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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事实表明，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同一理论都可能会存在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无数学者都在探讨东西方文化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足以说明这一点[41]。对于心理学来说，地域性的文化差异同样会产生此类问题。不论是在心理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活动中都存在文化产生的差异。比如，被誉为人本主义先驱和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于1918 年在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心理学》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兴趣”概念，而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化中孔子的“仁”思想存在许多的相通之处。梁启超认为“中国一切学问，无论哪一时代，哪一宗派，其趋向皆再次一点，尤以儒家为最博深窃明”。而同时又认为“儒家哲学，范围广博[46]。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因而，本文拟选择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语》“仁”的思想，与阿德勒所提出的“社会兴趣”概念进行对比，进而探寻东方元素中与阿德勒心理学相通的部分。试图发现在其相似性下存在的本土心理学理论内容。

2 阿德勒“社会兴趣”与论语“仁”简述

2.1 阿德勒的“社会兴趣”

在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理论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概念就是社会兴趣，此概念贯穿于阿德勒学派理论及应用的每个角落。

阿德勒最初对“社会兴趣”的表述方式为德文的“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即为了“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感觉”（Gefühl）。LaVoy等人发现Gemeinschaft翻译为共享的空间，约定俗成的价值标准，普遍持有的假设和信仰，以及共享的社会结构。Gefühl指的是团体内部一种心照不宣的领略（例如对不成文的规定和社会习俗）[24]。Ferguson认为“这是一种包含认知、态度和情感的‘感觉’，其中还有对共同体及其福祉的关切”[11]。野田则提出这种“感觉”应对包含四个侧面，即——“我从属于共同体”的归属感、“共同体于我有益”的信赖感、“我对共同体有用”的贡献感以及“我喜欢我自己”的自我接纳感[59]。

而当共同体感觉被翻译为英文时，阿德勒采用了“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作为译文，除此之外还常被译作“团体感”（Communal sense）或“社会感“（Social sense）。而“社会兴趣”的翻译则与德语原文的“共同体感觉”在含义上存在差异，比较不强调共同体的关联性。而对“Social”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感兴趣（Interest），着重在对他人关系的部分[58]。Milliren和Clemer认为，社会兴趣是指个体与他人协作、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29]。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的翻译突显了对他人的关系的意味，这要求我们：需要对当前状态有充分的了解并朝向那个有意义的未来而努力、愿意去付出并索取、提高自己为别人谋求福利的能力[30]。

“共同体感觉”和“社会兴趣”这两个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超越了个体本身，远离了自我中心。但它们也并非完全等价，Ansbacher提出“感觉是一种不活跃的心理状态，就共同体感觉而言，是一个更大的团体的一部分，最终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世界上有容身之处的感觉……。相反，兴趣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激发、激活、引导行为。在社会兴趣中，个体的奋斗会指向有利于同胞的方面。阿德勒通常把社会兴趣与活动、合作联系起来。两者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全面共情的联结是共同体感觉，由它派生出来的行为就是社会兴趣［16，37］。国内学者对当代阿德勒学派关于“共同体感觉”和“社会兴趣”的定义进行了整合，认为共同体感觉是整合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社会兴趣是指对待他人和他事的积极态度和看法，对他人的认同感和对群体的归属感， 以及对自身选择和决定的某种行为倾向”[57]。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兴趣”和“社会兴趣”这两个概念虽然常被视为同一实质的不同表达，但当作为“共同体感觉”使用时更侧重于内部的“感觉”，主要包括认知和情感，而当作为“社会兴趣”使用时则更接近于外显的行为。本文中使用的社会兴趣则相当于两方面定义的整合。

2.2 论语的“仁”

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编集的《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言语行事的重要儒家经典。因此，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于《论语》一书。在宋朝便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足以说明《论语》对于儒学以及孔子思想的囊括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仁”的观念并非有孔子最先提出，最早是出现在《诗经·齐风·卢令》当中，“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在《尚书》中也提到过“仁”这一词。不过在孔子之前所提的“仁”这一词，似乎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与孔子在《论语》中所谈到的“仁”的概念不尽相同[51]。

在辞源中记载了“仁”所具备的六种含义，在其中有三种含义是源自于孔子提出的“仁”的观念，分别为：（1）古代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共核心指人与人相亲，爱人；（2）假借为“人”字；（3）犹“存”，注：“仁，犹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44]

邓晓芒曾谈到过，孔子在《论语》中和弟子们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仁”的问题，虽然孔子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给“仁”下过明确地定义，但是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向孔子问“仁”共有七处，每一次孔子的回答都不相同[61]。

《论语》里第一次向孔子问“仁”的弟子是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39]

第二次是仲弓问“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第三次是司马牛问“仁”。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

第四次是樊迟问“仁”，樊迟总共问了三次，每次孔子都给予了不同的回答。第一次是在《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二次是在《论语·雍也》中，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第三次是在《论语·子路》中，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最后一次是子张问“仁”。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因此可以发现，孔子在《论语》中谈论到“仁”这一问题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观念和定义。他在《论语》中的回答更倾向于顺应当时的一种需要，根据问的人和情景改变“仁”的具体内容。但是在《论语》中也有比较明确谈论“仁”的内容，分别是：（1）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根据以上对于孔子在《论语》中对于“仁”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论语》中“仁”的思想并不是一个定义式的确定性观点。在《论语》弟子七次询问孔子关于“仁”的问题，孔子的回答看似不禁相同，甚至存在一些矛盾。其中虽然包含了“仁”的含义，但是并不能被认为是“仁”的定义。在孔子的教育观念中，“因材施教”是重要的观点，“仁”并不是一个简易概念，因而一个复杂重拾的理念，并且在后续的两千年甚至时至今日，“仁”的理念都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七次问“仁”相较于孔子在阐述“仁”的定义，更倾向于将这一个理念教授给自己的弟子。而后两次问“仁”，虽然其语法上在表达“仁”的含义，但是依旧存在细微的差异，第一句是子贡问“仁”之后孔子的回应，而第二句则是有子所说。在对于《论语》的研究中，《论语》是有孔子弟子收集编纂的，但是除却孔子以外，却出现了“曾子曰”以及“有子曰”。可见，在孔子之后，其儒家思想并非只属一派，也可能存在其他派系。因此，有子的话可能是后来有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仁”的解读。

那么纵观《论语》中所谈“仁”这一思想，由孔子自己谈到并且具有概念性质的一句话便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一句话中，“夫仁者”便有对“仁”这一概念下定义的含义，因而可以初步地认为《论语》中“仁”的思想核心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句话的含义相近。

蔡元培在《诸子集成》中对于孔子这一句话做出了注释，“孔曰：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于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于人。”[39]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同样谈论到了孔子的这一句话，南怀瑾认为孔子这是在告诉子贡，真正“仁”的人，是要自己站起来，但是要顾虑到别人的利益，使别人也站起来[49]。

在梁启超、杜维明等学者看来，《论语》中“仁”之思想更是一种“恕道”，梁启超在《论儒家哲学》中谈到这种“恕道”从实践上来说是推己及人；从智识的方面来说是以心度物[46]。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中谈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是利他主义，并不是将自己掌握的资源与他人分享，而是发展自己的人格。但是如果要发展自己，就不能自私自利地发展自己，而是一定要发展周围的人，圆圈要逐步扩大[41]。

因此结合来看，“仁”的思想是一种“恕道”，这种恕道不是一种纯粹的利他之道，而是一种追寻自我发展，追求人格发展的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过程中，并不是一种割裂的，或者说自私的发展道路，而是与自己周围的人产生联系，一定程度上带动周围人的发展，并且让这个发展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可以发现《论语》中所谈论的“仁”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种修身之道。

3 阿德勒“社会兴趣”与论语“仁”的对比探索

3.1 思想背景

“社会兴趣”成为个体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与阿德勒的战争体验具有很深的联系。阿德勒最早提出“社会兴趣”（Gemeinschaftsgefühl）这一概念，就是源自对于战争的反思。44岁的阿德勒于1914年以军医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阿德勒的工作便是判断伤患出院后是否能继续服兵役。这个工作给阿德勒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使得阿德勒对于战争产生了诸多思考。虽然阿德勒并非于此时第一次提出“社会兴趣”这一概念（阿德勒曾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时也使用过这一名词），但是对于阿德勒来说，在那时“社会兴趣”更多只是一种想法的萌芽，而其正式的定名在1918年2月的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心理学》中。这足以说明在经历战争之后，阿德勒对“社会兴趣”这一思想的提出不再停留在一个萌芽的状态，也不再是一个朦胧的想法，而是成为了一个切实的概念[2]。霍夫曼曾在《阿德勒的生涯》一书中谈到过阿德勒对于战争的批判。“我们都是同伴（Mitmenschen）。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假如都是有常识的人，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场战争等同于对我们自己的同胞进行组织性的屠杀与拷问，为什么我们不能避免战争的发生？”［58］

因而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阿德勒提供了完善“社会兴趣”定义的契机。他的个体心理学以“目的论”为核心。相较于原因，更多侧重于探究指向未来的目标、目的或意图，借此为个体的行为提供建议或指导。阿德勒所提出的“社会兴趣”就是对于探索“怎么做”而产生的思路。阿德勒曾提过“它（社会兴趣）的目标是一个完美的目标，可以说这个目标表示的是全人类达到最终进化后的理想社会”[6]。可以窥见到“社会兴趣”是一战过后，阿德勒从一介心理学家的角度出发，对于人类如何再次预防此类悲剧所给出的解决方针。

孔子提出“仁”概念时正处于春秋时期。《史记》中记载：“孔子之时，周氏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梁启超在《论儒家哲学》中简要总结了孔子的一生，在其一生中谈到孔子著书立说的问题上，可以发现孔子六十九岁修《诗》《书》；定《礼》《乐》；作《易传》，七十二岁作《春秋》。而在此之前孔子的人生都是在求学和游说列国的过程中度过的。因而梁启超也总结认为孔子著书甚迟[46]。

其次，梁启超简要总结了孔子所处的环境，一是孔子作为鲁国人，且在卫国待过很久的时间，因而鲁卫两国的思想会对孔子有很大的影响。鲁国本身注重周礼，而卫国则是作为前代文化中心的殷故墟，必然会具有影响。第二则是霸政之衰息。孔子处于春秋的晚期，春秋五霸之间不大相互攻伐，人民有喘息的机会。而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也说明了春秋晚期的霸政走向没落。第三则是贵族政治之堕落，开放的学风以及私学的兴起也由此而来。最后则是社会思想之展开，在这样一个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旧阶级开始崩塌、新阶级尚未确立、但社会思想却足够开明和繁盛。这种变迁中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孕育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进而为孔子思想的诞生提供了机运。

孔子“述而不作”。虽然不少的文献似乎都与孔子有关，但是《论语》确实非孔子所著，而是由其弟子编纂了孔子的言行而形成的一本书。梁启超也谈到，《论语》大概是有子与曾子的门人共同编辑的，因而书中只有称呼有子与曾子为子，孔子其他的学生都直呼其名。因而《论语》所记载的内容有可能无法包含全部的孔子思想，可能由于其门人的派系不同而有失偏颇。但是仍旧无法掩盖“仁”概念作为儒学核心的地位。

结合阿德勒与孔子的背景可以发现二者具有不少共同点，首先是二者的思想都源自于对战争的思考，纵使一战与春秋之战不可等量齐观，但它们同为战争的本质始终如一。因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二人都提出了具有反战内涵的重要观点。其次，“社会兴趣”与“仁”两种思想都诞生于一个开明且繁盛的时代，这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但同时这两种思想观念的政治背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苦痛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人权思想实现的步伐，使各民族国家纷纷林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阿德勒的观念蕴含着鲜明的“民主”思想；而春秋战国时期却是一个打破奴隶制社会，建立封建社会的过程，虽然在《论语》中“仁”观念具有反战思想，也对“如何做”的问题作出了思考，却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而服务的。

总言而之，阿德勒与孔子的思想观念具有极为类似的战争背景，但二人所处的立场存在鲜明差异，这主要是其时代的局限性所致。

3.2 主要内容

可以从德文“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出发，更好理解阿德勒所提出的“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此处的“共同体”并不是所指既存的社会，他（阿德勒）曾说过“共同体感觉将伴随人的一生，在一些情况下会被扭曲并受到约束，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会扩大、拓展，甚至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家庭成员，还包括他的民族、他的国家乃至全人类。它还可能超越种族的界限，扩展至动物、植物、无生物的物体乃至整个宇宙”[4]。所以这个“共同体”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概念，而绝非是某个狭隘的集体或者共同体。而“感觉”就是对自己所属于共同体的体验。阿德勒在提出“社会兴趣”时受到了众多的质疑，许多学者不再与阿德勒共事，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更类似于一种价值观念而不是一个科学心理学的概念。

基督教提出邻人爱的概念，社会兴趣可被看做是阿德勒版本的邻人爱，弗洛伊德曾经谈过，邻人爱是一种“理想命令”（Idealgebot），违反人类的本性。关于邻人爱的问题，阿德勒没有从人的生物性，而是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赋予了“邻人爱”新的根基。但是“社会兴趣”的提出与邻人爱所不同的是，其具有的科学性绝非等同于宗教教义中所谈及的“义务”。人是群体性的，脱离了群体的人不存在，阿德勒甚至认为所有的心理问题都与人际关系有关，而追求“社会兴趣”是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一个最终方向。

由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不可割裂，在此基础上阿德勒划分了需要个体间进行合作的三种生活任务领域：工作任务、社交任务、爱的任务。“当他直面生活，也就不得不面对我们所说的人生三大问题——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追求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建立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和周遭的人建立起关系时，绝对会遇到这些问题”[3]。而足够的社会兴趣在这些任务的解决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阿德勒所言“人生问题经常在考验我们的社会兴趣程度”［5］。反之，个体对于这些生活任务的解决情况，也能够作为展示个体社会兴趣的“晴雨表”。

《论语》中叙述“仁”思想的部分虽然众多，并且在前文中也提到“仁”思想在论语中的表达具有多种形态，甚至还会有自相矛盾的表述。但是在如今学者对于论语的探究中，都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点作为“仁”思想的内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论语》所说的“仁”具有两种含义，但是实际上并未细细分别，一种是指人的全德而言的仁，而另一种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观念。后一种概念在后世的解读中被认为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即自己想要“立”，那么也要让他人“立”，自己想要“达”那么也要让他人“达”起来。按照南环瑾在《论语别裁》中对于这句话的解读则是，“孔子告诉他，真正仁的人，是要自己站起来，但是要顾虑别人的利益，使别人也站起来。”因而在个人道路的过程中，不应当只注视着自己的道路，而要知道他人也有道路。因此南怀瑾认为孔门学问中“仁”的应用，是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也替别人的利益着想；扩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

由此观之，“社会兴趣”与“仁”似乎都渗透着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包含了一种人类的归属之意。个体一定是群体中的个体，因而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周围的人，所以阿德勒和孔子都认为个体发展的进程不是割裂的，需要将他人也考虑进这个进程之中，而非只着眼于个体自身。在孔子和阿德勒的眼中都是承认利益的存在，并且孔子和阿德勒都认识到了个体会去追寻那些有益于自身的事。在孔子的观点中，《论语》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点，而阿德勒认为人只会去做自己所认为“善”的事，而阿德勒所谈及的“善”则是指“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两者的差异之处则在于，阿德勒的观点似乎更加在意个体如何融入到社会当中去，虽然是追求利益，但这种追求需要惠及个体所处的共同体，其本质在强调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侧重于个体心理上的社会化进程。而《论语》中这“仁”的思想，虽然一直说《论语》是修己之学，但是儒家对于入世的提倡也恰恰说明《论语》思想的政治性，《论语》中的“仁”这一思想虽然是在发展自己的利益过程中也要顾虑到周围人的利益，但是内容上更偏向于一个政治方针。

3.3 目的与运用

“社会兴趣”这一思想切实被阿德勒融入其“个体心理学”的主张中，并且运用于了心理咨询与教育方面。并且社会兴趣在阿德勒疗法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治疗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它们既是治疗师的咨询目标、也是衡量来访者心理健康的标准，更是关键的治疗关系得以成立的基础。

阿德勒疗法的主要目标就在于帮助来访者发展其归属感，帮助来访者采纳具有共同体感觉和社会兴趣特点的行为和处理办法[7]。阿德勒学派的治疗师鼓励他们的来访者产生共同体感觉并培养他们的社会兴趣[18]。通过协助来访者展现出具有丰富社会兴趣的行为，增强其共同体感觉的治疗策略从阿德勒时期便已采用。了解自己的目标，并学习如何向着增长社会兴趣的方向改变这些目标，将有助于改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包括工作中的关系[11]。

共同体感觉和社会兴趣同样是是衡量心理健康、 确定生活意义的标准，也是评判个人价值的唯一尺度[12]。心理健康的人是那些追求生活中有益目标的，通过帮助他人、为他人做贡献来实现人生意义的人。社会兴趣的匮乏与神经症的形成间存在密切联系。“神经症之所以会使个体孤立于人群，是因为它使人们舍弃了社会功能，使人们没有去解决现实生活问题”［13］。

社会兴趣也是构建治疗关系的关键。“当治疗师和他人一起工作时，社会兴趣可帮助他们产生深切的同情和关注。阿德勒学派的学者知道如何超越承诺和关系的概念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他人”[18]。而“合作”是个体心理学派对于治疗关系的最好描述，来访者和治疗师处于平等地位，通过互相协作进行工作。心理治疗是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公共合作完成的一项事业，而支持性治疗关系能帮助患者建立合作感和与社会兴趣[18]。对“合作”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协助来访者将于咨询室中被唤醒的社会兴趣运用到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中，做到“赋能”。

阿德勒认为，除了医生和心理医生，只有通过学校和教育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3]。除了临床上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个体心理学的学者们也具有长期的教育干预传统，从阿德勒时代开始，他们便广泛深入个人、家庭、学校、职场等各领域开展活动。

当阿德勒于1937年去世后，鲁道夫·德雷克斯将其学说引进了美国，他将阿德勒理论运用到了教育、个别治疗、团体治疗和家庭治疗上。德雷克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推动了儿童辅导中心的建立，并且他还将阿德勒的理论用来培训那些面向多种群体的专业人员[7]。

《论语》中“仁”提出的目的则是对于君子的培养。孔子有个理想的人格，能达成这种理想的人，被孔子命名为“君子”。因而具备“仁”的特性才能够成为“君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孔子对于每个人问“仁”而做出不同的回答的缘由，如果“仁”是一种理想人格的人格品质，那么这些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回答就得到了良好的解释。

在运用上，“仁”这一概念同时包含了“体”与“用”两个部分，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谈到孔子曾说过“吾道一以贯之”，换句话说，就是体用一贯，有体有用。如果认为“仁”只是行为，只讲用不讲体，不讲内心修养，那么则是欠缺的。然而如果像一部分宋儒所说，“仁”就是在那里静坐，养性谈心为“仁”，不讲究用，不能救世救人，不能立己立人，也是欠缺的，应当体用一贯。在孟子的理论中“仁”属于四端之一，与恻隐之心有关。因此可以发现，“仁”的运用与“君子”的理想人格塑造有关。但是同时在后世研究中“仁”也被运用于“仁政”当中。但是回归《论语》的观点中孔子谈到“仁”这一问题时的言论，结合众多学者的观点可以认为，《论语》中之“仁”即是为了塑造一个“君子”的理想人格，同时也主要运用于这一人格的培养。

孔子认为“仁”是一种人道原则，并不单纯的以外在的亲缘关系有关，也并非仅仅将心理情感因素作为内在依据［51］。在孔子“仁”的观念中包含了“知”的前提，孔子说“未知，焉得仁”，由此可以看出，知作为一种理性的品格，并且作为了“仁”的前提与条件，这说明人道原则也与理性原则有关。在《论语》中，最能够表现“仁”的理性品格首先包括了“忠”“恕”这两个内容。而二者的基本含义一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包含了推己及人的思想。这样的人道原则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这种“仁”还体现了理性的力量。因而在人的培养以及教育过程中“仁”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在教育活动人体现了“仁”的思想，其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都蕴含了“仁”的体用在其中。

在目的上，“社会兴趣”作为人格理论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服务于心理治疗与教育，孔子和阿德勒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教育家，他们真正明显的区别在于孔子时代并没有心理治疗这个行业，而阿德勒不像孔子那样深入政治领域。

在运用上，似乎都投入了人格建设和教育这两个方面，虽然“社会兴趣”本身就作为一种心理流派的思想核心，在心理咨询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仁”本身作为一种人格塑造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虽然也在人的心理发展上发挥了作用，但是远远不如“社会兴趣”更具有针对性。但二者在内容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的理论本身都包含了“体”与“用”两个部分，即同时包含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部分，并且这一部分的主要方向都在于对个体人格发展以及与社会融合的内容。在“社会兴趣”中个体可以通过“社会兴趣”这一行为，逐步与“共同体”相融合，并且能够促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而“仁”则是通过“仁”的行为，逐步发展处“仁”的品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能近取譬”与社会相融合。

3.4 影响与价值

阿德勒所建立的学说，并非如其他早期先驱一般是种深层心理学。按他的话来说，所谓的个体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社会心理学。并且其学说的目标是“社会适应”[3]。与研究弗洛伊德或荣格的理论相比，研究阿德勒的观点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因此他的核心概念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实证研究[13]。

“社会兴趣”的影响渗透于个体心理学的所有理论及应用之中，特别是在阿德勒体系的心理治疗与心理教育中发挥着一种支柱性作用。虽然时至今日，阿德勒学派仍对社会兴趣的完整定义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学者们对于此概念进行实证研究的尝试，而这种探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便已开始。

Gilman通过以青少年学生为样本，发现高社会兴趣学生的综合满意度、朋友满意度、家人满意度显著高于低社会兴趣者[20]；Markowski等人的研究已发现婚姻适应与社会兴趣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Kallkan开发的《ASIR-RR量表》（Adlerian Social Interest Scale-Romantic Relationship Form简称ASIS-RR）更是能有效评估浪漫关系中的社会兴趣［22，28］；Ucello也指出，与缺乏社会兴趣的员工相比，拥有社会兴趣的企业员工，对企业更有归属感、责任感和认同感，员工之间的关系也更为融洽，更愿意为企业拼搏和付出［32，54］。

Schwartz等人的研究证明了阿德勒对于社会兴趣的基础假设，高社会兴趣的利他行为有利于个体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给予帮助比接受帮助更能预测心理健康状况[35]；Mozdzierz通过以退伍军人为样本，发现了当退伍军人的社会兴趣较低时，酒精和药物滥用的程度更高[33]；Kern等人发现随着归属感和社会兴趣增加，糖尿病患者迟到或不接受胰岛素治疗的可能性更小[23]。Bajkov研究了社会兴趣对于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缓冲作用，那些表现出高社会兴趣的个体，在面对高度紧张的情况时，其心理健康水平往往会经历最小程度的下降[17]。

个体的社会兴趣水平和他对家庭社会心理环境的感知之间有所关联［25］。近来就有研究表明，对于具有特殊障碍的个体而言，培养他们的社会兴趣则能增强其理解能力和人际互动性。例如，自闭症儿童的理解能力往往较弱，缺乏良好的社会互动能力和技巧，在社会交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缺失［54，60］。

从阿德勒时代开始，心理教育就始终是个体心理学最重要的板块之一，德雷克斯更是将其深化，使基于个体心理学的心理教育可以于家庭、婚姻、团体、学校、职场等各领域开展，在此基础上更是延伸了如Nelsen“正面管教”等全面系统的教育技术［8，9，19，34］。通过将个体的“社会兴趣”视为教育目标，使得咨询师、家长、教师、管理者都能够拥有更明确的方向性。

Gary和Karin开展的实证角度支持了社会兴趣与积极心理学概念间的关联性，例如，社会兴趣与主观幸福感、身份成就感、自我实现倾向、健康价值观的认知和情感方面、以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亲社会道德推理、心理社会成熟等概念之间的联系。Gary和Karin认为“社会兴趣应该包含在积极心理学的法理学网络之中。事实上，我们提供了基于数据的推测——即社会兴趣可能接近于积极心理学本质的一个总结性表述或复合体。社会兴趣与积极心理学的整合，将会使两者都得到改善”[26]。

孔子的儒家学说从创立以来，其影响就开始存在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到如今以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学，孔子的儒家学说一直在从发源以来一直存在着足够的影响力。孔子的儒学思想能成为后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且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足以说明其影响力与价值。

从《论语》来看，其中包含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仁”的品格，一个是“仁”的政治。在前文有谈到《论语》中谈及“仁”的定义问题，[53]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达”是所有通而能显于众。自己追求“立”，并且使人亦“立”；自己求“达”，并且使人亦“达”：即自强不息，而善为人谋。简言之，便是成己成人。

这一论述可以看到《论语》所言之“仁”一方面是自己的成长与提升，以致达到君子的境界，这便是“立己”与“达己”。同时，“仁”的发展是“能近取譬”，则是为“仁”的方法，即由进推远，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为人谋之，己之所不欲，亦无加于人。而这个过程就是将个人的“仁”的发展与修行推广到“仁”的政治的角度上来。

“仁”价值所体现的是多方面的，与阿德勒的“社会兴趣”不同，“仁”已经被中国人吸纳进了各行各业之中，《论语》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对于别人的爱助，使其成为有德行成就的人。因而此种意谓的“仁”，涉及了生活中最高的道，也涉及了最高的德。“仁”兼涵诸德，如忠、恕、礼、恭、敬、勇等。但是“仁”非全德之名，所谓全德之名，是所有德的总称。而“仁”并非所有德的总称，其本身亦自为一德。不过是最高的德，所以兼涵诸德。因而“仁”本身具有目标与成长的作用，并且这一目标极为崇高而又切实，不玄远，不神秘，并且具有丰厚的内涵。

因此“仁”本身树立了一个目标并且这个目标有清晰的标准以及详细的修行过程，同时包含了自身成长与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在个人角度“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品格，这是在个人的发展上，做出了“体”的部分，并且“仁”还指导了一条如何能够达到这一品格的“用”的部分。这一人格的发展到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一种人格发展的方向。同时，从“仁”的政治的角度，“仁”提供的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即一种“大同”的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一状态包含了众多层面的内容，并且这一“仁”政的观点建立在了其内涵的“爱人”上，这使得整个“仁”的观点较为立体，达成了众多方面的需求，从而也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首要的思想理论。

相比较而言，“社会兴趣”缺乏政治上的观点，并且对于社会的政治发展方面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但是“社会兴趣”与“仁”的相同之处便在于都同时具有“体”和“用”的价值。“社会兴趣”为“用”，而它的另一个翻译“社会兴趣”为“体”，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价值。因而，“社会兴趣”与“仁”在个人的发展以及个人如何与社会相融合的角度上都发挥了充分的价值。

而在影响层面，“社会兴趣”虽然在众多领域都显示了其价值，但是与“仁”想比其影响力则远远不如。“仁”作为儒学的核心思想，虽然在之后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依旧是作为极具影响力的思想，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且渗透每一个儒学学习者的思想当中。而“社会兴趣”则主要作为心理学概念，在心理学与教育学领域发挥着作用。这也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点。

4 总结与展望

在“社会兴趣”与“仁”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两者虽存在可能由于文化、地域、时代等因素所导致的差异。但同时也具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除去关于政治的内容，“仁”和“社会兴趣”都同样包含了世界观与方法论，能够指引了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且最终与社会相融合。虽然对于“社会兴趣”来说，它所指的“共同体”是一个有机变化的过程，既可以是“我与他”，也可以是“宇宙间所有的生命体”。而“仁”更多的指的是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但是很明显的是，二者都注意到了人际关系问题对于个体的重要性，并且都对如何应对人际关系问题做出了指导。

阿德勒作为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人本主义先驱，其理论对于西方现代心理学有着深远影响。本研究通过将其“社会兴趣”概念与孔子儒学中的“仁”思想进行对比，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及差异。两者不仅在提出背景上类似，并且它们在内容、目的、运用、价值、影响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都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以及如何与社会融合具有一套完整且成熟的理解。这间接说明源于中国古代的“仁”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近现代西方心理学概念的作用，拥有相应的心理学价值。

心理学一词，即“Psychology”一词，虽然如今其中的诸多内容在国内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不难发现，仅存在部分得以良好适用性，大量的研究依然需要国内进行进一步的修订，或者改良后才能够适应国内的本土环境。而本文通过“仁”与“社会兴趣”的契合探索会发现以下几点：

首先，国外思想相较于国内而言存在的差异较为明显；其次，国内的传统思想理论虽然没有单独划分心理学学科的部分，但是依然存在具有心理学意义和价值的内容。相较于国外需要修订和改进的研究，这一部分本土内容价值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应用。

本文通过这一契合对比，探索了阿德勒“社会兴趣”与《论语》“仁”之间的异同。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存在运用西方心理学视角看待东方思想的问题，但是考虑心理学一词的舶来性，这一方式可能短期内无法获得转变。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一对比依然证明了东方本土心理学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则能够在之后的研究中，探索一条无需进行本土化工作的心理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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