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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的突破

本项目最惊人的突破是研究打破了文艺阐释学分析疾病感受与创作主体内在关联的经典叙事学提出的“叙事视角”的思维定势，重视疾病科学的研究证据与文艺阐释的互证与歧出。前期成果进一步研究“神经认知语言学实验室”内的相关话题的发现，在脑科学的生物学基础上支撑文艺阐释学的价值判断或彻底推翻基于文本细读的经典疾病叙事学的分析模式。在心智、脑与人文、艺术界面多元互动模态下的作家主体创作发生机制的揭示，不再是依赖哲学的思辨思维的推导，而是基于脑科学的精确的神经机制的发现，实证或推翻不同的叙事假设的叙事效果。这一结合艺术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新疾病叙事学，虽然无法将其纳入“经典”与“后经典”的范畴，甚至无法用“之间”来衡量它对传统研究思维的挑战，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到关注生物学基础上的神经机制的变化，揭示变化对应对疾病创伤的作家主体创作的主导，不仅可以促进国际心智学、脑科学等学科的人文主义转向，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疾病叙事学提供一个超越叙事视角分析的认知神经学的叙事模态。我们从六大版块来阐述本项目的突破。

1.1 国际首发从教育／启蒙神经科学的研究角度探索桑塔格违背与回应与前夫合著心理学经典名作《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的写作历程

通过神经科学转变的叙事学揭示了桑塔格写作的原点与触点都与教育神经科学相信文化和教育会塑造人脑的神经功能对立，她激进的反对写作的核心问题是人脑的可塑性，从主体感受力、审美心理学等角度冲击并挑战着合著的写作信仰。菲利普·里夫研究弗洛伊德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桑塔格欣赏某种激进的、另类的思维方式对写作“灵韵”出现的“诱导”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她沉迷于对精神疾病的极端作家的主体分析与描述，我们在实验室证实一类脑损伤的主体会爆发极端行为，若他们是艺术家，会成为桑塔格笔下的极端主体意识的追踪。我们发现，大脑中的神经联结损伤后神经网络大范围的功能可塑性变化丧失，这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病源性自闭症的生物机制。也就是说，桑塔格虽然认同里夫从精神启蒙的角度判断人脑的可塑性，她从想像生物学的哲学思考的角度推测“正常”的心理“损伤”的大脑的病理表征并不能直接类似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创作的房间哲学，可以认为是作家创作自囿倾向的边缘心理结构的发源之一。更多的研究证据表明，脑损伤较之心智损伤，更易诱发神经缺陷的叙述行为的“不正常”，多表现为呓语症。尤其是大脑中的代偿性神经机制（升华的生物学基础）一旦遭到损伤，将出现多种特定的神经功能的情感—表达障碍，在脑生物学基础上表现为海马体（艺术家创作秘密最重要的生物学基础）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联结发生断裂。脑损伤之外的肢体损伤，作家主体对疾病创伤应激产生的激素对记忆功能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但若应激源过强或长期存在，可能导致记忆功能损伤和海马体结构的改变。桑塔格写作体系的关键词之一“意志力”在这一发现的揭露下成为记忆的非规范位置。实验室里的脑科学研究表明，意志力发生的“辐射”对记忆功能能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但若意志力过强或长期存在，很可能导致记忆功能损伤和海马体结构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主体意志力应对的应激源脱缰失控将不再引起认知上的积极应激反应，走向左右偏侧化思维优势的另一端——规范位置的“颠倒”，此时，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正常运作无法展开，而“侵入性思维”则会瞬间打开大脑空间意识的房门，脑中区的情景缓冲器的激活与适应效能不再具有抑制式或干扰作用，而是与非正常化类别的空间记忆右侧化优势一起启动为外来信息源彻底入侵的空间记忆偏侧化。桑塔格在《激进意志的样式》（Styles of Radical Will，2009）中回应了里夫对心理学“不正常”的研究，探索到作家主体脑损伤的话题边缘，呈现了意志调节失控的“不正常”作家的对异域哲学与神学的癫狂信仰与写作表现。桑塔格颠倒了前夫对于启蒙可以塑造人脑的心理学信仰，在她的笔下，不是启蒙塑造了人脑，而是信息入侵了人脑。前者处于心理学上的正常，后者处于脑科学上的不正常。我们看到，桑塔格的写作信仰与前夫的研究信仰存在内在的高关联度，她从前夫建立的心智学的精神分析王国走进了经验学的主体审美帝国，她没有一手建立起以脑科学为基础的主体科学，这是我们在研究她的写作发生机制时可以实现的最大突破。桑塔格吸收了前夫的心理学观念，将身体意识引向“具身经验”（Socio-cultural embodiment），主要强调意义建构中的女性具身经验的作用。我们提出利用具身互动的跨学科研究的迅速发展出现的关于思想塑造的哲学以及动态系统的方法，揭示桑塔格对自己具身经验的逆向开发：她在意识羁于肉体认识上对具身经验的超越阐释，以及她反对心理学家前夫的思想塑造所终身坚持的神话地图学的艺术创造。

1.2 引进认知神经科学的一系列理论例如概念隐喻与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分析桑塔格的非虚构类疾病叙事著作《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2001）

本研究以第14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的热点话题“隐喻”在认知语言学传统的领地为研究原点，探索桑塔格利用“隐喻”的概念分析“疾病”的学理逻辑和认知规律，尽力展示桑塔格散文文体真知严肃背后所蕴含的叙事发生机制。桑塔格认为，将疾病作为心理现象与生理现象隐喻化，并形成了与哲学、文学、美学等的界面关系，忽视疾病的心理现实性和生物现实性，是违反了“认知承诺”的虚构叙事。迪维亚克等人认为，“现实主义的叙事契约在认知启动模式上的承诺至少应包含对三种现实的充分掌握：认知现实（Cognitive reality）、生物／神经现实（Biological/neurological reality）与描述现实（Representation reality）”[1]。分析／阐释合理性是对这一“认知承诺”最早履行的叙事契约，按照非虚构叙事学的先驱们的思维，对疾病的叙述应该从医学人文主义而不是文学人文主义那里得到洞察力，并指引通过社会层面而不是内省法获得关于“疾病”的细致分析和科学考察。可是这一推崇“真实”为叙事典型性（Narrative prototypes）的思维定向，并没有辐射到疾病文学史，尤其是疾病美学史的范畴，究其原因，我们指出，某种认知科学和脑生物科学基础上的文学证据学的研究模型尚未得到建立，而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旨在突破这一“空白”。遗憾的是，因为不在世作家创作的脑电图业已随着作家的离世而消失，探索无法从脑科学研究的生命文本分析的角度来验证和继续提出假设，尽管这一做法必然会受到来自医学伦理学的拷问与挑战，我们现在只有通过对其他作家主体的实验与不在世作家的文学创作的推测与关联，尽可能还原桑塔格的认知神经学的创作图谱，我们从脑科学遗传学角度的研究弥补了这一大胆的实证科学研究文学问题的先天缺陷。对其后代的实验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可以提出来进一步研究的事实：语言形式与意识的突显性（Salience）与注意力、认知、感知相关度高，而从离散文化作为信息来源的隐喻映视为完成体提供的认知理据，为形成形式与内容俱佳的文学意义的典型性赋予了心理现实的依据与激活。这一事实或可以更充分地解释桑塔格母子酷爱旅行对他们文学隐喻与疾病隐喻的思维发展的影响。

1.3 超越弗洛伊德无意识—意识理论，从脑科学的角度揭示伍尔夫视觉写作启动范式（Visual priming paradigm）对桑塔格图像艺术批评写作的影响与启示

我们在实验室里对画家的研究发现，知觉的精确性会影响记忆的精确性。画家对于颜色、图片、物体、空间关系等视觉信息的感知和加工明显不同于一般群体。画家脑中的海马体记忆的提取—创造—表征机制在工作记忆中的呈现抑制干扰能力比一般群体弱许多。画家通常记忆负荷较低，尽管目标刺激和干扰刺激会被知觉到，但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注意控制能够主动地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当认知负荷超过记忆—创造的极限，脑中区的抑制能力又没有必要的认知资源维持非临摹的肖像学表征的艺术加工过程，画家往往不能有效抑制无关刺激的干扰，大脑中下侧顶内沟（Inferior intraparietal sulcus）与工作记忆中存储的信息待激活释放不出来，对于视觉材料的记忆无法呈现出视觉加工优势，易引起不同程度的心理压抑，而大脑中上侧顶内沟和外侧枕叶（Lateral occipital complex）的激活对视觉材料的复杂度的敏感出现衰减，绘画的知觉表征能力表现为出现明显遗忘。我们研究画家非文字媒介叙事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是为了对更进一步论证具有绘画亲缘性遗传的作家的工作记忆与心理危机提出模型，并在认知神经语言学实验室里进行超越语言的艺术神经语言学的验证与学科建立。我们将探索拓展到女性作家创作的“姐妹情谊”，也就是著名女作家对女作家创作的“非影响的焦虑”与焦虑的影响（持续的精神衰弱与写作的关系／短暂的神经爆发与写作的关系）。桑塔格写作的楷模人物伍尔夫充分利用了对“认知承诺”的另一种理解，即描写与解释语言知识表征与加工的方式，呈现思维中发生和表征的“构式”。这些分析概念与观点如何通过视觉艺术的意象图示、色彩构图、心理空间和音乐韵律等心理学的资源辐射，输送出创作人大脑中非语言知识及其使用的神经机制。我们指出，认知语言学与美术神经语言学深度接触是伍尔夫心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秘密，也是她发现在绘画特别是肖像学领地可以进行“认知现实”与“表征意识”创作的大脑中对“原棉背后的图示”的充分发掘。脑科学的人文主义的策略如“构建情绪事件”（Constructing emotional events）也被桑塔格借鉴，接过伍尔夫关于女人如何走出愤怒的话题，与其说她倾向于理智战胜情感的女权写作的“中和”，不如说她在扭转化解情绪为危机事件公关方面的“心得”。她对“文学事件”而非“文学文本”的提出，她创作具有的临场性、演讲性与戏剧化，在一系列的建构情绪事件的写作目标的选择与调适上，坚定站在公共知识分子对文化气候的变化迅速作出的口头的、书面的反应，把自己的情绪转化为事件进而进行概念化的哲学提升，从自己的房间走向了公共的舞台。我们用情绪事件评估（Appraisal）以及其他特性来识解她的“愤怒”是不恰当的，应该用女性公共政治学的相关层面来“凝结”与“归纳”她的跨出女作家房门的“写作”。而抑郁症等右脑损伤可能引发语篇的连贯问题与语篇的推理问题，实验室里实证研究发现右脑损伤的抑郁症患者很难根据后句修正已经由前句形成的知识，并表现出很难正确找到主题的片段式与跳跃式的语言特征。我们运用这一认识重新认识文体学上的伍尔夫的“女人句子”，并将此认识作为认知桑塔格终身准备终于创作出来的“女人戏”——《床上的爱丽斯》中语言特征的逻辑起点。

1.4 我们引进写作记忆的认知神经机制来阐释桑塔格后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拖延症引起的抑郁症

我们针对写作记忆延迟时间段（Delay period）的神经活动特征究竟是持续性神经冲动，还是爆发性（Burst）震荡活动展开了实验。我们在写作记忆的脑区机制、神经震荡机制和分子机制等实验论证的过程中回顾和分析了桑塔格长篇小说创作停工着手创作短篇小说意图准备工作的写作记忆的认知特点，指出写作记忆能力是许多精神疾病（如神经分裂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首先受损的功能，此时的桑塔格已经遭受患癌躯体的治疗与恢复的创伤，应该被视为因受损的躯体引起的精神危机阶段，她的写作表现虽然不能与被脑手术切除双侧海马后患上失忆症相提并论，但是其联结左右海马体的脑区最内层的长时间抑制导致的注意焦点投射的严重受损，造成了前额叶有些神经元无法保持持续性神经冲动，这些可以被命名为“记忆神经元”的神经放电活动的低谷，被我们判定为维持写作记忆表征的神经科学基础受损，脑损伤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躯体患癌疾的恐怖心理及其放化疗治疗造成的大脑前额叶活动的受抑制对写作记忆和目标导向行为的因果作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断裂，虽然后期也将会迎来短暂的神经爆发，但是延迟时间段内的大脑顶叶皮层的神经活动表征也表现为写作记忆可能进入了一种“隐状态”（Hidden state），无法通过特定的写作线索（Cue）的回忆和创作加以恢复，难以捕捉这种隐状态的震荡造成的模糊写作发生痕迹。我们大胆推测，作家因为患癌服药的病体生物学特征很可能引发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某种精神分裂的阴性症状，具体表现为写作长时记忆受损神经退行，写作记忆能力存在下降，脑区中央执行能力受损，而在较短的写作记忆任务中没有特别的变化，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癌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写作记忆受损的核心症状。我们已经发现，作家调动了积极情绪应对写作记忆延迟时间段的抑郁常常采用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完成任务或者着手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投入其它富有创造力活动特点的短期任务。我们借鉴了根据创造力的双通道模型（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DPCM）设计的创造力的双向发展模型，DPCM提出个体可通过两个通道来完成创造性任务，即灵活性（Flexibility）通道和坚持性（Persistance）通道，DWDM提出作家可以克服阴性症状，在创造过程的互惠模型（Reciprocal model of the creative process）中受益，尽管此时的阿尔茨海默病症状并未消失，甚至写作长时记忆受损神经退行的认知负荷有超过意志力积极情绪调节可控范围的迹象。写作回忆神经认知体系对进一步写作发生机制的制约与影响，是本项目第二部分揭示的重点，其中写作记忆任务类型互相促进的不协调性也是作家被主体阿尔茨海默症诱发出信息断裂等特征的写作形态原因。与强调意志力对写作的意义的认知相同的是本项目也倾向于相信，自我控制积极情绪写作范式相较自我控制损耗消极范式而言，具有拓展主体的注意范围，有助于主体整合写作的线索促进探索行为，从生物学意义上说，可以协助“屏蔽无关刺激与认知的干扰”，“使认知加工与情绪共用同一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激发自我控制过程以调节不同认知目标的优先性”[2]，实现脑资源的再分配与文化映射的启动抑制范式，以应对写作拖延症引起的忧郁症。

1.5 引进雅柯布逊在神经语言学领域在失语症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进一步分析桑塔格的电影《卡尔兄弟》中的失语症叙事，可以在她的“静默美学”的美学思想的建构中找到神经语言学的发展端倪。本项目的合作导师倪传斌是国内神经语言学的专家，我们打算选择雅柯布逊的立场，即在病理情况下，失语症病人的语言失序（Language disorder）主要表现为组合或聚合纬度上的失序。“失语症病人在一个纬度上出现语言障碍，语言运用在正常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两个纬度上的协调关系消失，而完全偏向另一个维度（雅柯布逊称之为‘两个纬度中的一极’）。”[3]雅柯布逊根据失语症病人语言失序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极性，将失语症分为两类：相似性失序（Similarity disorder）与毗邻性失序（Contiguity disorder）。相似性失序的病人虽然保留处理句法关系（组合纬度）的能力，但无法应付对话的联想关系（聚合纬度），因此表现为“静默”的思维与语言状态。这些失语症病人的特征在电影《卡尔兄弟》中得到了详细的文本实验，尤其是在对失语症病人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时因为病人已经失去了音位的顺序，必须考虑到语言的音位特点的纠正，在卡尔治疗安娜的治疗性话语对错置的音节的注意与纠正的电影细节中得到了充分的电影叙事的表现。雅柯布逊进一步指出，失语症病理性语言的特点包括音位错位、换喻或隐喻偏好等现象，这些病理性语言大多属于平行结构，与诗性语言非常相似。我们进一步提出研究的方向：这种相似性或许可以解释诗学研究中的一些疑问，如：疾病美学的产生机制？疾病语言中出现高频隐喻和换喻的原因？长期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作家，她的作品应该如何分析？“失语症病理语言具有潜在诗性功能”[3]的特点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探索：失语症病人与诗人一样，都打乱了语言组合与聚合纬度上的协调，割裂了语言和语境之间应有的关联。“不同的是相似性失序的失语症病人偏向组合纬度这一极，而诗人则是站在组合纬度与聚合纬度相交的原点上，将诗性话语沿着两个纬度同时释放。”[3]带着雅柯布逊“任何失语症症状的描写和划分，都必须以语言的哪一方面受到损伤这一问题开始”[3]等神经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观点，我们对桑塔格的电影《卡尔兄弟》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病理语言学研究的假设的验证资源。甚至雅柯布逊的其他研究，对于表现为毗邻性失序的失语症病人，如果从语法的单一视角看，语言对语境的依赖越小，其语言的表达就越清晰，这类病人只能基于相似性进行语言的替换，不能保持语言结构的连贯性，更不能够进行句式的变换。这类失语症病人由于丧失了语言的组织能力，其语言表述往往表现为只言片语式等观点都可作为理解桑塔格文本在文体学上表现出“格言警句式”叙事特征的核心理解。实验室里关于失语症的额区的反应的研究也被应用于阐释电影中主人公的语言特征，本项目充分展示了神经机制的实证研究如何指导理解与分析非文字媒介叙事的疾病主题。

1.6 引进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MNI）对地中海心—身分裂症患者的大脑的测定

利用发现在静息状态下背外侧前额叶和额上回的功能连接增强的证据，提出诺斯替主义者克己主义的精神修炼其前额叶灰质体积的增大与更强的情绪控制有关，修炼的冥想状态能增强静息状态下背外侧前额叶和额中回、额下回的功能连接，从而增强认知控制和情绪调节能力。对大脑的ALFF值与其冥想水平和情绪控制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具身对外界的敏感程度与相关的脑区特别是额中回的灰质的神经元活动的剧烈程度成正相关，专注诺斯替主义精神修炼会在额中回区域显示出ALFF值下降。对环境的忽视，叙事进程中对细节的无动于衷以及描述性文字的退场这些叙事特点都与gnosis修炼的大脑ALFF值低，情绪表现为“平息”而非“激动”有关。这一表征往往是地中海心—身分裂症的初始状态。非描述性的陈述记忆的形成与凸显与脑内侧颞叶中另一个脑系统紧密联系，尤其是其中的海马反应对应着具身是否罹患海马体精神综合症也就是地中海心—身分裂症的早期阶段。进一步的实验室探索发现，大脑中具有较高活跃度的伏隔核会优先接受被预测能够提高记忆的信息，反之，大脑中的海马体形成脑区的内侧颞叶中的脑组织受到超过刺激阈限程度的损伤，陈述性记忆会迅速转变为遗忘性盲区，也就是内陷于周围神经递质、隔绝于传导激活的陈述性记忆的断裂表征的海马体记忆编码的错乱。类似的实验还可以用来说明作家的创作主体的心—身状态。对桑塔格运动神经欠缺的感觉运动轨迹（sensorimotor traces）进行研究，对她演讲、修辞学、范畴化、空间语言及其它语言进行生物学分析与推测，可以解释与揭示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如何通过大脑认知的表现来演示概念及思维的众多的其它方面。这一探索可以为地中海心—身分裂症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的规律的揭示提供更多的感性材料。

2 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的视觉艺术

本项目主持人的同事于雷教授向主持人介绍，2015年初，美国“坡研究协会”（PSA）在纽约市举办了“第四届国际埃德加·爱伦·坡学术大会”，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首日即出现了一个抢眼的议题——“坡与视觉”（Poe and Visual），引起了在场多位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其中，项目主持人的同事着重阐述了“坡小说中的视觉诗学”，首次将坡的人物视觉应用策略转化为作家的创作认知理据，继而将坡笔下的视觉现象从文本层面提升至诗学层面[4]。根据于雷的与会观察，作为此次大会主席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芭芭拉·坎特卢珀（Barbara Cantalupo）于2014年出版的专著《坡与视觉艺术》堪称当代坡视觉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坎特卢珀从坡的文学话语如何折射出作为创作认知理据的视觉运作图示、专业艺术人士如何利用坡及其作品进行二度视觉艺术创作、坡如何对西方视觉艺术加以批评与吸收三个方面探索了坡的视觉认知维度。于雷的与会经历与进一步的研究促进着项目主持人沿着对坡的视觉维度进行认知理据的分析的科学研究，提出对桑塔格的疾病叙事进行神经肖像学的视觉维度的认知分析与艺术呈现。围绕“坡与视觉”的大会学者们是从文本“表层阅读”与“深层阐释”之间的独特的视觉认知策略入手，揭示“坡的视觉认知策略与“视觉失真”这一在坎特卢珀看来极为重要的光学现象之间所发生的视觉关联”[4]。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在阐释层面上观照坡的视觉认知图示如何影响着以苏珊·桑塔格和斯蒂芬·贝斯特为代表的现代‘表层阅读’文化”[4]；借鉴国际坡视觉艺术研究的最新进展。我们意识到，“进一步”的艺术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实证研究与阐释模式的建立与发展，不仅验证与纠正着视觉认知维度研究作家的发现，而且能从提出文学研究问题的假设角度，设计研究作家视觉思维世界的分析模型，成功地实现在“阅读”与“阐释”之外的科学“实验”。这是对视觉艺术及其故事的寓意发生界面研究的神经机制探索与研究，必将从认知的逻辑理据的分析转向神经的实证研究的揭示，是为文学认知提供生物学基础的科学研究。

本项目联系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对于儿童青少年PTSD的探讨，并在与国际心智、脑与教育学会会长丹尼尔·安萨里（Daniel Ansari）的对话进程中，树立起了建立绘画神经科学学科的价值观。项目参考受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学会（ISTSS，成立于1985年）指派的PTSD治疗准则特别工作小组（组建于2005年，总部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编写出版了两版《PTSD的有效治疗：国际创伤压力研究会实践准则》，提出疾病创伤压力应该可以被分为超过心理阈限的压力、安度心理的反应、不可逆损伤的叙事含蕴等几种类型。用知识图谱的国际知识计量学界公认的科学研究热点领域分析技术可以探讨与揭示疾病创伤压力领域的疾病谱系学发展，在实验室的实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与哲学模态的模型阐释形成互证与错位，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出重视视觉认知维度的神经肖像学的艺术性与实证性结合的艺术神经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跨学科整合开发研究，研究充分利用国外的CiteSpace知识可视化软件作为目前最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之一的基本原理，研究和开发将神经肖像学方法应用于心理学领域的肖像神经学数据库，分析和阐发面对疾病创伤的主体的“眼动”与“意动”的海马调节的关于创伤性事件的记忆发作强度与可减轻相关记忆的情感因素。诸如眼动脱敏再加工治疗（EMDR）、讲故事认知行为治疗（CBT）、疾病创伤聚焦的认知行为治疗（Trauma-focused CBT）等实验室里的进一步针对假设的提出所做的论证表明，神经肖像学的分析与呈现，有助于展示疾病具身面对疾病创伤记忆的神经活动，有助于揭示治疗干预下的“安度”的具身的精神特征，从而从知识图谱的尚未涉足的领地——视觉维度进行艺术神经语言学的追踪研究与进一步探索。在最近两年里，本项目主持人将立足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神经认知语言学实验室”，联系哈佛大学的艺术系，强强联合打造“艺术神经认知科学”的旨在探索视觉维度呈现的神经认知机制，并重视在“对话”与“交往”等绘画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神经肖像学对桑塔格前夫提出的人脑的可塑性的进一步研究。非语言经验的、疾病非正常状态的绘画对话神经科学等核心问题将被运用于重点对手术后运动感觉退化的躯体受损的主体视—听叙事重组的研究。我们将充分利用深度知觉仪、空间知觉测试仪、听觉实验仪、时间知觉测试仪、注意力集中能力测定仪、注意分配实验仪、注意广度测试仪、迷宫、学习迁移测试仪、记忆广度测试仪、瞬时记忆实验仪、空间位置记忆广度测试仪、E-prime软件、速度知觉仪、创伤反应fMRI实验仪等分析工具，邀请以主持人的父亲为肖像提供方的数位画家，从事基于重组与改造后的fMFI绘画记忆分析与肖像知识习得脑机制研究，研究和展示性别差异与具身经验在记忆、心理、审美上影响肖像视觉维度的神经认知机制，研究的宗旨希望为如何中和病理学的科学与绘画学的艺术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3 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的设计

本项目的主体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引进德国著名文化记忆专家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理论与“心理传记”的研究思路，重点考察“记忆”（Gedächtmis）与“回忆”（Erinnerung）的区分，指出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尤其是在记忆里欠缺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起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在桑塔格的记忆里，有关父亲的信息是模糊的，那么“他传”的自传小说写作方式就不仅仅是探究自我真相，而是回忆的语境的刺激主体监视后脑区里记忆力的存储，希望一个领悟、意愿或者一种新的需求情况可以调整这种能量的方向，使回忆获得新的属性，也就是不需要通过“常识”迸发的回忆体小说的“创造力”（Ingenium）。阿莱达·阿斯曼在探讨记忆术时使用的方法是把记忆与其他的、心理学的记忆话语联系起来，把记忆理解为在想像力和创造力之外的人类三种精神能力的一种。我们进行的探索却是与反“风景的我”的“自我叙述”如何结合记忆力、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记忆的痕迹文学为新自我小说的立意，利用中国的“五行”结构小说的叙述进程，展示了独特的记忆艺术与死者纪念。死者纪念（Totenmemoria）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是指死者纪念传统断裂引起的主体概念发生的一场具有文化意义的转变。作家对死者在场的想像，把过去的和将要发生的经验通过自我想像力进行变化和融合，甚至努力揭开家族史的“历史的掩饰式回忆”[1]，因为适当的纪念活动并没有把一个真实的回忆保留下来，只有靠作家在遗传病的“受难”中把回忆的可塑性形象与事件展现在创作的自我面前，使亲人的在场免于泯灭，父亲再也不是“只作为回忆而存在”[1]。回忆视角对死者经历的追踪回忆与想像篡改，并非刻意违背文化禁忌中该有的“尊重死者”，叙述的动力与其说是埋葬和安息死者，不如说是作家通过记忆（Memoria）、回想（Recollection）、冥忆（Anamnesis）等心理行为，用个性化的非谱系学的笔触组织出回忆与身份认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拒绝角色化的身份认同如何以精神的弥散力量在记忆整合力量的调动之上与想像携起手来，实现了“强烈感情的突发的漫溢”的导入（Take in）—存储（Storage）—取出（Retrieval）心理传记小说的写作。与父亲同样患有哮喘疾病的作家在埋葬父亲的记忆的同时，尚未来得及将父亲的“疾病”而不是“死亡”作出相应的浪漫化或现实主义的文学转化。年幼丧父、父死异乡的经历使得作家对于父亲的病与死没有直接的感受，在完成了《中国旅行计划》这篇“地点的记忆”[1]之后，仅从小说标题我们已可分辨计划性文字的呈现是存储记忆战胜了功能记忆，作家在心灵深处召唤不在场的父亲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和记忆的谈话。离开“创伤之地”[1]，离开了文字与痕迹对哀痛记忆的挖掘，作家把与父亲类似的哮喘病的生命体验浪漫化为除了肺结核最能影响写作灵感的一种“新感受力”。当桑塔格浸淫于布勒松的电影美学诉求时，她自己是在寻获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可以带来的宗教风格的感受力。在急促而又激进的言辞中桑塔格没有陷于疾病的浪漫与神秘不可自拔，而是对降临于古老信仰之上的东西不可避免的神圣感失落表示了缅怀，希冀在“受难”与“超越”之间的“神光”的来临。如果说桑塔格酷爱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薇伊这样的作家是因为他们那种病态的气质，她从父亲病逝的记忆与这些被诺斯替主义研究专家认为是“带有诺斯替游魂的作家们”身上召唤的是一种“病态”的感受力。对这种“新感受力”与“回忆空间”的关系研究，揭示了后脑的记忆存储与激活如何在主体的具身经验的艺术转化中形成写作的发生机制与认知感受力、风格、审美等一系列的写作哲学。第二章研究桑塔格疾病叙事的变革／变化。第二章分为四节内容：第一节引用汉斯·约纳斯的灵知主义与现代性疾病的相关观点、经典叙事学不可靠叙述的叙事交流与不可靠叙述的叙事视角的双向“不可靠”理论、亚瑟·弗兰克的病体有意识的叙事，如“当病体需要发声：（When bodies need voices）、“疾病作为讲故事的召唤”（Illness ans a call for stories）“受伤具身是半开的门”（The wound as half opening）以及将疾病故事情节分为恢复型、错乱型和追索型三类的做法三个分析模型在实验室验证作家的疾病感受力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大脑活动创作出的作品的不同的视角模式、不同的人物塑造法、不同的情节构造和不同的故事空间安排。与此同时，本项目用神经肖像学的艺术阐释方式，进一步超越文本的“话语”研究模式，走向“图示”研究模式，揭示作家作为回忆的认知风格与作为自我叙事契约／规约在不同的语境与体裁的制约下不同的叙事建构。研究动态变化的叙事契约可以揭示作家认知的变化不仅在于作为认知风格的叙事设计的变化，更在于作家大脑海马体记忆存储激活的写作发生机制的脑中区联结处的“变化”，这应该被视为作家思想转变的脑科学的生物学基础。至于究竟是脑电的改变规约着作家的创作，还是作家的写作改变着脑电的活动的区间与强度，我们提出的作家思维变化发生机制的生物学基础假设为双向情感—理智无障碍通道已经在实验室得到了初步的证实。脑未受损伤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受试者，不去考察性别因素对句法和遣词造句、语音等方面的影响，主体的思维较一般脑与身体同时正常的受试者更易出现跳跃性的思维与断裂式的表述，这一点发现从脑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桑塔格完成名作《坎普札记》之后再也没有回应媒体与读者对这篇研究文化变化的论文的疯狂的追问。第二节梳理了桑塔格延续了前夫性别取向的“不正常”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对写作的影响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捕捉到古老神话里的“雌雄同体”原型，将其开发为一种性别表演的修辞策略与政治立场。这种意图重创性别主体的完整性与稳定性的内心欲望，反击了里夫的性别的不正常所能造成的抑郁症与心理变态的疯狂，因为“坎普”不仅是“那种兼具两性特征的风格”[5]，是‘男人’与‘女人’的可转换性的胜利”[5]与主张研究性别差异的心理不正常的心理学流派相反，桑塔格瞄准的是彻底的性别反讽，是一种可以将不相容的各元素包容于一身的性别张力。甚至桑塔格从王尔德“唯美主义”美学的角度化解了这种“神圣女性信仰”（Sacred Feminine）中“索菲亚·阿卡密，永恒的雌雄同体（Sophia-Achamoth，the Eternal Androgyne）灵魂”，显然她比伍尔夫到古希腊神话中去寻找“双性同体”的神话原型在认知同性恋作为文化边缘者身处“受歧视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of discrimination）与“被胁迫处境”（Situation of duress）等女权主义心理学运动上更进了一步。第二节重点研究在疾病的重压下作家如何“优雅”地（Grace under pressure of illness）完成叙事契约的道德考量。本项目重点揭示在作家的意志力与创作动机之外的因素，如应对疾病心理失常的“勇气与抵抗”，以不是自己习惯的姿态或惬意的姿态如何通过复杂而困难重重的写作计划，踏出与自己的部族步调不一致的一步，作家认为真根本不是“一种乌托邦的标准”，而是以“正义为名”的“道德勇气”对自己写作良知的“声援”[5]。实验室的实证分析指出，这一阶段的作家写作在脑区左右颞叶会释放出短时间的爆发，超越具身体验的叙事契约的执行表现出的道德勇气在人脑的非海马体联结的左右脑区的爆发，几乎没有涉及后脑的激活，也就是关于记忆与回忆的参与呈现低相关度。我们称之为“未来的超心理学写作”。第二节特别展现了桑塔格后期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有意识地从追求小说灵性形式的女主人公诺斯替主义的精神修炼的传记写作到追求小说深度内容的女主人公身体美学的表演历史的传记小说的创作历程改变的意图与信念。这一部分的探索引进了情绪动机维度模型。低趋近舞台的野外非动机的积极情绪可以激起女歌唱家与事业目标无关的愉悦心灵，置身于可以治愈中年忧郁症的拓展个体注意力与兴趣点的野外，与建立傅立叶社区并与追随者们从事劳作则会开发与舞台经验、书本阅读完全不同的环境线索，促进探索、写作与嬉戏行为，有利于摆脱言语与声音工作记忆的程式化，收获gnosis灵修的独特的“旷野心灵”，实现乌托邦的种植园实体理想，更重要的是在诺斯的灵修的反现代性的本质上开辟出了一条治疗的自我与社区深度合作的探索激活的感性认知目标优先性的自我的脑区非智力激活而是感性联结频繁的大脑与心灵的重塑。而当桑塔格写作《火山情人：一个传奇》时，桑塔格早已经走向了诺斯替—新柏拉图主义的反面——身体美学，从注重精神修炼转向注重身体意识，此时作家的写作聚焦跨越了对具身与肉体的融合或分裂关系的考察，而是从收藏与历史的角度关注女主人公的身体美丽的变化。我们显然不能用实验室里的脑区开发或心智学的发展对此时的作家的写作意图进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因为作家已经从早期对关注意识与肉身的羁绊或超越关系、记忆与心智的和谐或断裂关系等脑科学与心智学等话题感兴趣转变为对一个出身低贱并且几经转手的女人的美丽身体如何改变自身的命运且影响了一代王朝的发展动向。对女人身体的美丽的夸张重视，并不仅仅表现为桑塔格深入到历史的内容维度为个人美学的兴趣寻找半虚构叙事的素材，它还意味着桑塔格的身体传记写作乃是一次对神经语言学的逆反，很像她的舞蹈身体美学的批评，都是聚焦于身体与表演的反心智学的新历史传记创作。说其“新”，因为它从身体的崭新视角履行传记小说对协调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叙事契约，而它属于历史传记的小说性质说明个人可以影响甚至创造历史的历史观，是作家对人类面对疾病无能为力的一次彻底的想像的叛逆。通过这部小说的美丽性感与病残躯体交往的爱情书写，作家得到了身心的解放，收获了性灵的释放。最主要的是，她第一次最圆满地展示了战胜她的前夫建立的心理学—脑科学帝国的唯有感性—色情的美学王朝。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修辞学、认知科学等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叙事理论，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对象。同时，叙事学的一些概念和模式也逐渐进入绘画和影视作品等非文字媒介的叙事艺术分析[6]。这一态势曾在叙事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现如今，跨媒介的叙事研究与关于电影、绘画、戏剧等非文字媒介的叙事研究越来越为研究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互动关系的研究者关注。桑塔格的疾病叙事的体系与此相反，她的虚构类与非虚构类的文字媒介的概念与模式几乎没有进入她的关于电影、绘画、舞蹈、雕塑、园林等非文字媒介的构思与表述。尤其是她亲身撰写并拍摄成作品的电影《卡尔兄弟》专门展示了失语症的话题，几乎毫无动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概念，可以说是一次非文字媒介的开拓的实验之作。桑塔格从作品与理念互相印证、启发的双栖创作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几乎挪用实验室里的脑科学实验结果到电影脚本的图像—视听技术多模态呈现的科学先锋实验电影的创作规律。而她在绘画叙事批评与绘画记忆小说创作、在戏剧哲学与戏剧创作的双栖成功、在舞蹈叙事与身体灵韵方面的理论建树、在歌剧评论与歌剧女主人公心理小说的创作、在雕塑与园林非文字媒介叙事与评论等领域的杰出贡献，值得我们充分利用文艺阐释学与科学实证法结合的神经认知科学和身体认知科学进一步深入探索。第三章我们重点考察疾病叙事“诺斯”诗学的建构，包括桑塔格沿着保罗·拉姆齐（Paul Ramsey）等人的《作为个体的病人》（The Patient as Person：Explorations in Medical Ethics，1971）与伍尔夫“自己的一间房间”写作信仰设计出的疾病的“房间主题”，在小说的情节设置与散文写作的主题挑选等方面，桑塔格均做到了对疾病作为非常私密甚至是亲密文化的写作的揭示与祛魅。名为《桑塔格的丑闻》（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2009）瞄准她围绕生病的写作与艺术关系的私密信息的揭秘的写作，其实就是在呼吁桑塔格作为女同性恋出柜之外的将作家视为值得窥视的独特个体并拥有典范性独特个性的疾病出柜写作。加上她从早期的哮喘病的意识流体验写作转向灵知主义应对现代性心理危机的灵修感受到的“在尘出尘”的房间哲学与房间外的“搬演行为”，我们提出作家构建疾病叙事空间的逻辑起点与诗学追求，不仅是女性主义的体验主义的哲学提升，而且还是将具体化的个人疾病转化为公共写作的必不可少的认知一环。桑塔格的叙事逻辑向来注重思维的思辨，她在应对现代性的灵知心理危机与“纵欲”带来的疾病叙事时，违背了拉姆齐的叙事契约，逆向灵性病作为个体的疾病个性的独特经验变化为“美国魂”的共同心理症候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故地中海心—身分裂症的起源与表现，桑塔格没有像约纳斯或沃灵格那样深入发掘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而是将约纳斯的“诺斯”处境置于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美国“语境”，寻找与揭示“美国魂”作为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疾患与创作超越。桑塔格在疾病作为个人经验的另一极——艾滋病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生病体验，反对拉姆齐将个体的病体视为故事的讲述者的视角，她认为不仅仅是艾滋病的病理规律决定了此病的“社区性”，艾滋病的发病应该被视为一种不当的人际关系的纵欲与自我意志的克己主义的修炼的不足引起的，它的治疗不应该仅仅从心理学上的平息疑惑的纾解入手，更主要的是排除隐喻思维层面的偏见尽早从科学发明的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性别关系的重整等方面加以改善。桑塔格在两篇短篇小说里的形式创造都表现出某种“关联”的对话的结构组建，说明她非个人化的疾病叙事的大脑活动在写作发生时短暂的神经爆发的神经元的偏侧化强度。我们认为注意人际关联的写作原理与大脑活动神经元的联结强化并非一致，而是作家在听闻到挚友生病的情绪从受到刺激到感觉低落的脑中区的非抑制神经元活动的短暂爆发，该神经活动表现的写作发生通常为写作的速度很快与形式实验性很强。桑塔格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篇作者站在浴缸里很快就写完且形式前无此例的实验性作品，验证着正常的大脑接受刺激之后的神经元的兴奋与脑电的释放，与正常的大脑接受刺激之后哀伤的编码指令对神经元的释放与冲击，同样能在短期内表现为不经思索的文字表达，这就是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无关的“事件刺激的临时写作机制”。在实验室里我们采用ERP（事件相关电位）证实了人文主义神经科学的生物学基础。第四章本项目展示了桑塔格疾病叙事“诺斯”小说术的规律。第一节我们引进了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分析模型，在实验室里充分利用深度知觉仪、知觉空间测试仪、瞬时记忆实验仪与EPR，探索记忆的遗忘与不可靠叙事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脑科学上的表征，据此反映桑塔格首部小说《恩主》男主人公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法国男子自传性叙事的记忆的移植与歧义，这种独特的特殊事件刺激的第一人称不可靠叙事的游戏特征，回应着法国当时流行的以格里耶等人为代表的新小说的多重不可靠叙事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亲缘性，而女主人公受损的躯体反映出来的前后不一的离散叙事层在实验室里分析可明确这样的叙事层属于大脑中区的联结断裂。我们利用生物学基础回头再看桑塔格的处女小说《恩主》，会很明确地发现作家撰写的不仅仅是一部当时颇为时髦的心理学小说，而且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层、叙事声音都是灾害事件后主体大脑受损表现出的神秘的断裂的叙事流。在脑科学的向度上，桑塔格为法国文学史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部新叙述形式小说或一部心理小说，我们认为，她的这部小说的叙事设计是分析灾害创伤应激神经语言学基础上的记忆、回忆与叙述的最佳文学资料。第二节我们引进实验室里的盲生记忆的错误与正确的概率提出直目而视、侧目而视与“心灵之眼”的“看”彼此不同的认知理据，从看与对话的角度分析文本的叙述残缺机制究竟是男主人公临终前大脑内的思维活动的异常活跃还是男主人公的亲身经历与遗忘性回忆叙述。我们从濒死的抑郁症患者的脑区活动的特征入手分析小说的情节安排与叙述加工的“显微镜下的观察”特质，指出脑死亡前后的脑电活动会出现短暂的异常活跃，相当于人在临死时表现出的回光返照。我们对濒死记忆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现脑中区的联结与兴奋并不随着心脏跳动的停止而停止工作，也就是脑死亡与心死亡的时间并不同步。视觉缺失所造成的功能代偿的神经功能区的重组表示出惊人的“内视”的准确程度。最近研究发现先天盲个体的大脑视觉功能区在语义再认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针对视障人群的研究也发现盲人的错误记忆比视力正常人要少，这一事实表明，濒死记忆的自动叙述的确很可能具有“非生命叙述”的超越性的独特价值。第三节我们引进埃里克·沃格林的“灵性病”哲学及其修炼方法，分析与展现中年女歌唱家如何选择建立通过劳作与创作实施心理疗法的乡野社区文化，来安抚自己抑郁的神经与提振自己低落的心情。这一节的分析与阐释我们不再采用实验室里的科学方法，而是运用二语习得的音位学的方法与弗洛伊德有关艺术家的心灵的成长的相关论述，艺术性地阐释中年女歌唱家的心灵的变化，在灵性生病以后投身傅立叶式“乌托邦”改变心灵之旅的收获与不足，阐明实验室外的探索主要是从情绪低落者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与“谈情说爱”的神经刺激引起的忧郁症的不药而愈，说明人类的爱情是战胜心理疾病的一剂神药。我们展现心灵对话之旅是对心理学家各种情绪积极疗法的有效补充，同时为揭示二语习得的音位学与神经振奋之间的科学内在关联提供小说文本的证据。第四节我们引进弗洛伊德的身体意识的理论与桑塔格的日记《恰因意识羁于肉身》中关于具身的相关记述，论述具身体验的美丽哲学与色情、革命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在这一节中特别谈论了病残叙事这一界面，将病残叙事与疾病并置在一起，探索具身经验的残躯与病躯的叙事特征。在著名长篇小说《火山情人：一个传奇》的研究中，我们没有采用实验室里的分析方法，而是借助心理学具身经验的理论，从身体美学与病残叙事的角度揭示作家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般巨著的心理学小说与传记小说结合的体裁特点。我们强调这部小说心理学的属性，是因为作家描述病躯叙事特征是从女主公的眼光与心理表征的，有时候是通过作者第三人称叙述视角透露的，这种超越残躯本身的叙事，我们称之为非自囿的他人观察。这一节我们将更多地从这一新颖视角展开分析，进一步探讨弗洛伊德关于他人眼中的具身与错位的自我意识的叙述的“不正常”。第五章的第一节研究重点是疾病的修辞性叙事学。我们选用查特曼的意识形态的修辞而不是出于美学目的的修辞，强调他指出的叙述技巧可同时服务于美学修辞和意识形态修辞。之所以用服务于意识形态的修辞来阐释疾病的隐喻现象与作家对疾病隐喻的反对立场，乃是因为隐喻的叙事表层可以说是一种修辞术，其深层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引进查特曼的观点只是为了说明隐喻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隐喻的背后所含蕴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深挖，而重视实证研究的倾向来源于研究把注意力用于在认知语言学和神经生物学界面上将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范畴化与构式语法等逻辑推导和心理实验的方法，运用到对桑塔格疾病隐喻化著述的文艺阐释与实证检验之间的认知机制的揭示。基于疾病隐喻认知机制之上的研究还包括对桑塔格非虚构疾病文学的隐喻批判思想的研究。第二节我们重点考察桑塔格虚构疾病文学的文体形态与叙述风格，鉴于叙事学与文体学的互补性，我们跨越了“话语”与“文体”的界限，从神经认知语言学跨学科的角度，分析疾病与语言、疾病与叙述、疾病与文体的内在关联。第六章我们观察和揭示了桑塔格疾病叙事的文化影响，主要可分为（1）对当代美国疾病回忆录文学兴起的影响，比如作出了理论上的预备与题材上的借鉴，我们发现，严肃的作家的疾病创作了为当代疾病回忆录文学提供了话题与议题，而疾病隐喻的思想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疾病回忆录文学的叙事思想与叙事风格。（2）对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影响，比如揭示了桑塔格的疾病隐喻思想与日本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日本文学的“风景的发现”中某种“颠倒”的结构与桑塔格的疾病叙事的“亲缘性”，日本文学的自白制度与桑塔格的类似日本私小说体裁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发明。（3）对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的影响。俄语诗人布罗茨基是桑塔格的挚友，他的“诗散文”的写法受到了桑塔格疾病隐喻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散文”的韵律与风格受到了桑塔格曾经提起的哮喘病对写作意识流的意义的灵感启迪，他的写作的主体虽然与疾病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涉及了思想上或心理上的一种疾病状态。研究《悲伤与理智》的忧郁症叙述，是寻找桑塔格的一些主要议题的症候与延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疾病的叙事意义。

4 本研究对后经典叙事学的贡献

本研究对后经典叙事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与古今中外的医生作家通过书写病人的疾病来传播医疗知识，甚至揭示生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孙杰娜的《圉限·叙事——当代美国医生作家研究》“一改以往对疾病相关书写的隐喻式解读，在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从跨学科角度系统分析医学中的人文”[7]。孙博士的写作策略偏重叙事学的医学人文主义，探讨了疾病与社会的映射关系，疾病的个体的身体体检，已经触及到了探讨疾病的心理或神经生理根源。在书中，孙博士更多从医学家临床的叙事与医学的界面上发起开垦，并没有尝试从脑神经学家的身份对很对失去身份或者身份不稳定的病人的追踪治疗，从神经病变的角度深入分析自己的心理学与社会会融汇的行医经历是孙博士研究的“留白”。而我们“接过来”的探索就是要在神经认知心理学的生物学基础之上相应丽塔·夏蓉发起的叙事医学，我们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神经认知语言学的界面上，“重新审视”和“重新发现”当代疾病叙事在“说故事”的自回与忆录叙事之外的基于脑科学的非隐喻与非神话的“功能”与“事件”的叙事。研究不仅从脑科学的角度与疾病心理学叙事、疾病故事学建构、疾病教育学叙事形成了有力的互补与互证，当然其中在实验室里发现的证据若与医学人文主义的假设有所不同，这正证明了这类跨学科的叙事如何“继续和深入”[8]的确需要的不仅是“疾病叙事”关键词的梳理与理解，与此密切相关的譬如“神经认知语言学实验室”的介入与支撑，应当说是为国内学者提供一个“继续深入”研究跨学科叙事学的范例，而且真正是从脑科学的角度突破心理学的藩篱，真正作到了从生物学的基础原点上考察疾病叙事的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必将能如桑塔格反对疾病的隐喻一般去蔽疾病神话的创造与患者身份的追索。从艺术神经语言学角度对桑塔格长篇小说创作发生机制的发掘不仅集合了脑科学生物学与艺术阐释学的解读方式，而且填补了国际前沿的桑塔格研究的空白。一个崭新的学科——肖像神经语言学与艺术神经语言学糅合发展的艺术美术神经语言学呼之欲出，这一学科的学理依据与规律的提出，必定能将神经科学、心理学、艺术学、医学与教育学整合起来，首发建设研究人类艺术启蒙现象及其艺术发生规律的横跨文理的新兴交叉学科。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16CWW003）。

参考文献

[1] Divjak D，Levshina N，Klavan J．Cognitive Linguistics：Looking Back，Looking Forward［J］．Cognitive Linguistics，2016（4）．https://doi.org/10.1515/cog-2016-0095

[2] 辛晓雯，吕晓蕾，李敏，等．情绪的动机强度与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协调性对自我控制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8（5）．

[3] 倪传斌．雅柯布逊对神经语言学的贡献［J］．外国语文，2013（1）．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414.2013.06.013

[4] 于雷．基于视觉寓言的爱伦·坡小说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孙杰娜．圉限·叙事——当代美国医生作家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 唐伟胜．跨学科的叙事学如何“继续深入”：以疾病叙事研究为例［J］．叙事（中国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