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
社会发展需要高质量人才,人才培养离不开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又要求专业的教师担任教职人员,而以职前师范生培养和职后教师培训为使命的教师教育就是专业教师产生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学科尚未获得正式认可,仍处于探索、构建和讨论的阶段[1],因此,定期动态监测国际教师教育学科发展动态,能够及时掌握教师教育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有效探明国内外教师教育学科发展存在的差异,并为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是目前国际上人文社科领域权威的科学引文数据库[2],该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被普遍认为是本领域的顶级期刊[3]。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2020年公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显示,2020年SSCI数据库中属于教育与教育研究类的期刊共有263本,其中有7本属于教师教育领域,各期刊具体信息见表1。研究将选取以下7本国际教师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SSCI期刊在2016—2020年刊发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研究力量,包括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机构和作者等、研究热点、知识基础以及前沿趋势。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检索源,根据“出版物名称”检索上述7本期刊于2016—2020年发表的文献,文献类型精确到“论文”(Article),最后筛选出2527篇学术论文(检索日期为2021年1月6日)作为分析对象。文献导出类型选择“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文献格式选择“纯文本”。
表 1 SSCI数据库收录的国际教师教育领域期刊一览表
Table 1 A list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SSCI database
序号 |
期刊名称 |
影响因子(IF) |
在同类263本期刊中的排名(Rank) |
JCR分区 |
1 |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
3.6 |
15 |
Q1 |
2 |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
2.686 |
38 |
Q1 |
3 |
Teachers And Teaching |
2.345 |
55 |
Q1 |
4 |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
2.25 |
65 |
Q1 |
5 |
Teacher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
1.841 |
103 |
Q2 |
6 |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
1.131 |
188 |
Q3 |
7 |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
0.97 |
205 |
Q4 |
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视角,研究利用文献计量法,从国际教师教育的主要研究力量、研究热点、知识基础及研究前沿等方面对文献数据进行分析。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集成了文献计量学、信息可视化技术的理论与方法,将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海量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图像,以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交叉科学研究方法[4]。研究采用CiteSpace5.7.R3对数据进行分析。该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其最大的特征是借助文献共被引分析筛选关键文献,通过时区图展示学科领域的演进路径,以突变探测发掘科学研究的重要节点,并能对文献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共现分析、文献耦合分析和共被引分析,从而展示主题之间的关系。研究将首先从合作网络出发,探究该领域的高产学者及学术群体特征、研究机构以及核心国家/地区群的分布及演变特征。其次,研究从共现网络分析角度,进行国际教师教育的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以探测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其时间分布特点,并以此为根据探讨国际教师教育的未来趋势。最后,研究从共被引分析角度出发,对共被引文献进行聚类分析,以探索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知识基础。
研究以CiteSpace5.7.R3软件作为分析工具,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Author”,时间分片(Time Slicing)选定为2016—2020年,时间切片(Tears Per Slice)为1,选择阈值(Selection Criteria)Top N=50(表示研究提取了每一年内发文量前50的作者作为样本数据),其他选项保持默认项。对2527篇教师教育SSCI期刊论文的作者信息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结果“N=346,E=343”,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57。由此可知,2016—2020年间国际教师教育研究领域有关键作者346位,他们之间共合作了343次。
根据普赖斯定律[5]关于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M≈0.749×√Nmax,其中M指论文数量,Nmax指对应年限中论文发表数量最多作者的论文数量,可以推论:当某作者发表论文数量大于M时,该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而当核心作者发表论文总量达到全部论文的50%时,说明该领域已经形成核心作者群[6]。从表2可见,发文量最高的是Auli Toom和Rui Yuan,为11篇,即Nmax=11,代入公式可得M≈2.48,由此可知,当某作者发表论文数量为3篇(含)以上时,该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研究结果显示,2016—2020年间在7本教师教育SSCI期刊中发文量为3篇(含)以上的作者共有59位,他们共发表文章280篇,占样本数量(854篇)的32.79%,未达到样本数量的50%,因此可以认为,目前国际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表 2 2016—2020年7本SSCI期刊部分高产作者列表(前15名)
Table 2 List of some high-yield authors in 7 SSCI journals 2016-2020 (top 15)
序号 |
发文数量(篇) |
作者 |
序号 |
发文数量(篇) |
作者 |
|
1 |
11 |
AULI TOOM |
9 |
6 |
TIINA SOINI |
|
2 |
11 |
RUI YUAN |
10 |
6 |
MIEKE VAN HOUTTE |
|
3 |
10 |
KAITLIN T TORPHY |
11 |
6 |
PATRIANN SMITH |
|
4 |
9 |
MICHAEL A GOTTFRIED |
12 |
6 |
THEO WUBBELS |
|
5 |
8 |
KLAAS VAN VEEN |
13 |
6 |
ALAN J DALY |
|
6 |
7 |
GEERT DEVOS |
14 |
6 |
CHRISTINE GREENHOW |
|
7 |
7 |
MONIQUE VOLMAN |
15 |
6 |
JANNE PIETARINEN |
|
8 |
6 |
JUANJO MENA |
合作网络分析的中观层面在于探索该领域主要研究机构,从而掌握该领域内较为权威的学术机构及机构间合作关系,并学习这些机构在该领域研究过程中的相关经验。在Cite Space5.7.R3中节点类型选择“Institution”,时间分片选择2016—2020年,时间切片为1年,选择阈值设置为Top N=50,其他保持默认。得到结果“N=248,E=598”,网络密度为0.0195。说明2016—2020年间国际教师教育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有248个,机构间合作了596次。从表3可以发现,2016—2020年间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机构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66篇)、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44篇)、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40篇)。根据普赖斯定律M≈0.749×√Nmax,将Nmax=66代入公式,可得M≈6.08,即发文量7篇(含)以上的机构为该领域核心研究机构。将数据从Cite Space中导出后发现,共有101个学术机构在2016—2020年间发表7篇(含)以上教师教育SSCI期刊论文,这101个机构在2016—2020年间总计发表论文1698篇,占全部样本论文数目(2191篇)的77.50%,超过样本数量的50%,因此可以认为国际教师教育学术机构群已经建立。
表 3 2016—2020年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发文量前十的学术机构
Table 3 Top 10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2016-2020
序号 |
机构 |
发文量(篇) |
国家/地区 |
1 |
密西根州立大学 |
66 |
美国 |
2 |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
44 |
美国 |
3 |
蒙纳士大学 |
40 |
澳大利亚 |
4 |
哥伦比亚大学 |
39 |
美国 |
5 |
威斯康星大学 |
39 |
美国 |
6 |
华盛顿大学 |
36 |
美国 |
7 |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
36 |
美国 |
8 |
乌得勒支大学 |
35 |
荷兰 |
9 |
伊利诺伊大学 |
33 |
美国 |
10 |
根特大学 |
33 |
比利时 |
国内方面,2016—2020年间在国际教师教育SSCI期刊中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是香港教育大学(24篇)、香港中文大学(16篇)、香港大学(15篇)。内地机构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有:北京师范大学(13篇)、华东师范大学(7篇)、北京外国语大学(5篇)。从表4的发文量国际排名可以看出,我国教师教育研究机构与国际相关领域核心机构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内地学术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仍有待提高,今后应继续在教师教育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索,并不断提升中国大学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表 4 部分中国学术机构2016—2020年间发表教师教育SSCI期刊情况
Table 4 Published in the SSCI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by part of Chinese academic institutions between 2016 and 2020
序号 |
机构 |
发文量(篇) |
发文量国际排名 |
1 |
香港教育大学 |
24 |
24 |
2 |
香港中文大学 |
16 |
37 |
3 |
香港大学 |
15 |
41 |
4 |
北京师范大学 |
13 |
54 |
5 |
香港教育学院 |
9 |
75 |
6 |
华东师范大学 |
7 |
92 |
7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5 |
129 |
从宏观角度看,国家间合作网络分析能够体现该领域研究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包括且不限于活跃程度及发展状况等。在cite space5.7.R3中节点类型选择“Country”,时间分片选择2016—2020年,时间切片为1年,选择阈值设置为Top N=50,其他保持默认。得到结果“N=80,E=250”,网络密度为0.0791。说明2016—2020年间对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开展研究的主要国家/地区有80个,这些国家合作了250次。从表5可以看出,发文量最高的是美国,在2016—2020年间共发表教师教育SSCI论文1220篇,澳大利亚(257篇)和荷兰(135篇)分列二、三位。根据普赖斯定律当Nmax=1220时,计算出M≈26.16,即发表论文在27篇(含)以上的国家可以称为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国家/地区。分析样本文献可知,2016—2020年间,共有17个国家/地区发表27篇(含)以上教师教育SSCI期刊论文,17个国家/地区在2016—2020年间共发表2575篇教师教育SSCI论文,占样本数量(2897篇)的88.89%,超过样本数目的50 %,因此可以认为当前国际教师教育领域核心国家/地区群已经成型并日益壮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016—2020年间以1220篇论文称霸国际教师教育领域,比第二名的澳大利亚多了近5倍,这一方面表明了美国在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在国家/地区间、国家/地区群与非国家/地区群之间发展极不均衡。因此世界各国应重视本国教师教育学科发展,努力缩小与核心国家的差距,最终促使教师教育学科真正实现大发展,大繁荣。
表 5 2016—2020年间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发文量前十的国家/地区
Table 5 Countries with the top 10 intern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volumes for the period 2016-2020
序号 |
发文量(篇) |
国家/地区 |
中心性 |
1 |
1220 |
美国 |
0.84 |
2 |
257 |
澳大利亚 |
0.27 |
3 |
135 |
荷兰 |
0.11 |
4 |
119 |
中国 |
0.03 |
5 |
102 |
以色列 |
0.01 |
6 |
102 |
英国 |
0.22 |
7 |
89 |
芬兰 |
0.09 |
8 |
88 |
德国 |
0.12 |
9 |
83 |
加拿大 |
0.03 |
10 |
71 |
挪威 |
0.13 |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发现研究内容间的知识网络关系,挖掘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节点,展示当前领域的知识结构、研究范式、研究主题和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则是以关键词共现为基础,将关键词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对象组成的多个类关键词组合的分析过程。其实质是把不同关键词间的相似性分类到不同的簇中[7]。关键词聚类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精确地剖析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从而提升分析效率和效果。本研究运用“对数似然率”(聚类标签词提取算法之一)计算得到文献关键词网络图谱。结果发现,2016—2020年国际教师教育研究高被引文献有461篇,存在593组共被引关系,形成了9个聚类(对数似然率越大的关键词越能够代表这个聚类)。研究选取内部文献节点数量位列前3位的聚类,并标示出每个聚类内部的高频术语(见表6),发现当前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包括职前教师教育研究、教师比较分析与研究、社会影响与教师作用研究等。
表 6 2016—2020年期间7本国际期刊关键词聚类
Table 6 Keyword clustering of 7 international journals for the period 2016-2020
序号 |
聚类名称 |
大小 |
高频关键词 |
1 |
职前教师教育研究 |
31 |
反思能力、教师意愿、多元文化教育 |
2 |
教师比较分析与研究 |
29 |
未来教师、AAPI、教师语言意识 |
3 |
社会影响与教师作用研究 |
29 |
教师身份认同、教育公平、教学改革 |
该聚类共包含30个节点,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为0.976(S>0.7意味着聚类可信)。通过核心文献梳理(前5篇)发现,该聚类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的主题。
(1)关于职前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研究。Behizadeh等提出教师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思考教育、思考学校、思考教师本体,并调整某些消极的学生观,以及找到教学实践过程中所遇困难的真正根源。他的团队以11个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实习教师为研究对象,让他们每两周进行一次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反思教学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问题的原因,制定下一步的实践计划。结果表明,有76%的描述指向反思性讨论的积极影响,认为讨论让自己对教育教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下一步工作也有了更清晰的方向。同时还有26%的反馈表示:讨论改变了他们对困境来源的看法,如原先将教学实践的主要问题归结于学生的先天能力,而经过讨论和反思后便开始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课程与教学的安排等角度思考教学问题。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培养师范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并让教师成为社会公正的推动者。研究倡导教师树立多元文化视角,以促进教育公平[8]。
(2)关于职前教师意愿的研究。Michael Horvath对311名毕业班师范生进入教师职业的意愿进行了评估,并追踪到191名参与者在毕业1—3年内从事教师职业的状况。结果显示,76%的参与者在跟踪调查时从事教学工作;教学意向与实际教学投入呈中度正相关,意向越强的个体毕业后被聘为教师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教师认同在学生教学满意度与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9]。
(3)关于多元文化教师教育的研究。Cherng等提出以多元文化为导向的国家政策都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第一,职前教师缺乏多元文化意识,难以发挥多元文化教学的作用;第二,更高水平的多元文化意识与更高的教学水平相对应。该研究对2500名职前教师进行评估,发现黑人和拉丁美洲参与者能体现出更明显的多元文化意识,而亚裔美国人在多元文化意识上的表现欠佳。根据研究数据分析得出,多元文化意识与创造良好课堂环境的能力密切相关[10]。也就是说,高意识教师能够更好地创建良好的课堂环境。
该聚类包含29个节点,S值为0.935。该聚类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未来教师形象构建、亚裔与太平洋岛民教师、教师语言意识形态等。
(1)关于双语课堂的未来教师培育研究。Gaines等通过让职前双语教师在课堂上叙述个人经历的方式开展讨论,从历史与未来两个角度出发,让职前教师思考未来可能的自我。叙述内容包括个人过往经历、教育背景、实习经历等,并以此让学生讨论在未来课堂中教师自身对双语儿童成长能够提供的帮助。研究数据来自九个计算机辅助讨论(CMD)的成绩单,这些讨论也被作为课堂活动纳入了教师理论与实践的准备课程中。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双语化发展轨迹以及他们成为双语教师的动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表现,有可能增加所有讨论参与者未来教师的特异性和多样性。讨论过程中的叙述都与教师的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相关,这些叙述也为他们想象未来的自我教学场景提供了信息[11]。
(2)关于亚裔和太平洋岛民教师的研究。Kim等探讨了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API)教师在教学和教师教育中的社会公正内容,重点关注教师的经验、教学法以及教学实践。研究结果显示,AAPI教师通过信仰、教学法和实践等方式来打破白人统治,并且重视多视角和边缘化的声音。政策含义包括支持教师教育方案和学校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并为教师提供机会参与有关其种族身份和教育公平问题的批判性实践[12]。
(3)关于教师语言意识的研究。Bacon等认为以往的研究很少能解释教育中潜在的单语意识形态。因此,他的研究以书面反思、问卷调查和实践报告为基础,采用混合方法分析127位职前及初任教师的语言意识,从而为探讨教师语言意识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涵盖了多个影响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语言意识的因素:生活的本体论、教学取向和关键语境“过滤器”,该框架通过对教育政策、实践和教师准备中的单语意识形态的分析来实现[13]。
该聚类共包含29个节点,S值为0.943。聚类高频关键词包括教师身份认同、教育公平、教学改革、教师承诺种族注意、教学改革、多元文化教育、教育技术开发与应用等。
(1)关于职后教师身份认同的研究。Fransson等对超过15年教龄的75名教师进行了9次调查,并挑选出其中8名表现出高度敬业精神的教师开展了额外调查,调查的工具是通过对前9次访谈的内容进行分析和问卷数据筛选,得到的一个包括五个因素的访谈框架:个人、教学、学校环境、制度环境和专业发展。该研究为理解和归纳影响教师承诺的因素提供了一个扩展的框架[14]。
(2)关于反种族主义教育的研究。Shah等为探讨职前教师如何在日常教学工作中识别和解决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并概念化这些过程,提出了“种族注意”(racial noticing)的理论框架。该研究以三位具有反种族主义倾向的小学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个案研究设计。研究结果显示,他们在数学方法课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种族注意能力,但在学生教学过程中,情境因素影响了种族注意的变化。研究认为,以种族为中心的教师教育更加关注种族和种族主义在学习环境中的影响,可以使反种族主义教学的做法更容易为职前教师所接受。[15]
(3)关于教学改革的研究。Hill等为探讨美国五个学区数学教学实践改革的盛行程度,从这五个美国城市地区的329名小学教师课堂上提取了1735节录像课。结果显示,教师确实使用与改革一致的教学实践,但他们的教学实践仍然没有打破传统的课程模式。研究还发现,这些教学实践的实施质量各不相同。此外,这些做法的普遍性和力度与地区教学改革努力有正相关关系。[16]
被引文献反映的是本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在Cite Space节点类型中选择文献共被引(Reference),得到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将被引频次居前列的文献汇总成表7。
根据文献信息再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找到对应文献,研究者发现,国际教师教育的知识基础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师专业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师教育实践与课程开发等。Avalos等回顾了近十年(2000—2010年)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和教师教育出版物,揭示了教师专业学习的复杂性,以及研究和开发如何认识到这些复杂性,并为人们面对这些复杂性时如何保持乐观态度提供了帮助。[17]Opfer等同样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复杂性理论框架,阐述了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的生成机制以及学习经验对教师知识的影响和教师教育课堂实践的变化。他提出:要理解教师学习,学者们必须采取注重解释因果关系和三个子系统(教师、学校和学习活动)相互影响的方法论实践。[18]Paris等提出文化维持教育学(Culturally Sustaining Pedagogy)的概念,目的在于寻求延续和培养语言、识字和文化的多元化,而这同时也是学校教育民主项目的一部分。研究和实践需要明确抵制目前具有创建单一文化和单一语言社会目标的政策和做法,而应该追求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平等。[19]Zeichner关注以实践为基础的教师教育,他提出确定应纳入教师教育课程的核心教学实践是美国教师教育改革长期传统的一部分。他认为当前的任务在于开发一个不同于以往基于绩效的系统,该系统是基于证据的、可管理的和可持续的,并且不忽略良好教学的重要方面。[20]
表 7 2016—2020年间共被引频次居前列的文献信息
Table 7 Literature information that was cited at the forefront of frequencies between 2016 and 2020
序号 |
被引频次 |
中介中心性 |
发表年份 |
文献标题 |
1 |
52 |
0.06 |
2010 |
Rethink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ampus Co-urses and Field Experiences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Based Teacher Education |
2 |
50 |
0.05 |
2011 |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over Ten Years |
3 |
47 |
0.08 |
2011 |
Conceptualiz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
4 |
46 |
0.05 |
2012 |
Culturally Sustaining Pedagogy: A Needed Change in Stance, Terminology, and Practice |
5 |
44 |
0.03 |
2012 |
The Turn Once Again Toward Practice-Based Teacher Education |
6 |
43 |
0.03 |
2009 |
Improving Impact Studi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ward Better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asures |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7本国际教师教育SSCI期刊在2016—2020年间所刊载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国际教师教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核心研究群体正在初步形成。虽然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但部分学者在领域内影响颇深。核心研究机构群日渐成熟,主要包含密歇根州立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蒙纳士大学等。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核心国家/地区群已经形成,位列前五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中国,以色列,其科研成果影响力较广泛。
第二,近5年国际教师教育研究主要关注教师反思、教师身份认同、教师承诺等内容。通过对2016—2020年国际教师教育研究文献关键词网络的聚类分析,发现近5年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热点主题包括职前教师教育研究、教师比较分析与研究、影响教师教育发展的社会因素等。
第三,实证研究是当前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主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使用普遍。国内教师教育主题变迁基本能与国际上保持同步,后续要加强方法多元化和范式构建,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促进研究在主题、方法和范式上的创新。国内学者还应定期动态监测国际教师教育学科知识结构的分化以及国际教师教育研究前沿动态,面向实践需求及时调整学科研究重点方向与领域,以缩小国内外教师教育学研究的差距,通过借鉴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破解国内教师教育学研究的难题。
[1] 陈永明.教师教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7.
[2] 张佳.国际教师教育领域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教师教育领域八种权威SSCI期刊的可视化分析[J].教师教育研究,2019,31(2):29-36.
[3] 李云星,李一杉,穆树航.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分布特征、研究前沿与知识基础——基于2000—2015年SSCI教师教育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教师教育研究,2016,28(5):115-127.
[4] 易高峰.中国高校学术创业:影响因素·实现机制·政策设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5] D·普赖斯,张季娅.洛特卡定律与普赖斯定律[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9):17-22.
[6] 孙丹,李艳,陈娟娟.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基于五本SSCI期刊(2000—2019年)的文献计量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0,32(4):74-85.
[7] 刘平.基于Cite Space的国内结构游戏、角色游戏、表演游戏研究的比较分析[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0.
[8] Behizadeh N,Thomas C,Behm Cross S.Reframing for Social Justice:The Influence of Critical Friendship Groups on Preservice Teachers’ Reflective Practice[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19,70(3):280-296.
[9] Michael Horvath,Joanne E.Goodell,Vasilios D,et al.Decisions to Enter and Continue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U.S.Secondary STEM Teacher Candidates[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18(71):57-65.
[10] Hua-Yu, Sebastian, Cherng,et al.Multicultural Matters:An Investigation of Key Assumption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Reform in Teacher Education[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17.
[11] Gaines,Rachel. Exploring Possible Selves Through Sharing Stories Online:Case Studie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n Bilingual Classrooms[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18,69(3):209-224.
[12] Kim,Grace My Hyun.Teaching for Social Justice:A Research Synthesis on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Teachers in U.S.Schools[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20,94:1-12.
[13] Bacon,Chris K.“It’s Not Really My Job”:A Mixed Methods Framework for Language Ideologies,Monolingualism,and Teaching Emergent Bilingual Learners[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20,71(2):172-187.
[14] Fransson,Goeran. Highly Committed Teachers:What Makes Them Tick? A Study of Sustained Commitment[J].Teachers and Teaching,2016,22(8):896-912.
[15] Shah,Niral.Preparing Teachers to Notice Race in Classrooms:Contextualizing the Competencie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Antiracist Inclinations[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20,71(5):584-599.
[16] Litke E,Lynch K,Hill H C.Learning Lessons from Instruction:Descriptive Results from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Urban Elementary Classrooms[J].Teachers College Record,2018,120(12):1-46.
[17] Avalos,Beatrice.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over Ten Years[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11,27(1):10-20.
[18] Pedder O D .Conceptualiz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11,81(3):376-407.
[19] Paris,Django.Culturally Sustaining Pedagogy:A Needed Change in Stance,Terminology and Practice[J].Education Research,2012,41(3):93-97.
[20] Zeichner,Ken.The Turn Once Again Toward Practice-Based Teacher Educa-tion[J].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12,63(5):376-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