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自体心理学强调早期亲子关系对个体自体发展的重要性，理想化自体客体为个体提供力量、安全感与价值感，是健康发展的核心基石（科胡特，2016）。然而，原生家庭中的情感忽视、过度控制或父母自身功能不健全等养育缺陷，可能导致个体难以内化理想客体，进而影响自尊建立、人际关系维系与情感调节能力（王浩，2018）。

本文以自体心理学为理论框架，基于成年女性Y完整的生命叙事素材，从其咨询目的、设置、过程及个案概念化中提取人格结构特征，分析自卑情结的形成机制与治疗改善的可能性。

2 文献综述

2.1 自体心理学核心内容

自体心理学由海因茨·科胡特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是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分支，核心聚焦自体的形成、发展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2.1.1 核心概念

自体（Self）：指个体对自身“完整、独立存在”的体验，涵盖自我价值感、身份连续性与内在稳定性，是心理健康的基础（科胡特，2016）。

自体客体（Self-object）：个体用于维持自体感的外部对象或关系（如父母、朋友），需满足镜映、理想化与孪生三大核心需求——镜映需求即个体渴望被认可以建立自尊；理想化需求即通过认同他人，获得安全感与力量；孪生需求即通过感知“相似性”获得归属感。

自体障碍（Self Disorders）：当自体客体无法满足上述需求时，个体可能出现自尊低下、情感调节困难等问题，表现为自体结构的缺陷。

共情（Empathy）：理解个体心理需求的关键工具，治疗中需通过共情帮助患者修复自体缺陷（科胡特，2016）。

2.1.2 治疗应用与影响

治疗中，自体心理学通过提供镜映、理想化与孪生体验，帮助患者修复自体缺陷、增强自体感，该理论为自恋与自体障碍治疗提供了新视角，拓展了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王浩，2018）。国外学者在自体心理学临床应用领域积累了丰富成果，相关著作结合大量案例，展示了自体心理学在多种心理障碍治疗中的具体应用方法（Andrews，2020）；其在自体修复理论方面的论述，为理解个体自体缺陷的恢复过程提供了核心依据（Kohut，2017）。

2.2 原生家庭养育缺陷与理想客体镜映缺失

原生家庭互动模式直接影响个体心理发展，其中三类养育缺陷对理想客体镜映的破坏尤为显著。

第一，情感忽视：李敏研究指出，父母长期忽视子女情感需求、缺乏共情回应，会导致子女难以建立积极自我形象，丧失家庭支持感（李敏，2019）。

第二，过度控制：张华发现，父母过度干涉子女生活、否定其自主性，易导致子女自我怀疑、形成依赖心理，阻碍独立自体的发展（张华，2020）。

第三，父母自身功能不健全：陈静强调，父母若存在心理问题或人格缺陷，无法提供稳定情感支持与行为榜样，会导致子女难以内化健康客体关系模式（陈静，2017）。

在理想化自体客体形成层面，刘洋指出，在父母自身缺乏力量与价值感时，无法成为子女的“理想化榜样”（刘洋，2021）；赵琳补充，父母若打压子女的理想化需求，会直接阻碍理想化投射，导致理想客体镜映缺失（赵琳，2019）。

2.3 临床表现与心理困境

理想客体镜映缺失主要引发三类心理问题。

第一，自尊问题：个体难以形成积极自我评价，易产生自卑、无价值感与自我怀疑，如长期被批评的个体可能出现决策犹豫、过度依赖他人意见的情况（王浩，2018；李敏，2019）。

第二，人际关系问题：个体因缺乏理想客体内化，难以建立信任，在亲密关系中易焦虑不安，且过度关注他人评价、难以建立健康人际边界（张华，2020；陈静，2017）。

第三，情感调节问题：个体缺乏理想客体的安抚，应对压力与挫折能力较弱，易出现情绪波动，且难以识别、表达情感，可能表现为情感压抑或爆发（刘洋，2021；赵琳，2019）。

2.4 干预方向

针对理想客体镜映缺失，现有研究提出四类干预策略。

第一，提供矫正性情感体验：通过治疗关系提供共情、理解与接纳，修复早期情感忽视或创伤（王浩，2008）。

第二，促进理想化自体客体形成：引导个体认同健康的理想化对象，如治疗师通过自身稳定性与专业性成为“临时理想客体”，帮助个体内化积极自我形象（科胡特，2016）。

第三，增强情感调节能力：帮助个体识别、表达情感，学习情绪调节技巧，提升压力应对能力（刘洋，2021）。

第四，整合多理论视角：结合依恋理论、客体关系理论，全面分析问题成因，丰富干预策略（陈静，2017）。

2.5 文献综述结论

原生家庭养育缺陷对理想化自体客体形成具有深远负面影响，通过针对性干预可以修复个体自体缺陷（科胡特，2016；王浩，2018）。未来研究需加强实证探索、关注个体差异，并整合多理论视角以优化干预效果。

3 咨询对象与咨询方法

3.1 个案基本信息

Y，女，30岁，公司职员，未婚，与男友同居；身体健康，有健身习惯与年度体检的惯例。出生时胎位异常（脚先露）、脐带绕颈，伴舌头肿大，无后遗症。

3.2 个案主要关系与家庭动力

3.2.1 核心家庭成员

父亲：现居北京，曾因朋友牵连失业，无固定职业；性格外向、社交活跃，但家庭责任感薄弱，家庭经济主要依靠Y的母亲，但父亲在家里经常摆谱，Y称其“软饭硬吃”。Y童年时期，父亲多次被祖母送入精神病院（具体诊断不明），持有残疾人证；目前父女关系尚可，通过视频聊天保持沟通。

母亲：出生于农村，因转为城市户口与Y的父亲结婚，现经营肉店，与丈夫分居两地；是Y的主要养育者，母女关系更为亲近，处事理念为“尽量不麻烦别人”。成年后母亲常向Y道歉，称自己未能为Y提供足够支持，但咨询初期Y极少提及母亲，存在回避倾向。

祖母：在家庭中有较大话语权，Y小学阶段因父母无稳定居所，长期与祖母同住；祖母曾多次将Y的父亲送入精神病院，Y对其情感表达较为中立，无明显亲近或疏远感。

3.2.2 其他重要关系

其他亲戚：3岁时曾住外祖母家，因外祖母偏心表哥而感受不佳；初中借住姨姥家，后得知母亲曾支付生活费，对“寄人篱下”的误解与委屈感加深；中学阶段曾在大姑家吃午饭，当前情感关系未明确。

男友：是Y主要的情感支持对象，关系确定近1年（初为异地，现同居），已谈婚论嫁并计划共同购房。Y常因工作困境向其倾诉，男友曾失业近一年（现已就业）；家境优于Y，Y不愿其深入了解自己的家庭状况。

同事与朋友：与同事关系良好但存在竞争，对上司态度从“崇敬”转为“贬低”；有多名亲密朋友（含“gay蜜”），可提供情感支持与实际的帮助，如为她推荐工作，是Y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

3.3 咨询主诉与目标

核心主诉：年初入职某公司，5个月后遭辞退，感到严重自信心受挫；目前虽已入职新公司，但仍受抑郁情绪困扰（表现为失眠、食欲下降、社交回避、动力缺失）；常感受到原生家庭带来的无力感与无助感，性格自卑，羡慕他人的表达能力，做事常瞻前顾后。

咨询目标：走出被辞退的阴影，缓解抑郁情绪；改善自卑性格，重建自我认知，摆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

3.4 咨询设置

首次咨询为周六下午，面询，采用课堂教学督导的观摩单面镜形式；第二次起为一对一咨询，属公益项目。前40次每次收费50元，第41次起每次100元；咨询频率逐步固定为每周1次，法定假期或咨询师请假除外。Y配合度高，会主动协调时间确保咨询的连续性。

3.5 个案评估

3.5.1 自我认知与行为模式

Y内心存在强烈的自卑感，倾向于“展示优点、隐藏不足”：面对权威（如大领导）时，既渴望主动和领导打招呼，又担心被忽视，陷入矛盾；工作中为避免冲突，选择“少发言、藏想法”，虽羡慕他人自如表达，但难以突破心理障碍；亲密关系中回避提及原生家庭，担心受到负面评价，反而在陌生人面前更自在（因无需暴露过往）。

3.5.2 人际关系模式

不安全感显著：渴望他人认可，但担心真实自我无法满足期待，常陷入焦虑与自我怀疑。

权威关系矛盾：习惯将领导理想化，期待获得指引与支持，若权威未达预期（如缺乏关注），会产生强烈愤怒与失望，反映出对自身价值的怀疑。

依赖与失望循环：对人际关系的安全感需求强烈，但难以完全信任他人，在依赖与失望间反复摇摆。

3.5.3 适应与防御机制

主要采用“压抑”与“过度理想化”等消极防御机制：对原生家庭的痛苦（母亲受歧视、父亲患病）避而不谈，咨询中被追问时会转移话题；工作中“少说多看”，控制情绪表达，被辞退后的职场表现更谨慎；多与男友讨论工作问题，但常因生活摩擦争吵，反映出情感调节困难。

3.5.4 认知与生活状态

工作认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京沪两地不同公司任职，自认“无高天赋但兢兢业业”，能配合团队与上司完成工作；因原生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将工作视为“立足上海的核心”，常加班；近期因行业变化，加班减少，开始考虑转行。

生活状态：闲暇时与男友打游戏、约朋友聚餐，有健身习惯（因作息不规律频率下降），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外在给人“外向冲动”的印象，与内心自卑形成反差，亲密关系中更易展露真实情绪。

3.5.5 生命历程关键节点

婴儿期（0～3岁）：出生时胎位异常、脐带绕颈，家庭经济拮据（祖父曾计划卖鸟凑手术费）；母亲孕期未获良好照顾，成年后母亲常因“当年未能提供足够支持”道歉；Y自述“从小乖巧少哭闹”，早期已形成需求压抑的倾向。

幼儿期（3～6岁）：居无定所，曾住铁道边简陋平房（下雨漏水），有“独自找父亲”“独自走夜路回家”的早年记忆（母亲否认家离幼儿园远）；曾反复做噩梦（梦见杀手杀害父母，自己不敢动），显示出早期的安全感不足；3岁时因父亲住院，暂住外祖母家，感受到外祖母偏心表哥，未能获得被接纳感，再次产生“被排斥”的体验。

童年期（6～12岁）：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小学成绩中等，擅长跑步但故意放慢速度拿第二名（害怕成为焦点而暴露家庭问题）；独自上下学，唯一一次父亲接她是“远远跟随”的记忆，父亲称“怕影响她和同学关系”，与父母的亲密联结甚少。

青春期（13～18岁）：行为叛逆，被安排与“班霸”同坐最后一排，申请调位未获班主任支持，至今仍感到不满；转学后借住姨姥家，误以为是“免费借住”，后得知母亲实际支付了生活费，委屈感加深。

青年期（18～23岁）：考入本省大学，母亲送她入学时首次进行深度交流，得知姨姥家生活费的真相；大学阶段未呈现明显心理压力，此段经历在咨询中提及较少。

成年期（23岁至今）：在北京工作1年后裸辞，赴上海发展，工作总体顺利；为摆脱“住廉租房的羞耻感”，在老家贷款买房，忽视未来经济压力；咨询前5个月入职新公司，因顶撞领导被辞退，引发情绪问题，是其前来咨询的主因；与男友网恋后同居，常因消费观差异、男友反对其与“gay蜜”来往、经济压力（Y需独自承担老家房贷）等问题发生争吵。

3.5.6 个案概念化

Y的核心问题是“人际关系不安全感”，源于早期养育缺陷：长期寄人篱下的经历、父母功能缺失（母亲受歧视、父亲长期缺席），导致理想客体镜映严重不足；母亲“尽量不麻烦别人”的教育理念，强化了Y的需求压抑；对父亲“理想化的回忆”与其“现实中不负责任的表现”形成矛盾，导致Y对权威“既渴望靠近又想要逃离”，易以“非黑即白”的视角看待问题，情绪爆发时难以控制，引发职场与亲密关系中的冲突。

3.6 伦理说明

本研究严格遵循临床研究伦理规范。项目所属机构已向来访者Y充分告知其参与本个案研究的目的、资料用途，并与Y签署书面知情同意协议。为保护来访者隐私，对所有可识别个人信息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咨询过程记录的客观性通过多重措施予以保障：咨询全程录音（来访者Y知情并书面同意），引入专业督导机制，既包含督导师与咨询师的一对一督导，也纳入多人团体督导环节。通过督导对咨询过程的实时校准与多视角核验，形成多重校验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咨询师的主观判断偏差。

4 咨询过程与进展

4.1 咨询初始阶段（第1-20 次）

4.1.1 情绪与参与度

初始阶段Y情绪低落，多次在咨询中落泪；首次咨询后对“每周1次”的频率存疑，前3次因五一假期间隔两周进行；第3次后逐渐遵守咨询设置，主动协调时间，认可咨询价值（Y认为可以从咨询师处获得新视角）。

4.1.2 咨询内容与技术

咨询核心围绕Y的“工作困境”展开，以情绪宣泄为主；咨询师采用“关注、倾听、共情”的技术，缓解Y的负面情绪，逐渐建立稳固的咨访关系，为Y后续深入探索奠定信任基础。

4.2 咨询工作阶段（第21-40次）

随着治疗联盟的巩固，Y从第21次咨询起逐渐开始展露原生家庭的相关内容，认可“心理治疗需从早年经历寻找当前行为根源”的观点，但受长期防御机制影响，仍倾向于“合理化父母行为、只谈优点、压抑愤怒”。

咨询师在“专注倾听”的基础上，引入“自由联想”技术，引导Y通过无意识表达暴露真实情绪；目前咨询仍在进行中，Y已逐步尝试面对压抑的情感与记忆。

5 咨询效果观察

Y明确反馈咨询对情绪改善有成效：最初咨询中频繁因委屈、焦虑落泪，逐渐过渡到极少出现情绪失控性哭泣，整体心境趋于平稳开阔。

在现实功能层面，Y的自我表达与需求主张能力有所提升：如在与同事共同旅行时，能够自然、主动地表达个人饮食偏好，打破了以往“压抑自我以迎合他人”的人际模式；亲密关系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已与男友共同拜访双方家长，婚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关系稳定性与信任度持续增强。

尤为关键的是，她对原生家庭的认知与接纳度实现转变：提及父母时，不再像咨询初期那样通过“合理化”回避矛盾，而是能够以更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父母的优缺点，既理解父母在养育过程中的局限与不易，也能正视早年养育缺陷带来的影响，初步形成对原生家庭关系的重新整合意识。

5.1 咨询中的重要时刻——梦境解析（第29次咨询）

5.1.1 梦境内容

Y在第29次咨询中描述小学时反复出现的梦境：“场景是三四岁时住的小院，屋子小且黑。邻居家种有葡萄，我常去摘来吃。某天半夜下雨，和妈妈一起用大桶接雨水。梦里有人追杀，闯入家中杀害父母，我躺在原地不敢动、不敢呼吸，怕被发现。”

5.1.2 梦境象征与意义

环境象征：“屋子小且黑”“接雨水”象征早期情感匮乏与安全感缺失，反映镜映自体客体（母亲的情感回应）与理想化自体客体（父亲的保护）的需求未得到满足。

创伤投射：“追杀”“杀害父母”“不敢呼吸”对应童年创伤经历（如目睹父母冲突、分离恐惧），体现自体崩解后的无助感；“邻居家葡萄”象征对外部情感滋养的渴望，但“摘吃邻居的葡萄”暗示满足感的不稳定性。

修复契机：梦境反复出现，表明创伤影响持续存在且未修通；“我躺在原地不敢动”，虽然体现出一种“僵化”的应对方式，同时也意味着Y用这样的防御机制保护了自己，为其提供了“重新体验—整合创伤”的机会，有助于逐步觉察并处理早年情绪。

5.2 移情与反移情

5.2.1 初始阶段（第1-20次）

Y将咨询视为“情绪出口”，对效果期待较低，每次咨询均会失控哭泣（在咨询师看来类似受委屈的儿童）；曾用“外表彩色、内在黑色空洞的鸡蛋，漂浮在虚无中”形容自我状态；咨询师的反移情体验为“看到五彩空盒子里蜷缩的孤独小女孩，亟需支持”。

5.2.2 工作阶段（第21-40次）

Y情绪逐渐稳定，哭泣频率降低，但提及工作压力或原生家庭仍会眼圈泛红；对咨询的接纳度提升，可坦然对外称“正在接受心理咨询”，将咨询师的角色从“支持者”转变为“生命教练”，甚至填补了“缺失的父母角色”，在重要抉择中会向咨询师寻求引导。

5.3 来访者的主要防御与阻抗

5.3.1 核心防御机制

因理想客体缺失，Y形成以“压抑—回避”为主的防御机制：习惯隐藏真实感受，避免直接表达需求，维持表面和谐；工作中若感知到不公平待遇，不敢直接申诉，只能委屈哭泣；情绪失控时会爆发“自恋性暴怒”（如职场顶撞领导），本质是“理想自我（渴望优秀）与真实自我（自卑）的落差冲突”。

5.3.2 咨询中的阻抗

阻抗主要表现为“回避原生家庭话题”与“压抑负面情绪”：倾向于合理化父母的行为，回避内心的愤怒与失望；这反映出其对“理想化客体”的持续渴望，以及对现实的不接纳。

5.4 咨询起效的主要因素

5.4.1 治疗关系的核心作用

咨询师以“包容开放+真诚自然”的风格，与Y建立深度信任；通过提供多元视角，帮助Y获得新的认知，强化了咨询的信任基础。

5.4.2 技术干预的有效性

情感容纳：通过倾听与共情，为Y提供安全的宣泄渠道，容纳其无法向他人表达的情绪，缓解焦虑与抑郁状态。

深度探索：运用自由联想、梦境解析等技术，帮助Y理解问题的深层原因（如权威关系冲突的早年根源），逐步摆脱旧有模式，建立新的自我认知与人际模式。

镜映修复：通过认同与肯定，满足Y的镜映需求，帮助其觉察“被辞退事件与其权威关系处理方式的相关性”，逐步改善自尊水平与情感调节能力。

5.4.3 来访者的个人特质

Y具备强烈的改变动机，愿意投入时间与金钱参与咨询；自我觉察能力较强，积极配合各项咨询设置，且在咨询外主动阅读心理学书籍，为咨询效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持。

6 回顾与思考

6.1 个案核心结论

Y的核心心理困境根源是成长早期的理想客体镜映缺失，其重建过程呈现“觉察—修复—整合”的清晰脉络。咨询中，咨询师通过提供稳定且共情的治疗关系，成为Y的“临时理想客体”，填补了其早年缺失的镜映与理想化体验。借助情绪宣泄、自由联想、梦境解析等技术，Y逐步觉察并处理压抑的童年创伤，打破了“压抑—回避”的防御模式。

同时，Y自身强烈的改变动机与良好的自我觉察能力，推动其将咨询中的矫正性情感体验内化为自我支持的力量，实现了自体感的修复与重建——从情绪崩溃到心境稳定，从回避真实自我到逐步接纳过往，从对权威“非黑即白”的认知到更灵活的人际应对，这一过程印证了自体心理学“通过修复客体关系缺陷完善自体发展”的核心逻辑。

6.2 未来咨询方向

当前咨询（截至本文撰写之日）已进行40余次，工作仍在持续；未来计划从以下三方面深化工作。

第一，增强情感体验：帮助Y识别并表达长期压抑的情绪，缓解焦虑，提升压力应对能力。

第二，深化创伤整合：运用第29次咨询的梦境素材，结合童年经历进行解析，让Y获得更多领悟和理解，建立“过去—现在”的连接，强化自体稳定性。

第三，提升应对能力：帮助Y培养更灵活的防御机制与情绪调节策略，增强心理弹性。

6.3 咨询师反思

本次咨询工作所取得的核心成效，源于“共情—镜映—诠释”技术的综合应用。咨询师以包容真诚的态度，与Y建立安全的咨访关系，通过倾听与肯定满足其镜映渴望，这一过程有效化解了Y初期的防御与阻抗，为深层探索奠定了信任基础。

咨询中仍存在可优化之处：初期聚焦Y的工作困境时，对原生家庭议题的切入节奏偏缓，未能更早捕捉到“权威关系冲突”背后的早年客体关系根源；面对Y合理化父母行为的阻抗时，诠释的深度与时机把握可更精准，避免因过度尊重其防御而延缓创伤探索进程。此外，对Y“自恋性暴怒”的处理，虽通过情绪容纳缓解了即时冲突，但对其背后“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落差”的深层诠释不足，未来这一维度的工作需加强，帮助Y更全面地接纳自我差异。

6.4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基于单一个案展开分析，存在一定局限：研究的干预路径与结论对其他个案可能不具备直接参考性，需结合具体个案特征调整策略。

从研究方法来看，单一个案研究难以排除“个体差异”“环境变量”等干扰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此外，咨询效果评估主要依赖来访者自我报告与咨询师主观观察，缺乏客观量化指标，可能导致效果判断存在一定主观偏差，结论的客观性与稳定性需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科胡特. (2016). 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 王浩. (2018). 自体心理学视角下的理想客体镜映缺失问题. 心理学研究, 41(5), 456-463.

[3] 李敏. (2019). 父母情感忽视对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2), 123-130.

[4] 张华. (2020). 原生家庭养育缺陷对成年女性人际关系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8(6), 987-995.

[5] 陈静. (2017). 原生家庭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研究. 心理学报, 49(3), 345-356.

[6] 刘洋. (2021). 理想化自体客体缺失与成年女性情感调节问题的关系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4), 789-795.

[7] 赵琳. (2019). 理想化自体客体形成受阻的心理机制研究. 心理学探新, 39(3), 234-240.

[8] Andrews, B. (2020). Self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9] Kohut, H. (201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