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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中，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传奇，赵一曼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她的事迹激励着无数后人，赵一曼红色文化也成了红色文化中的重要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不仅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红色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形态，正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它不仅为游客提供了缅怀先烈、学习革命历史的机会，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经济收益与文化自信的提升。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地区的居民而言，红色文化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地方身份与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本研究选取赵一曼红色文化作为切入点，旨在深入探讨红色文化旅游如何影响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感。赵一曼纪念馆、故居等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已成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居民的地方认知、情感联结及行为倾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考察赵一曼红色文化对当地居民地方认同感的具体作用机制，本研究期望能够为红色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此外，本研究还致力于挖掘红色文化旅游在促进地方文化传承、增强社区凝聚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通过深入分析赵一曼红色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其对当地居民地方认同感的影响，期望能够为同类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也为推动红色文化旅游与地方发展的深度融合贡献力量。

1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本研究主要通过“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分别进行中英文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进行检索，并对本研究相关的核心资料进行收集、归纳、分析总结和整理。针对居民地方认同及其影响等研究主题，对国内外关于当地居民地方认同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为本研究提供文献基础与支持。

（2）问卷调查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案例地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的个体身份特征、地方环境感知情况以及地方认同相关信息进行调查，获得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并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3）观察法和访谈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观察法以及访谈法对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进行调研，结合文献研究法所得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对研究目的地更综合全面以及准确的认识。访谈法将用于获取访谈对象地方认同特征的相关信息。同时，结合作者常年在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参与红色文化旅游的经历，深入到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进行访谈与调研，整理相关资料、照片等，为本研究提供资料基础。

（4）数据分析法

本文通过数据统计进行信效度分析，运用SPSS 25.0对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地方认同感进行差异性分析。

2 研究设计与文献回顾

2.1 研究案例地概况

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城区翠屏山麓。2002年12月，赵一曼故居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3月，赵一曼纪念馆（故居）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17年宜宾市翠屏区将“一曼故里”与“中国酒都”“中国李庄”并列为核心文旅品牌，推进赵一曼故居联合五粮液景区、李庄古镇等创建国家级旅游示范区，形成全域红色旅游网络。2022年，赵一曼纪念馆保护利用项目入选“文物保护利用优秀项目”。赵一曼纪念馆（故居）作为红色文化旅游地，见证了革命理想在中国农村的传播，它影响深远，内涵丰富。

2.2 地方认同与红色文化旅游相关研究

国外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地方认同的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出关联性、创造性的研究倾向。在丰富的概念研究基础上，关于地方认同的维度研究，目前国外学术界大概有以下几类，如表1所示。

表 1 国外关于地方认同的维度

Table 1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place identity

国外对于地方认同的应用研究较为广泛，涉及移民者、学校学生、社区居民，以及一些特殊群体对象的地方认同相关研究。对于地方活动而言，在社区活动中，开展成人教育会使居民在交流与学习中增强地方认同感，从而加深对当地社区的身份认知[6]。而对于公共空间，长期使用者会因为基础设施或者环境的熟悉度，会对该空间产生依赖和地方认同[7]。在个体差异性和环境差异方面，研究验证了农村和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场所身份差异，结果显示农村社区居民较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场所认知，而情感和身份认同的差异主要由社区类型及其与个人的相关性引起[8]。国外针对地方认同的研究内容以及方法都较为成熟，质性研究中多集中于地方理论而深入展开，量化研究的内容也为本文奠定了基础。

通过选择CNKI中国知网的中文核心期刊及其来源期刊对选取的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主题选用“地方认同”为关键词，最终获取423篇有效文献，从发表趋势来看，我国对地方认同的相关研究已逐渐增多，呈上升趋势。根据对国内地方认同研究现状的发文数量以及关键词词频总结，梳理国内地方认同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地方认同的维度构成的研究；二是对地方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三是对地方认同在实际研究中的实证过程。

国内有关地方认同的相关研究主要出现在2014年后，2016年后呈明显上升趋势，但还是较国外较晚，对地方认同维度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研究案例的独特性，提出了相应的地方认同维度，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可将维度总结为以下几种，如表2所示。

表 2 国内关于地方认同维度的研究

Table 2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dimensions of place identity

国内关于地方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根据不同群体对象而异，主要包括不同类型地域的居民、旅游地旅游者、城市或旅游地外来移民以及城市化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几类。对于移民者与地方认同之间，制度因素、住房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都对新移民的地方认同产生直接影响，而个体特征中年龄、月均收入、居住时长等方面通过社会经济因素间接影响地方认同[14]。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地方认同感越强[15]。在研究居民地方认同的影响因素中，多以物理空间和社会环境进行客体因素分析[16]。对于文化旅游地旅游者的地方认同研究中，多作为地方感或地方依恋中其中一个维度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旅游者的个人情感以及地方环境感知等具体测量指标进行研究分析[17]。就旅游者而言，客观环境中的旅游功能、目的地开发、体验感、满意度是影响其地方认同的重要因素；主观意识中的主体感知与认知、旅游者文化认同、旅游者个人身份背景、参与目的则是影响其地方认同的主观因素［18］。

近年来，在文旅融合战略背景下，红色旅游呈现出蓬勃生机，成为推动目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学者周晓丽指出旅游者的红色旅游忠诚度和红色文化资源负责任行为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于地方依恋理论，构建了揭示地方依恋影响旅游者红色旅游忠诚度和红色文化资源负责任行为的路径和中介机制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方依赖直接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的红色旅游忠诚度和红色文化资源负责任行为，但地方情感仅直接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的红色旅游忠诚度；红色精神共情和红色教育感知在地方依恋影响旅游者红色旅游忠诚度和红色文化资源负责任行为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红色精神共情在地方依恋影响旅游者红色文化资源负责任行为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优于红色教育感知[19]。肖伟通过基于地方认同的红色旅游地居民亲旅游行为研究指出红色旅游发展是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居民和游客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调动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的热情对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极为有利。以“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安徽省金寨县为案例地，对革命老区居民开展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并构建居民地方认同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路径模型，利用回归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寨县居民的地方认同正向显著影响其亲旅游行为；满意度在地方认同和亲旅游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0]。马云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21]。黄丽满以海丰县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案例地，探讨居民地方感对旅游支持意愿的影响机制，明确居民对旅游业影响态度的作用。通过线上收集有效样本276份，采用SPSS 22.0和AMO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居民的地方感中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可通过居民的红色旅游业影响态度（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间接影响居民红色旅游支持意愿［22］。

2.3 问卷设计过程及主要内容

2.3.1 问卷设计

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首先，本研究明确了较为清晰的研究框架，并确定了若干基本维度。其次，基于半结构式访谈，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明确的核心范畴，并进一步展开定量研究与分析。定量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辅助工具，引用了与本研究有关的量表，这些量表的选择是以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初始问卷有关的题目。最后，根据研究目的进行预测试问卷的设计，基于对调查结果分析的基础，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后确定了调查问卷。运用SPSS 25.0软件进行相关的分析，一方面得到地方认同维度（独特性、连续性、自效性、自尊）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定量研究发现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红色文化旅游居民地方认同特征、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以便提出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对策。

2.3.2 问卷主要内容

问卷调查内容分为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人口统计学相关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平均月均收入、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居住时间等，这些信息将用于后期分析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地方认同特征方面有何差异；第二个部分是对受访者地方认同的测量调查，揭示地方认同的维度特征以及基于地方认同维度的红色文化旅游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特征与差异。

2.3.3 主要变量测量

结合对理论及相关研究的理解，参考国内外学者设计的地方认同测量量表，本研究设计了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地方认同问卷。为确保问卷设计效果，初步设计完成后，邀请红色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方向、社会学方向、文化旅游方向教授各一名对问卷的各个项目进行评估，内容评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调查问卷各项目在表达方式上是否恰当，有无含糊，用词是否符合规范；第二，有没有问卷项目存在多个维度的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在专家的意见下，对问卷中的内容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包括23个题项的预测问卷，主要围绕独特性、连续性、自效感、自尊感展开，如表3所示。调查问卷采用Likert五点计分，“5”为“非常同意”“1”为“非常不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地方认同度越高。

表 3 地方认同指标及来源

Table 3 Place identity indicators and sources

2.4 信效度分析

2.4.1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被调查者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所搜集的资料，也就是所搜集的资料的准确性。调查问卷的信度值愈高，则说明所得资料的数据误差愈低，一般信度检验主要采用Cronbach’a系数法进行检验，该方法是对李克特量表信度估算的常用方法。一般认为，信度结果值在0.7 以上，表现为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由表4可知，本次问卷调研信度为0.863＞0.7，说明其信度良好。

表 4 信度分析表

Table 4 Reliability analysis

2.4.2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用来衡量是否能准确地获得真实需求的问卷，也就是问卷调查的设计和内容是否合理、有效。效度越高，则表示其测量的效果较好，而效度较差的测量结果则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本研究采用建构效度对预测试的初始问卷进行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是衡量建构效度的最有效手段。KMO和Bartlett’s的球形检验采用 SPSS 25.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初始问卷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Table 5 Initial questionnaire KMO and Bartlett’s test

由表5可得到KMO=0.862，大于0.7，Bartlett’s球形检验值显著（Sig.<0.001），结果显示问卷调查的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 结果分析

3.1 变量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设计的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地方认同量表采用了李克特量表的五个分量表。Likert量表从1到5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根据文献，得分在5和3.5之间，表明受访者同意调查问题；介于3.4和2.5之间，表明受访者是中立的；在2.4～1之间，受访者表示反对。本研究通过SPSS 25.0计算了当地认同的相关维度和总体当地认同的平均值，以分析当地认同的相应特征。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的地域认同特征统计如表6所示。根据四个维度的平均值，得出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的情感认知水平较高。独特性、连续性、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四个地方认同维度的评价较高。各维度中独特性的最高均值为4.39，第二是自我效能感，为4.23，第三是自尊，为4.23，第四是连续性，为4.25。总体而言，独特性>连续性>自尊>自我效能感。本研究旨在系统地获取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的地域认同总体特征，并分析地域认同得分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差异。

表 6 描述统计

Table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2 基本信息分析

下表反映了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共收集有效样本242份，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时间等。

（1）性别。统计样本量在性别方面，最终回收242个样本量，其中男性有162人，女性80人，分别占站回收有效样本量的66.9%和33.1%，在数量上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2）年龄。统计样本量在年龄方面，18岁以下7人占比2.9%，19～25岁5人占比2.1%，26～35岁39人占比为16.1%，36～ 45岁100人占比45.5%，46～60岁48人，占比19.8%，60岁以上33人占比13.6%，总体来看，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年纪偏大，年轻一代的居民呈现减少趋势，呈现出断层式发展。

（3）在本地居住时间。统计样本在本地居住时间方面，在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住超过20年以上的人数最多215人占比88.8%，居住16～20年11人占4.5%，居住11～15年6人占2.5%，居住6～10年8人占3.3%，居住5年以下2人占0.8%。

表 7 基本信息表

Table 7 Basic information

3.3 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地方认同的差异分析

在科学研究中为了测量哪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哪一种因素起次要作用或者不起作用，以及不同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别，即使用方差来进行分析。本部分主要分析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不同类型的居民对地方认同差异性分析。下一小节在对居民性别进行差异分析时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仅适用两组数据，是利用来自某两个总体的独立样本，推断两个总体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不同年龄、本地居住时间的差异分析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单因素方差也称一维方差分析，检验一个或多个独立变量在某一因素不同水平分组的均值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还可以对该因素若干水平分组中哪一组与其他组相比更有显著性差异进行分析）。

3.3.1 性别特征差异性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表8），显著性概率p值均大于0.05，表明原假设成立，说明男性与女性对独特性、连续性、自尊感、自效感四个维度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

表 8 独立样本T检验

Table 8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3.3.2 年龄差异性特征

由于分组数据多于两个，因此不能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主要适用于两个独立数据组，而年龄分组数据多于两个，因此针对年龄差异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以检验地方认同得分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表 9 方差齐性检验-年龄层次

Table 9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test-age group

由表9中给出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可知，Levene法检验统计量为1.818，在当前自由度下对应的p值为0.126，大于0.05，说明满足方差齐性的要求。因此，可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表10为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地方认同方差分析结果。

表 10 方差分析表-年龄层次

Table 10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age group

表10为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其中检验统计量F值为4.105，Sig（显著性）为0.045，小于0.05，说明不同年龄层次的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地方认同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运用方差分析中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进行进一步差异分析。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是针对每个层面比较，数据较大。表11为简化后的多重比较结果。

表 11 不同年龄层次多重比较表

Table 11 Multiple comparison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注：*平均值差值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由表11可知，通过Tukey检验结果表明，25岁及以下与55岁及以上在地方认同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8）。25岁及以下的红色文化旅游居民相比较55岁以上在工作时间、对地方的了解、通过从事红色文化旅游工作结交的朋友等方面影响了其地方认同存在一定差异。

3.3.3 不同居住时间的差异性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周边居民不同居住时间在地方认同得分上是否存在差异。

表 12 方差齐性检验-居住时间层次

Table 12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test-length of residence levels

由表12中给出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可知，Sig.=0.005，小于0.05，说明不满足方差齐性的要求。因此，本研究采用适用于组间方差不齐的Welch方差分析法进行差异性分析。

表 13 韦尔奇 Welch差分析结果-居住时间层次

Table 13 Welch’s ANOVA results-length of residence levels

由表13可知，Welch F=9.540，p=0.000，小于0.05，因此，不同居住时间的赵一曼红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在地方认同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运用方差分析中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进行进一步差异分析。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是针对每个层面比较，数据较大。表14为简化后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

表 14 多重比较-不同居住时间层次

Table 14 Multiple comparisons-different length of residence levels

由表14可知，通过Tukey检验结果表明，5年及以下与11～15年、16～20年、20年以上的居住时间的居民存在显著差异；6～10年与20年以上的居民存在显著差异。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根据研究可知，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在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的背景下，因为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曾经以农业为生的当地居民逐渐转化为具有一定专业要求的红色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而在这场不断发展和变革中，当地红色文化旅游居民成了促进和维持了当地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主体。而地方认同直接关系到居民对红色文化旅游地地方产生连续性、持续效力、满足感指数等内心情感，对于提高当地居民从事红色文化旅游的工作积极性、促进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未来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地方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与理论，对地方认同以及相关研究有了清晰的认识，为了明确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情况，以便针对性地提出建设策略，本研究运用了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对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地方认同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主要得出实证量化研究的三个方面的结果：第一是红色文化旅游居民地方认同的构成维度；第二是红色文化旅游居民对赵一曼红色文化是“生计场所”心理；第三是地方独特性是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产生地方认同的根本要素。

4.2 建议

4.2.1 创新红色文化旅游产品，提高居民收入

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作为典型的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城镇，为了保证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稳定的经济效益，还需要开发能够持续吸引户外游客的红色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如开发新的徒步路线，在生活聚集区建设初级红色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吸引更多的户外游客，从而提高此类从业人员的技术服务水平和竞争力，使收入更加稳定和可观。

4.2.2 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原住民服务竞争力

地方政府部门应遵循“人才是生产力”的理念，在现有人才培养体系基础上创新培养模式。根据不同年龄、群体、项目等细节，对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进行针对性的专业培训，提升他们对职业、自我、场所的认知，改善技术服务和接待方面的不足。通过一系列培训，提高红色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态度，不断培养从事红色文化旅游的当地居民。一方面，提高从业人员的收入和服务态度及理念，另一方面，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输出。

4.2.3 关注红色文化旅游居民对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建设的影响

作为具有红色文化旅游体验功能的城市，当地居民作为与游客直接沟通的重要群体，需要具有较高的技术专长和服务水平，这也是赵一曼红色文化旅游地游客参加红色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当地的红色文化旅游游客对赵一曼红色文化的当地认可度不高，则无法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这将影响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在游客中的良好形象，甚至产生不良声誉。因此，对于相关单位来说，红色文化品牌开发和特色城镇的建设应该以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在注重乡土环境塑造的同时，加强人文环境的塑造，为红色文化旅游地居民营造一个认同感强、专业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人文环境，有利于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可以通过问卷了解红色文化旅游居民对赵一曼红色文化发展的意见，包括发展现状、个人职业规划和生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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