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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在高收入国家，公认自杀自伤行为与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和酒精使用障碍）和既往自杀自伤企图之间存在联系（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6）。对5～12年级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普查，结果显示，自杀自伤意念的患病率为24.2%（Wang et al.，2024）。厌学是指受教育者对其接受的学业或授课教师不感兴趣的教育逆反现象（任胜涛，2016）。有研究对我国J省发放基于Christopher拒绝上学量表的调查问卷，征集有效问卷93548份，其中青少年学生厌学总人数为31056人，占调查人数的33.20%（陈兼立 等，2024）。可见，厌学情绪等心理问题及自杀自伤意念等心理问题，在青少年群体中已经不再罕见，并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学习行为。为了有效提升青少年生活幸福指数与学业完成水平，有必要对青少年厌学与自杀自伤行为的产生机制进行研究。

任胜涛（2016）认为，青少年厌学心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学业认知和价值观认知等方面出现偏差，这可能导致青少年生活意义缺失（任胜涛，2016）。有研究证明，生活意义的存在与学业投入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而希望特质在二者的双向因果路径中起到了积极的中介作用（Cai et al.，2024），而生活意义与自杀自伤想法之间又存在强烈负面关联（Li et al.，2024）。但目前研究中关于厌学程度与自杀自伤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调节作用与中介作用的探索较少。并非所有不愿上学的青少年都有自杀相关意念，因此研究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厌学青少年的自杀自伤意念十分重要，这也有助于控制青少年的自杀自伤行为。

首先，既往研究发现，拥有高自杀自伤意念（SI）和高自杀自伤未遂（SA）的学生，经历了更多的负面生活事件，有更强烈的抑郁情绪，并且更感到绝望（Yan & Gai，2022）。其次，关于抑郁与自杀自伤风险及厌学程度间的关系，青少年自杀自伤与抑郁症呈显著正相关，抑郁情绪也是高自杀自伤企图风险的预测因子（从恩朝 等，2021）。最后，大量研究表明，抑郁是青少年拒绝上学的主要原因（Li et al.，2021）。青少年拒绝上学行为中往往存在抑郁相关情绪症状，加重青少年拒绝上学行为，并形成恶性循环（李云雁 等，2025）。有研究证实，学业上的双重困难及男性群体的学业失败，都与35岁前自杀自伤风险较高有关（Ligier et al.，2020）。因此，如果青少年可以良好调节自己的抑郁情绪，就不会产生过多的绝望情绪，降低自伤自杀风险。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主要探究问题如下：（1）青少年厌学程度是否为自杀自伤风险的影响因素？（2）抑郁情绪是否在厌学程度和自杀自伤风险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绝望感是否在厌学心理影响抑郁情绪的路径中起调节作用？

图 1 概念模型图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diagram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数据来自某心理咨询机构来访者初次访谈的心理测评结果，剔除年龄小于12岁及大于18岁的被试。最终获得468名被试，年龄在12～18岁之间（M=14.84，SD=1.713）；205名就读于初中，263名就读于高中；220名男性，248名女性。216名被试曾接受精神科专业评估，占所有被试的46.15%，83名有自杀自伤经历，占比17.74%。

2.2 工具

2.2.1 青少年版近期风险量表

采用徐凯文等人编制的中学生近期风险量表（徐凯文 等，2022），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7，包含抑郁症评估、绝望和自杀自伤风险评估三个分量表。量表评估了学生的抑郁症症状情况、绝望状况、自杀自伤态度。量表均以是或否来回答，选择“是”得1分，选择“否”得0分。

2.2.2 厌学程度量表

采用黄佳雨等人编制的厌学程度量表（黄佳雨 等，2023），Cronbach’α系数为0.92。量表包含认知、情绪、行为三个维度：认知维度包括学习态度1个子维度；情绪维度包括焦虑、疲惫、躯体化、抑郁 4个子维度；行为维度包括拒学行为和学习表现2个子维度。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1代表完全不符合/从不，5代表完全符合/总是），拒学行为条目采用双倍计分，项目总均分表示学生厌学程度整体情况，分维度项目均分表示学生在该维度的情况，得分越高表示学生在该维度情况越严重。量表分级标准：总分0～15分为低厌学程度，16～40分为中厌学程度，41～102分为高厌学程度。

2.2.3 厌学原因量表

采用黄佳雨等人编制的厌学原因量表（黄佳雨 等，2023），Cronbach’α系数为0.95。量表包含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分量表。其中，自身原因包括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外貌焦虑；家庭原因包括父母期待、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父母关系、父母的价值观和分离焦虑；学校原因包括学习状态、师生关系、学校氛围和同伴关系；社会原因包括网络影响和社会支持。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各维度项目得分表示学生在该维度的情况，得分越高表示学生在该维度情况越严重。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与某心理咨询机构合作，针对12～18岁的青少年进行厌学程度、抑郁情绪和自杀自伤风险评估。获得全部被试的知情同意后，提取了2023年9月至2026年1月的数据用于研究分析。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7.0软件进行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Process宏程序（模型1、模型4、模型7）进行调节效应、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26个，第一公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0.37%，未超过40%的临界标准，可以认为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性分析与描述统计的结果（如表1所示）：自杀自伤风险与抑郁、厌学和绝望感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厌学程度与抑郁情绪、绝望感呈显著正相关；抑郁情绪与绝望感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variables

注：**p<0.01。

3.3 绝望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1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变量后，结果显示：抑郁情绪对厌学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6，t=6.73，p<0.001）；绝望感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2，t=13.74，p<0.001）；厌学程度与绝望感的交互项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8，t=-5.51，p<0.001）。因此，绝望感的调节效应显著。

3.4 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变量后，厌学程度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9，SE=0.04，t=12.01，p<0.001）。自杀自伤风险、抑郁情绪进入回归方程，厌学程度能显著预测自杀自伤风险，c’=0.07，SE=0.02，p<0.001。抑郁情绪能显著预测自杀自伤风险，c’=0.91，SE=0.02，p<0.001。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结果表明，抑郁情绪在厌学程度与自杀自伤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0.45，Boot SE=0.05，95%的置信区间为［0.34，0.5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7.54%。

3.5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厌学程度和自杀自伤风险的关系

如表2所示，方程1中厌学程度与绝望感正向预测自杀自伤风险；方程2中厌学程度与绝望感正向预测抑郁情绪，且厌学与绝望的交互项负向预测抑郁情绪。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表 2 厌学程度对自杀自伤风险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test of academic burnout on suicide risk

注：**p<0.01。

为了揭示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将正负一个标准差作为划分标准，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2所示）。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绝望感水平较高时，随着厌学情绪的增加，抑郁情绪的上升不显著（β=0.08，t=1.60，p>0.05）；当绝望感水平较低时，随着厌学情绪的增加，抑郁情绪有显著的上升（β=0.44，t=8.43，p＜0.01）。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绝望感水平的降低，厌学程度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不断升高。

图 2 绝望感对厌学程度和抑郁情绪的调节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 of hopelessn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burnout and depressive mood

4 讨论

厌学原因及厌学程度的结果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但是没有相关研究剖析其潜在的中介与调节机制。本研究引入了抑郁情绪与绝望感两个关键变量，提出并证明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促进了对学生自伤自杀自伤行为的理解。

4.1 主要结论与理论印证

本研究验证了厌学程度对自杀自伤风险的影响：厌学程度是自杀自伤风险产生的风险因素，即厌学程度越强烈，学生的自杀自伤风险就越高。这一结果表明，学校适应不良是值得关注的青少年心理危机预警指标。长期的学业挫败、师生冲突和同伴排斥，会从持续削弱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与归属感。

该研究结果支持了Joiner提出的自杀自伤人际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该理论认为造成自杀自伤的因素，是归属感缺失、成为他人负担的感知及习得的自杀自伤能力（Joiner，2005）。学生是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角色，当青少年因为厌学而不能去学校时，他们会失去在学校获得归属感的机会。或者即使身处学校之中，也由于对学业或教师的抵触情绪无法融入环境、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喜爱。同时，长期不去上学、无法履行自己社会责任的学生，也容易出现自我价值感降低、感知到自己成为家庭负担的情况。许多厌学、拒学的青少年常常也有自伤行为，即使一开始是非自杀自伤的性质，也会在重复的过程中降低学生对伤害身体和痛觉的恐惧，促进了自杀自伤能力的习得，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提升了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发生风险。

本研究也发现，抑郁情绪在厌学程度对自杀自伤风险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厌学程度通过抑郁情绪加剧自杀自伤风险。该中介效应可以从以下角度解释：长期的厌学情绪会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挫败感：对于没有休学的学生而言，强烈的厌学情绪让他们每天在学校都极为痛苦，上学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对于休学的学生而言，与同伴、社交环境的隔离，会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抑郁感，感到自己丧失了社会角色，生活节律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产生强烈的抑郁情绪，长此以往，抑郁情绪的积累就更容易引发自杀相关风险。

该结果支持了Rory O’ Connor提出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Integrated Motivational -Volitional Model）
（O’ Connor & Kirtley，2018）。这个模型将自杀行为划分为三个阶段：动机前阶段、动机形成阶段、自杀自伤意念的出现与意志阶段，从自杀自伤意念到自杀自伤企图、自杀自伤。这三个阶段正好对应本研究“厌学程度—抑郁情绪—自杀自伤风险”的传导路径。青少年处于令其厌恶的学校环境，又或是因为社会期望完美主义，使其更容易在人际危机发生时感到挫败；青少年对挫败的评价并认为失败无法摆脱的感受，产生了抑郁情绪，最后这些因素增加了自杀自伤的风险，且这个过程也受到是否拥有自杀自伤手段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绝望感在厌学程度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相较于高绝望感的个体，低绝望感个体的厌学程度会更剧烈地加重抑郁情绪。而调节点位于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说明厌学程度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受绝望感水平调控。

该结果支持了Higgins提出的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该理论认为自我领域包括“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三个方面（Higgins et al.，1985）。对于低绝望感的个体而言，他们心里有着考上好大学和获得成功人生的“应该自我”和“理想自我”，二者与厌学、休学的“现实自我”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带来的愧疚和焦虑引发了抑郁情绪；而对于高绝望感的个体而言，他们很多已经接受了自己无法回归学校、获得成功的“现实自我”，失去了对“理想自我”的渴望，因此厌学程度也不会对抑郁情绪造成更多影响。

4.2 模型创新与理论贡献

在已有研究中，绝望感通常被作为中介变量，而较少研究其的调节作用。Morshidi等关于绝望在解释教育期望与自杀自伤意念之间中介作用的研究提到，考察学业倦怠、心理痛苦和绝望感为调节变量的替代模型，可能有助于识别高危学生，并有效地为大学生群体的自杀自伤预防工作提供依据（Morshidi et al.，2025）。本研究探讨这一研究方向，填补了这部分空白，被试群体也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以往研究多数将普通中学生作为样本，没有对出现学业与情绪困扰的青少年群体进行研究；本研究选取心理咨询来访者作为被试，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但也可以填补特殊困扰青少年群体的证据空白。

4.3 实践价值

本研究的发现对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应关注学习困难、拒学厌学行为的学生人群，进行主动筛查与预防。不应该将学生的厌学行为简单地视为学习态度问题和学业适应困难行为，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表明，即使学业困难暂时无法解决，通过缓解学生的抑郁情绪，也能阻断厌学向自杀自伤风险的转化。此外，本研究发现，相较于高绝望感的个体，低绝望感个体厌学程度会更剧烈地加重抑郁情绪。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高绝望水平下厌学程度是无害的，而是揭示了在学生处于低绝望感时，家长和教师注意学生心理状态和及时介入、打破恶性循环的重要性。不能因为学生还没有进入高绝望水平，就不在这个阶段进行干预。对于高绝望水平的学生而言，厌学程度只是表象，干预的目的需要从复学转为帮学生找回生活的希望和人生目标。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许多局限。首先，由于样本的特殊性，所有被试均为某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心理支持的青少年，相较于普通人群，本样本可能拥有更高的厌学程度、抑郁情绪、绝望感与自杀自伤风险得分，以及不同的变异性。因此，本研究揭示的模型与内在关系，可能仅反映了存在学业与情绪困扰、有求助意愿、家庭经济能力也足以负担心理咨询费用的青少年群体特征。研究结论在非临床青少年群体中的普适性还有待检验，需要在不同的被试样本中进行后续验证。其次，本研究采用了横断研究设计，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推断可能并不准确，未来可采用追踪的纵向研究检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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