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南大学体育学院,重庆; 2.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毕节; 3.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兰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射艺被列为儒家“六艺”之
一[1],其核心内容正是以射箭为载体,融合礼仪、修身与竞技的综合性技艺,它最早出现于商代,完善于周代,历经五千年沧桑,贯穿整个华夏文明史。此外,射箭在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如那达慕大会中的射箭比赛,既是民族技艺的展示,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2]。
新中国成立后,射箭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49—1978年间,在国家政策的影响和支持下,射箭被列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发展方向逐渐从军事技艺转向竞技体育。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设立射箭项目,标志着其正式纳入国家体育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射箭通过引进国际先进训练方法(如EMG反馈技术),并与传统文化精髓相结合,实现了竞技水平的快速提升。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女子射箭选手张娟娟获得个人赛冠军,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上的长期垄断,为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射箭项目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中的地位。射箭运动也有望在校园等场所得到更广泛的推广[3]。以四川省的大田坎小学为例,该校从1995年年底开始组建学生射箭队,1996年2月第一次参加省射箭比赛,获得了第五名[4]。这一案例表明,将射箭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更能为竞技体育输送后备人才。与此同时,社区射箭活动的开展和各类体验赛事的举办,为大众提供了接触这项传统运动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射箭产业将与旅游、文化、娱乐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化的射箭产业链。射箭主题旅游、射箭文化展览、射箭影视作品等将不断涌现,为射箭运动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相关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5]。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射箭运动的发展历程,不仅填补了我国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研究的学术空白,为体育强国战略下射箭运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历史依据,同时通过揭示射箭在文化传承、竞技提升与大众普及的互动机制,为其他传统体育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其研究成果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服务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也为促进国际体育文化交流贡献了中国经验。鉴于此,本研究系统梳理1949—2024年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历程,旨在揭示其在文化传承、竞技提升、大众普及和产业融合等方面的成就与特点。通过对这一长时段发展脉络的分析,不仅能够深化对射箭运动本土化演进规律的认识,也可为未来射箭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本研究通过系统性历史分期梳理,首次构建了“历史分期,特征阐释,机制分析”的三维研究范式,填补了我国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研究中“射箭专项史”的学术空白。不同于既往单一聚焦竞技成绩或文化符号的研究视角,本研究将射箭运动置于社会发展脉络中,通过剖析1949年以来其在军事技艺转型、国际规则接轨、校园文化传播等阶段的特征,揭示了“传统技艺,现代竞技,文化认同”的交叉学科互动机制,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框架。
研究成果对当代射箭运动发展具有直接政策参考价值:在竞技体育领域,基于2008年张娟娟奥运夺金的经验提炼,为国家射箭队“科学训练+心理干预”的复合型训练体系提供了历史依据;在大众普及层面,四川大田坎小学将射箭纳入校本课程的实践案例,为“体育进校园”政策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范式。尤为重要的是,研究提炼的“政策引领—竞技突破—文化反哺”发展模式,在蒙古族那达慕射箭、锡伯族西迁节射艺等少数民族体育实践中已得到验证,政府通过赛事标准化建设提升竞技水平,以张娟娟夺金事件为契机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最终形成“竞技成绩—文化自信—大众参与”的良性循环。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检索方法,确保文献来源的科学严谨性,重点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国内主流学术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收录了大量的中文文献,能够获取关于中国射箭发展的重要资料,其中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主要来源。为从国际视角了解射箭运动的发展情况。适当检索Web of Science、PubMed、Scopus等国际学术数据库,以获取国际上关于射箭运动的研究成果,明晰中国射箭在国际领域的交流与影响。在数据收集方面,以“射箭”“骑射”“射箭发展”“射箭文化”“中国射箭”“民族传统体育”“全运会射箭”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范围限定在1949—2024年之间,以确保所搜集的文献能够全面反映近七十五年来中国射箭的发展脉络。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去重处理,确保文献的唯一性和研究的准确性。根据文章的发表期刊、会议级别、作者影响力、引用次数等因素,对文献进行质量筛选,优先选取高质量、高影响力的文献深入研究。通过这种严谨的方法,最终获得426篇相关文章,引用30篇文章。最后,根据射箭发展的不同阶段和领域,使用文本归纳法,如将文献分为“射箭历史发展类”,包括射箭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射箭地区发展类”,关注不同地区的射箭普及和发展情况;“射箭国家发展类”,研究国家层面的政策和竞技水平提升等,便于后续的整理和
分析。
本阶段呈现"国家主导的竞技化转型"特征,射箭从传统军事技艺向现代竞技体育体系化转变,以政策驱动和竞技突破为双重发展主线。新中国成立后,射箭运动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了竞技体系的初步建立。1953年,射箭被列入首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项目。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设立射箭比
赛[6],这一制度设计标志着射箭完成从民间技艺到国家竞技项目的身份转换,为后续专业训练体系建立奠定基础。同时这也意味着射箭运动在中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广,成为全国性的竞技体育项目。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射箭运动的发展,还促进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提升。1959年全运会射箭设项的制度意义,正在于通过国家力量完成传统射箭的“制度规范—资源整合—价值升级”三重现代化转型,这既是“政策驱动型转型”理论的生动实践,也为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化提供了“国家主导—制度先行”的范本。正如白晋湘等指出的,社会转型期的民族传统体育“只有通过国家制度设计才能突破封闭性,获得现代发展动能”,射箭运动的早期发展历程正是这一论断的有力佐证[7]。1961年,上海选手赵素霞首次打破世界纪录,这是中国射箭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射箭运动员的士气[8]。1963年11月,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新运会射箭项目的奖牌争夺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高水平竞争[9]。中国女队占有较大优势,取得了双轮全能团体金牌。中国名将李淑兰还取得了个人双轮全能金牌,以628环的成绩打破了30米双轮世界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创下的第二个世界纪录[10]。李淑兰在解放军体育学院运动系射箭队的6年时间里先后共11次打破女子射箭个人世界纪录、6次打破团体世界纪录成为我国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一个享誉世界体坛的巾帼英雄。在王锡华入学一年后的1961年9月中旬,解放军体育学院射箭队(即解放军射箭队)在合肥与安徽射箭队举行射箭比赛时,是她第一次正式参加射箭比赛,结果一举打破了7项全国纪录。才过了不到1个月,她便以更优异的成绩刷新了两项世界纪录,打破了全部10项女子射箭的全国纪录,成为率先打破世界纪录的军中骄子。在1963年4月12日全国七单位射箭赛中,徐开才以585环打破美国选手弗赖斯于1957年创造的571环的男子70m双轮世界纪录。同日,他又以302环打破比利时选手布需于1959年创造的299环的50m 单轮世界纪录。徐开才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男子射箭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推动我国男子射箭运动上了新的历史台阶[11]。他们的辉煌成就,不仅为中国射箭运动书写了壮丽篇章,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射箭爱好者勇攀高峰。该时期完成了传统射箭的现代化转型初步探索,其“政策引领—竞技突破—人才储备”的发展路径,为后续科学化训练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范式参考。
本阶段呈现“国际化引领的多元发展”特征,表现为竞技体育与国际接轨、训练体系科学化转型、传统文化现代化复兴的三维互动发展格局。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12],这成为射箭运动迈向快速发展轨道的重要转折点。1981年,中国射箭协会正式加入国际箭
联[13],标志着正式融入国际射箭体系。在奥运赛场实现持续性突破,为后续的国际化发展奠定基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箭健儿初登奥运舞台便勇夺银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射手再次将银牌收入囊中,展现了持续稳定的竞技水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射箭队延续辉煌,第三次摘取奥运银牌,这一系列耀眼的银牌成就,不仅见证了中国射箭运动的蓬勃发展,更彰显了中国运动员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14],这一“奥运银牌周期”展现了中国射箭在国际化初期的竞技稳定性。自1994年起,中国射箭运动在文化领域迎来显著变革,既传承古代射箭的传统精髓,又融合现代竞技精神与国际元素,构建起独特的文化风貌。在文化层面,传统射箭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开始逐渐复苏。一些射箭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射箭俱乐部和社团,举办传统射箭比赛和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让人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体验传统射箭的魅力,也促进了射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此外,一些学者和专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传统射箭文化,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角度深入挖掘射箭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1994年至2000年末年间,内蒙古民族射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那达慕大会等传统节庆活动的举办,射箭比赛成了重要的文化活动内容。同时,内蒙古地区也加强了与国内外射箭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射箭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在此期间,内蒙古民族射箭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射箭技艺和比赛形式,还融入了现代射箭运动的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射箭文化[2]。这一时期的射箭文化不仅继承了古代射箭的传统精髓,还融入了现代射箭的竞技精神与国际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随着国际射箭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射箭界开始积极与国际接轨,引进先进的训练理念和技术设备。例如:通过操作现场的EMG即时反馈,帮助射箭运动员提高从开弓到撒放这一期间几块主要工作肌肉用力的一致性,从而提高动作的一致性[15]。这一时期的射箭文化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趋势。同时,国内射箭比赛日益增多,不仅提高了射箭运动的普及率,也促进了射箭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传统射箭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复苏。1979—2000 年内蒙古那达慕射箭的现代化改良,是社会学“文化再生产理论” 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典型实践 ,通过“保留礼仪内核和融入竞技规则”的双重路径,实现了射箭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传承,印证了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机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文化的延续并非简单复制,而是通过对核心价值的保留与形式的适应性调整,使文化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获得合法性与生命力,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机制,不仅使那达慕射箭在社会转型期避免了文化断裂,更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为其他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化提供了“守正创新”的实践
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射箭文化还呈现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特点。传统射箭与现代射箭、竞技射箭与休闲射箭、专业射箭与业余射箭等多种射箭形式并存,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射箭文化景观。这种多元化的射箭文化不仅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喜好,也促进了射箭运动的全面发展。同时该时期完成了从封闭训练到开放发展的转型,其“国际接轨—科技创新—文化自觉”的发展路径,为后续奥运夺金奠定了技术储备和文化自信基础。多元发展模式对传统体育现代化具有范式价值。
本阶段呈现“奥运战略引领的全面发展”特征,形成竞技突破、训练体系科学化、大众普及深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四维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射箭运动质的飞跃。2000年至2011年,中国射箭运动在竞技水平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国际大赛中屡创佳绩,特别是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等重要赛事中表现突出。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41届世锦赛上,男女团体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女团勇夺金牌,男团获得了第3名。标志着中国射箭跻身世界第一梯队。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射箭队赢得女子团体银牌,标志着中国射箭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并将射箭作为我国奥运会金牌增长点的项目[16]。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射箭队借助天时、地利、人和之势终于在24年后迎来了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张娟娟在女子个人项目中力压上届冠军韩国名将朴成贤获得冠军,成为中国射箭奥运会金牌第一人,此外,由姜林、李全文、薛海峰组成的中国男队获得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实现了中国男子射箭的一大历史突破,创造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佳战绩[17],形成“女队领先、男队追赶”的竞技格局。2008 年张娟娟在北京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赛夺金,并非偶然的竞技突破,而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射箭项目上遵循“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突破”追赶路径的必然结果,深刻印证了“奥运战略”对竞技体育的催化作用。“后发国家竞技体育追赶路径” 理论指出,后发国家往往通过“战略聚焦—资源倾斜—技术迭代”的递进模式实现对领先者的超越,“奥运战略使全国运动项目布局和人、财、物的投入服从于核心目标”,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正是后发国家实现竞技体育跨越式发展的核心
密码[18]。
为了进一步提升竞技水平,中国射箭界在这一时期不断完善训练体系。引进了更多的国际先进训练理念和技术设备,高水平射箭运动员为备战大赛所进行的年度体能训练分为体能强化、体能保持和弥补性三个训练阶段每个阶段的训练内容与手段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体能训练在方法学要素上要与射箭技术训练紧密结合以促进射箭竞技能力的综合发展[19]。同时,也加强了我国青少年射箭运动员选材指标与标准,通过分析验证,筛选出24项指标作为青少年射箭运动员选材的敏感指标,并制定了相应的选材评价标准。选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筛选择优过程,与育材过程紧密相连。因此,应将选拔与培养相结合,以确保优秀苗子能够茁壮成长,从而造就出大批后备力量[20]。同时,射箭运动员的膳食营养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为提升射箭运动员的综合素养,建议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营养知识宣传教育,并配备专业营养师制定合理食谱。鉴于运动员膳食结构不合理具有一定普遍性,根据训练要求、训练程度、作息时间及当地特点等因素,研制科学合理的膳食营养方案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射箭运动员应特别重视维生素的摄入,尤其是与视力关系密切的维生素A,确保其足量摄入,以保障运动员的健康和竞技表现[21]。
此外,该阶段的射箭运动在国内的普及程度显著提高。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射箭作为一项集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于一体的运动,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各地纷纷建立了射箭俱乐部和训练基地,为射箭运动的普及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北京的一家射箭俱乐部已经和深圳体委签署了代培运动员的协议。北京也有几个区体委,准备利用俱乐部的力量,从小培养射箭运动员。对俱乐部而言,提高了企业知名度,又培育了自己未来的市场[22]。
2000年至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射箭文化在传承与复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通过举办传统节庆活动和射箭比赛,进一步弘扬了射箭文化。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敖包会,达斡尔族的敖包节,鄂温克族的瑟宾节、敖包会,锡伯族的西迁节,柯尔克孜族的敖包会等都成为展示少数民族射箭文化的重要平台。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群众的参与,促进了射箭文化的传播与发展[23]。
根据实地调查、问卷调查显示,游客对于射箭的旅游项目较感兴趣,一些少数民族例如蒙古族和锡伯族应大力发展射箭旅游项目,少数民族射箭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射箭旅游项目,可以将这些传统文化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示给游客,增强公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承与
保护[24]。
该时期实现了中国射箭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其“重点突破—系统建设—文化反哺”的发展模式,为后续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完整范本。奥运金牌突破显著提升了项目社会影响力,为体育强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本阶段呈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形成竞技水平持续提升、训练体系智能化转型、校园普及深化、学术研究体系化、民族体育特色化发展的五维格局,展现中国射箭运动的成熟发展态势。2012年至2024年,中国射箭队在国际大赛中表现优异,特别是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和亚洲锦标赛等重要赛事中成绩突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射箭队获得女子团体银牌以及男子个人铜牌,戴小祥获得男子个人铜牌,创造了新的历史,再次证明中国射箭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25]。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射箭项目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5∶3击败意大利队。
这一时期,中国射箭训练体系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射箭训练引入了更多高科技设备和数据分析工具,如对高水平射箭运动员动觉感受性的实验研究,得出优秀射箭运动员腕关节、肘关节及肩关节的动觉感受性明显优于一般运动员[26]。生物力学分析得知:健将级射箭运动员持弓臂较一级运动员更为稳定;射箭运动员对持弓臂肩关节和腕关节的姿势控制好坏可能是造成运动员等级差异的原因之一[27]。正念训练,能够显著增强比赛期优秀射箭运动员副交感神经系统活性,维持植物神经系统的动态平衡性,降低优秀射箭运动员比赛期焦虑水平,改善比赛期心理状态,有助于提升优秀射箭运动员比赛期的运动表现[28]。引进竞技体育射箭人才,以奥运会为例,为中国军团做出突破性的外籍教练还有韩籍射箭队教练杨昌勋,为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9]。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射箭作为一项集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于一体的运动,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在小学高中大学中也可以看到射箭的身影,上海市青浦区一小学学生下课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包含射箭[30]。2015年以来,西南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清华大学、延边大学等高校陆续开设中华射艺课程。这些高校的射艺活动各有特色。有些高校偏重竞技性,有些高校偏重仪式性,有些高校偏重民族性。西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开设的射艺课程中,“礼射仪式”通过重复实践强化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这一过程既延续了“射以观德”的传统精髓,也契合《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中“发挥体育文化隐性润育作用”的政策导向[31],将儒家文化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实践,这既实现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政策目标,也通过青年群体的认同建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以文化人”的鲜活路径。而高校射艺礼仪的传承实践,正是通过重复的仪式展演,让儒家文化成为滋养青年精神家园的重要养分。有学者统计:目前全国大约有40所中学、50所大学设有射艺课程,高校已成为中华射艺运动人口最集中的场所。2017年起,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上海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共同承办“全国大学生射箭(射艺)锦标赛”成为目前规模最大的全国性高校赛事。该赛事至今已举办四届,每届比赛均调动全国近60所高校千余名选手报名。其中,2018年的全国预赛和决赛总计参赛学生运动员已达1055名[32]。我国的射箭学术活动也在相继举办,我国箭坛耆宿徐开才、李淑兰伉俪长期投身于中华射艺教研工作,在其支持与推动下,各种相关学术会议渐次开展。2009年,徐开才集结了第一届中国传统射箭研讨会。会议广邀海内外学者、弓箭制作者齐聚北京,系我国首次有关中华射艺的大型研讨会。此后射箭界相继举办“中国传统射箭文化研讨会”“‘五彩射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暨全国射艺研讨会”“首届礼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此类研讨力求整合体育界、社科界、政府及民间射艺团体的广泛资源,共同致力于射艺发展的理论建构[5]。
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射箭等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赛事持续举办,为少数民族射箭选手提供展示技艺、交流心得的平台。地方比赛活动规模宏大。每当节日庆典,藏族地区大都举行大规模的射箭、赛马比赛,比赛现场场面相当宏大。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各地州民委和体育部门都积极支持少数民族体育发展。政府部门对训练和比赛逐年重视,使比赛的规模水平逐年提高,尤其重视国家、省级少数民族运动会,不仅积极组队参加,而且会给予经费的保障。项目普及与提高逐年改善。各单项体协的特色项目比赛成果丰硕,极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体育普及活动,使特色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不但在本地区推广并得到有效提高,而且使其中的一些项目在非本民族地区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并普及开来[33]。这些赛事推动了射箭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交流。
该时期标志着中国射箭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其“科技创新—教育普及—文化自信”的发展模式,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典型范例。多元融合的发展格局展现出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生命力。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1949—2024年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在文化传承、竞技水平提升与大众普及三个维度的互动关系。基于前文分析,可得出以下核心发现:基于历史分期研究框架,射箭运动的现代化转型呈现阶段性特征,射箭运动的演进始终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早期(1949—1978年)以李淑兰等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为标志的竞技突破,为传统射艺注入了现代体育精神;而1979—2000年内蒙古那达慕大会对射箭技艺的现代化改良,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竞技规则的反哺。至2012—2024年,高校射艺课程的兴起,更凸显了“文化认同—技术提升—教育普及”的良性循环。这一发现印证了贠琰提出的“射艺复兴需以文化内核支撑竞技创新”的观点[5]。射箭选手张娟娟2008年奥运夺金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三个阶段的技术积累:科学训练体系、选材专业化、心理训练的提升。
尽管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文献,揭示了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脉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主要基于文献分析,缺乏实地调查和访谈,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射箭运动在基层的实际发展情况。其次,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部分数据可能存在时效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更新和补充。最后,研究主要关注射箭运动的发展趋势,对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和挑战探讨不足,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射箭运动的竞技水平提升和文化传承,对射箭运动的普及推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通过系统梳理 1949—2024 年中国射箭运动的发展脉络,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1)1949—1978年:从传统军事技艺向现代竞技体育转型,1959年首届全运会将射箭纳入国家赛事体系,赵素霞、李淑兰等运动员11次打破世界纪录,完成国家竞技体系的初步建构。(2)1979—2000年:借助重返国际奥委会(1979年)契机,引入EMG反馈技术实现训练科学化,内蒙古那达慕大会推动射箭文化现代改良,形成“国际接轨—传统再生”的双向互动。(3)2001—2011年:张娟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金打破韩国垄断,同期建立的体能分期训练体系、青少年选材标准,与射箭俱乐部代培模式共同构建“竞技突破—人才储备”框架。(4)2012—2024 年:西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开设射艺课程,全国大学生射箭锦标赛(2017 年启动)带动校园普及;生物力学分析、正念训练等科技手段与藏族射箭节庆等民族特色融合,形成“科技赋能—文化多元”的现代格局。
射箭运动的演进呈现“文化传承—竞技提升—大众普及”的良性循环:儒家“射以观德”的礼射哲学通过高校课程延续,奥运金牌等竞技成就显著提升社会影响力,四川大田坎小学射箭队等校园实践则反哺文化认同与后备人才培养。这一机制推动中国射箭在三大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首先,体现在竞技水平方面。从赵素霞首破世界纪录到张娟娟奥运夺金,科学化训练体系与青少年选材标准的成熟,奠定了持续竞争力。其次,体现在文化传承方面。儒家射礼哲学通过少数民族节庆和高校射艺课程传播,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最后,体现在大众普及方面。射箭俱乐部、校园课程与“射箭+旅游”产业融合,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推动全民健身与产业
协同。
基于上述发现,建议从三方面推动可持续发展:深化运动生物力学等科技与训练融合,拓展“射箭+文旅”“射箭+教育”产业模式,加强少数民族射箭文化的国际传播。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射箭在全民健身中的实践创新及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为体育强国与文化自信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1] 李宇.“六艺”中的“射艺教育”[J].文博,2015(5):53-6.
[2] 赵永铣 巴.那达慕文化的由来与流传[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5):71-6.
[3] 射箭运动将进入学校[N].2000-05-13.
[4] 马川.小小神箭手——访四川省小学生射箭比赛个人冠军彭敏同学[J].时代教育,2004(15):18.
[5] 贠琰,陈雨石,常显玲.中华射艺发展动向、困境与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22(11):62-8.
[6] 姜少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J].体育文史,1983(2):6-10.
[7] 国家体育总局.民族传统体育价值研究[Z].2006-11-22
[8] 闫瑞华.我国各项运动首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人[J].体育文史,1984(3):28.
[9] 孙葆丽.亚运变奏曲——记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J].体育文史,1990(5):2-11.
[10] 王军,赵卓,王芳,等.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50年忆[J].体育文化导刊,2014(8):177-181.
[11] 金炼.走向世界的军体健儿[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3(3):44-46.
[12] 白涛,宋晓鹏,周四.何振梁谈奥林匹克文化与北京奥运[J].今日中国论坛,2008(1):8-12.
[13] 彭慧蓉.中国射箭文化的研究[D].上海体育大学, 2010.
[14] 雷勃.射箭“韩流”猛烈[J].新体育,2008(8):29.
[15] 宋淑贤,田渝陵,任未多.借助EMG反馈提高射箭运动员动作一致性的研究[J].体育科学,1994(5):78-81.
[16] 郭显德,石岩.现代射箭运动竞技特征与我国射箭奥运夺金策略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3,23(1):71-4.
[17] 陈青.奥运会射箭比赛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4(11):68-71.
[18] 国家体育总局.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理论构建及其提升路径研究[Z].2009-05-05
[19] 俸晓东田,傅涛,王友群,等.对我国高水平射箭运动员体能训练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3):70-72.
[20] 何洋石,郭仁立,郭建雄.我国青少年射箭运动员选材指标与标准的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2(10):60-61,64.
[21] 谢岚 常,陈志民,刘晓鹏,等.中国射箭运动员膳食营养调查分析与改进建议[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5(2):225-226.
[22] 王大平.射箭老板喜难掩忧——访京城射箭俱乐部[J].体育文化导刊,2002(2):18-22.
[23] 舒国峰.论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社会价值[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4):102-105.
[24] 张守平,臧留鸿.新疆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旅游项目开发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9):54-56.
[25] 房晓伟.伦敦奥运会射箭比赛述评[J].体育文化导刊,2013(2):54-58.
[26] 王丽岩,李安民.高水平射箭运动员动觉感受性的实验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3,49(1):134-139.
[27] 徐昌橙,周兴龙.不同水平射箭运动员持弓臂姿势稳定性的研究[J].医用生物力学,2021,36(S1):343.
[28] 吴尽,王骏昇,贾坤,等.正念训练对优秀射箭运动员比赛期焦虑的影响:来自HRV的证据[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33(6):649-655.
[29] 王占坤.国内外竞技体育人才交流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3(11):5-8.
[30] 任国平.办一流的农村教育——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学校办学纪实[J].人民教育,2013(5):30-5.
[31]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Z].2024-11-22
[32] 欧阳天宁,马廉祯.近五年国内传统射箭赛事现状分析[J].辽宁体育科技,2020,42(3):94-100.
[33] 康帆.我国藏区民族体育赛事开发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1(11):1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