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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无论是亚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现场，还是社区服务活动项目，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上海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9）》显示，从2009年起，上海志愿者的注册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19年上海实名注册志愿者的注册率达到18%，比2018年上升了1.4%。同时，57.0%的志愿者表示自己不仅会继续参加，并将增加参与时间，39.5%的志愿者表示会保持现有参与时间。可见，大多数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高涨、意愿相对强烈，未来从事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也更大。

事实上，上述提到的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意愿是一类典型的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简称PSM）。PSM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关注的是人们从事公共服务是否具有自利之外的动机。Perry（1990）正式提出了PSM的概念[1]，并在Knoke和Wright-Isak（1982）对动机定义的基础上[2]，发展了PSM的理论框架[3]。此后，国内学者针对PSM进行了本土化发展，并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PSM的界定测量、影响因素探究等基础理论方面[4]。其中，Hamidullah等（2016）研究表明尽责性和宜人性两种人格特质对PSM存在影响[5]。该研究更多的是从宽泛的人格视角进行探讨，而PSM是一种利他动机，这种利他的积极动机会受到积极人格的影响。品格优势作为一组积极人格特质，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积极性，品格优势是一种积极人格；二是全球性，品格优势的研究样本涵盖全球40多个国家不同文化、性别、年龄等的人群；三是具体性，最初有24种品格优势，分属六大类核心美德，我国学者段文杰等人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将品格优势分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三类[6]。

本研究突破以往从尽责性、宜人性等人格视角探讨PSM的影响因素，以段文杰等人划分的品格优势作为PSM的前因、志愿行为作为后果，探讨其是否可以激发志愿行为，丰富了大学生PSM的前因及后果研究。此外，本研究通过实证可得出哪种积极的品格优势（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更能提升PSM和志愿行为，有利于公共服务部门（学校、公职机关、志愿团队）对大学生进行品格优势的测评和开发，甄选出适合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的人才。

2 研究假设

2.1 大学生品格优势对PSM的影响

Mccullough和Synder（2000）认为品格优势是一种可以持续地使一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有益于其本人和社会的心理过程或机制[7]。Peterson和Seligman（2004）将品格优势定义为一组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积极特质[8]。同样，Niemiec（2014）指出品格优势是一种能使自己和他人受益的能力，其性质是积极的，与思维、感觉和行为相类似[9]。可见，心理学家们将品格优势视为能使个人和他人受益的积极人格特质[10]。由于研究样本在中国，所以本文采用段文杰等人关于品格优势的分类，即品格优势分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三类。

亲和力优势指个体善于灵活恰当地把握人际交往中自我和他人的情感、动机，从而给自我和他人带来积极体验的优势[11]。亲和力优势较强的个体情感细腻，善于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他人、集体融洽相处[12]。已有研究表明PSM在概念上强调“个人关注公共利益，并且激发个人采取相应的行为”[13]。此外，亲和力优势包括善良、爱、宽恕、感恩、团队精神等具体内容。以“爱”为例，陈军（2019）研究发现和谐、互利互惠的社会的建设需要我们提倡关心他人福祉，把社会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14]。外在行为的产生源于内在需求，当一个人需要爱、尊重、信任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外在行为，表现为一些具有责任感、有益的社会服务，即具有利他性质的PSM[15]。因此，本文推测高水平的亲和力优势有利于大学生提升PSM，提出如下假设：

H1a：亲和力优势对PSM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生命力优势指个体表现出对事物的洞察力和创新力，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念，有意识地欣赏美好的事物并怀有感恩之情，保持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发展状态[11]。生命力优势较强的个体由于敏锐的洞察力，往往更容易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表现出自信开朗的精神面貌，进而表现出乐于与人分享、帮助他人等行为特征。李锐等（2015）研究表明拥有较高自我认同和自信的个体在日常行为中更容易做出参与公共服务做社会贡献、选择在公共部门工作等选择[16]，这些行为是PSM的日常表现。另外，生命力优势包括热情、创造力、希望、洞察力、信仰、社交智力等具体内容。以“热情”为例，施让龙等（2017）研究表明热情作为一种源于内在的正向情感或情绪，能够预测个体的成就以及行为表现[17]。由此，具有高度热情的个体更容易做出正向行为，如投身公共服务。因此，本文推测高水平的生命力优势有利于大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提升PSM，提出如下假设：

H1b：生命力优势对PSM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意志力优势指个体在自我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外界不良因素的抵制、对预期目标的坚定，即一种约束本能和欲望的克己自制的能力，包括坚韧、谨慎、自我管理等[11]。意志力优势反映个体的自我管理能力，表现为面对外界诱惑或本能欲望时的节制力，能够帮助个体反复深入且持久地执行目标。孟凡蓉等（2011）研究表明合理的目标设置对提升PSM具有积极作用，在充分考虑个体心理需求满意感的基础上，能够促使目标内化为员工的PSM，带来持久的动力和热情[18]。另外，意志力优势包括批判性思维、自我调节、毅力、谦虚等具体内容。以“自我调节”为例，Bandura（2003）认为只有当个体相信自身可以完成某个任务并且呈现出高度自我效能时，才可能真正执行这个任务[19]。可见，拥有合理的目标、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调节，PSM也越强烈。因此，本文推测意志力优势较强的大学生更容易进行自我管理、设定目标、持之以恒，提出如下假设：

H1c：意志力优势对PSM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大学生品格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

亲和力优势是能使个人与他人受益的积极人格特质。张庆鹏等（2012）研究表明，通过志愿服务，志愿者的被尊重感需求、交友需求等能够得到满足[20]。志愿行为具有的这种“利己”性与亲和力优势的“利己”性质不谋而合。另外，亲和力优势还具有使他人受益的特质。虞晓东等（2016）研究发现，志愿行为是一种利他行为，志愿者的行为是自愿且不计回报的[21]。同样，李虎等（2019）发现大学生之所以参与志愿服务，原因在于其认为志愿工作是有意义的，能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回报社会、尽公民的责任，表现出“利他”性质[15]。总体而言，亲和力优势的“利己与利他”性质，鼓励着大学生产生具有相同性质的志愿行为。因此，本文推测高水平的亲和力优势有利于大学生追求“利他”动机、积极参与志愿行为，提出如下假设：

H2a：亲和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生命力优势较强的个体思维活跃，自信、乐观，充满希望与热情，始终处于蓬勃向上的积极情绪状态[11]。Carlo等（2005）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与志愿行为显著正相关[22]。外倾性个体常常与热情、乐观、好交际等特点相关。同时，范黎惠等（2018）研究表明大学生参与志愿行为会受到情感的影响，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够促进持续参与[23]。另外，龙忆等（2012）研究显示，大学生通过参与志愿行为，开始对自身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肯定自己的社会地位[24]。所以在遇到有需要被帮助的人时，便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其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因此，本文推测高水平的生命力优势有利于个体乐观生活，积极帮助他人、服务社会，提出如下假设：

H2b：生命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意志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对内可以调节心理状态，对外可以调控外在行为，有助于个体抵制不良因素，及时调整目标[25]。在参与志愿行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见各式各样的困难，郭静静（2017）研究表明只有拥有坚定意志力的个体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不断超越自我，才有可能实现目标[26]。此外，依据意志力优势的具体内容，以“毅力”为例，李虎等（2019）研究发现个体志愿服务坚持的时间越长、对志愿经历越满意，后续志愿行为的发生率也越高[15]。大学生的意志力优势可以激发其投身于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的动机，进而做出实际的志愿行为。因此，本文推测意志力优势较强的大学生自我调节的能力更高，能够克服困难、达成目标，提出如下假设：

H2c：意志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大学生PSM的中介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志愿行为的定义基本一致。Snyder和Omoto（2010）研究表明，志愿行为是在组织背景下，个体经过思考之后自愿地对那些需要帮助者实施的长期、无偿的助人行为[27]。在已有文献中，PSM既表现为“利他”又表现为“利己”。如Crewson（1997）调查发现PSM对服务性行为（帮助别人、社区服务）具有正向影响[28]。Brewer等（1998）研究发现具有PSM的人更容易在公共利益驱动下牺牲自我利益［29］。Houston（2000）研究表明PSM强的人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献血、捐款等公益性活动[30]。可见，PSM较强的人更多的是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实现自我的价值，而不单纯是物质上的保障。

此外，王树青等（2010）认为人格特质描述了个体在情感、行为等方面表现出的稳定差异性[31]，能从根源特质方面解释个体动机的形成及发展[32]，因而是影响人行为以及动机的重要因素。同时，Perry（1997）指出人格特质的稳定性和独特性特征会对PSM产生重要影响[3]。品格优势作为一种积极人格特质，具有明显的利他性和亲社会性，能够唤醒大学生的PSM。另外，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中，志愿行为体现的“奉献、友爱、合作”的志愿精神能够深刻影响其PSM，并促进其志愿行为。大学生经过PSM内化更容易感受积极情绪，进而对他人和社会有着更为强烈的服务和奉献精神，提升其志愿行为。即品格优势是通过PSM来影响志愿行为的。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假设H1和H2，提出如下假设：

H3a：大学生PSM在亲和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3b：大学生PSM在生命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3c：大学生PSM在意志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为了减少系统偏差并增强样本代表性，我们在重庆某高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选取了310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并采取纵向调研的方法，数据收集分两次进行，间隔一周。即第一周收集“品格优势”的数据，第二周收集“公共服务动机”和“志愿行为”的数据。调查过程共发出310份问卷，回收了310份完整作答问卷，问卷回收率为100.00%，剔除8份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取302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41%。从调查结果看，性别方面，男性共65人，占21.5%，女性共237人，占78.5%；年龄方面，18周岁及以下的有2人，占0.7 %；19—21周岁的有270人，占89.4 %；22—24周岁的有30人，占9.9 %。

3.2 研究工具

品格优势。采用段文杰等（2012）修订的中文长处问卷（CVQ）[33]。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亲和力优势（32个题项）、生命力优势（40个题项）、意志力优势（24个题项），共96个题项。其中典型题项如“我一向遵守承诺，我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

公共服务动机。采用寸晓刚（2013）修订的PSM量表[34]，该量表包括4个维度：同情心 （6个题项）、自我牺牲（4个题项）、公共利益承诺（3个题项），决策吸引（3个题项），共16个题项。其中典型题项如“我认为大部分的社会公共项目都是必不可少的”。

志愿行为。采用Carlo等（2005）开发的志愿行为量表的中文版问卷[35]，该量表共4个测量题项，其中典型题项如“在过去，你参加过志愿活动吗”。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公务服务动机、志愿行为的测量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81、0.876、0.749、0.801、0.830，均大于0.700，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之前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借助SPSS19.0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10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63.277%，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3.325%，低于50%的判断标准，可见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均分别与PSM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18、0.266、0.309，且p<0.01）；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均分别志愿行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88、0.149，且p<0.01）；生命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不相关（相关系数为0.101，且p>0.05）；PSM与志愿行为倾向显著正相关（r=0.323，p<0.01）。上述结果对假设H1a-H1c和H2a、H2c进行了初步验证，H2b没有得到验证。接下来，我们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注：“*”和“**”分别表示在0.05、0.01水平上（双尾）显著。

4.4 回归分析

4.4.1 主效应检验

考虑到生命力优势与志愿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后文无需检验生命力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以及检验PSM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性别、年龄等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引入以志愿行为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分别对志愿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6：β=0.167，p<0.001；M7：β=0.170，p<0.001），假设H2a、H2c得到验证。这表明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能够显著地促进其志愿行为。

4.4.2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在控制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引入以公务服务动机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分别对PSM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2：β=0.422，p<0.001；M3：β=0.272，p<0.001；M4：β=0.3192，p<0.001），假设H1a-H1c得到验证，表明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能够显著地提升其PSM。

其次，分别做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与PSM同时对因变量志愿行为的回归分析。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如M9所示，PSM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M9：β=0.291，p<0.001），同时，亲和力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不显著（M9：β=0.044，p>0.05），因此，PSM在亲和力优势和志愿行为的关系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如M10所示，PSM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M10：β=0.283，p<0.001）。同时，意志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不显著（M10：β=0.079，p>0.05），因此，PSM在意志力优势和志愿行为的关系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3a、H3c得到验证。

表 2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注：“***”“**”“*”分别表示在0.001、0.01和0.05的水平显著。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1）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对PSM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亲和力优势作用最明显。（2）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意志力优势作用最明显；生命力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点和先前假设不符合，可能原因是生命力优势中涵盖某些具体维度，影响了它与志愿行为的关系，后续需要进一步细化具体维度与志愿行为的关系。（3）大学生PSM分别在亲和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与志愿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5.2 研究启示

（1）进行品格优势的测评和培养。高校可通过线上专业测评软件或者线下问卷调查、访谈法等方式收集学生信息，并分维度、分层级建立相应的品格优势数据库。此外，高校还应重视大学生的品格优势教育，引导大学生认识自身的性格优势，帮助学生发挥优势，如开设品格优势辅修课程、建立不同的优势兴趣小组等。大学生个体则要留意自身的优势运用情况、记录品格优势的动态变化，便于后期对品格优势发展进行总结分析、开展针对性练习，发挥品格优势对PSM和志愿行为的正向作用。

（2）根据品格优势遴选志愿服务人才。根据研究结论，大学生的亲和力优势对PSM的影响最为显著，意志力优势对志愿行为的影响最明显，志愿服务项目在进行人才选拔时可优先选择亲和力优势或意志力优势突出的大学生。具有亲和力优势的个体善于换位思考，与他人、集体融洽相处，“利他性”强；具有意志力优势的个体不仅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克服志愿活动中的困难，还将激发其投身于志愿服务的动机，这两类特质的学生PSM更强，参与志愿活动做出实际贡献的可能性也越大。

（3）促使大学生的PSM向志愿行为转化。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关注自身修养，更需要关注社会、民生，更具使命感和责任感。近年越来越多的赛事、峰会陆续在中国举办，相应的对志愿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不仅要求我们关注志愿队伍的“量”，还要注重“质”。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德育课等教学活动普及志愿观念，增强大学生对志愿行为主体的角色认同，鼓励学生加入志愿队伍。另一方面，高校要搭建好志愿服务平台、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完善志愿活动管理机制、创新志愿服务组织形式，来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的发生频率、延长志愿服务的持续时间。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政策规定大学生必须保证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长，完成后获得相应学分或奖励分。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突破了以往的人格研究视角探究品格优势对PSM的影响，分析PSM在品格优势与志愿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并进行了实证性研究检验，丰富和扩充了PSM的相关研究，也为实践运用提供了可参考建议。但关于PSM的研究还存在些许不足，有继续探寻的空间：

（1）目前关于PSM的前因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部门员工，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前因变量也应当重视个人的内在动机，即从工作本身获得的心理满足。而本文只选取了品格优势作为前因变量，没有将其他变量纳入考虑，同时，生命力优势与志愿行为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未来研究可纳入多变量综合探讨PSM的前因，扩大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并细化生命力优势中的具体维度，探讨这些维度与志愿行为的关系。

（2）PSM研究主要立足于西方文化背景下，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个人英雄主义，与我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完全不同。因此，本土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将PSM这一概念本土化，明确PSM的维度十分必要。

（3）PSM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主要采取的是问卷调查法，调查方法较为单一。因此未来研究应改进并完善PSM的测量方法，可以扩大测量指标，并采用观察法、访谈法等多种测量方法。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作用效果及提升对策研究”（2019-GX-497）；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团队项目（QYGLTD2018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虚拟团队高质量联结的形成及对团队和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一项跨层次追踪研究”（7180203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可持续性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因素与作用效果的追踪研究”（2020M673191）；2019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重点项目“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青少年恢复体验形成及作用的追踪调查研究”（19ZD028）；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恢复体验的影响因素与作用后果：基于大学生的一项追踪调查”（yjscxx2019-101-96）；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生品格优势对个体产出的影响及其管理对策研究”（2019-GX-123）；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德树人背景下大学生品格优势的效能发挥及保障机制研究”（CQGJ19B40）；2019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类本科‘全程多维递进’品格优势管理工程的探索与实践”（2019102）；2019年度重庆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领导由垂直到共享：虚拟团队共享型领导的形成及作用研究”（19JD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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