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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在社会化进程的基础上，经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而逐渐衍生出的概念。警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对警察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而一直备受关注。最初，警察文化曾被划分为街头文化和管理文化[1]。鉴于警察文化在警察的组织机构以及职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后又被进一步划分为“警察组织文化”与“警察职业文化”两种类型[2]。多年前，诸多学者曾试图从警察组织文化因素（例如：环境、解决方法、产出）角度来探究警察文化的运行机制[3]，发现警察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易于引发应激反应。另外，受限于警察职业文化层面的两个典型困境，警察文化的相关议题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完善与整合。具体而言，警察会在何种程度上披露（disclosure）或分享其对于职业文化的态度体验？再者，警察个体又是如何在职业群体文化的影响下展现出个人行为的？[4]

相关研究表明，警察对于自己所隶属的职业文化往往不愿公开披露，主要原因在于警察职业本身的高创伤属性［5，6］，而心理健康污名（mental health stigma，MHS）则是警察长时间不愿分享个人创伤经历的根本原因［7，8］。由于受到污名化的影响，遭受创伤的警察往往习惯于将自己看成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和无能的[9]，甚至将世界看成是极端危险的，并在自责与自罪的同时，因自身的创伤反应感到羞愧[10]。然而，这并不代表警察不能通过自我介入的方式进行创伤干预，相反，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自我干预体系，如“心理防御机制[11]”“问题解决取向[12]”“寻找社会支持[13]”“酗酒[14]”等。但警察的自我干预效果不甚理想，主要体现在其尽量避免将创伤等负向体验与他人进行分享，因为这样做会进一步加重其污名化倾向。警察个体的行为反应作为群体文化外显的表现，体现出了警察群体在面对创伤时惯于采用的应对方式。这些方式倾向于将该群体所经历的创伤等负向经历以较为内敛的形式被动消化，而非积极披露与探索，由此导致其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干预而愈演愈烈。为此，采用合理披露的方式将其创伤体验外化，便成为帮助警察灵活应对创伤并进行积极自我干预的最佳选择。

2 披露及相关理论

披露（disclosure）最初是一个法律名词，是指个体将此前未知或处于保密状态的信息予以公开或揭示的行为。在不同背景下，披露的内涵包含着两个重要元素，即“揭示”和“信息公开”[15]。后来，披露作为外化创伤经历的一种形式，被引入到心理学的范畴，成为心理治疗的一种常见机制。

披露创伤经历，通常是指个体将自身所经历的创伤事件及其相关情感向他人公开。这一过程作为心理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帮助创伤幸存者减轻心理负担，并有助于其心理健康的恢复[16]。此外，披露创伤有助于个体通过语言将混乱的情绪和感受组织起来，从而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并处理这些情感。当个体经历重大生活事件时，对该事件所涉及的信息进行相应的披露往往会被认为是正常和健康的[17]。再者，进行适当的披露不但可以使事件当事人更有效地清空多余的想法，还可以使其将不快的事件合理化，同时帮助其调节自身的情绪，增强对负向情绪的适应力，更可以提高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结，由此积极促进个体的健康并提升幸福感。相关研究表明，披露可以显著提升个体的免疫功能[18]，降低个体的住院率[19]，减少工作缺勤的可能性[20]，提升工作表现[21]，并削减上呼吸道问题发生的可能性[22]。

抑制理论认为，对由负向事件所产生的思想和情感予以抑制会对个体造成损害。相反，如果对这部分被压抑的情绪与情感进行宣泄，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个体的应激反应，从而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彭尼贝克和比尔（Pennebaker & Beall，198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同时描述创伤事件并表达自身情感的被试在披露几周后，更显著地呈现出身心问题的缓解[23]。相反，仅单纯披露事件或自身体验的被试，在研究过后的几周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身心问题好转。弗朗西斯和彭尼贝克（Francis & Pennebaker，1992）认为，与自我约束程度较高的个体相比，低自我约束的个体更倾向于在披露的过程中受益[20]。另有研究表明，个体通过写作对先前未披露的事件进行外化，相较于之前已披露的事件外化，可取得更好的效果[17]。格林伯格和斯托内（Greenberg & Stone，1992）则认为，就先前未披露的事件进行外化对被试不会产生积极影响[24]。此后，格林伯格等人（Greenberg et al.，1996）进一步通过实验证实，无论对于想象创伤还是真实经历创伤的被试，通过表达性写作均可显著降低二者就医的频率，而自由书写的控制组前后差异并不显著[22]。事实证明，无论被试经历创伤与否，针对创伤所产生的情绪能否顺利披露并得以表达，乃是个体获得疗愈的关键所在。

认知加工理论主张个体之所以在表达性写作过程中可以获得疗愈，并非是因为其通过此活动实现了宣泄，或者通过自主创作释放了内在存续已久的能量，而在于写作可以以同步的形式披露发生在其身上的一切，并激发其对自身所经历的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的体察[19]。在后续的研究中，彭尼贝克（Pennebaker）等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发现那些在表达性写作过程中受益的个体，均具有将自身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归因的习惯，并惯于采用诸如“原因在于”“因为”“我认为”等表述。这表明被试在披露创伤的过程中，已经存在将原本不属于“自我”范畴内的创伤整合到“自我意识”范畴的倾向，并在此过程中采用基于自我图示的形式将创伤同化到内在自我之中，从而进行有效组织，形成合理判断，最终在披露过程中受益。

自我调节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在表达性写作过程中受益，更大的可能性在于其披露了“能够成为的最好的自己”[25]。对“能够成为的最好的自己”予以披露，其本身就是一个积极营造乐观品质和健康心理的过程，相较于传统写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另有学者表示，写作披露的优势还体现在能够让个体实时观测自身的情绪表达，提升自我效能感，并灵活控制自己的情绪[26]。通过这一过程，个体可以对创伤进行可观测的体察，降低针对负向事件的应激程度，进而完善心理健康。

由此可见，表达性写作作为披露的一种形式，可以将个体内在积聚的负能量以一种个体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再现，并在此过程中激发个体融合个人的“可接受”维度，实现对自身状况的观照，进而完成自身经验的整合。“可接受”意味着个体在积极完善自身体验的过程中，能够摆脱污名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积极建构自我。对于处于披露状态的个体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3 表达性写作

表达性写作（expressive writing，EW）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由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提出，是指通过书写个人的情感、经历或体验，借以探讨和处理内在情感的一种写作形式。该写作类型以“自我表达”“自我反思”和“情感宣泄”为核心要素，并不强调语言的精美、包装、辞藻与文采，亦不注重语言结构的完整与严谨，而仅仅强调写作内容是否为个体真实的情感表露。其主张书写个人的情感和创伤经历可以显著降低压力，对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表达性写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被应用在了各种不同的场景，包括医疗、教育以及矫正系统等。

表达性写作隶属于表达性艺术治疗（expressive arts therapy，EAT）范畴，后者由英国艺术家Adrian Hill于1942年引入心理治疗领域。现有的研究表明，表达性写作是情绪表露的重要途径之一，缘自其要求创作者始终围绕与自身经历相关的创伤事件书写自己的情感和认识[27]。同时，作为个体情绪披露的结构性干预手段，表达性写作可以通过表露痛苦想法与特殊的应激源建立联结[28]。此外，它可以对焦虑、睡眠障碍、过度唤醒和职业倦怠等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威胁的负向现象形成积极预测[29]，还可以改善个体自我效能感及应对组织不公的个人决策制定，更可以提升心理韧性和改善同事关系[30]。由此可见，该方法对组织文化与职业文化皆具有较为积极而正向的披露作用。

3.1 表达性写作对警察创伤文化的积极影响

警察的创伤文化致使警察极少主动披露自己所经历的负向情感和体验，然而表达性写作却可以让其在一个极为舒适的环境或背景下展开深度的自我剖析，并进行自由的情感抒发与表达。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往往默认写作活动是“封闭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甚至是“私密的”。在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下，个体更易于将自己的真实情感通过写作的方式加以抒发，警察群体亦不例外。通过此种活动，警察可以在一个私密且安全的环境中尽情宣泄他们在工作中积累的情感和压力。研究表明，警察通过书写可以显著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从而达到缓解焦虑和抑郁的作用[16]。此外，表达性写作过程可以帮助警察将混乱的想法和情感组织成特定的文本结构，从而更好地帮助其理解并应对自身的创伤体验。这种认知重组的过程对提升心理弹性具有重大意义[31]。再者，通过表达性写作所构建的支持性社区还可以在警队内部营造一种更为开放、支持性的文化氛围。通过小组分享和讨论，警察们可以互相理解和支持，打破沉默和孤立感，进而促进团队的凝聚力和信任感[32]。另外，警察通过书写不仅可以处理负面情绪，还能反思个人的职业动机和使命感。这种内在的自我探索过程可以提升他们的职业幸福感和满足感，减少职业倦怠感[33]。最后，表达性写作作为一种自助式的心理调适方法，相较于传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更为隐蔽且自主，可以降低警察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羞耻感和抵触情绪[34]。

3.2 针对警察创伤文化的表达性写作类型

3.2.1 个人日记

个人日记是警察日常生活中非常有效的一种自我表达方式。通过记录工作和生活中的感受，警察可以将日记作为宣泄途径来梳理自身的经历，识别并处理各种情绪。警察也可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自己的遭遇、感受和反思，这样不仅有利于其积极应对创伤后的情绪波动，还可以为自身提供自我理解和心理恢复的机会。日记的表达除了可以帮助警察进行情绪和情感的释放与表达外，还可以为其提供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通过回顾和记录自己的经历，警察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创伤事件中的情感反应，以及这些反应的来源。例如，他们可能察觉到在某一特定事件中所感受到的恐惧或无助感，并探究这些情绪是如何影响其行为和决策的。这种反思不仅有助于情感的处理，还有助于提高自我意识，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

此外，个人日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警察的心理韧性。保持书写日记的习惯，可有力促进其心理韧性的发展，进而建立有效的应对机制。在此基础上，警察能够识别出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模式，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整行为和情绪反应。通过表达与反思，个体能够提高自我效能感，提升面对困难的能力。

“表达”即意味着“披露”，同时也意味着个体在此过程中可通过类似的活动与其他人建立联结。警察在私人日记中记录自己的经历时，更容易意识到共同的侦查和执法经历，从而增强对组织的归属感。如果有机会分享这些日记的内容，那么便可以在同事之间建立起支持网络，使警察感受到自己被周围有着共同命运的其他警察所支持，进而帮助其进一步应对创伤。

3.2.2 创意写作

创意写作是一种通过艺术性手段表达情感和经历的写作方式，其在警察应对创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使警务人员在创作过程中找到情感宣泄的出口，还能促进心理恢复和情感处理，进而更好地推动警察对创伤进行积极整合。

首先，创意写作允许警察通过多种形式（如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自由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在个体经历创伤时，往往由于缺乏情感表达的通道而难以将内心的负向能量予以披露，而创意写作却可以通过象征等方式间接为警察提供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通过将内心体验转化为文字以实现情感的释放，可以帮助警察提升情绪健康水平。其次，创意写作还可以帮助警察群体构建意义和认知重塑。它不仅是情感的表达途径，也是认知重塑的一个有效手段。通过将创伤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警察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和加工这些经历。这一过程有助于他们为创伤事件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减轻创伤所带来的影响。认知重塑可以增强警察的自我理解，提升其应对痛苦的能力。再者，在创意写作的过程中，警察可以积极调动创造性思维以解决问题，这种思维方式能够训练他们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采用更为灵活且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探寻解决方案。最后，创意写作能够增强警察之间的情感联结，激发共鸣，并加深彼此间的关系。

3.2.3 情感信件

信件本身构成了一个可供自由表达的隐私空间，而情感信件更是在信件的基础上人为创造出了一个更加隐私的环境。情感信件在为警察提供安全途径的同时，以直接且深刻的方式展示了他们内心所抒发的情感。通过写信给自己、已故的同事、受害者或与事件相关的任何人，能够帮助警察有效地释放情绪。借助情感信件，个体能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情绪，详细描述他们的创伤经历和情感反应，表达诸如愤怒、沮丧、恐惧或悲伤等情绪，从而实现情感的疏导。值得注意的是，书写情感信件还可以作为警察反思职业道德和伦理决策的重要工具。由于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警察极有可能频繁遭遇道德困境和内心冲突。而通过书写信件，他们能够细致地反思并理解这些道德问题，深入探讨自己的立场和行动。

3.2.4 案例与反思

表达性写作内容可作为案例，促使警察聚焦于对自身创伤的认知，使其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反思事件的经过、自身的反应以及从中所汲取的经验与教训。案例的出现不但可以让警察深入剖析自己的情感反应，还可以为未来处理类似情况提供指导。另一方面，反思可以激发警察对自己所经历的创伤进行自我修复，而不必通过他人干预获得疗愈。

4 结论

表达性写作作为一种有助于民警梳理创伤经历、披露个人体验的有效干预方式，在警察文化背景下的确能够帮助其通过文字整理、反思以及重新构建创伤经历，进而回归身心的平衡和自我的疗愈。然而，文化对于情感表达和隐私的社会规范会显著影响写作内容的深度和坦诚度，这有可能导致警察出于对隐私的保护或对情感表达的顾虑，而在写作过程中掩饰或缩减情感内容，最终削弱写作的治疗效果。

在后续的研究进程中，应进一步深耕文化因素对警察心理健康干预工具的影响，并适时采取适应性策略以进一步鼓励警察进行更深层次的情感披露。这可能会涉及为个体提供文化敏感的指导，营造一个安全的表达环境，以及通过匿名或个性化的写作方式，降低文化对披露的限制。此外，组织和制度也应给予警察更多的支持与理解，旨在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干预策略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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