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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出，梦是通向无意识的重要道路（Freud，1953）。在他的讨论中，传统解梦方式主要包括象征法和解码法：前者将梦视为一个整体，并试图用另一种内容加以替代；后者将梦当作可以逐一翻译的符号系统。与这两种方法不同，弗洛伊德更强调自由联想法，即让做梦者围绕梦的各个片段，不加筛选地报告由此引出的观念、情感和记忆。由此，梦不再只是神秘象征或固定符号，而是通过主体话语呈现出来的心理材料，研究者可以借此探索主体的内在经验与心理活动。

然而，梦是否具有心理意义，始终是梦研究领域的核心争论。自快速眼动睡眠被发现以来（Aserinsky & Kleitman，1953），梦研究一度出现了明显的生理学转向。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将梦理解为缺乏心理阐释意义的生物现象，并试图在大脑中定位生成梦境的功能机制。当代神经心理学研究延续了这一方向，借助高密度脑电图、颅内记录、视频多导睡眠监测、经颅刺激及神经影像等技术，对健康人群、脑损伤患者、神经退行性疾病人群及睡眠障碍患者的做梦过程进行更为精确地考察（Cipolli et al.，2017；Scarpelli et al.，2020；Noreika et al.，2020；Spanò et al.，2020；Wamsley，2020）。这类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回答梦是否具有心理意义，而在于揭示梦发生的生理机制及其神经基础。

同时，神经精神分析学家索姆斯等人的相关研究对将梦简单归结为快速眼动睡眠产物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指出，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唤醒被试，同样可以获得梦境报告；相关神经影像研究也显示，梦的形成并不依赖单一脑区，而是多个脑区的共同参与结果（Fourie et al.，2019；van Wyk et al.，2019）。由此，梦不再被学界简单看作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的浅层心理产物，而逐渐被重新理解为一种涉及复杂心理加工过程的现象。

与此同时，学界关于梦的功能与意义也出现了多种新的理论解释。例如，Revonsuo提出的威胁模拟理论认为，梦具有演练威胁情境的功能；在祖先环境中，个体通过在梦中反复模拟威胁感知与回避行为，可能提高了其在现实情境中应对危险的能力（Revonsuo，2000）。也有研究者继续发展精神分析研究传统，试图在当代研究背景下提出新的释梦分析模型（Roesler，2020）。此外，梦的内容研究也表明，梦并非完全随机或无意义的产物。Bulkeley认为，梦境内容包含大量可观察、可测量和可验证的心理信息（Bulkeley，2014）；其早期研究也指出，梦境内容与个体的日常生活、清醒状态下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一定联系（Bulkeley，2009）。

基于这一思路，部分研究者采用内容编码系统对梦进行研究，即通过编码方式对梦的材料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比较不同人群、性别或文化背景下梦内容的差异（Bulkeley，2009，2014；Altszyler et al.，2017；Domhoff & Schneider，2008）。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持精神分析立场的研究者开始借助实验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的方法，重新考证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压抑、遗忘、情绪和超我等概念（Goodenough et al.，1974；Köhler & Prinzleve，2007；Poskett，2015）。

总体而言，当代梦研究并未简单否定梦的内在意义，而是在不同研究范式中重新界定梦的心理功能。例如，Valli等人的研究发现，遭受严重创伤的儿童会产生更多包含威胁性事件的梦境，其梦境中威胁的程度也比创伤较轻或未受创伤儿童的梦境更高（Valli et al.，2005）。

在变量严格控制的样本实验中，Mota等人发现，梦境报告的词图结构特征，有助于区分确诊精神分裂症、双相Ⅰ型障碍和健康受试群体，并可作为研究性分类的辅助指标之一（Mota et al.，2014）。但这一结果来自特定样本和实验条件，尚不能被直接用于个体层面的临床诊断实践。由此可见，梦既可以作为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对象，也可以作为解读主体心理生活、情绪经验和精神病理状态的重要素材。

基于上述研究脉络，本文拟从研究方法、技术路径与范式取向三个方面，对当代梦研究进行综述。具体而言，本文将梦的相关研究分为三类：其一是以认知心理学为取向的梦的编码内容分析法；其二是以神经心理学为取向的梦的生理机制研究；其三是以精神分析为理论背景的实证研究。下文将分别对这三类研究路径的主要方法、代表性成果及其局限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三类研究并非依据某一种具体技术划分的互斥类别，而是依据研究的首要问题、核心证据与解释目标形成的三种研究取向。梦报告、统计分析和生理记录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取向的研究中。内容编码研究主要以梦报告中的可比较结构为证据，考察梦内容在不同个体或群体中的分布规律；神经生理研究主要以睡眠阶段、脑电活动、神经影像或脑损伤资料为证据，考察做梦发生的生理条件；精神分析取向的实证研究则以做梦者的联想、识别、遗忘和情绪反应为核心材料，检验由压抑、防御或愿望满足等理论导出的具体假设。因此，本文的分类依据不是研究是否使用了某项技术，而是各类技术主要服务于何种研究问题和推断方向。

2 梦报告内容的编码与量化研究

Hall和Van de Castle较早提出了一套用于梦内容编码的定量研究方法（Hall & Van de Castle，1966）。此后，这一路径获得了较多研究者的支持，并被广泛用于梦境材料的分析与整理（Bulkeley，2009；Domhoff & Schneider，2008）。其基本研究范式是：研究者首先从梦数据库中收集梦报告，如DreamBank.net；随后依据既定的内容分类体系，对梦中的人物、情绪、感觉、社会互动、文化元素等内容进行编码；最后统计各类别出现的频次，并借助统计学方法进一步比较不同性别、文化或人群之间的差异。

以Bulkeley的研究为例，其分类体系包括感觉、情绪、认知、自然、角色、社交和文化等维度（Bulkeley，2009）。通过这种方式，原本具有主观性和叙事性的梦报告，被转化为可量化的研究材料。早期的梦内容编码主要依赖人工完成，耗时较长、工作量也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词汇搜索和自动化编码逐渐被引入梦研究，使大批量梦报告的处理变得更加可能。

然而，这一方法也存在明显局限。首先，基于词汇搜索的分类方法通常只能获得较为表层的统计差异。例如，研究者发现某些关键词或内容类别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统计学频次差异，但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充分解释其产生的心理原因（Domhoff & Schneider，2008；Bulkeley，2009）。其次，梦报告作为一种语言材料，往往包含隐喻、转义和潜在意义。若仅依靠关键词搜索，研究者可能忽略梦叙述中的语境、主题结构和象征关系。换言之，梦的核心主题未必总是通过高频词汇直接呈现，某些看似重要的关键词也可能只是叙述中的次要成分。因此，单纯依赖词汇频次这一依据，容易简化对梦内容复杂性的理解。

此外，梦境数据库本身也可能带来一定偏差。由于部分数据库具有公开性，报告者在提交梦材料时，可能会有选择地省略某些私密、羞耻或令人不安的内容，影响梦报告的完整性，并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梦境内容分析虽然提高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但也面临着材料来源、语言歧义和意义解释等方面的问题。

为弥补传统关键词搜索方法的不足，后续研究开始引入语义分析技术。Altszyler等比较了不同梦境数据库中语义分类方法的适用性，并讨论了LSA与Skip-gram等方法在梦文本分析中的表现（Altszyler et al.，2017）。其中，潜在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LSA）是较常使用的语义表示方法之一（Hu et al.，2007；Deerwester et al.，1990）。这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单纯的词频统计，更好地处理词义之间的关联。但由于语言本身具有歧义性，语义分析同样无法完全解决梦报告中的象征、隐喻和主体意义问题。Hu等从数学角度讨论了LSA的局限，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改进思路（Hu et al.，2007）。由此可见，梦境编码内容分析法在推动梦研究客观化和量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仍需要与语境分析、主体报告和质性解释相结合，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梦境承载的心理意义。

3 做梦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

梦的生理机制研究具有较强的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传统。快速眼动睡眠被发现后，研究者能在相对稳定的睡眠阶段中唤醒被试，并获得梦报告（Aserinsky & Kleitman，1953）。随着电生理和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可以借助高密度脑电图、颅内记录、视频多导睡眠监测、经颅刺激及神经成像等方法，更深入地考察健康个体、脑损伤患者、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及睡眠障碍患者的做梦过程及其神经相关机制（Cipolli et al.，2017）。因此，梦的生理机制研究也逐渐形成了多种实验路径。

这类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较为直接地考察特定脑区损伤与梦境特征变化之间的关系。Spanò等人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双侧海马损伤患者报告梦的频率较低，其梦境也较少呈现情节性的场景结构，内容丰富度有所下降（Spanò et al.，2020）。这一结果提示，海马完整性可能参与典型梦境的场景建构和经验组织。不过，脑损伤研究所揭示的是特定神经结构受损与梦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仅凭这一设计仍不足以说明海马与其他神经系统之间的具体作用过程，也不能据此建立做梦活动的完整因果作用链条。

在具体操作上，研究者通常会在睡眠阶段稳定后进行唤醒。例如，当被试在快速眼动睡眠或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维持一定时间，且未发生阶段转换时，实验者会通过非应激性的中性声音刺激唤醒被试；若声音刺激未能唤醒被试，则进一步呼叫其名字。被试醒来后，需要立即通过对讲系统报告其脑海中刚刚发生的一切。随后，研究者将口头报告录音、转录，并依据场景建构测验（Scene Construction Test）或自传体访谈（The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等工具对材料进行评分（Hassabis et al.，2007）。最后，通过统计学方法，比较患者组与正常组之间在梦境报告、场景构成和情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

这类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较为直接地呈现特定脑区损伤与梦境特征变化之间的关联。例如，如果海马体损伤患者在梦的场景建构、情节连贯性或细节丰富度方面明显不同于正常被试，研究者便可以推测海马体可能参与了梦中场景与经验片段的组织过程。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明显局限。脑区损伤与梦境变化之间并不必然构成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即便某一脑区损伤与梦境特征改变同时出现，研究者仍难以直接说明二者之间的具体心理机制。例如，海马体损伤可能影响梦的场景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海马体就是“产生梦”的唯一核心脑区。

索姆斯等人的研究也提示，梦不能被简单还原为快速眼动睡眠的产物。相关研究表明，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唤醒被试，同样可以获得梦境报告。同时，梦的形成也并不依赖某个单一脑区，而是涉及多个脑区和心理功能系统的共同参与（van Wyk et al.，2019）。因此，梦的生理机制研究虽然有助于揭示做梦过程的神经基础，却不能简单回到传统脑功能定位的思路之中，将复杂的梦现象归结为某个脑区的单独作用。

总体而言，梦的生理机制研究为理解梦的神经基础提供了重要证据，尤其有助于说明睡眠阶段、脑区功能、记忆加工和情绪活动与梦之间的关系。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一路径也存在一定限制：它更擅长回答“梦如何在大脑中发生”，而较难回答“梦对于主体意味着什么”。由于梦与记忆、情绪、想象和语言报告等多种心理功能有关，其神经基础很可能是分布式和动态性的，而非可以被简单定位到某一个脑区。因此，在研究梦的生理机制时，仍有必要将神经指标与梦报告的内容分析、主体经验及心理意义结合起来加以理解。

4 梦的心理动力假设及其实证检验

在精神分析关于梦的研究体系中，研究梦的遗忘问题一直具有重要意义。日常经验表明，人们实际做过的梦往往远多于醒来后能够记住的梦；快速眼动睡眠的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现象（Aserinsky & Kleitman，1953）。由此便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主体忘记了已经发生过的梦？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认为，梦的遗忘与压抑有关，即主体在苏醒后会对梦的内容进行某种事后的排斥或驱逐（Freud，1953）。因此，后来持精神分析视角的研究者开始尝试在实验条件下，检验精神分析梦理论所导出的具体假设，如梦的遗忘是否与心理防御机制意义上的压抑有关，但实验研究只能将压抑操作化为识别失败、回避反应或面对自身材料时较强的情绪唤起，这些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压抑概念。

Goodenough等将梦的遗忘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在普通家庭环境中醒来后忘记梦；第二，在实验室中被唤醒时无法报告刚刚发生的梦；第三，个体在夜间被唤醒并报告了梦，但在之后的某个时间点又无法回忆起该梦（Goodenough et al.，1974）。针对这些现象，早期研究者尝试通过实验操控被试入睡前的情绪状态，考察梦的遗忘规律。例如，研究者让被试观看带有压力或强烈情绪色彩的影片，随后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将其唤醒，并要求其报告梦境，再与观看舒缓影片后入睡的被试进行比较。部分研究发现，观看压力或强烈情绪色彩影片后，被试第二天对梦的回忆错误率有所提高（Cartwright & Dymond，1969）；但也有研究未能发现类似结果（Karacan et al.，1966）。这说明，单纯通过外部刺激模拟压力或强烈情绪色彩，并不能充分等同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欲望、冲突与压抑，因此难以直接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稳定证据。

此后，一些研究者重新回到弗洛伊德关于梦和自由联想的基本思路，尝试将实验方法与精神分析概念结合（Yu，2013；Köhler & Prinzleve，2007；Poskett，2015）。一方面，早期实验已支持了弗洛伊德关于“日间残余”的观点，即梦会利用清醒生活中的材料进行加工；梦使用的往往不是日间经验的整体，而是其中的某些细节（Pötzl，1917）。另一方面，有研究与弗洛伊德关于梦具有保护睡眠功能的观点相呼应。例如，Cartwright 和 Dymond指出，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唤醒被试相对更为困难，而这一阶段通常被认为与做梦活动密切相关（Cartwright & Dymond，1969）。由此，梦不仅被视为睡眠中的心理产物，也被进一步理解为与睡眠维持、情绪加工和遗忘机制有关的复杂心理活动。

在这一研究脉络中，Köhler和Prinzleve开展的实验较有代表性。该研究尝试将自由联想方法与心理生理观测指标结合，考察梦的遗忘是否与压抑有关（Köhler & Prinzleve，2007）。研究首先选取未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的被试，训练其进行自由联想，即尽可能不加筛选地说出进入意识中的念头。随后，研究者要求被试报告自己的梦，并从梦报告中提取若干词语或短语作为刺激材料。同时，研究者也从其他参与者的梦报告中提取刺激，以便进行组间比较分析。

在第一个实验中，被试分别面对来自自己梦报告和他人梦报告的刺激词，并围绕这些刺激进行自由联想。为了尽量接近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规则，被试被要求以较低的声音自由说出相关联想，并被告知实验者无法听清其具体内容，从而降低自我审查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同步记录被试的皮肤电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CR），将其作为情绪唤醒程度的生理观测指标。

在第二个实验中，研究者准备了一份包含40个口头刺激的清单，其中20个来自被试自己的梦报告，另外20个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梦报告。被试需要判断这些刺激是否来自自己的梦，并作出“是”“否”或“不能确定”的回答。通过这一方法，研究者区分出两类素材：一类是被试能够识别为自己梦内容的材料，另一类则是事实上来自被试自己的梦、但被试未能识别出来的材料。随后，研究者比较被试在面对这些不同类型刺激时的皮肤电反应，并运用配对T检验、Bonferroni校正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Bland & Altman，1995）。

实验结果显示，当被试面对实际来自自己梦中、但未被识别出来的刺激时，其自由联想过程引发了更明显的皮肤电反应。研究者由此认为，这类“未被识别”的梦材料，并非单纯因为普通记忆衰退而被遗忘，而可能与某种情绪性防御或压抑过程有关。换言之，如果梦的遗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遗忘，相关刺激不应引发更强的情绪唤起；如果梦的遗忘与压抑有关，这些未被识别的材料在重新接近意识时，便可能激活不愉快的情绪反应。

这一实验的价值在于，并未简单抛弃精神分析语境，而是尝试将自由联想、梦材料和心理生理指标结合。皮肤电指标的使用，使研究者能够以相对客观的方式捕捉自由联想过程中的情绪波动，为梦的遗忘与压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种实证支持。不过，这一方法也存在局限。首先，仅凭皮肤电反应解释复杂的情绪变化，其说服力仍然有限。正如相关研究所提示的，若能结合面部肌电等其他情绪指标，可能会更全面地评估自由联想过程中的负性情绪反应（Dimberg，1990）。其次，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如“压抑”“无意识”“防御”，以及“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假说——即梦可能反映主体在睡眠中对清醒时未能实现的动机或愿望所进行的心理加工——本身具有较强的临床性和解释性，要将其转化为实验中的操作性定义并不容易。一旦被过度量化，这些概念的复杂性也可能被削弱。

因此，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实证梦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尝试回应传统精神分析理论难以被实证检验的批评，并通过实验方法考察梦的遗忘、情绪唤起和自由联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精神分析概念进入实验研究时面临的困难：实验室环境难以完全复制分析室中的安全关系、移情情境和自由联想氛围，而某些无意识材料也未必能够在标准化实验条件下稳定出现。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取向的梦研究既需要借助实验方法提高论证力度，也必须保留对主体经验、临床场景和梦的意义结构的关注。

5 三类研究路径的比较

当代梦研究三种主要取向比较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当代梦研究三种主要取向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ree major approaches in contemporary dream research

从整体来看，三类梦研究路径各有优势，也各自面对不同层面的困难。内容编码研究提高了梦境材料的可比性，生理机制研究增强了梦研究的客观性，精神分析取向则保留了梦与主体意义之间的联系。三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分别把握了梦境现象的不同侧面。

由此可见，如果研究者仅将梦当作文本，就容易忽略做梦者如何理解自己的梦；如果仅将梦当作脑活动，就容易忽略梦在主体生活中的心理功能；如果只停留于传统解释，又可能缺乏可验证的研究程序。因此，未来梦研究更适合采用混合方法：依靠内容分析提供可比较的量化材料，借助生理记录提供睡眠和脑活动的客观背景，再通过自由联想、访谈和临床材料补充梦的个体意义。

6 结语

总体而言，梦是高度依赖主体经验和语言表达的复杂心理现象。若在心理学研究中仅将梦视为一种客观材料，便容易忽略梦与主体心理生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梦本身具有易遗忘、易变形和依赖事后叙述的特点，因此，梦报告并不能被简单看作完全独立于主体的研究客体。开展对梦的研究，不仅需要分析梦的内容，也需要将做梦者本人纳入研究，关注其对梦的叙述、联想和解释过程。

从本文讨论的三类研究路径来看，梦的内容分析法推动了梦研究的量化和客观化，使研究者能够通过编码、分类和统计方法，比较不同人群、性别和文化背景下梦内容的差异。然而，这类研究也容易将梦报告从主体经验中抽离出来，更多关注文本中可计算的词汇和类别，而较少处理梦对于主体本人的心理意义。相比之下，精神分析取向的研究更重视梦与主体愿望、情感、防御和无意识冲突之间的关系，但其概念的操作化和实证检验又面临较大困难。神经心理学研究则揭示了梦发生的生理机制和神经基础，却相对难以回答梦对主体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

因此，未来的梦研究可以更多采用混合研究设计：一方面，将内容分析法作为定量研究手段，用于整理和比较大规模梦报告；另一方面，引入自由联想、梦日记、访谈和个案研究等方法，使当事人能够参与到梦意义的生成与解释之中。这样既可以保留梦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也能够避免将梦简化为脱离主体的文本材料或神经活动产物。

此外，梦境只能通过语言报告进入研究视野，这一点本身也值得进一步讨论。当主体将梦转化为语言时，是否已经发生了某种选择、变形或遗忘？哪些内容在报告之前就已经被排除，哪些内容又在叙述过程中被重新组织？这些问题说明，梦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梦本身的内容，也需要关注梦被叙述、被记忆和被解释的过程。

由此可见，梦既是睡眠阶段中生成的心理产物，也是理解主体经验、情绪状态和精神病理的重要材料。临床实践中对梦的广泛使用，说明梦具有丰富的应用价值。当前梦研究已经在内容分析、神经机制和精神分析实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研究范式、概念操作化及主体经验的整合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本文对相关研究路径的梳理，正是为了在不同研究传统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并为后续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层面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Altszyler, E., Ribeiro, S., Sigman, M., & Fernández Slezak, D. (2017).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 meaning: Resolving ambiguity using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in a small corpus of text.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56, 178-187.

[2] Aserinsky, E., & Kleitman, N. (1953). Regularly occurring periods of eye motility, and concomitant phenomena, during sleep. Science, 118(3062), 273-274.

[3] Bland, J. M., & Altman, D. G. (1995). Multiple significance tests: The Bonferroni method. BMJ, 310, 170.

[4] Bulkeley, K. (2009). Seeking patterns in dream content: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word searche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8(4), 905-916.

[5] Bulkeley, K. (2014). Digital dream analysis: A revised method.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9, 159-170.

[6] Cartwright, R. D., & Dymond, R. (1969). Effect of an erotic movie on the sleep and dreams of young me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3), 262-269.

[7] Cipolli, C., Ferrara, M., De Gennaro, L., & Plazzi, G. (2017). Beyond the neuropsychology of dreaming: Insights into the neural basis of dreaming with new techniques of sleep recording and analysis. Sleep Medicine Reviews, 35, 8-20.

[8] Deerwester, S., Dumais, S. T., Furnas, G. W., Landauer, T. K., & Harshman, R. (1990). Indexing by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41(6), 391-407.

[9] Dimberg, U. (1990). Facial electromyography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Psychophysiology, 27(5), 481-494.

[10] Domhoff, G. W., & Schneider, A. (2008). Studying dream content using the archive and search engine on DreamBank.net.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4), 1238-1247.

[11] Fourie, M. M., Stein, D. J., Solms, M., Gobodo-Madikizela, P., & Decety, J. (2019). Effects of early adversity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on empathy for complex mental states: An fMRI investig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9(1), Article 49298.

[12] Freud, S. (195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s. 4-5). London: Hogarth Press.

[13] Goodenough, D. R., Witkin, H. A., Lewis, H. B., Koulack, D., & Cohen, H. (1974). Repression, interference, and field dependence as factors in dream forgetting.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3(1), 32-44.

[14] Hall, C. S., & Van de Castle, R. L. (1966).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dream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5] Hassabis, D., Kumaran, D., & Maguire, E. A. (2007). Using imagination to understand the neural basis of episodic memor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7(52), 14365-14374.

[16] Hu, X., Cai, Z., Hastings, P., Graesser, A., & McNamara, D. (2007). Strengths, limit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LSA. In T. K. Landauer, D. S. McNamara, S. Dennis, & W. Kintsch (Eds.), Handbook of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pp. 167-187).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7] Karacan, I., Goodenough, D. R., Shapiro, A., & Starker, S. (1966). Erection cycle during sleep in relation to dream anxiet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5(2), 183-189.

[18] Köhler, T., & Prinzleve, M. (2007). Is forgetting of dreams due to repressio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using free associations. Swi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6(1), 33-40.

[19] Mota, N., Furtado, R., Maia, P., Ferreira, M., & Cunha, J. (2014). Graph analysis of dream reports is especially informative about psychosis. Scientific Reports, 4, Article 3691.

[20] Noreika, V., Windt, J. M., Kern, M., Valli, K., Salonen, T., Parkkola, R., ... & Lenggenhager, B. (2020). Modulating dream experience: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over the sensorimotor cortex reduces dream movement. Scientific Reports, 10(1), Article 63479.

[21] Poskett, J. (2015). Forgotten dreams: Recalling the patient in British psychotherapy, 1945-60. Medical History, 59(2), 241-254.

[22] Pötzl, O. (1917). Experimentell erregte Traumbilder in ihren Beziehungen zum indirekten Sehen: I. Mitteilung.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37(1), 278-349.

[23] Revonsuo, A. (2000).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An evolutionary hypothesis of the function of dreaming.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3(6), 877-901.

[24] Roesler, C. (2020). Jungian theory of dreaming and contemporary dream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project “Structural Dream Analysis”.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65(1), 44-62.

[25] Scarpelli, S., D’Atri, A., Bartolacci, C., Gorgoni, M., Mangiaruga, A., Ferrara, M., ... & De Gennaro, L. (2020). Dream recall upon awakening from non-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in older adults: Electrophysiological pattern and qualitative features. Brain Sciences, 10(6), Article 343.

[26] Spanò, G., Pizzamiglio, G., McCormick, C., Clark, I. A., De Felice, S., Miller, T. D., ... & Maguire, E. A. (2020). Dreaming with hippocampal damage. eLife, 9, Article e56211.

[27] Valli, K., Revonsuo, A., Pälkäs, O., Ismail, K. H., Ali, K. J., & Punamäki, R. (2005). The threat simulation theory of the evolutionary function of dreaming: Evidence from dreams of traumatized childre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4(1), 188-218.

[28] van Wyk, M., Solms, M., & Lipinska, G. (2019). Increased awakenings from non-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explain differences in dream recall frequency in healthy individual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13, Article 370.

[29] Wamsley, E. J. (2020). How the brain constructs dreams. eLife, 9, Article e58874.

[30] Domhoff, G. W., & Schneider, A. (2008).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ream content at the cross-cultural, gender, and individual level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4), 1257-1265.

[31] Yu, C. K. (2013). Superego and the repression of affective and dream experiences. Dreaming, 23(4), 266-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