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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困境逐渐凸显，已成为心理咨询实践中备受关注的焦点议题。在笔者的心理咨询实践中也发现，情绪问题、自我意识问题、家庭问题连续三年成为困扰学生最多的心理问题。很多大学生尚未形成牢固的自我同一性，无法充分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很好地适应环境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自我认同感低、过度自卑或自负、过度奉献、人际关系问题等。在重要转折点或重大事件下，他们的自我认同可能会受到挑战，从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徐东兴 等，2015），程度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神经症，甚至产生自杀意念和行为。

叙事疗法是指咨询师通过倾听来访者的故事，运用适当的方法，帮助来访者找出遗漏的片段，使问题外化，从而引导其重构积极的故事，以唤起其发生改变的内在力量（赵君，2020），增强自我认同的过程（余皖婉 等，2019）。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家Michael White和Chery White夫妇及新西兰的David Epston认为，个体的问题来源于主流文化的压制（Michael & White，2011；迈克尔，怀特，2018）。人类一直把经历的事件按照特定的顺序联结，并找到解释和理解的方式，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主线故事。个体赋予主线故事以独特意义，并形成固化的自我认同，后续会根据已有的自我认同，选择性地将符合主线故事的事件纳入关注范围而忽略其他支线故事，如果主线故事恰好是有问题的，它们就会成为个体的精神牢笼（赵君，2009）。如果个体一直深陷于主线故事制造的惯性思维和直线式逻辑中，那么他的自我认同也将受到影响。

2 个案基本情况

2.1 个案基本信息和主诉问题

可可，女，22岁，现为中部地区某大学大二学生。身高1.55米左右，身材中等，脸色偏黄，脸型偏圆，说话时会经常抿嘴，头发稀疏，扎起来只有一小撮。家里经济情况一般，家中有兄妹两人，哥哥比她大7岁，哥哥20岁结婚，已有孩子。

可可主动预约心理咨询，主诉问题为自卑、身体不适以及与家人的沟通问题。她表述从初中开始，月经不正常，因此导致贫血、掉头发、记忆力下降，吃了很多药，常年接受治疗，每次去医院检查都会发现新的问题。外貌的改变和身体的虚弱让她愈发自卑，产生了许多无力感和绝望感。家人不仅没有给予情感支持，还责怪她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她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认为反对家人就是自己不听话，另一方面觉得迁就家人而做不到则是自己能力不够。这种矛盾的想法又使得她的身体问题加重。平时她不向同学倾诉，习惯压抑情绪。根据问题的性质、病程、问题的泛化程度及社会功能情况等，初步判断其为一般心理问题，属于心理咨询范畴。

2.2 求助目标

（1）减轻面对家人时的无力感，降低负性情绪的频率。

（2）构建合理的自我认知，未能达到目标时减轻自卑程度。

（3）重建积极的自我认同，减少自我责怪和自我贬低。

2.3 个人成长史及家庭关系

可可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一直很懂事。四年级时嫂子来到家里住。当时哥哥和嫂子在景区开店，父母都去帮忙，只有可可独自在家，每个周末都只能吃泡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上初中一年级。初一时嫂子怀孕回到家里休养，可可从只需要给自己做一顿饭变为要做三顿饭，除写作业外还要做其他家务，比如洗碗、烧柴火、带孩子等，周末在家又累又忙，一直很烦闷。哥哥的孩子时常弄坏可可的东西，每次回家都会有新的东西被破坏。初二时可可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哥哥带她去西安看病，医生说可能是压力过大，但家里人认为她不该有压力。初三开始，可可出现卵巢发育不良，月经不正常，经常两三个月不来，因此导致贫血、掉头发，头皮大面积裸露。她吃了很多药，但毫无效果。常年去医院治疗，治疗过程痛苦，每次去检查都会发现新的问题，且无法根治。家人最初并不在意，直到可可脱发愈发严重，在农村出门会被指指点点，所以她很少出门。高考前一个月，可可月经持续不断，因头晕无法站稳，导致考试发挥不佳，最终选择复读。上大学后，可可因身体原因无法应对理科专业，转为教育类专业，她希望学习成绩能达到中等水平，但总感觉自己被父母、哥哥、学校和社会推着走。

可可家在西北农村，家里有4口人。她自述从小到大家里人采用贬低式教育，她总是担心被骂。父母经常说她笨，认为她不聪明，有学上就行，从不夸奖她。父亲一直在外面打工，从事体力劳动，可可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少。父亲不善表达，吃苦耐劳，但不愿花钱，也不同意让可可拿钱去补牙。母亲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平时抱怨较多。母亲会跟父亲抱怨他没有提供好条件，而父亲则怪母亲太物质，哥哥则责怪母亲没有给他提供好的条件。小时候，母亲心情不好时总会骂可可，但同时又对可可和哥哥很自责。哥哥学习不好，早恋，未婚先孕，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基本是嫂子在家带孩子。在可可高一到高三期间，哥哥总是说义务教育之后就没有义务管她了，还总是催促她考驾照、入党，如果可可不听，哥哥的表达方式会比较激烈。哥哥目前在上海打工送外卖，总认为母亲和老婆在家带孩子不辛苦，而他在外面打拼很辛苦。

3 个案概念化

叙事疗法理论是本案例的核心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心理问题的产生源于个体叙事与社会主流叙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曹加平，2015）。心理问题是人们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叙事。因此，需要从叙事的脉络来看待来访者的问题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并理清来访者所受的文化影响（丁兰艳 等，2021）。根据可可的情况，初步概念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好家人”文化的影响。可可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父亲从事体力劳动，赚钱不易，生活节俭，他认为自己为了家庭辛苦工作。母亲没有固定工作，早期照料孩子，孩子成家后帮儿子做生意、照顾孙子，目前还在外做清洁工作，同时兼顾家务。哥哥成家后通过做生意赚钱，目前为了养家在上海打工，工作辛苦。嫂子在家照料两个孩子。可可自己在学校也一直做兼职，花钱比较节省。家庭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庭付出，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不是情感上，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好家人”，但彼此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于是产生了诸多抱怨。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可可既抱怨又自责。她想做一个“好孩子”，会因为生病花了很多钱而自责，让家人担心和付出很多而感到内疚，同时又因为想做一些事情却被家人说成浪费钱而抱怨，也因为家人总是要求她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事而抱怨。

第二，受“好学生”文化的影响。可可身边的同学都很优秀，经常去自习室，坚持学习，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可可认为别人这样就是好的，而自己不够努力，学什么都学不好，甚至觉得原来只想简单完成学业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在小学和高中阶段，可可遇到的老师都用成绩来评价学生，她常被老师说成“笨”，受到批评，当时感到很难过，也很自卑，一直很在意老师的评价。可可总希望自己学习和玩都有意义，要有收获，学习要纯粹，不能只是为了以后找工作。

第三，受“好的自己”文化的影响。在家庭中，可可会尽可能满足家人的期待，压抑自己的想法，换位思考去体会家人的辛苦，总是想帮助家人，不断“牺牲”自己。父亲认为可可有钱，就不给她太多生活费，可可感到无力和绝望，只能辛苦地做兼职，也不愿意跟父母提要钱的事。可可因为家庭、身体和外貌的原因感到很无力和痛苦，但又不愿意跟朋友倾诉，认为这会让对方难受，觉得分享负面的内容或情绪会给对方带来麻烦，别人没有义务倾听自己。可可总是积极倾听别人，因此很多人找她帮忙，但她不知道如何拒绝，帮助他人既费时费力又费心，让自己心理负担较重。

4 咨询过程

4.1 第一阶段：初步评估与建立咨访关系，澄清问题与渴望（第1-6次）

在第一阶段，咨询师着重收集资料，与可可建立咨访关系。通过陪伴、共情与积极倾听的方式，营造了一个安全、私密的咨询环境。可可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提到了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两段经历：一是哥哥的不认同和否定。哥哥总是要求可可按照他的想法做事，比如考驾照、节省开支、入党等。如果可可没做到，哥哥就会责怪她甚至发怒，认为可可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和社会的压力。二是父母的忍耐和牺牲。为了养家和照顾孩子，父母一直都比较辛苦，生活节俭，不舍得花钱。通过倾听可可的讲述，咨询师初步了解了她在家庭层面的消极自我认同：她觉得自己任性，是罪恶的，对自己很生气，理解家人，想帮助家人，但她没有能力，希望家人有所改变却无法做到，也不想改变自己，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的。

可可谈到自己的身体和外貌时，总会用手或者纸巾挡住脸部，表示在生活中很少照镜子。在一次次的治疗中，可可逐渐感到失望，因为身体状况一直未能好转，头发脱落，牙齿也出现问题。可可承认自己存在外貌焦虑和身体焦虑。她在自我层面的消极自我认同变现为：自己是个不健康的人，身体问题无法根治，给家里带来了经济负担和闲言碎语。她觉得自己外表土气，没有头发，还有点黑。

可可提到，大学里的朋友们无法理解她的无助和无力，她认为即使说了也没用，大家都不太关心别人，彼此之间比较疏离。她不会向她们倾诉负面情绪，但她们却很喜欢找她倾诉。可可在人际关系层面的消极自我认同是：如果要求别人做事，就会让人为难，会给别人造成麻烦。她害怕别人拒绝自己，基本不会拒绝别人。别人不理解她的难过，沟通无效，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感受不重要，表面上大家虽然愿意跟她倾诉，但她觉得没有人真正愿意理解她，无法与她们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在谈话中，咨询师发现可可的叙述构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主导故事。咨询师帮助可可识别那些内化了的信念，例如“我很糟糕”“我很可怜”“我不被重视”等。这种故事导致可可形成了边缘化自我，认为自己在关系中常常处于被忽视的位置。从这些故事里，咨询师看到了可可内心的渴望：她渴望被看见，渴望得到帮助和指导。

4.2 第二阶段：问题外化与寻找例外故事（第7-12次）

在第7次咨询中，可可因为之前看到了自己的渴望，表达了希望咨询师能给她一些关于考研的实际指导。最终，她坚定地想要考研，虽然知道困难重重，但她还是想尝试。在第二阶段，咨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身体方面：可可表示身体疾病治疗对自己的干扰包括身体和情绪两个方面。长期的压抑和绝望让她曾经过度失血，身体很虚弱。通过解构、外化等方法，咨询师帮助可可将“疾病”与“自我”分离，把“疾病”外化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庄瑜璐，2019），而非可可本身——“是疾病让我虚弱，而不是我本身是虚弱的。”可可一个人去就医，是因为地点限制和医疗体系缺乏心理支持，而不是可可不值得被陪伴。咨询师帮助可可看到，疾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她的绝望和无助来源于长期就医的压力，而非个人失败。咨询师邀请可可寻找例外故事，为她赋能：即使可可感到被疾病控制，她仍然坚持就医，主动去治疗，药物也会有一定效果；并且在就医经历中，也有不那么痛苦的时刻，也有她不把自己当病人的时候；可可觉得除了月经不正常以外，其他方面都很正常，甚至更好；疫情期间，她从来没有感染过，还照顾了很多人，自己也没有生病。

（2）学习层面：可可多次提到自己比较笨，不清楚为什么学习。通过探索价值观的方法，咨询师和可可讨论如果不为成绩，她希望学习可以带来什么。可可表示是对知识的好奇，为了未来可以更好地教导学生。通过改写能力叙事，咨询师引导可可思考：“如果‘笨’是一个住在你脑海里的声音，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话的？谁最早对它说过这句话？”可可发现这个声音来源于小学的老师和父母，并不来源于自己。她意识到，自己的学习和考试能力，其实并不是“笨”的人能做到的。

（3）家庭层面：咨询师帮助可可将对家庭的罪恶感和无力感与她本人分离。哥哥的生存叙事强调实用主义（赚钱、社会压力），并将可可的追求（读书、自主选择）定义为不切实际，还通过情绪惩罚（责怪、愤怒）来强化这一叙事。父母的牺牲叙事则是通过自我压抑（忍耐、不花钱）传递“家庭责任高于个人需求”的价值观，使可可因无法回报而产生内疚。咨询师挖掘可可未被注意的抵抗和自主性时刻，挑战主导叙事：“有没有一次，你坚持自己的选择（如不考驾照），但后来发现这个决定其实对你有利？”“你说自己没有力量，但读书本身需要坚持，这种坚持是否说明你有一种不同于哥哥认定的力量？”

4.3 第三阶段：重构自我认同与探索新的故事（第13-16次）

可可之前的自我认同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她既感受到家人的爱，又因这种爱的矛盾表达方式而陷入内疚—愤怒的循环，导致她的自我认同被家庭叙事强烈塑造，同时又试图挣脱。在这个阶段，可可逐渐发展出更整合的自我认同，从“罪恶的、无力的”转变为“在家庭压力下还在努力的人”，从“无法改变家人”转变为“我正在学习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我正在照顾自己的感受”。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同时爱家人，又不接受他们的某些行为；自己的愤怒不是坏的，它提醒着哪些关系需要调整；不必完全满足家人的期待，自己依然值得被爱。

在重建“有力量的自我”叙事方面，可可发现，她并非完全无力，而是已经在某些时刻坚持了自己的需求（如主动和妈妈沟通，能够更好地识别和表达自己的需求）。咨询师引导可可思考：“当你主动和妈妈沟通时，那一刻的你是什么样的？那个你和无力的你有什么不同？”“如果有力量的可可会继续做一件事，那会是什么？”可可认为那会是考研——自己决定之后努力考研，虽然很困难，但还是想去尝试。

身体方面：在第13次咨询中，可可剃掉了头发，重新开始养头发，并戴着假发。到第15次咨询时，她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不再需要戴假发。可可重新定义了身体与自我的关系，给这些问题命名（如“脱发怪”），使它成为可对话的对象，而非自我的一部分。咨询师引导她思考：“如果病痛试图说服你：你永远好不了，你会怎么反驳它？”“脱发怪最怕你做什么事？”通过这些对话，可可重构了自我认同：从“不健康的、丑陋的”转变为“带着疾病仍然坚持生活的人”，从“家庭的负担”转变为“正在努力康复的战士”。在多年的病痛中，她仍然坚持生活，这种坚持说明了她坚韧、乐观的性格。她的新故事包括：我的身体还在支持着我呼吸、行走、感受阳光，它仍然是我的伙伴，我的价值不是由外貌或健康决定的；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我不断发展自己的生存策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她也开始关注自己喜欢的身体部位，比如自己脸上的酒窝，以及腿部的肌肉。通过引入见证与仪式，可可写了给“生病的身体部位”的信，认为自己是经历挑战但仍然有价值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带着缺陷的人。

5 咨询师总结

5.1 咨询效果

从可可的个案中可以看到叙事疗法的有效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化技术的有效性。通过将病痛、外貌焦虑、家庭期待等命名为独立的存在（如“脱发怪”），可可能够与之对话，而非完全认同这些负面标签。第二，文化叙事的解构。帮助可可看到牺牲文化、成绩至上、过度共情等观念是社会建构的，而非绝对真理，这减轻了她的自我批判。第三，独特结果的挖掘。聚焦于她仍然坚持治疗、主动沟通等例外时刻，强化了她的能动性。

在叙事疗法的框架下，可可的咨询进程经历了“问题外化—独特结果挖掘—身份重构”三个阶段，逐步帮助她解构了“好家人”“好学生”“好的自己”等文化叙事对她的束缚，并开始探索更自主的自我认同。可可开始区分“社会建构的期待”与“真实的自己”，在“家庭责任”与“自我需求”之间寻找平衡，减少自我批判，允许“不完美”的存在。叙事疗法的目标不是让可可完全摆脱家庭或文化的影响，而是帮助她在这些叙事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成为一个既能联结他人，又能保护自己支线故事的人。

5.2 咨询反思

个案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家庭系统的固着性。可可的家庭叙事根深蒂固，短期内难以改变家人的互动模式，她仍需在顺从和自我主张之间寻找平衡。二是身体焦虑的顽固性。外貌和健康问题涉及现实困境（如脱发、牙齿治疗），仅靠叙事重构可能不够，需结合其他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或现实支持（如医疗资源）。三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可可的自我牺牲倾向与中国家庭文化中的“孝道”紧密关联，完全否定可能引发新的内疚，需帮助她找到“孝”与“自我关怀”的折中点。

本案例表明，依托叙事疗法理论框架，咨询师能够帮助来访者识别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并通过外化问题，逐步发展来访者的支线故事，最终重构新的自我认同。在后续咨询中，还可以继续巩固新叙事，通过“定义性仪式”强化可可的新身份认同。鼓励可可寻找“反主流叙事”的社群（如身体积极群体、病友小组），增强社会支持，获得归属感（赵君 等，2012）。同时，应对现实问题，讨论具体策略以应对家庭经济控制（如如何协商生活费）、外貌焦虑（如尝试假发或牙齿矫正咨询），使可可能够在“牺牲”与“自爱”之间找到平衡，发展更灵活的自我认同。

（本案例发表已经征得来访者知情同意）

参考文献

[1] 丁兰艳, 魏萍, 王博韬. (2021). 家庭和叙事心理治疗在大学生哀伤辅导中的个案应用.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3(8), 56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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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君, 李焰. (2009). 叙事治疗述评.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2), 1526-1529.

[4] 庄瑜璐. (2019). 叙事治疗在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中的运用. 江苏教育, 48, 51-53.

[5] 徐东兴, 何姣, 徐慰, 高倩. (2015). 一例大学毕业生自我认同危机的心理咨询. 科教导刊, (9Z), 172-174.

[6] 余皖婉, 王继年, 周晓. (2019). 叙事治疗在大学生心理咨询中的应用与启示. 收藏, 9.

[7] 赵君, 李焰, 李祚. (2012). 叙事取向团体辅导对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干预研究. 心理科学, 35(3), 730.

[8] White, M., & White, M. K. (2011). Narrative practic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s. WW Norton & Company.

[9] 迈克尔, 怀特, 怀特. (2018).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10] 曹加平. (2015). 叙事心理疗法对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化发展的启示. 学海, (6), 17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