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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选择佛塔

有一次上象征课需要带一个沙具，笔者第一个想到“佛塔”，这可能与笔者从小到大的经历都与塔紧密联系相关。

1.1 佛塔与笔者的生活密不可分

笔者从小生活在古都，听老人们说起西安的旧事，经常会提到几个标志性建筑：钟鼓楼、大小雁塔……每次老人讲到旧事时或提到大雁塔时，神情肃穆，眼中有光芒，都让年幼的笔者好奇佛塔在他们心中代表着什么？后来当自己看到高耸的佛塔时，佛教信徒虔诚的神情，以及悠扬的钟声，都让笔者仿佛置身于虚无，被它的古朴厚重震撼，整个人变得平静起来，笔者很喜欢这种感觉。

1.2 成长过程中笔者对塔开始有了更多思考和探索

《西游记》中，托塔李天王用他的佛塔做武器，笔者更加对佛塔产生了兴趣。为什么佛塔可以当武器使用？而《白蛇传》中，白素贞被法海压在了雷峰塔下，更让人好奇为什么要用雷峰塔困住白蛇？而不是用其他的物件？与他人交流时，笔者发现每个人对塔的看法都不一样，联想到它可以用来镇压妖邪，笔者开始思考它镇压的是妖邪？还是被文化视为妖邪的欲望？在沙盘游戏中，不少孩子都会使用佛塔，笔者开始对佛塔的历史进行探索。

2 佛塔的历史与圆满

2.1 汉字“塔”与佛塔的由来与佛教文化传入有关

在研究佛塔的历史中，笔者发现汉字“塔”与佛教文化传入有关，早期的文字和古文献中没有“塔”这个汉字。有楼、台、亭、阁等字，却没有“塔”字，在早期的文字记载中也没有“塔”字（王小兰，2007），这可能与佛塔在中国出现较晚有关。

到了东汉年间开始出现“塔”字，考古学家发现，佛塔文化是随着佛教的传播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塔”这个汉字出现在东汉时期（王小兰，2007）。关于佛塔记载最多的地区就是东南亚一带，这主要是由于它起源于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伴随着佛教对外传播，走入各个佛教国家。佛塔作为寺庙的一部分，随着寺庙的修建在各地兴建而发展起来。

2.2 最早的佛塔用于供奉佛祖舍利子的坟冢，象征着圆满

佛教经典中记载，佛塔的梵文“窣堵坡（Stupa）”本义为“坟冢”，是佛教中专门用于保存或埋葬佛陀、高僧舍利的神圣建筑。而“舍利子”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物，是佛陀或高僧遗骨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结晶体。

《大般涅槃经》记载，佛陀拿一只碗倒扣在另一只碗上，示意如何埋葬他的遗体（Jung，1964/2018）。例如，桑奇佛塔能看到上方的碗，地下的只能凭想象。圆自古以来就是完美的象征，它的简单朴素与透彻，与佛陀教义的简单朴素与透彻形成完美对应（Jung，1964/2018）。

一开始，佛塔只在佛教重要的十个地方才有，直至释迦牟尼逝世一百年后，阿育王以佛舍利子建起84000座佛塔以示尊敬，佛教建塔的风气逐渐盛行（王小兰，2007）。

2.3 中国佛塔融入了本土建筑文化，结构发生改变

佛塔随着佛教传入东南亚各国，并与当地的建筑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国特色的佛塔。佛塔的形制和功能发生了显著演变，有的保留原有的宗教用途，如柬埔寨的吴哥巴戎佛塔、印度的桑奇佛塔、中国的大雁塔，都是各国的宗教圣地。也有一些渐渐失去宗教传承的目的，形成一些与宗教无关的塔形建筑物。

佛塔受各国文化的影响发生改变，象征也出现了新的内涵，本文只讨论佛塔，而不是塔形建筑物的象征。下面，本文以中国的佛塔为例，简单说明中国文化对佛塔的影响。

佛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建筑中的亭、台、楼、阁相结合，形成了各种形式。塔的用途与古印度的塔相同：有埋葬高僧佛骨的坟冢，如少林寺的“塔林”；有存放佛教经文和宝物的文化佛塔，如西安的大雁塔；用佛塔镇妖邪，如神话中托塔天王的塔。

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塔构造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外形上缩小了原有印度的佛塔，安放在层层楼阁上，是中国佛塔的一大特点。按“入土为安”的习俗，又修建了地宫，用于安放佛舍利子和宝物。如西安大雁塔的地宫，就是用来放置佛经和宝物。中国《易经》中以奇数为阳，中国佛塔大多也是单数层，与《易经》相契合，而在佛经中并没有提到佛塔必须是单数层。如西安的大雁塔，最早是五层，后来加高到九层，被战火损毁后修复为七层。

3 佛塔在佛经中记载的故事和神话、民间故事

3.1 佛经中记载关于塔的故事

在《大庄严论经》中，记载了一个为情欲所惑而盗取佛花的人，得了一身病痛，心里后悔，每天用香供养佛塔消除病痛。盗窃者在供奉的过程中，在佛塔的指引下得到解脱，躯体疾病也随之好转。

除经文里的故事外，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少和佛塔有关的民间故事。

3.2 托塔天王李靖的玲珑宝塔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中，都出现了一个人物——李靖。神话故事《封神演义》中，燃灯道人将玲珑宝塔赠送给李靖做武器。后来在《西游记》中，李靖成为四大神将之一，他以玲珑宝塔为武器，每次被派出去打仗，都会用玲珑宝塔镇压妖邪。

3.3 杭州雷峰塔与《白蛇传》

除李靖的玲珑宝塔广为人知外，中国还有一个和佛塔有关的故事——《白蛇传》。在这个故事中，雷峰塔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镇压禁锢白蛇。雷峰塔成为关押白蛇的监狱。

《白蛇传》这个故事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在亚欧各国也有一定影响。开始时只是口头传播，后来民间出现了评话、说书、弹词、戏剧、小说等多种形式。

最早冯梦龙写该故事时，大力支持法海，赞同法海将白蛇压在佛塔下，雷峰塔的地位神圣。到了清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法海，同情白蛇。鲁迅先生根据这个故事写过《论雷峰塔的倒下》，表达对雷峰塔的厌恶。这可能与中国文化中父权文化过度压抑本能、激起民众支持王阳明解放压抑的“心学”理论有关。

4 佛塔的象征与荣格理论及沙盘的联系

4.1 佛塔象征着阳性与阴性融合的象征

从佛塔的起源与发展来看，各国的佛塔都体现了阴阳结合的特征，这在心理学上象征着圆满。

首先，从佛塔的外形来看，最早的佛塔，如桑奇佛塔像一个倒扣在地上的碗，如果按照荣格的描述，佛塔加上地下部分是一个圆形（Jung，1977/2018），像太阳，无论是地面佛塔的半圆形，还是全部佛塔的圆形，都呈现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特征。后来受各国文化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佛塔，还是日本的佛塔，大多都挺拔耸立、棱角分明，与男性原型的阳刚具象形态相契合。佛塔下的地宫，又有着容器的作用，阳中藏着阴。大多数塔的层数是五、七、九等奇数，每层大多都是四、六、八边形或是圆形，在《易经》中，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王小兰，2007）。塔在层数和每层形状上将阴阳很好地结合。而尼泊尔的佛塔与藏传佛教的佛塔下面，大多保留了印度佛塔的圆润饱满，加上上部层层高耸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阴阳统一表达。

其次，从塔的构造上看，无论是石头、砖头，还是木材修建的塔，要支撑几层的高度和自身的重量，都要求塔的材质和构造是坚固且安全的，能承担保护佛经、舍利子的责任，这与男性的原型意象中的坚强、稳定、安全、保护一致。但塔本身的用途是坟冢，存放着舍利子和佛教文化宝藏的容器，使得佛塔具有男性的外在和女性的内在功能。

4.2 佛塔是精神指引的象征与其他宗教的教堂塔楼不谋而合

佛塔是佛教传承物——舍利子和佛经的重要载体，舍利子与佛经亦是传承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二者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佛塔最初是为了埋葬释迦牟尼的舍利子而建造，后世无论是安放佛舍利子还是经文，均保护着佛教文化的精髓，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教徒们朝拜圣地，指引着佛教信徒修行的方向。这与其他宗教的教堂、塔楼不谋而合。

在东南亚一带，寺庙中的佛塔成为佛教徒的精神指引地。其他地区的宗教也都有自己的精神指引地，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大多数教堂都有指向天空的高耸塔楼和塔尖，与造物主连接，教徒们遇到困苦时希望得到指引。同样，在伊斯兰教的朝拜圣地麦加城，大清真寺也耸立着高高的塔楼和塔尖。

荣格在《象征生活》一书中说“宗教可以是一种心理疗法，作为一种最精深的体系，宗教是人类心理的一种重要的集体无意识”（Jung，1977/2018）。佛塔和教堂的塔楼，都是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投射的重要载体。盗佛花的人每天供养佛塔的过程，是其不断通过这个载体治疗的过程，当心理问题解决了，躯体问题也随之消失。

无论是佛塔还是教堂塔楼，一部分在地下，地上的部分高高指向天空，从大地母亲出发，指向天空父亲，联通着集体无意识与意识（Stevens，1998），将天空的阳与大地的阴整合。教徒在整合过程中，走向圆满，这是佛塔积极的一面。

4.3 佛塔是禁锢的象征

4.3.1 托塔天王的玲珑宝塔与哪吒——对本能的禁锢

李靖的玲珑宝塔，最初是为了压制禁锢自己的儿子哪吒，原因是哪吒追杀父亲。人类描述弑父的文字，最早可追溯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不同的心理学家有不同角度的解释，但佛塔与哪吒追杀父亲的关联，用“哪吒的英雄之旅”诠释，可能有助于增进理解。哪吒在英雄出发的途中杀死恶龙，被父亲逼死和毁坏庙宇，这是哪吒的离去，英雄归来就要面对，彻底完成他的使命就是突破父亲控制的一面，将生命的能量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宇宙（Campbell，1949/2016），而佛塔则充当了哪吒的禁锢物，在与父亲和解后，哪吒被释放出来。

当然，无论是依照父亲的意愿还是违背意愿，英雄都可以完成这项使命。很多神话中儿子杀死父亲，但儿子与父亲是一体的，两个人物都消失在原始的混沌中。或是说，整合自己的消极面和积极面才能得到救赎（Campbell，1949/2016）。哪吒放弃弑父，并与父亲达成和解，可能隐喻着英雄对自我本身固着的放弃。

4.3.2 玲珑宝塔压制妖邪——对恐惧焦虑的压抑

后来李靖的玲珑宝塔用于压制妖邪，究竟什么是妖邪？人类将不符合集体意识标准的本能投射为妖邪。佛塔用来压抑、禁锢着它们。在父权意识在与母亲女神做斗争时，面临过艰难险阻，最后取得了父权独立。意识的这种不安，往往和无意识的恐惧相连。不同的时代被投射到不同的对象身上（Neumann，1953/2018），如妖邪、女巫和魔鬼，都是焦虑投射的载体，民众通过禁锢妖邪降低焦虑和恐惧。

4.3.3 雷峰塔的象征与中国父权文化的发展关系——对女性的禁锢

《白蛇传》这一故事的起源在南宋（公元12世纪），程朱理学开始发展。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到南宋朱熹发展到顶峰，朱熹及其传人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本能、欲望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道德要高于人的各种欲望）”，并对女性提出诸多禁锢。

雷峰塔在这一时期建成，与这一时期“程朱理学”的文化背景不谋而合。作者生活在明末，当时对人各种本能的压抑成为当时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高度认同法海，认同用雷峰塔压住白蛇这一行为。用佛塔压制白蛇，不仅是对白蛇的惩罚，也是对许仙的阉割。

对人性长期过度压制，导致民众开始认同王阳明的“心学”，心学更重视个人内心感受。民众无法公开表达对已有父权文化中对本能禁锢与压制的不满，只有通过改编《白蛇传》的结局，表达对白蛇、许仙的同情，以及对法海的痛恨，实现本能的释放。最终成为现在社会流行的版本——白蛇被救出，雷峰塔倒塌，而法海为了逃命而躲入螃蟹身体。

雷峰塔压抑禁锢的部分，正是人的本能。白蛇是父权文化中被妖魔化、邪恶化的祭品，这与父权文化在欧洲的发展特点相吻合。

从心理学上理解，白蛇与文化故事中女巫总是与邪恶、妖邪联系，男性父权意识在发展过程中，消极评价大地原型是必要的，只有夸大母亲的邪恶面才能减轻焦虑。意识的单一片面，致使人类人格开始对自身无意识怀有同样的对立，于是便产生了分裂。例如，男性原则认同天空原型，并将邪恶向外投射到异己的女性原则上（Neumann，1953/2018）。佛塔充当了男性原则的武器，禁锢被投射邪恶的异己女性。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偏好、偏见及精神食粮。它的意识观念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行补偿性调整（Jung，1955/2017）。民众的文化意识，如钟摆一样不断地摆动，以寻找平衡点，随之带来的是民众对雷峰塔和白蛇态度地不断变化。

同样，在欧洲历史中，塔（如伦敦塔）常常被当作监狱，用于囚禁犯人（Biedermann，1994/2000）。东西方文化再次赋予塔形建筑相同的用途，压制、禁锢被意识不接纳的人或本能部分。

至于法海为什么用塔而不用钵禁锢白蛇？有可能与钵、塔不同的形态有关，钵原本是洗涤或盛放东西的容器，形状与大碗相近，倒扣在地上钵的形态与女性原型的包容、孕育意象相契合，倒扣的形态兼具守护与滋养的象征内涵。白蛇在钵下现出原形，像是回到孕育过程中，女性功能比较突出，有保护和滋养的姿态。塔比钵相比，显得更加男性化，在阳刚的塔中，蛇更容易受到禁锢，当然这是一种有趣的猜想。

5 对佛塔的研究帮助笔者对沙盘游戏中的个案有了更多的理解

通过探索，笔者对佛塔的理解不断加深，它更多是阴阳结合的表达。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当象征着精神指引时，佛塔是积极、阳性的；当佛塔象征着对本能的禁锢时，它又是消极、负性的。

当沙盘游戏中来访者在沙盘中放置佛塔时，笔者也不再局限地理解来访者沙盘中出现的佛塔，可以从多角度解读：首先，考虑来访者的家庭与个人背景及宗教信仰，他们信仰是否和佛教有关，以及其对佛教的态度；其次，可以考虑是否代表了来访者的男性原型面；再次，可以考虑是否与代表着权力与地位相关；最后，可以考虑来访者在无意识中压抑着某些内容和能量，再结合个案的背景和其他情况，将佛塔放在沙盘整体中理解，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来访者传递的信息。

参考文献

[1] 王小兰. (2007). 塔.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Jung, C. G. (2018). 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 (周朗, 石小竹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4).

[3] Jung, C. G. (2018). The symbolic life (储昭华, 王世鹏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7).

[4] Stevens, A. (1998). Ariadne’s clue: A guide to the symbols of humankind. London, England: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5] Campbell, J. (2016).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黄珏苹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6] Neumann, E. (2018). The fear of the feminine (胡清莹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3).

[7] Jung, C. G. (2017).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方红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5).

[8] Biedermann, H. (2000). Dictionany of symbolis VI (刘玉红 等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