之外，民俗体育的传播亦是呈点面发展，受其影响范围愈加扩大，更加强化其共同的认同感[10]。而青少年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之下，对民俗体育的了解颇深，不仅能够获得文化认同，更能进一步获得文化自信，从而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

3.2 参与仪式活动，建构群体主体性

民俗体育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播载体，对于呈现地域文化具有显著优势[11]。通过演武大会的举办，不仅提升了民俗体育的影响力，还提升了地方文化软实力。此外，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促进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有效载体，通过加强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力度，赋予民俗体育文化更广泛的影响力，有助于促进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而传承群体作为群体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不仅能够提升自身对文化建设的参与度，还能通过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地方文化的阐释力和软实力。这些集体活动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使得富有传统特色与地方色彩的民俗活动得以广为人知，同时也为参与者的生活增添了诸多乐趣。除此之外，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民俗集体活动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它不仅能够让参与者在娱乐中获得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培养人们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
感[12]。例如，在参与吴刘寨民俗活动时，参与者不仅可以检验平时的学习和训练成果，还能通过与他人交流实现互相学习。群体间通过活动完成情感和技术的交流互动，有力地促进了群体主体性的发展。由此可见，积极参与群体仪式活动有助于建构村民主体性。

3.3 更新民俗体育传承形式，建构流动主体性

在现代社会融合的背景下，民俗文化面临诸多新情况，民俗体育传承人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在乡村社会实践进程中，积极将民俗体育与当代乡村日常生活融合，突破族群和空间限制，进而建构出具有流动特性的主体性。民俗体育传承人除了本身具有的责任感，还会带有一定的乡土情怀。在面对民俗体育在现代乡村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困境时，他们会采取多种举措来保障民俗体育传承的延续性。以吴刘寨梅花拳为例，其习练者们在城乡流通日益便利的情形下，并未进行完全的抵触或放弃这种流通趋势，也没有放弃民俗体育传承事宜。一方面，他们在演练场设置了专门用于烧香祭拜过世宗师的场所，通过长期的精神共鸣和日积月累的祭拜活动，强化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感。另一方面，面对传承人缺失的情况，他们更多地将目光放在青少年身上，对适龄青少年进行教学，且将教学和训练安排在日常学习之外，以免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时间，正如访谈对象（访谈对象为传承基地委员会成员，2024年3月1日吴刘寨新梅花拳传承基地）所言：“上学啦小孩都，要是放喽假还搁着玩了，还有学校老师也叫他玩，天冷喽搁前面屋嘞也玩。”通过这种改变，不仅有效解决了因城乡之间矛盾所造成的乡村空心化进而导致的传承人缺失问
题[13]，而且对文化传承和树立文化自信也有很大帮助。青少年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民俗体育逐渐展现出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并且在与民俗体育互动的过程中，成功建构了人类主体性。

3.4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建构文化主体性

随着传统文化传承受到国家的重视，以乡村环境为载体的民俗体育传承亦受到重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俗体育的传承不仅对文化传承本身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都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作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体育能够将人、事、物等诸多内容有机融汇，充分发挥其在生命体验和文化建构方面的身体叙事功能。以群体为传承主体，是民俗体育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只有以群体传承为载体，才能让民俗体育顺利走进现代化的乡村。在以群体传承为主要传承模式的民俗体育传承过程中，显然会优先从整体的思路出发，将保护民俗体育传承置于首要位置，承担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和担当。例如，在吴刘寨梅花拳传承过程中，当接到地方政府要求把集会时间进行修改的通知时，虽然起初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但在与地方政府协商之后最终选择妥协，正如访谈对象（访谈对象为传承基地委员会成员，2024年3月1日吴刘寨新梅花拳传承基地）所述：“七月嘞，这都打上一年，公社了卡住，这（吴刘寨传承基地）不当家了，正月搞啦，公社来啦说恁这得改，不改不中，才换成七月了啦。”通过地方政府和民俗体育传承人的双向合力，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体育传承得以有效维稳[14]，不仅保护了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也实现了民俗体育在新时代的良好发展。

4 结语

民俗体育文化的建构最终要落实到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完善。研究认为，人的主体性建构是通过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晰自我定位以及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等诸多方面共同达成的。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一个逐步层累的过程，需要内外合力共同推进，以新时代融入日常生活的民俗体育形式，推动村民主体性趋向完善，进而形成完备的民俗体育文化主体性，从而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因此，在新时代的乡村发展进程中，应更多地关注人与人文要素，将民俗体育有机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为民俗体育文化传承提供坚实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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