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院,杭州; 2.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 3. 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杭州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基本上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扰,转而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对自由、孤独、生命意义等与存在焦虑相关内容的体验更为深刻,这使得人们存在焦虑日益加剧,尤其在年轻人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Berman et al.,2006)。当一部分人因存在议题陷入焦虑时,另一部分年轻人却表现出“空心病”现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低的存在焦虑让他们失去生活方向与目标,丧失前进的动力。
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焦虑本体论的定义(杨鑫辉,2000)。其最初源于哲学领域,存在主义哲学家从本体论视角发展了焦虑理论,认为焦虑是人类面临自由选择时必然产生的心理体验(克尔凯郭尔,1844)。这一焦虑理论影响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焦虑的认知,他们在提出的理论中指出,焦虑具有“本体论”性质,是人的本体论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坚,王东宇,2009)。
布根塔尔首次定义了“存在焦虑”,即存在焦虑是人类面临自身存在受到威胁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陈坚,王东宇,2010)。换言之,存在焦虑是人们对危及生存、或与生命具有同等价值的理想与信念的相关因素产生的焦虑,其根源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恐惧担忧及对内部冲突的反应。布根塔尔将存在焦虑划分为四个维度: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对无意义和空虚的焦虑、对谴责和内疚的焦虑、对疏离和孤独的焦虑(车文博,2000)。存在焦虑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弥漫性(陈坚,王东宇,2010),每个人会或多或少体验到存在焦虑,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它,且几乎在各类事件中都能看到存在焦虑的影子。
青少年群体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自我意识迎来又一个高峰期,他们对存在焦虑的体验会更为频繁;但受生理和心理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他们尚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易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表明,存在焦虑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尤其会影响个体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及抑郁情绪的产生(车文博,2000;陈坚,王东宇,2013)。因此,存在焦虑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
存在焦虑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自我,又称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包括对自身能力、行为或价值观的感受、态度和评价,反映个体对自己在社会及环境中所处地位的认识(时蓉华,2002)。自我意识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对自身生理状态的认识与评价、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认识与评价、对自身周围关系的认识与评价。自我意识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更好地认识自身,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每个人都渴望了解自我,这种对自我认知的追求,从希腊“哲学三问”中便可窥见一斑。但追寻自我、认识自我并非简单的过程,个体的一生都在不断完善与调整对自身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越深,就越容易意识到自身局限,进而担忧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产生存在焦虑。人只要存在,就会体验到存在焦虑,但其水平与自我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自我意识的高涨,存在焦虑水平可能随之提高(刘晓晴 等,2021)。
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也是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尝试整合自我,形成有机的自我整体,逐步建立起自我的同一性,回答“我准备成为怎样的人”“我在社会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等问题。个体在建立自我同一性时,会深入思考自身人生目标、角色定位及世界观等方面,并投入精力和时间进行探索。个体对自我同一性完成的渴求越强烈,对现实和未来的担忧就越容易产生——害怕无法实现人生目标、无法体现人生价值,进而引发存在焦虑。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体存在安全需求,具体表现为对组织、秩序、可预见性和安全感的需求。熟悉且安全的环境会让个体更自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可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和可能遇见的人,获得更强的掌控感。例如,学生每日上学遵循固定日程,从初入新环境到逐渐适应,问题发生的概率会不断降低。如果这种安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个体感到未来不可预测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例如,学生若不清楚当天的课程安排,便会心生担忧,这种焦虑感即属于存在焦虑。从宏观角度来看,世界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尤其当下世界局势动荡,更让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如何抵御未知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促使人们倾向于选择稳定——近几年的考研热、考公热,便反映出人们需求的同质化。身处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人们难以对未来做出准确预测和判断,由此引发强烈的存在焦虑,进而迫切渴望获得熟悉、确定工作或保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青少年难免会受到影响,其职业和专业选择会受到限制;这种保守、求稳的选择背后,是个体对安全需求的追求,而一旦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便会衍生出更多的存在焦虑。
存在焦虑是人无法回避的,具有必然性。作为一种看似“负面”的情绪状态,它对个体而言并非仅带来消极作用。当存在危及与生命同等价值的理想信念时,存在焦虑会随之加剧;为降低和缓解这种不适感,人们会采取行动去实现目标与理想、追求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说,存在焦虑会促使人们探求自身的人生意义与理想信念。如没有存在焦虑或存在焦虑过低,个体可能会面临无意义感等问题,进而出现“空心病”。所谓的“空心病”,是指因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存在偏差或缺失而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崔欣玉,2018)。当前,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标准化和机械化的氛围不断挤压人的个性,人们在高压环境中找不到未来的出路,选择放弃与“躺平”,不再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目标的达成,在实存价值持续被压缩的过程中,意义感逐渐消失(陈旭日,徐献军,2024),最终因无意义感陷入空虚。“空心病”对青少年的发展无疑危害极大,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因此,适度激发这类青少年的存在焦虑,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地投入生活,思考并追寻人生的意义。
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是指个体对自身内在能力、信仰及个人历史等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受和体验(郭金山,车文博,2004)。作为重要的心理社会现象,它与自我及人格发展密切相关,为个体生活提供独特的方向和意义,会对青少年当前及未来的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产生持续影响。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主要涉及两个维度:探索和承诺。探索是个体主动寻求解决人生目标、自身角色定位及世界观等相关问题的过程;承诺则指在探索过程中,对特定目标、理想等投入时间和精力。根据探索和承诺两方面的程度高低,可以将自我同一性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同一性获得(高探索高承诺)、同一性早闭(低探索高承诺)、同一性延缓(高探索低承诺)和同一性扩散(低探索低承诺)(Marcia,1966)。
青少年时期,个体开始面对自我同一性议题。在生活中,积极进行探索的青少年会更多思索自我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更容易对自我产生疑问和不安,可能体验到更强烈的存在焦虑,尤其在无意义感和空虚方面表现更为明显(Berman et al.,2006)。但是青少年在探索后若能获得积极结果并作出承诺(如确立清晰的职业规划),则可以有效减轻存在焦虑(陈坚,王东宇,2010)。存在焦虑的根源在于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而青少年期的自我意识正处于又一个高峰期;自我同一性状态可以用于衡量自我意识发展水平(Kumru & Thompson,2003;Wallace-Broscious et al.,1994;Wayment et al.,2015),进而可以反映存在焦虑水平。从另一角度来看,存在焦虑会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与身份的认同,进而作用于个体的自我探索过程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Westman,1992)。在不同存在焦虑水平下,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发展状态存在差异:高存在焦虑状态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自我同一性扩散,承受更多自我同一性问题的困扰(Weems et al.,2004);低存在焦虑水平的青少年则更可能形成同一性早闭,缺乏对自我的必要探索(陈坚,王东宇,2010)。
存在焦虑水平高的青少年,常担忧自身未来和命运、在生活中感到无意义或找不到人生目标。他们虽知晓应承担责任、对他人负责,却又对此心生恐惧,陷入矛盾之中(Berman et al.,2006)。通常而言,存在焦虑会促使青少年通过更多探索找寻自身意义,但过高的存在焦虑反而不利于其自我同一性发展。对自我与未来的过度关注,使其注意力难以集中在当下;在探索中发现诸多可能性,又让他们难以做出选择,最终导致放弃探索、放弃承诺,无法建立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不良发展,还又会反过来加剧存在焦虑——他们因未来迷茫、自我混乱而焦躁,却又无法通过实际行动开展自我探索、了解自我与世界,形成恶性循环。
存在焦虑低水平的青少年,与高存在焦虑水平的青少年恰好相反:他们不关注周围,也不关心自身发展,以随波逐流或满不在乎的态度生活,对未来规划几乎毫无思考。对他们而言,生活意义感、道德罪恶感等均无足轻重。在面临生活抉择时,这类青少年往往听从重要他人的意见,让他人替自己做决定,缺乏对自我及未来的自主思考与探索。由于对世界缺乏足够探索、对自我缺乏充分认知,他们难以体验到存在性问题带来的焦虑;他们缺少自我思考,仅能做到对他人负责。
在青少年群体中,抑郁是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于晓琪 等,2022)。抑郁检出率较高,可能与青少年的发展特点及环境相关。首先,青春期的到来使青少年身心发生剧变:生理上快速变化,心理上对成熟的渴求更加强烈,但他们尚不具备完美应对变化的能力,易出现自我认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Mastro et al.,2016);其次,青少年面临巨大的学业压力,身处相对封闭单一的学校环境,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却缺乏有效的情绪发泄渠道,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并郁结于心。抑郁的发生机制复杂,涉及因素众多,存在焦虑就是其中之一(Berman et al.,2006;陈坚,2009;陈坚,王东宇,2013)。
存在焦虑与抑郁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存在焦虑的不同成分对抑郁的预测力存在差异(Weems et al.,2004;Berman et al.,2006;陈坚,王东宇,2013)。在青少年群体中,死亡焦虑和命运焦虑这两个成分对抑郁的影响最为显著(陈坚,王东宇,2013)。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青少年对自身命运充满茫然和不确定,想要在社会中找到自身定位也更为困难(吴玉军,2005;陈坚,王东宇,2013;俞国良,王勍,2018),这无疑会影响自我发展,使其内心满是困惑与不安。而青少年内心对未来过度担忧会提高存在焦虑水平,使其更易形成对自我、世界或未来的消极看法,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产生悲观的信念。这种消极的信念极易影响个体情绪,使其陷入负面惯性,长此以往,这种状态难以改变,进而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当个体长期处于长期情绪低落状态,其发展和状态显然不健康;而越是如此,个体的存在焦虑水平越高,抑郁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
如果个体缺乏生命意义感,对自身存在及存在意义缺乏认同,不在意自身发展,完全不关切未来,便可能产生抑郁情绪(Russo-Netzer,2019;范永红 等,2024)。上述表现与低存在焦虑的特征高度相符,由此可见,低存在焦虑与抑郁也存在一定关联。低存在焦虑水平的青少年,很少关心社会状况,更不会将自身命运与社会相联系,既不思考未来规划,也缺乏对世界应有的好奇心与个人兴趣爱好。这类青少年处于低动力、低能量状态,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也不会思考人生目标。长期缺乏兴致、无法从日常事务中获得快乐,可能会逐渐发展为抑郁。同时,如果个体已经出现抑郁症状,过低的存在焦虑显然不利于其恢复健康,反而可能使现有症状持续甚至加剧。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梁宝勇 等,1999),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应对方式风格。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逃避、退缩等)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也无法帮助个体解决当前问题。高存在焦虑和低存在焦虑水平的青少年,均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张聪颖 等,2014)。对于高存在焦虑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希望通过退缩等方式降低焦虑,虽可能使焦虑暂时缓解,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反而因持续将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最终导致焦虑水平不降反升。对于低存在焦虑青少年而言,他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选择回避当下问题——既缺乏行动的动力,又认为这些问题无关紧要,因此不愿投入时间与精力解决问题。
高存在焦虑青少年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无论是同一性发展困境,还是抑郁情绪等问题,都可能困扰这类青少年。存在焦虑是人类存在的伴随产物,无法彻底摆脱(陈坚,王东宇,2010),如何与之和平共处,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唯有恰当处理,才能避免其向病理性焦虑发展。青少年时期,个体已具备一定的问题应对能力,但该能力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完善。因此,在必要时需要外部力量及时介入,帮助青少年化解难题。
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转型和发展是客观现实,成年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尚且难以找准自身定位、陷入迷茫,青少年更是如此。关键在于引导青少年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趋势,明确自身方向与目标。因此,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的社会参与度,鼓励其多参与社会实践——依托社区服务组织、社会慈善组织等平台,开展多样化活动。例如,社区可以举办座谈会,邀请居民分享职业经历,帮助青少年更全面地了解不同职业,为职业规划提供更清晰、合理的依据;慈善组织可吸纳青少年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工作,让其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验积极情绪,获得精神层面的自我肯定。在这些活动中,青少年能更全面地认识社会,进而减轻因未来不确定性引发的不安。
从学校层面来看,学校是青少年重要的生活环境之一,其作用甚至可超过社会层面。一方面,学校可以开设生涯规划课程,通过系统教学帮助青少年了解自身偏好、合理规划未来,并借助各类活动和课堂任务,让青少年积累知识、提升问题应对能力。例如,学校可以联合不同企业,组织青少年参与“职业一日游”活动,使其实地体验不同职业角色、了解不同职业工作内容,尽早明确目标,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探索。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心理课堂和心理辅导室,为青少年提供支持——当青少年遇到难以独自应对的问题时,可以及时寻求帮助,进而对存在焦虑形成正确认知,既不回避也不夸大。
从家庭层面来看,父母可能是导致青少年存在焦虑的因素之一。不良的家庭氛围和消极的亲子关系,会让青少年承受巨大压力,体验到更强的失控感,从而加剧存在焦虑(袁港轩 等,2023;胡义秋 等,2023;张新荷 等,2023)。家庭氛围的质量与父母直接相关,父母的言行举止都会影响整个家庭系统。良好的家庭氛围能帮助青少年更好地探索世界、认识世界,减少内外化问题的发生(Kolak & Volling,2013);当父母常用鼓励、积极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时,有利于孩子在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发展,降低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风险。因此,父母在处理亲子关系和家庭矛盾时,可以采用更温和、民主的方式,而非冷处理或通过暴力解决;同时,父母可以定期组织家庭活动,拉近亲子距离,营造良好家庭氛围,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社会支持。
从高存在焦虑青少年自身来看,首要任务是正确认识存在焦虑——对焦虑的过度关注反而可能加剧问题。接着,需从引发自身存在焦虑的源头入手(如对未来的不安与迷茫),但部分青少年可能并不清楚自身存在焦虑的根源,或不知如何着手解决。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可以着眼于当下,借助教师指导或其他途径,更清晰地了解自身状况与需求,在此基础上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探索和切实行动是降低存在焦虑的有效方法,高存在焦虑青少年正是因缺乏实际行动、过度纠结于虚无的想法,才会走向自我同一性扩散。因此,对他们而言,最关键的是付诸行动,把握当下。
存在焦虑源于人类的生存困境,而困境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存在焦虑无法避免,个体也正是在不断解决困境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但如果个体漠视或逃避困境,整体呈现消极状态,既无自身规划,也无了解、探索世界的欲望,缺乏生命意义,即存在焦虑处于过低水平,这与高存在焦虑水平一样,同样会导致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下降,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对于低存在焦虑青少年而言,需要找到生命意义感,激发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动力,推动自我意识发展。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空心病”这一概念,其表现与成因均与低存在焦虑水平高度相似,可见青少年长期处于低存在焦虑状态,很可能引发空心病。从这一角度出发,应引导青少年树立自身信念,形成独立的价值观。青少年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可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其建立正确价值观,认识到自身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充实精神世界;营造富有人文关怀的校园环境,让青少年感受到安全感和积极友好的氛围(崔欣玉,2018);重视心理教育的建设,完善心理健康师资力量,发展心理咨询中心,保障心理课课时,避免其他学科教师随意占用;课余还可以开展心理月等相关活动。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长期生活环境,对个体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言行举止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会深刻作用于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如果父母缺乏对孩子的理解和支持,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孩子,极有可能阻碍甚至扭曲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但现实中,许多父母缺乏正确的心理学知识,对青少年青春期的变化或心理困扰不够重视,处理方式随意;甚至在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不寻求正规渠道帮助,反而认为孩子“矫情”。这对面临心理困扰的青少年极为不利,很可能加剧其心理健康问题。因此,父母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参与专题讲座等,丰富心理学知识储备,更好地应对孩子的心理变化。
低存在焦虑青少年自身可以多参与校内课外活动,积极投入社团活动,在丰富多样的活动中发现真正的兴趣,明确自身方向。参与活动一方面可以帮助青少年探寻兴趣,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其与他人建立联系,形成同伴关系。同伴关系是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能够缓冲负面问题带来的影响,还能够帮助青少年提升自我效能感,在与同伴的交往中体会自身价值,增强自信心,更清晰地认识自我、提高自我评价,进而更好地确立目标。在校外,青少年可以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参与社会各界开展的活动,多体验、多探索,拓宽眼界,不局限于当下的舒适圈。
[1] 车文博. (2000). 人本主义心理学.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 陈坚. (2009). 大学生存在焦虑、自我同一性与焦虑、抑郁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
[3] 崔欣玉. (2018). 大学生“空心病”现象的反思与对策——基于价值虚无主义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4(3), 148-152.
[4] 陈坚, 王东宇. (2009). 存在焦虑的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7(1), 204-209.
[5] 陈坚, 王东宇. (2010).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发展与存在焦虑的关系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8(3), 235-240.
[6] 陈坚, 王东宇. (2013). 大学生存在焦虑与抑郁:自我同一性的双重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3), 443-445.
[7] 陈旭日, 徐献军. (2024). 意义治疗对现代“空心病”的启示. 医学与哲学, 45(13), 49-54.
[8] 范永红, 王航宇, 葛可可, 刘晓丽, 邹敏. (2024). 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2(1), 125-130.
[9] 郭金山, 车文博. (2004). 自我同一性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心理科学, (5), 1266-1267, 1250.
[10] 胡义秋, 何震, 曾子豪, 詹林, 申自力. (2023).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认知灵活性和友谊质量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3), 682-687.
[11] 克尔凯郭尔. (1844).概念恐惧 (京不特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2] 梁宝勇, 郭倩玉, 郭良才, 杜桂芝, 刘畅. (1999). 关于应付的一些思考与实证研究Ⅱ-应付方式的评定、分类与估价.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4), 200-203.
[13] 刘晓晴, 卢欣欣, 陈坚. (202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存在焦虑的关系——社会比较的调节作用.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36(2), 13-17, 39.
[14] 时蓉华. (2002). 社会心理学(第二版).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吴玉军. (2005). 现代社会与自我认同焦虑. 天津社会科学, (6), 38-43.
[16] 杨鑫辉.(2000).心理学通史(第五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7] 于晓琪, 张亚利, 俞国良. (2022). 2010~2020中国内地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30(5), 978-990.
[18] 俞国良, 王勍. (2018). 社会转型:少年初中生心理健康结构与特点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9(1), 215-221.
[19] 张聪颖, 刘艳, 郑海英, 高素环, 余银, 马红霞. (2014). 大学生应对方式对存在焦虑的影响.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医学版), 16(1) 55-56.
[20] 袁港轩, 郑书欣, 熊港琴, 丁紫夏, 宋倩, 罗兴伟, 钟明天. (2023).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3), 555-561.
[21] 张新荷, 李浣嘉, 周霖淼, 赵雨菲, 汪昕媛, 史咏衡. (2023). 父母冲突的特征感知与青少年抑郁:认知评价与控制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1(7), 1114-1120.
[22] Berman, S. L., Weems, C. F., & Stickle, T. R. (2006). Existential anxiety in adolescents: Prevalence, structure, associ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5(3), 285-292.
[23] Kumru, A., & Thompson, R. A. (2003). Ego identity status and self-monitoring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8(5), 481-495.
[24] Kolak, A. M., & Volling, B. L. (2013). Coparenting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irstborn children’s tempera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siblinghood.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7(3), 355-364.
[25] Marcia, J. E. (196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 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 551-558.
[26] Mastro, S., Zimmer-Gembeck, M. J., Webb, H. J., Farrell, L., & Waters, A. (2016). Young adolescents’ appearance anxiety and body dysmorphic symptoms: Social problems, self-perceptions and comorbidities. Journal of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8, 50-55.
[27] Russo-Netzer, P. (2019). Prioritizing meaning as a pathway to meaning in life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6), 1863-1891.
[28] Westman, A. S. (1992). Existential anxiety as related to conceptualization of self and of death, denial of death. Psychological Report, 71(2), 1064-1066.
[29] Weems, C. F., Costa, N. M., Dehon, C., & Berman, S. L. (2004). Paul tillich’s theory of existential anxiety: a preliminary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Anxiety Stress & Coping, 17(4), 383-399.
[30] Wayment, H. A., Bauer, J. J., & Sylaska, K. (2015). The quiet ego scale: Measuring the compassionate self-identit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6(4), 999-1033.
[31] Wallace-Broscious, A., Serafica, F. C., & Osipow, S. H. (1994). Adolescent career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to 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4(1), 12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