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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系框架理论（Relational Frame Theory，RFT）自Hayes、Barnes-Holmes和Roche于2001年正式提出以来，现已成为当代行为分析领域解释人类语言、认知及其所支撑的复杂行为的主要理论之一（Hayes et al.，2001）。该理论的核心机制是任意适用的关系反应（arbitrarily applicable relational responding，AARR）。所谓关系反应，指个体不是对单个刺激本身作出反应，而是对两个或多个刺激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反应行为。例如，看到实物苹果，产生“想吃”的反应，这是对单个刺激的反应；而听到“苹果”这个词时，立刻明白其与真实苹果是“相同”的关系，或者理解“苹果比橘子甜”这句话中隐含的属性对比关系，这是对“关系”的反应。关系反应最初是通过直接强化学会的（如成人反复指着苹果说“这是苹果”）。当孩子接触了足够多的例子后，“建立关系”的能力就会发生泛化——他们不再需要每次都通过直接强化学习新关系，就能够自动在任意两个刺激之间建立关系，即使这两个刺激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强化联系。这就是“任意适用”的含义：关系不再依赖刺激的物理属性和个人的直接经验，而是可以由语言规则任意指定，并随意套用到任何刺激场景。

RFT在斯金纳激进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上，引入任意适用的关系反应（AARR）等概念，不仅为理解人类各类复杂心理现象提供了行为科学的解释框架，也为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认知行为疗法进入第三浪潮（Hayes，2004），在心理健康维护、促进及临床干预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随着理论应用的不断扩展和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入，RFT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处理复杂关系网络的动态性、情境敏感性及应用实践中的个体差异等挑战，同时也步入理论整合与体系重构的发展阶段。

1.1 RFT的发展困境与理论挑战

RFT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内在的理论张力。一方面，该理论试图超越传统斯金纳行为主义的局限，解释人类语言和认知的复杂现象；另一方面，其理论深深植根于操作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框架（Hayes & Fryling，2023）。这种理论张力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在解释关系的“推衍性”时，关系框架理论的初始模型倾向于使用“强化历史”和“因果关系”等概念，主要强调了个体AARR（王淑娟 等, 2024），忽视了个体的内在动机、目的及当下状态（ROE-M）（Barnes-Holmes & Harte，2022）与反应行为的交互性，这与它试图解释的灵活、动态、情境敏感的关系反应之间存在概念上的不匹配（Barnes-Holmes et al.，2020）。其次，在理解“自我”和“观点采择”等高级认知的过程时，关系框架理论常陷入“概念简化主义”，将这些复杂心理现象还原为基本的关系反应类别，失去了对这些现象丰富内涵的把握（DeBernardis et al.，2014）。最后，在临床应用方面，尽管ACT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理论基础与干预实践之间仍存在一定脱节，特别是在解释心理干预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和个体差异时，理论支撑不足（Hayes et al.，2023）。

1.2 交互行为心理学的复兴及其与RFT整合的契机

Kantor创立的交互行为心理学重新进入行为分析学界的视野，为解决RFT现存发展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Kantor作为20世纪行为主义传统中独具特色的学者，国内学界较早就有介绍（谢冬华，郭本禹，2006），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Kantor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心理学元理论，强调心理事件的整体性、场域性和非因果性（Kantor，1958）。尽管其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主流行为分析忽视，但近年来，以Hayes和Fryling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系统引入交互行为心理学思想，推动关系框架理论进行深层体系重构（Hayes & Fryling，2023）。

交互行为心理学构建了不同于斯金纳操作行为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其核心主张包括：（1）心理事件是多因素共同参与的整体场域，而非简单的刺激—反应联结；（2）科学理解应该基于系统建构和内部一致性，而非拘泥于单一的方法论；（3）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自主性，不应被还原为生物学或物理学范畴（Kantor，1958）。这些原则为关系框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RFT从提出之初，就与交互行为心理学存在天然学术渊源。Hayes等人在2001年的经典著作献词中，明确致敬Skinner和Kantor，认为二人共同为人类语言和认知的自然主义解释开辟了道路（Hayes et al.，2001）。Hayes在序言中也提到，坎特学派学者Linda J. Hayes对书稿的撰写产生重要影响，使RFT具有“轻微的Kantor学派色彩”。

近年来，以Barnes-Holmes、Harte等为代表的研究者，进一步以交互行为场论为研究视角，提出“more field than frame”的RFT重构方向（Barnes-Holmes et al.，2020；Harte & Barnes-Holmes，2024）。这一重构思路旨在通过整合Kantor的场论思想，为RFT奠定更坚实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非还原自然主义基础。

1.3 本文的目标与结构

本文在借鉴国际行为分析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临床实践开展本土化梳理，系统综述基于交互行为心理学视角重构关系框架理论的动因、核心内涵，以及重构对理论发展和干预应用产生的影响。文章首先介绍交互行为心理学的核心思想，然后分析这一重构对关系框架理论发展的深远意义，最后探讨其对基于过程的心理治疗和接纳承诺疗法带来的影响。通过这一系统梳理，希望能够清晰展示这一理论重构的重要价值，为行为分析和认知行为治疗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思路。

2 交互行为心理学的核心思想

2.1 交互行为场：从线性因果到系统参与的理论重构

Kantor（1958）提出的交互行为场理论，是其心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所谓交互行为场，是指心理事件并非由孤立的刺激或反应构成，而是刺激功能（sf）与反应功能（rf）在具体情境（st）、接触媒介（md）和个体历史（hi）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不可分割、动态整合的互动整体，其中任何单一因素都无法脱离整体单独理解。他将心理事件定义为多因素共同参与的整体性交互行为场，用以下公式表示：PE=C（k，sf，rf，st，md，hi）。

其中，PE（Psychological Event）代表心理事件；C表示场的整体性和整合性；k指代每个心理事件的独特性和特异性；sf（stimulus function）和rf（response function）分别代表刺激功能和反应功能。此处加入“功能”概念，旨在突出作为功能的刺激与作为对象或功能来源的刺激之间的差异，以及作为功能的反应与作为反应来源的有机体之间的差异。例如，一张朋友的照片可能承载着与这位朋友以往相处时所建立经验的替代性刺激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这张照片便成为一种刺激对象，通过它可以发挥替代性刺激功能的作用。类似地，反应功能则涉及针对替代性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因而说sf和rf是交互行为场的核心要素，二者相互定义、不可分割（sf←→rf）；st（setting）是特定sf←→rf功能发生时所处的直接情境因素；md（media of contact）指有机体与物理刺激对象接触所借助的媒介；hi（interbehavioral history）指有机体整个生命历程中刺激—反应功能（sf←→rf功能）演变的交互行为史（Hayes & Fryling，2023）。

2.1.1 场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

交互行为场理论强调，心理事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一视角下，刺激与反应不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而是同一心理场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这与传统行为分析的刺激—反应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传统模型往往将刺激视为原因、反应视为结果（Fryling & Hayes，2011）；在交互行为场中，刺激功能和反应功能同时存在、相互定义，任何一方发生改变，都会导致整个场域的结构重组。

2.1.2 历史与情境的直接参与性

在交互行为场模型中，历史因素（hi）和情境或语境因素（st）不是外在的“背景变量”或“调节变量”，而是直接参与心理事件构成的内在因素。Kantor（1958）强调，个体的过往经历不是“存储在”有机体内部的固化内容，而是通过当前刺激功能的替代性，直接参与当下心理场的构建。同样，情境因素也不是简单“影响”行为，而是与刺激功能和反应功能共同构成完整心理事件。也就是说，个体的关系反应模式不是由过去强化历史“单向决定”的，而是在包含过去经验（以替代性刺激功能的形式参与）、在当下场域显现生成。这种观点使关系框架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心理事件的动态性和即时性，避免了将行为简单归因于历史决定论的倾向。

2.1.3 多因素平等参与与非等级性

交互行为场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场域中所有因素平等参与，没有单一因素具有因果优先性或解释特权。这一观点与传统心理学的还原主义倾向形成鲜明对比，传统研究常常试图将复杂心理现象还原为某一“基本”因素，如神经活动、童年经历、认知图式等（Kantor，1958）。

对于关系框架理论而言，这一原则意味着关系反应不能简单还原为强化历史、神经机制或社会学习，而应该被视为多因素平等参与的整体现象。这促使关系框架理论研究者采用更具整合性和系统性的视角，考虑关系反应中的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因素对关系反应的共同作用，而不偏重任何一个层面。

2.2 刺激替代（stimulus substitution）与隐性反应（implicit responding）：解释复杂心理过程的自然框架

交互行为心理学通过“刺激替代”和“隐性反应”的概念，为解释思维、记忆、想象等没有明显外在刺激的心理活动搭建了自然主义框架，对关系框架理论解释推衍关系反应和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价值。

2.2.1 刺激替代的过程与机制

刺激替代是指当前刺激具备与缺失刺激同等的功能特性，从而对个体产生影响。例如，当个体对图片产生反应时，除对图片物理属性（色彩、纹理）的反应外，还可能产生替代性反应——图片唤起过去在湖边经历的记忆、当时的气温、同行的人员等。这种替代反应正是语言符号功能形成的基础。

Kantor（1924）区分了替代刺激的两类生成条件：一是“泛化效应”（generalization effect），基于刺激间的形式相似性；二是“联想条件”（associative condition），基于刺激在时空排列上的关联。此外，Kantor强调替代现象可能产生“双重替代”（double substitution）形式。例如，听到逝者的声音录音时，不仅能回忆出人脸，还会产生悲伤情绪，甚至引发过往负面互动带来的内疚感。这种多层级替代机制，正是人类语言认知具备复杂性的体现（Hayes，1994）。

2.2.2 隐性反应（implicit response）的特性与形式

在交互行为心理学理论中，隐性反应指的是对替代性刺激所做出的反应，不是“私密事件”或“内部过程”，而是功能上较为微妙、观察上较为困难的行为活动（Kantor，1924）。隐性反应同样发生在交互行为场中，受到场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ACT中的许多概念，如“认知融合”“经验性回避”等，本质上描述的是隐性反应模式。在交互行为心理学分析框架下，这些现象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类型的刺激—反应功能配置。例如，认知融合可以理解为语言刺激的替代功能过度支配个体反应功能，导致个体难以区分语言符号本身及其指代的事物或体验（Hayes & Fryling，2023）。

2.2.3 从刺激替代到关系网络

交互行为心理学的刺激替代概念，为理解关系框架理论中的“关系网络”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关系框架理论视角下，刺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关系反应与其他刺激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王淑娟 等，2024）。在交互行为心理学分析框架下，这种网络结构可以被视为多重刺激替代的叠加和交互作用的结果（Harte et al.，2023）。

例如，当“自由”与“选择”“权利”“责任”等词语形成关系网络时，词语之间通过历史联想条件，形成相互替代的功能。当其中一个词语出现时，它不仅携带自身的直接功能，还通过替代关系承载网络中其他词语的功能。这种复杂的替代网络，使语言刺激具有了丰富而多层次的心理功能，也解释了语言对人类行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因。

2.3 系统建构与科学哲学：奠定关系框架理论的元理论基础

交互行为心理学不仅提供了解释具体心理现象的概念工具，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科学哲学体系和方法论，对关系框架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3.1 系统建构作为科学活动的核心

Kantor（1958）强调，科学研究的核心活动是“系统建构”——通过明确假设、澄清概念、建立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组织和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系统建构包括三个关键任务：监控性任务（确保概念与观察一致）、语义监督任务（确保术语使用的清晰一致）和协调任务（确保不同部分的理论协调一致）。

对于关系框架理论而言，引入系统建构的研究视角，意味着研究者需更加自觉地审视和澄清其核心概念，如“关系反应”“关系框架”“任意适用的关系反应”等，确保概念在理论上清晰一致，满足可观察、可操作的研究要求。这也促使关系框架理论研究者关注理论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以及理论体系与实证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Hayes & Fryling，2023）。

2.3.2 有效性与意义性的双重标准

在系统建构框架下，Kantor（1957）提出了评估科学体系的双重标准：有效性（validity）和意义性（significance）。其中，有效性指理论内部的一致性和无矛盾性；意义性指理论与更广泛科学知识体系的协调性。良好的科学体系应该同时具备高度的有效性和意义性。

这一标准为评估和发展关系框架理论提供了重要框架。从有效性角度来看，关系框架理论需要确保其核心假设、概念定义和经验预测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从意义性角度来看，关系框架理论需要与行为分析的传统、认知科学的发现及神经科学的证据相协调。交互行为心理学的引入，有助于从以上两个维度完善关系框架理论。

2.3.3 非还原的自然主义立场

交互行为心理学坚持非还原的自然主义立场：心理学研究对象是自然世界中的现象，但这些现象不能还原为其他层次的现象（如生物学或物理学）（Kantor，1958）。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其独特性，研究整体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不是有机体的某一部分或环境的某一方面。

这一学术立场对促进关系框架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支持关系框架理论作为心理学理论的学科自主性，反对将关系反应简单还原为神经活动或计算过程。同时，它也鼓励关系框架理论以开放的态度开展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吸纳相关证据，坚守心理学的核心研究范畴。这种非还原的自然主义，为关系框架理论的跨学科整合奠定了哲学基础。

3 交互行为心理学视角对关系框架理论发展的意义

3.1 从机制隐喻到过程系统：理论范式的转变

交互行为心理学的引入，促使关系框架理论从传统的“机制隐喻”转向更为动态、系统的“过程视角”，从多个层面深化和丰富了关系框架理论体系。

3.1.1 关系反应作为场过程而非心理机制

在传统关系框架理论中，尽管强调功能的观点，但解释模式仍隐含一种“心理机制”的隐喻，关系反应被概念化为由历史塑造、在特定条件下激活的内部机制。这种机制隐喻虽然有助于提出可检验的研究假设，但也存在一定理论缺陷，如难以解释关系反应的灵活性和语境敏感性（Barnes-Holmes et al.，2020）。

交互行为场模型提供了另一种概念化方式：关系反应不是被“激活”的机制，而是在特定交互行为场中“动态显现”的过程。在这一视角下，关系反应是刺激功能、反应功能、情境和历史等多类因素共同参与形成的动态模式。这种模式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在每一次具体交互行为中即时生成（Hayes & Fryling，2023）。

例如，一个人对“失败”一词的关系反应，不是由某个固定“失败关系框架”决定的，而是在包含词语刺激、个体反应倾向、当前情境意义及和相关历史经验，在整体场域中形成的。这种概念化方式，更好地解释了关系反应的灵活性和语境变异性，也为理解心理干预的变化过程提供了更精细和全面的分析框架。

3.1.2 过程导向的关系网络模型

在交互行为心理学影响下，关系框架理论开始发展为过程导向的关系网络模型。传统上，关系网络常被描述为相对静态的结构，由节点（刺激）和边（关系）组成。而在过程导向的视角下，关系网络被视为动态的过程系统，其中的“节点”和“边”不是固定实体，而是在交互过程中不断重新配置的功能关系（Hofmann & Hayes，2019）。

这种过程导向的网络模型有以下重要特征：第一，网络结构具有过程依赖性，不同的交互情境会激活网络的不同模块，形成不同的功能配置；第二，网络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功能性的，而非结构性的，通过实际的心理交互而存在，不是抽象的结构；第三，网络具有时间维度，当前状态包含了过去交互的历史，也为未来的交互行为提供了约束和发展可能性。

3.1.3 从变量中心到过程中心的解释模式

传统行为分析常采用变量中心的解释模式：通过筛选影响行为的自变量，建立变量间的函数关系。这种模式在解释简单行为时有效，但难以解释复杂人类行为。交互行为心理学推动关系框架理论重构过程中心的解释模式，关注行为在具体情境中的组织形式，关注心理事件的内在结构和动态演变过程（Moskow et al.，2023）。

过程中心的解释模式不排斥变量分析，但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过程视角。变量被理解为过程中可识别的方面，而不是过程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视角使关系框架理论能够更好地处理心理现象的多因素性、非线性性和情境依赖性，也为临床应用搭建了更具实用性的框架。

3.2 对“自我”和“观点采择”概念的深化与拓展

自我和观点采择是关系框架理论解释高级认知过程的核心概念，交互行为心理学的引入，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3.2.1 自我作为交互过程的视角

关系框架理论提出了“自我即视角”的概念，将自我理解为一种关系反应能力，即从第一人称视角体验世界的能力（Hayes et al.，2001）。这一概念虽然具有创新性，但在传统理论框架下，常被简化为一类特殊的关系反应。交互行为心理学为这一概念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动态的理解框架（DeBernardis et al.，2014）。

在交互行为场视角下，自我不是固定的反应类别，而是持续发生的交互过程。这一过程具备以下关键特征：第一，视角性，涉及从特定立场体验和回应世界；第二，反思性，能够将自身作为观察和思考的对象；第三，历史性，包含了个人全部的生命经验；第四，关系性，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并向外表达。

这种过程性的自我概念有多项重要优势：避免了将自我物化为内部实体；强调了自我的动态性和发展性；将自我置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为理解自我认同的变化提供了自然主义分析框架。对于关系框架理论而言，这意味着学界需要从过程维度而非类别维度，研究自我相关的心理现象。

3.2.2 观点采择的连续体模型

DeBernardis等人（2014）基于交互行为心理学，提出了观点采择的连续体模型，将观点采择视为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体，包含五个层次：缺失观点采择（Absence Perspective-Taking）、共同观点采择（Common Perspective-Taking）、常规观点采择（Conventional Perspective-Taking）、人际观点采择（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Taking）和预测观点采择（Predictive Perspective-Taking）。这一模型极大地丰富了观点采择的理论释义，也展示了交互行为心理学在概念发展中的价值。

连续体模型的每个层次都有其特定的特征和基础：缺失层次代表完全无法考虑他人视角；共同层次基于人类共有的生物和文化经验形成；常规层次基于共享的文化脚本和角色期望构建；人际层次基于特定的互动交往经历；预测性层次则能基于有限信息，预测他人在新情境中的行为反应（DeBernardis et al.，2014）。

这一模型对关系框架理论有多项重要启示：第一，观点采择不是单一的能力，而是多层次的能力系统；第二，强调了共享历史在观点采择中的核心作用；第三，提供了评估和干预观点采择困难的更精细框架；第四，将关系框架理论中关于观点采择的研究与更广泛的心理学文献联系。

3.2.3 共享历史作为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基础

交互行为心理学强调“共享历史”在理解自我和他人中的核心作用。共享历史是两个或多个个体共同经历的事件和经验，构成其相互理解和预测的基础（Hayes & Fryling，2023）。

在自我理解方面，共享历史意味着个体自我概念和身份认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人们通过他人对自己的反应认识自己，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定位自己，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发展自己。在理解他人方面，共享历史使个体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和理解他人的行为和体验。共享历史的丰富程度和质量，直接影响个体理解他人的深度和准确性。

这一概念对关系框架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搭建了连接个体心理与社会世界的桥梁；强调了关系在心理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为理解心理干预中的关系和干预变化提供了新视角。在干预中，治疗师与来访者建立的共享历史是干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干预技术实施的背景，也是促成来访者心理改变发生的媒介。

3.3 促进关系框架理论与多学科对话的整合框架

交互行为心理学为关系框架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搭建了更为开放和整合的框架，有助于关系框架理论吸收多学科证据，同时保持其行为分析的核心学科属性。

3.3.1 与神经科学的非还原整合

关系框架理论与神经科学的对话一直是挑战性问题：如何整合行为水平的解释与神经水平的证据，同时不陷入还原主义误区？交互行为心理学为此提供了非还原的整合框架（Kantor，1958）。

在这一框架下，神经科学证据不被视为对关系框架理论的替代解释或基础，而是被视为对同一心理现象不同层面的描述。神经关联指标不是关系反应的“原因”或“基础”，而是关系反应在生物层面的表现。这种非还原的视角有以下优势：避免了将复杂的心理现象简化为神经活动；保持了心理学解释的学科自主性；鼓励跨层面的对话，而非单向的还原逻辑。

例如，在研究关系反应的大脑相关物时，交互行为心理学框架会将其界定为关系反应过程的生物伴随现象，而不是内在神经机制。这种认知方式使关系框架理论能够利用神经科学证据丰富对关系反应的理解，而不必舍弃其行为水平的解释框架。

3.3.2 与文化心理学的对话桥梁

关系框架理论在解释文化现象方面一直面临挑战：如何解释文化差异和文化影响，而不陷入文化决定论或文化相对主义？交互行为心理学通过其文化行为理论为这一对话搭建了桥梁（Kantor，1982）。

Kantor（1982）将文化行为定义为对刺激被赋予的属性（attributed properties of stimuli），而非自然属性（natural properties）的反应。文化不是独立于个体的外在实体，而是个体在社会交互中形成的反应模式系统。在这一框架下，文化差异不是本质差异，而是历史发展形成的反应模式差异；文化影响不是单向的强制性决定，而是通过具体交互行为实现的动态演化过程。

这种文化观对关系框架理论有以下重要启示：第一，强调文化是通过具体的社会交互习得和维持的，这与关系框架理论的学习观点一致；第二，将文化理解为可分析的反应模式系统，这为研究文化现象提供了行为分析方法；第三，避免了文化本质主义，将文化差异置于历史和发展的背景下理解。

3.3.3 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潜在对话

交互行为心理学与现象学和诠释学存在理论共鸣，为关系框架理论与这些传统的对话提供了潜在路径。行为分析与现象学在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层面存在差异：现象学（尤其是先验现象学）往往将“生活经验”视为意识结构或先验主体的构成活动，强调通过“悬搁”自然态度回归“事物本身”；交互行为心理学始终坚持自然主义立场，将心理事件视为完全存在于自然世界中、可观察的交互行为场，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主体或超越性维度（Pérez-Álvarez & Sass，2008）。尽管存在差异，二者在经验描述和心理过程的理解方面有对话空间。

交互行为心理学对“心理事件”的描述与现象学对“生活经验”的描述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强调经验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都关注经验的具体性和即时性；都试图避免将经验分解为抽象的元素。这些相似点为两个传统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Kantor，1957）。

对于关系框架理论而言，这种对话有助于丰富复杂心理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特别是在涉及意义、价值和自我等主题的认知时。现象学的细致描述可以补充行为分析的功能性解释，提供更全面的人类心理研究图景。同时，关系框架理论的分析框架，也可以为现象学描述提供系统化、可操作的途径（Hayes，1994）。

4 对基于过程的心理治疗和接纳承诺疗法的影响

4.1 RFT交互行为重构对基于过程的心理治疗的直接影响：产生基于过程的行为治疗（PBBT）

基于过程的治疗（Process-Based Therapy，PBT）是近年临床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转型方向，其关键特征是关注焦点的转移，从传统的症候群取向转向识别支撑心理事件的潜在过程（Hayes et al.，2020）。PBT是广义的跨疗法研究框架，以循证心理过程为核心，针对个体独特的生物—心理—社会过程开展治疗，并将扩展的进化元模型（Extended Evolutionary Meta-Model，EEMM）作为元理论框架（Hayes & Hofmann，2022；陈玥，祝卓宏，2024）。Hayes等学者将PBT视为CBT/ACT的未来发展方向，强调个性化、过程导向、突破单一疗法（海斯，霍夫曼，2025；霍夫曼 等，2025）。

PBBT是PBT的行为分析版本，其创立基于RFT对言语行为的理解路径，旨在理解心理痛苦的形成机制，并创建改变复杂言语库的干预方案（Barnes-Holmes et al.，2020）。该疗法完全建立在RFT的核心行为过程AARR上，尤其借鉴了RFT近年来的理论进展，特别是用于概念化关系反应的超维度多层次框架（HDML），以及从中涌现的基本行为分析单元——ROE-M（Relating-Orienting-Evoking-Motivating）单元（王淑娟 等，2024；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更注重关系反应、场域动态和历史演化。RFT的交互行为重构对PBBT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从治疗的目标定位、案例分析框架到具体干预策略，都体现了这一理论演进的深刻烙印。

4.1.1 治疗焦点的转移：从问题行为到ROE-M单元

交互行为重构核心的影响，在于PBBT将治疗焦点从传统的问题行为或症状表现，转向对ROE-M的系统分析。PBBT不仅仅是功能分析，而是基于ROE-M的分析，这意味着功能从未在概念上与关系分离（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这一差异在概念上是根本性的：重构后的RFT将所有功能视为ROE-M单元的构成要素，而非通过传统相依（contingency）模型的视角审视，将线性分析与动态场域分析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在临床实践中，这意味着治疗师需要同时关注关系、定向功能、唤起功能、动机之间的动态交互（祝卓宏，陈玥，2025）。例如，当治疗师识别出个体存在主导性的自我关系模式（如“我很丑”，定向到自己的容貌），需要预测这一模式可能附带的唤起功能，包括检查外貌、消极自我评价、用宽松衣物遮掩、过度运动等。在PBBT中，这些都被定义为趋向（S+）功能，因其在某些语境中可靠且高频地发生；与之相对，回避（S-）功能则指旨在减少不适体验的行为（如逃避社交、拖延等）。

4.1.2 三层自我模型：ROE-M单元的历史演化

PBBT最具特色的临床框架——三层自我模型，直接源于交互行为重构对历史性和演化过程的重视（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该模型按时间演化逻辑，将自我关系模式划分为三个层次：表现层（Manifest Layer）、特质层（Character Layer）和本质层（Essence Layer）（祝卓宏，陈玥，2025）。

表现层（Manifest Layer）：通常与来访者的当前生活相关联，是干预过程中最先识别的层次，涉及个体当前的表面行为和情绪体验（如“我很焦虑”）。

特质层（Character Layer）：与青少年至成年早期相关联，更深入地反映个体对自身的认知与评价，涉及个体的性格特点、行为模式及行为归因方式（如“我不够好”“我不正常”）。

本质层（Essence Layer）：与童年相关联，是最深层的自我关联模式，涉及个体核心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反映了个体对自我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根本看法（如“我不可爱”“我一文不值”）。

这一分层模型体现了交互行为重构对历史行为的核心理解：历史行为并非线性地“导致”当前行为，而是通过“沉积”在当前事件场各要素中而“在场”。三层自我模型正是这一理论的临床体现——当前的关系模式（表现层）是历史行为演化（特质层、本质层）的产物，而这些历史行为层次在当下的干预对话中仍然“在场”，需要通过系统化临床工作逐步揭示和转化。

4.1.3 关系强度的临床操作：HDML维度的治疗应用

HDML框架包含一致性、复杂性、推衍性和灵活性四个维度，为PBBT提供了评估和干预关系强度的具体工具。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师通过操纵这些维度削弱来访者问题性的自我关系模式，每一种维度都具有独特的临床策略和干预目标（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

第一，降低复杂性。当来访者提供大量细节时，表明某一自我关系模式（如“我很焦虑”）复杂性较高，该模式较强且难以撼动。PBBT通过聚焦于其中最痛苦的一个主题或体验，降低关系模式复杂程度，有效削弱自我关系（祝卓宏，陈玥，2025）。治疗师可能会说：“细节总是有主题的，那是你的体验最想告诉你的。所以，在不减少或忽略任何细节的情况下，你认为最突出的感受或体验是什么？”这种干预通过将繁杂的体验“蒸馏”作为核心主题，减少了关系网络的节点数量，使整个模式的可操作性增强、复杂强度下降。

第二，利用一致性。在本质层的干预中，治疗师通过强调某一自我关系模式（如“我一无是处”）如何以近乎线性的方式从童年经历演化而来，揭示其与后续模式（如“我很怪异”“我很焦虑”）之间的历史一致性（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治疗师帮助来访者认识到，这种必然性轨迹如何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塑造了他们的生活，从而促使来访者反思：如果本质层的自我关系从未发生，这是否是他们会选择的生活？通过引导来访者觉察其自我关系模式一致性对其影响，治疗师实际上是在松动“当前模式只能如此”的僵化感，为建立全新自我关系预留出空间。

第三，降低推衍性。当治疗师引入与旧模式相反的新关系模式（如“我是诚实的”）时，该新模式具有高衍生性（即首次被推导出来）、低强度。此时，治疗师的任务是通过创造维持这一新关系模式的语境，逐步降低其衍生性（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例如，建议来访者在家与伴侣进行坦诚开放的讨论，或者在后续会谈中反复回顾和肯定这种新体验。随着新模式的反复“练习”，衍生性逐渐降低、强度相应增强，从而能够在与旧模式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提升灵活性。灵活性是指关系模式对语境变量的可塑性——即模式是否能够根据语境的变化而调整，而非僵化地重复（Belisle et al.，2024）。在临床操作中，提升灵活性的核心策略是创造多种语境，使同一自我关系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功能，打破“该模式只能在一种方式下存在”的固化认知（Barnes-Holmes et al.，2026）。例如，对于“我很脆弱”这一自我关系，治疗师可以引导来访者探索：在哪些语境中“脆弱”带来了连接和关怀？在哪些语境中“脆弱”导致了伤害？在哪些语境中“脆弱”与“勇气”同时存在？通过这种多维度的语境探索，来访者开始体验到“脆弱”并非固定不变的人格本质，而是随语境变化的动态心理功能。这种灵活性正是心理健康的标志，也是PBBT临床干预的终极目标之一。

4.1.4 隐喻的治疗应用：关系网络的操作

PBBT大量使用类比和隐喻，其理论依据即重构后的RFT对这些复杂关系技能的解释早已确立这一事实（Foody et al.，2014）。隐喻在治疗中的应用，确保来访者不会感到被侵犯或被施压；在涉及来访者试图回避的经验时，以间接、温和的方式引导其重构关系网络（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

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隐喻资源，从成语寓言、禅宗公案到儒家经典，无不以隐喻启迪人心。以《指月录》中“磨砖作镜”公案为例：马祖坐禅，怀让问其何为，答曰“作佛”，乃取砖磨之，马祖问“磨砖何为”，答“作镜”，马祖曰“磨砖岂能成镜？”，怀让反诘“坐禅岂能成佛？”（瞿汝稷，1602）。从RFT视角来看，这一公案操作了手段——目的关系网络，揭示了正确方法与目标达成之间不可分割的推衍关系。治疗师借此引导来访者认清心理成长需要遵循合理路径，而非单纯急于求成。我国传统哲学隐喻、本土文化启发，与重构后RFT的关系网络操作深度契合，为PBBT及RFT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支撑。

4.2 RFT交互行为重构对ACT的深化

RFT的交互行为重构，为ACT的实践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深化认知解离的哲学基础

交互行为视角强调，想法（语言刺激）的功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个人反应、当下情境、历史脉络的互动场中不断构建。认知融合的本质，是替代刺激（语言想法）通过交互历史（hi）在当前场域中产生的隐性反应（将想法当成现实并据此反应）。这一界定为解离技术提供了深层次的理论依据：解离不是“摆脱”想法，而是在当下事件场中改变想法的功能属性（Harte et al.，2023）。

4.2.2 强化语境主义的治疗立场

交互行为主义的极端语境主义立场，要求ACT治疗师始终将来访者的困扰置于其完整的生活场域中理解。“抑郁”行为模式，不是孤立的内在症状，而是个体在特定工作压力、人际关系历史、自我描述方式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的事件场中，形成可理解的生活模式（Harte & Barnes-Holmes，2024）。

4.2.3 提升价值澄清的历史敏感性

交互行为视角强调，个体的价值主张深深植根于其交互行为历史和文化情境。治疗师需要引导来访者探索价值在生命历程中的形成过程，厘清当前生活场域中的哪些因素支持或阻碍着与价值一致的行动（Barnes-Holmes & McEnteggart，2024）。

4.2.4 优化治疗关系的场域理解

治疗关系本身是复杂的交互行为场。治疗师的每一句话具有何种功能，取决于来访者的反应方式和当前治疗情境。这一特性促使治疗师更敏锐地觉察自己在共同创建的治疗场域中的角色（Barnes-Holmes et al.，2020）。

5 总结与展望：行为分析的新时代

关系框架理论向交互行为心理学的重构，是行为分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一重构不仅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理论困境，也为行为分析解释复杂人类行为和心理干预应用方面开辟了新的路径（Barnes-Holmes et al.，2026）。通过整合交互行为场论的整体场视角、系统建构方法论和非还原自然主义立场，RFT实现了从相对“机制中心”向“过程系统”模型的转变，提升了其在动态、情境化心理事件分析中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推动行为分析理论进入整合发展阶段。这一理论的发展不仅深化了对关系反应、自我概念、观点采择和价值观等核心概念的理解，也为ACT和PBBT提供了更灵活、更个性化的应用框架。这些转变对临床实践有以下重要影响：第一，要求治疗师具有更高的概念化能力和临床判断力；第二，强调干预过程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第三，重视治疗关系的人性和伦理维度；第四，鼓励治疗创新和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和应用情境。

当然，这一理论重构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场论视角的抽象性和整体性，可能增加临床操作难度；其“领域平等”观念及理论框架，难以直接用于设计可操作、可重复的实验范式；HDML和DAARRE等配套模型的量化工具尚不成熟，实证支持仍需积累，目前仍缺乏能够系统解释复杂语言现象的精确行为原则或实验范式（Barnes-Holmes et al.，2026）。此外，如何在保持理论一致性的同时，实现跨文化适配，仍是重要的挑战。

作为PBT的核心元框架，EEMM为过程导向治疗奠定了多水平选择的进化论基础，能够较好地容纳RFT的核心机制和ROE-M单元的主要成分。然而，交互行为场论强调的整体场动态性、因素平等参与和非线性共时性等特征，难以被EEMM的多水平选择框架覆盖。二者存在的哲学差异，使得PBBT在继承PBT过程导向理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具场论特色的行为分析路径。未来研究可重点探讨如何在广义过程元模型与具体场论视角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保持理论的整合性，又不失去对复杂关系网络动态性的精细刻画。具体可研发精细化、可操作的场论分析工具；开展跨文化、大样本实证研究；加强与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非还原整合；将基于过程的干预原则拓展至教育、组织管理和社区服务等领域。通过持续的理论更新与临床技术创新，使行为分析为提升民众心理健康水平与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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