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川农业大学,雅安; 2. 绵阳市梓潼县教育和体育局,绵阳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被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对整个民族工作领域,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和实践要求[1]。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在民族地区承担着增进认同、促进团结、服务发展的关键使命。然而,伴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利益格局多元化,传统统战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现实困境:工作方法一定程度上依赖政策宣讲、会议座谈等程式化路径,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工作载体相对单一,与各族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需求存在脱节;在工作效能层面,则难以深度嵌入基层社会生活肌理,在有效联结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情感与认同方面显现出局限性[2]。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瑰宝,具备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3]。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激发民族传统体育在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社会凝聚方面的积极作用,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当前民族地区统战工作面临着方法创新不足与载体形式单一等挑战,还需要不断寻找能够与群众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现有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多集中于文化传承和体育竞技层面,对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潜在价值探讨尚不充分[4]。同时,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政策解读和制度分析,对基层社会实践层面的创新探索关注有限。上述研究视角的局限,使得民族传统体育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未能得到充分探讨。
本研究力图突破既有研究局限,通过深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结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探讨其与统战工作相结合的可能路径。研究将重点考察“体育+”模式如何通过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有机结合,形成可持续性的统战工作新机制[5]。
在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统战工作需要探索新的实践路径。伴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多元文化的交织影响,单纯依靠行政化、程式化的工作方法已难以适应基层社会的复杂性。这要求我们寻找更具包容性和渗透力的工作载体。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各民族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文化实践,其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6]。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统战工作正经历从“政治动员”向“社会融入”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力源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反映新时代群众工作规律的发展变化。传统工作模式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应对当前复杂社会生态时已显现出一定局限性[7]。具体表现为:工作方法上过度依赖行政推动,工作载体上相对单一固化,工作效果上难以深度嵌入基层社会肌理。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要求我们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探索更具创新性的工作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凭借其独特优势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善于运用各种文化载体,将工作做在平常、做在基层[8]。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各民族群众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的文化形式,具有天然的生活属性和情感温度,能够有效弥合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例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西来甫”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平台。这种以文化为载体、以情感为纽带的工作方式,代表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从理论层面看,这种范式拓展符合现代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柔性治理方式的运用,而民族传统体育恰恰提供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互动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群众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自然聚集,通过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建立起平等、自主的社会联系。这种基于自愿参与形成的社交网络,比单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组织形式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
民族传统体育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独特而丰富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构成其作为统战工作创新载体的内在基础。首先,从文化认同维度看,民族传统体育是凝聚群体认同的重要媒介[9]。以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为例,这项包含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项目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民族文化记忆的展演和传承。通过参与和观赏这些活动,群体成员不断强化对共同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构成更深层次社会整合的情感基础。
从社会资本积累维度看,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培育社会信任的特殊功能[10]。各类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都依赖于特定的组织网络和行为规范,这些隐性的社会资本对促进社会团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侗族“抢花炮”活动中的组织协调、彝族摔跤比赛中的礼仪规范、苗族划龙舟中的团队协作,都在实践中培育参与者的规则意识、信任精神和协作能力。这些品质正是现代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也是维系多民族社会和谐运转的重要基础。
从教育教化维度看,民族传统体育蕴含丰富的育人价值。许多民族体育项目都承载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实现社会教化的功能。比如,藏族马术表演中展现的勇敢精神、壮族板鞋竞技中体现的协作意识、哈萨克族叼羊比赛中彰显的智慧与勇气,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体育领域的生动体现。这种寓教于体的方式,比单纯的理论说教更具感染力和实效性。
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还体现在其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独特优势上。由于体育语言具有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通用性,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沟通不同文化群体的天然桥梁。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藤球”活动就吸引当地多个民族群众的共同参与,这种基于体育活动的文化交流,有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体育+”模式的创新价值在于它通过系统性融合,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功能的倍增效应。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形式上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实现功能上的互补和价值上的升华[11]。
从实践层面考察,“体育+”模式的创新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在资源整合维度,“体育+”模式通过跨领域协作,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体育+文旅”盘活传统文化资源,使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体育+教育”打通文化传承通道,使民族体育的精髓得以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弘扬[12];通过“体育+康养”拓展服务领域,使传统体育的健身价值得到充分发挥。这种资源整合不仅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当代价值,也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在价值共创维度,“体育+”模式构建多方共赢的发展格局。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当地通过“体育+旅游+文创”的融合发展,将苗族独木龙舟、侗族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打造为特色旅游产品,既增加群众收入,又促进文化传播,更深化民族认同,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的有机统一[13]。这种价值共创机制确保了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持续性,为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在治理创新维度,“体育+”模式探索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组织开展,往往需要依托村寨社区、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组织能力和自治水平的体现。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围绕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组织体系和活动规范,这些基层组织在体育活动的筹备、开展过程中,有效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体育+”模式的实施还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包括政策支持体系、人才培养机制、资金投入机制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当前阶段,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专门的发展规划,完善相关标准规范,确保“体育+”模式能够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还要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在保持民族传统体育本真性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
综上所述,“体育+”模式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融合创新,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统战工作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它能够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
在具体实践中,“体育+”统战模式通过与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社会发展要素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多种富有生命力的实践形态。这些形态不仅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当代价值,更揭示了其在促进民族团结、强化国家认同方面的独特运作机制。
“体育+文旅”的融合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模式通过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打造为特色旅游吸引物,实现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社会交往的拓展[14]。以内蒙古自治区的那达慕大会为例,这一传统体育盛会已从单纯的民族节庆活动,发展成为集体育竞技、文化展演、旅游观光、经贸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15]。在每年夏季的草原旅游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牧民共同参与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项目,这种深度互动打破“游客-居民”的简单关系,创造基于共同体验的情感联结空间。
这一模式的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它通过场景化呈现,将民族文化从静态的“展示对象”转化为动态的“体验内容”。游客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可以亲身参与、感受文化魅力的体验者。第二,它创造跨文化对话的契机。在共同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自然而然地产生交流,这种基于平等参与的对话,有效促进了文化理解与尊重。第三,它强化文化主体的自信与认同。当本地居民看到外界对自身文化的认可与欣赏,会油然产生文化自豪感,这种正向反馈有助于形成更为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这一模式的健康发展还需要把握好商业化与文化本真性之间的平衡。过度商业化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失真,而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又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确保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守住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
教育领域是“体育+”模式发挥长效作用的重要场域。通过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实现文化传承与价值涵化的有机结合[16]。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教育部门将傣族传统体育项目“藤球”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并编写了专门的教材教参[17]。这一举措不仅使传统体育得到系统性传承,更通过体育教学过程中的规则讲解、技术传授和团队协作,将其中蕴含的尊重、诚信、协作等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年轻一代。
这一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制度化通道。传统上,民族体育的传承多依靠口传心授的非正式途径,存在着传承范围有限、内容易失真等问题。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正式渠道,不仅扩大传承范围,确保传承质量,更重要的是实现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合[18]。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部分学校将苗族芦笙舞、侗族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与大课间活动相结合,既丰富了体育活动形式,又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
“体育+教育”模式还发挥着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功能。当不同民族的学生在体育课上共同学习彼此的传统体育项目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着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这种基于身体实践的文化交流,比单纯的知识传授更能深入人心,有助于从小培养文化包容心态。
产业发展为“体育+”模式提供持久动力。通过围绕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相关产业链,形成促进民族团结的经济纽带[19]。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地依托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出特色体育用品制造业,如民族式摔跤服装、马术用具等的规模化生产,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更将不同民族的群众联结到同一产业链中,形成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
这一模式的运作建立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的良性互动之上。在产业培育层面,通过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经济价值,形成特色产业,为当地群众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来源[20]。在技能传承层面,产业发展为传统技艺的传承提供了经济激励,使年轻一代更愿意学习和传承相关技能。在社会整合层面,产业链的形成促使不同群体基于经济合作建立起密切的社会联系,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社会网络,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坚实物质基础。
以贵州省黔东南州苗族银饰与体育服饰制作为例,当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发出兼具民族特色与实用功能的体育服饰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村寨、不同民族的群众参与到设计、制作、销售等不同环节,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协作关系。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体育+”模式开辟新的实践空间。通过新媒体平台的创新运用,民族传统体育实现从地方性文化符号向全国性文化资源的转型[21]。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彝族摔跤、苗族独竹漂等传统体育项目通过创意化的视听表达,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的关注。这不仅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还重构了其文化符号的现代意义。
数字传播模式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话语体系的创新。通过运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使传统体育文化焕发新的生机[22]。第二,传播效能的提升。数字化传播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地域性的民族文化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展示与传播。第三,参与方式的变革。互动性强的数字平台让受众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共创者。
同时,数字传播不仅要注重形式创新,更要把握好文化表达的真实性与严肃性。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通过建立传统体育数字资源库,运用VR/AR技术复原传统体育场景,既保持文化的本真性,又实现创新性表达。
总体而言,“体育+”统战模式通过不同领域的实践探索,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创新体系。这些实践形态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富有活力的统战工作创新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不再是孤立的文化遗存,而是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沟通不同群体的重要纽带,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在系统梳理“体育+”统战模式多元实践形态的基础上,要对其内在作用机制、实践成效与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
“体育+”统战模式的实践成效已通过多种路径得以显现,其核心效能在于构建了一种“浸润式”的社会团结机制,实现从情感共鸣到价值认同的深层转化。
在情感认同层面,该模式通过共同参与创造了深厚的情感联结。例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各族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激烈角逐与赛场下的亲密互动,共同构成了生动的情感交流场域[23]。这种基于身体实践和共同竞技所产生的情感冲击,往往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建立起最为直接和持久的情感纽带。
在利益联结层面,“体育+产业”模式构建发展共享的共同体格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通过发展民族体育旅游产业,将苗族的银饰工艺、侗族的建筑技艺与传统体育项目巧妙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24]。在这个过程中,各族群众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据统计,该州民族体育旅游产业带动就业人数超过5万人,其中跨民族合作经营项目占比达67%,切实增强了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
在价值共识层面,“体育+教育”模式促进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与传承。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将彝族摔跤、苗族射弩等传统体育项目系统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通过技艺传授与精神阐释的双重路径,使青少年在身体实践中理解其中蕴含的团结协作、尊重规则等价值理念。
尽管“体育+”统战模式展现出显著成效,但在实践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若干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
文化本真性与开发创新的平衡如何把控是一个挑战。在文旅融合的开发浪潮中,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面临过度商业化的风险[25]。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园将传统的傣族武术表演进行娱乐化改编,虽然增强了观赏性,却弱化其中蕴含的宗教意义和育人功能。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包装,不仅导致传统文化的碎片化,更在深层次上削弱了民族传统体育原本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
族群特色与共同体意识的融合也是一个难题。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摔跤比赛的推广过程中,如何既保持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又强化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共性特征,成为实践中需要应对的课题[26]。教育部2022年开展的民族地区文化传承调研显示,该州部分县市在推广彝族传统体育时,过于强调其族群特性,而未能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享的体育精神。
行政推动与内生动力之间的张力是影响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县市的调研数据显示,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民族体育推广项目中,约有35%因未能有效调动群众参与热情而在后期陷入停滞。例如,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2019年投入建设的民族体育传承中心,因活动形式单一、缺乏群众基础,使用率长期偏低。
此外,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也制约着模式的深入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区熟练掌握传统体育技艺且具备现代体育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不足200人。喀什地区疏附县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较为集中的区域,能够系统教授传统体育项目的专业教练仅占体育教师总数的15%。
基于对实践困境的深入剖析,“体育+”统战模式的优化发展需要从理念创新、机制完善和实践深化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在理念创新层面,应当确立“活化传承”的发展观。云南省普洱市在开发拉祜族传统体育项目时,创新性地提出“三位一体”保护理念:通过建立“文化传承人+专家学者+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活态传承机制,既保持了传统体育的仪式规程,又创新了表现形式[27]。
在机制构建层面,需要建立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实践中探索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的三方协同机制[13]。包括建立民族体育项目开发联席会议制度,由文体、旅游、教育等多部门联合审批;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进行市场化开发,同时设立社区监督委员会;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将项目收益按一定比例用于社区文化事业发展。
在实践操作层面,应当构建科学完善的实施体系。首先是建立分级分类的评估机制。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在实践中形成了民族体育项目开发的三级评估体系;其次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近年来,部分民族地区高校已开始探索传统体育专业建设,如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开设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广西民族大学设立相关研究方向,初步形成了人才培养体系。此外,需要创新数字化传播体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率先建立彝族传统体育数字资源库,运用现代技术记录传统体育动作,开发沉浸式体验系统。
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在民族地区普遍设立传统体育发展监测点,定期开展项目评估和民意调查。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实施策略。同时,建立跨区域经验交流平台,促进成功模式的推广与应用。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形成良性发展循环,确保“体育+”统战模式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
通过以上系统化的优化路径,“体育+”统战模式将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优势,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动力。
本研究通过系统考察“体育+”统战模式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形态,深入剖析其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对新时代创新民族地区统战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这一模式通过将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社会体系相融合,实现了统战工作从形式到内涵的深刻变革。
“体育+”统战模式的独特价值在于构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社会团结机制。在情感层面,创造了基于共同体育参与的自然交往空间,使各族群众在身体实践的共鸣中建立深厚情感联结[28];在利益层面,形成了以传统体育为核心的发展共同体,通过产业链构建实现了各族群众的利益共享[29];在价值层面,促进了传统体育中优秀文化因子的现代转化,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该模式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实现多重资源的有机耦合。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与现代产业要素的耦合,如云南省通过“体育+文旅”模式,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教育体系的耦合,如四川省将彝族摔跤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实现技艺传承与价值涵化的统一[30];传统表现形式与现代传播技术的耦合,如多个民族地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传统体育的现代表达。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耦合创新,使传统体育从单一的文化符号转变为促进民族团结的综合性平台。
最后,研究明确了该模式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实践证明,单纯依靠行政推动或市场驱动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贵州省黔东南州,通过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既确保了项目的正确方向,又激发了基层创新活力。
在理论层面,通过将研究视角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丰富了统战工作的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理解“柔性治理”的新范式。研究所构建的“载体—机制—效能”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领域,对其他文化形式的统战功能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在实践层面,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统战工作创新提供了三个维度的启示。
工作理念上,从“活动思维”向“生态思维”深刻转变。要超越将民族传统体育简单视为统战活动的传统观念,转而致力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统战工作生态系统。包括培育多元参与主体、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等系统性工程。
政策支持上,从“项目化”向“体系化”的全面升级。现有的扶持政策多集中于具体项目,未来应更加注重体系建设,包括人才培养体系、标准规范体系、评估监督体系等。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要加快建立民族传统体育的数字资源库和共享平台,为模式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实践创新上,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推进”的战略转变。鼓励各地区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加强经验交流与合作创新。可考虑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推动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缺乏大规模定量数据的支撑;第二,对模式运行效果的评估多基于短期观察,其长期效应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三,对数字化等新兴要素与传统体育融合的探讨尚显不足,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条件下的创新发展路径需要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局限,未来的研究方向应重点关注以下领域:一是开展大规模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观测等方式,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二是进行长期追踪研究,特别关注模式运行的可持续性及其对共同体意识建设的长期影响;三是深化对新技术条件下传统体育转型的研究,探索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四是拓展比较研究视野,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较分析,提炼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模型。
总之,“体育+”统战模式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创新探索,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工作理念的转变,从注重形式到关注内涵,从外部推动到内生发展,从单一领域到系统整合。这一转变对于推动民族地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理论创新,在总结经验中持续优化实践路径,使这一模式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1]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1-14,123.
[2] 高永久,杨龙文.党建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4):1-12.
[3] 赵富学.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教学把握[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5,45(2):1-10.
[4] 方征,陈科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概况及展望[J].体育文化导刊,2023(8):59-65.
[5] 傅斌,邓坤坤.论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体育文化导刊,2025(2):8-15.
[6] 王洪珅.社会互动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滞碍的纾解路径[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4,38(5):81-88.
[7] 莫冰莉,杨斌.契机与挑战: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审思[J].体育学刊,2025,32(3):17-23.
[8] 王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5):18-29,173.
[9] 葛耀君,张业安,张胜利.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4):139-145.
[10] 陶晓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D].渤海大学,2023.
[11] 樊桓伯,彭鹏,包呼格吉乐图.论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体育文化导刊,2025(3):80-86.
[12] 马全祥.“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J].教育观察,2022(11).
[13] 杨蕊,蔡艺,余莉萍,等.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体育学刊,2025,32(4):53-59.
[14] 羿翠霞,杨涛,杜静远.我国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与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互动发展研究[C]//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2025.
[15] 盖文亮,杨涛.我国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与旅游目的地的互动影响机理[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8,35(4):5.
[16] 王静,洪梦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的实践路径研究[J].体育师友,2023,46(5):47-49.
[17] 曹胡丹,潘怡,刘钞,等.新时代中华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的现实问题、内在悖谬与文化促进[J].体育研究与教育,2021,36(6):71-77.
[18] 郑雅青,姜娟.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的困境及路径选择[C]//2021年全国武术教育与健康大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一).2021.
[19] 李建兴.新时代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J].拳击与格斗,2021(20):100-101.
[20] 宋智梁,张良祥,谷文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发展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4(4):61-64,155.
[21] 白晋湘,朱鹏.数字化视角下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4,47(6):40-49.
[22] 张琪琳,洪浩.数字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4):131-137.
[23] 张开媛,陈芳芳.民族体育运动在民族团结进步中的作用研究[J].普洱学院学报,2023,39(6):66-68.
[24] 黄素云.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为例[D].广西:桂林理工大学,2015.
[25] 林晓光.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认识与实践问题刍论[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8):87-89,92.
[26] 孙茂林.文化润疆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的路径探究[J].体育科学进展,2022,10(1):88-92.
[27] 余秋香,解乒乒.体教融合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校园传承的窘境与疏解[C]//2021年全国武术教育与健康大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一).2021.
[28] 李艳.数字化时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与传承技术探讨[J].当代体育科技,2025,15(1):121-124.
[29] 靳彩霞.数字化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思考[J].当代体育科技,2024,14(26):130-132.
[30] 梁桂铭,林婷婷,唐元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数字化保护的现实困境与策略研究[J].体育视野,2024(4):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