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怀化学院武陵山片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怀化; 2.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怀化
儿童享有游戏权已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共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明确提出要“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1],培育时代新人。保障幼儿游戏权对提升保教质量、培育幼儿创新精神和彰显幼儿个性发展诉求具有重要价值。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游戏权保障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研究以湘西农村幼儿游戏现状为切入点,探析湘西农村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困境,探寻教育均衡发展视野下湘西农村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出路。
当前关于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制度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对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价值认知、制度支撑和监管反馈等缺乏系统论证,湘西农村地区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立法的观念式微和体系不全等问题则更为严峻。游戏是学前教育场域中必不可少的实践活动,保障幼儿游戏权利对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增益幼儿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相较于保障幼儿受教育权、发展权等在立法层面的受重视度,幼儿游戏权立法保障问题仍未被充分重视。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及要珍视幼儿游戏的独特价值,但并未实质性指出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方向与思路。《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也仅在“儿童权利”条款中有原则性表述。其他涉及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专项规章制度或通知公告等未对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法律依据、基本内涵、区域差异和责任主体等进行明确或统一的规定。结果就是幼儿游戏权利保障被通俗化理解为对户外活动、自由活动的保障,幼儿园教师也因幼儿游戏权利保障体系的滞后而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制约着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理念的巩固与行动的展开。部分湘西农村幼儿园管理者及教师反映,他们虽然对幼儿需要在游戏中成长有所认知,但并未站在游戏作为幼儿合法权益的立场审视该问题,也未在政策文件和相关制度中找到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相关条款或规定。
高级别立法意味着重视程度高、执行力度大和违约成本高。目前对幼儿游戏权利问题的论述常散见于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但皆对“游戏”缺乏关注。真正关切游戏问题的学前教育政策、规章和制度等则处于低层次立法水平,缺少作为特别法或上行法的强制性和统摄性,进而造成幼儿游戏权利保障处于较低层次。值得期待的是,从《草案》的相关表述来看,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有了一定的顶层设计。
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缺乏可操作性的原因在于,多数针对幼儿游戏权利问题的政策文本采取的是“呼吁式”或“倡导式”的语气,且多是宏观视角,所提及内容较为抽象化,难以落地,相应条款的强制性不足,配套的激励措施也不明确。不少湘西农村幼儿园教师表示,虽然幼儿园会定期组织教师培训,也会学习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但是所学内容还是过于宽泛,不具备实际操作性,而且培训内容多涉及的是保育保教或师德规范,较少涉及幼儿游戏权问题。
同时,这种全局性立法视野还存在忽视农村幼儿教育的倾向。地区、经济和师资差异等因素所导致的发展不均衡性,造成了游戏空间、时间、材料及师资等一系列问题。湘西农村地区经济相对滞后、村落零星分布、少数民族杂居和教师素养有待提升的实际,严重制约着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成效。
在行动语境中,幼儿游戏权利的保障面临的问题更具实践性,也更能体现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学前教育事业的窘迫性。
为幼儿提供充裕而持续化的游戏时间是帮助幼儿获得较高游戏体验感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前提。游戏有力地推动着幼儿由“自然我”向“社会我”的心理转换。但是刚性化的管理制度以及农村幼儿园缺乏对游戏价值理性认知的背景下,原本属于幼儿的游戏时间被所谓管理便捷性或生活乡土化所束缚,结果就是游戏时间被挤压或侵占,而多出的时间则被用以教授超年龄段知识或技能。一些教师也存在应付游戏时间,采取形式化或标准化方式指导幼儿游戏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农村家长受升学主义和游戏无用论等观念影响,也要求幼儿园多开展知识教学,少开展游戏活动,严重挤压幼儿游戏时间,侵害幼儿正当的游戏权。
游戏空间是幼儿成长最重要的场域,空间的短缺将严重限制游戏类型、方式和体验。城镇化导致的空间密集化趋势越来越挤压幼儿园办园空间,导致很多幼儿园无力提供充足的游戏场地。湘西农村幼儿园同样面临办园空间短缺问题,因为农村教育用地审批与建设的条件限制丝毫不逊色城镇地区。而在幼儿园内部,室内外游戏空间也面临短缺问题。这种短缺既体现为面积大但游戏空间配置无序化,徒有空间却无法配置梯度化和衔接性的游戏体验;也体现为特定游戏空间内区域设置不合理,多为玩具区而较少涉及玩水区、玩沙区和种植区等空间,严重制约游戏质量,也间接接剥夺了幼儿参与多样化游戏的权益。
绝大多数游戏并不是凭空完成的,它需要借助游戏材料等中介才能完成。但就目前湘西农村幼儿园的基本情况看,其游戏材料仍然不足,既有游戏材料也存在类型单一的问题。譬如户外游戏设备多为塑胶跑道、塑料滑梯和部分秋千等,缺少匹配走、跑、跳、攀、爬等形式的游戏设施和材料,难以满足幼儿游戏的合理需要。且教师更注重材料数量的多少而轻视幼儿的兴趣,导致仅有的材料削弱了幼儿探索未知和快乐成长的“新鲜感”,无形中抑制了幼儿的创造性。
与实体游戏材料短缺相比,电子产品及其附属游戏对幼儿的侵蚀也不容忽视。它们将幼儿从直接感受自然、亲身探索未知和实际交往交友的空间中剥离出来,蚕食着幼儿仅存的游戏空间。这既是电子产品自身虚拟性和娱乐性所致,也跟湘西农村特殊家庭教育环境有关。该地进城务工人员较多,幼儿多为留守状态,多由祖辈照看,但祖辈要么不监管孩子,要么过度溺爱补偿孩子,结果导致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设置的虚境而无法自拔。再加上部分家长闲暇时沉迷于电子产品的错误示范,也加剧了幼儿模仿家长、沉迷网络的情况。
任何游戏均需要保证参与者身心健康,保证游戏过程不出现卫生安全问题。当前湘西农村幼儿园在幼儿游戏过程中卫生安全保障方面的举措乏力。主要原因在于幼儿园及其管理人员对幼儿游戏卫生健康问题缺乏重视度,对游戏中潜在的危险或威胁缺乏敏感性和识别力。湘西不少农村幼儿园既无专职负责卫生安全的保育员,也缺少相应的医疗器材,既无从正规渠道购置幼儿玩具的责任意识,也无专门负责检测玩具安全性与卫生性的规章制度。同时一些幼儿园还存在“但求无过”的免责心态,对具有一定危险性和卫生隐患的游戏设施或玩具采取一刀切的禁止策略。结果导致兼具运动性与趣味性的游戏被搁置,充满自然气息和蕴含童趣的游戏被禁止,幼儿整天被要求坐在教室里看动画片、学唱歌和画图画,从秀丽山河和淳朴民风中吸收优良品质的路径被阻隔。
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离不开幼儿园教师的支持。但就湘西农村幼儿园而言,教师在保障幼儿游戏权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幼儿园教师缺乏幼儿游戏权的理性认识,以至于难以生成自觉捍卫和呵护幼儿游戏权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这其中既有教师专业素养不达标的原因,也有职后培养力度不足的原因。该地区任职的幼儿园教师不少为中专文凭,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职前教育不够,再加上入职后缺少针对性的专业发展支持,导致很多幼儿园教师将自身定位成“看孩子的保姆”,严重削弱了教师的游戏指导权。一些幼儿园教师甚至认为,村级幼儿园的责任就是看孩子,只要饿不着,没生病,就不会出事儿。
刚性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迫使幼儿园教师完全按照制度规定的要求来做,缺少指导幼儿游戏的“自主权”。在实地调查中,湘西不少农村幼儿园存在着忽视课程游戏化的倾向,要求教师进行识字教学、拼音教学。在考核制度中,过于重视智力教学和技能训练的结果,侧重幼儿学会了多少汉字,会背多少古诗词,能说多少句英语等,而幼儿在同伴游戏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集体意识的培育、探究精神的养成与创造能力的塑造等则被弃置。
制度优惠、办园资源和文化偏好上对城镇幼儿园的偏重,间接造成了农村幼儿园处于制度上不被重视、财政上不被青睐和文化上不被理解的尴尬境地。导致农村幼儿园教师产生自暴自弃的情绪状态,常常以消极姿态对待工作,敷衍幼儿的游戏需求与发展兴趣。甚至导致一些村级幼儿园教师习惯于封闭式管理和从事与幼儿游戏无关事项的免责心态,出现对幼儿谋求新知和快乐成长的个性化诉求视若无睹的情况。据了解,湘西城镇幼儿园经费和农村幼儿园经费差距较大,公办园比民办园经费要高,而且城镇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明显强于农村幼儿园教师,结果就是扎根乡土的农村幼儿园及其幼教工作者缺少经费与专业支持,自然会滋生敷衍情绪和职业懈怠。而且很多农村幼儿园教师本身还需要兼顾农忙,就更不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幼儿园和幼儿身上了。
政府要尽快依据顶层法律的立法要求,科学精准地开展幼儿游戏权立法工作,并在充分借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关理念与模式及立足本土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制定严谨科学、条款明晰、责任明确的幼儿游戏权立法文件。同时,依托该文本构建国家立法、政府规章、行业规定一体化的幼儿游戏权利保障体系,发挥政策合力。当然,推进幼儿游戏权立法保障体系建设并非摒弃其他关涉幼儿游戏议题的政策法规,而应当吸收借鉴诸如《家庭教育指导法》《母婴保健法》等政策法规中的有益经验,对诸多描述幼儿游戏权的表述进行统整融合,并以专门法形式固定下来。此外,还应当拓宽视野,吸收借鉴国际上关于幼儿游戏权利立法保障的先进理念与行动模式。如借鉴英国威尔士地区颁布制定的《威尔士儿童与家庭改进计划》[3](Children and Families〈Wales〉Measure 2010)之经验,通过立法唤醒社会对幼儿游戏权的价值认知、多元筹资机制以保障幼儿游戏权落实、多部门协同推动幼儿游戏权利保障、多视角评估幼儿游戏体验,切实推动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幼儿游戏权立法层级上,存在着“上窄下宽”问题,即高位法和顶层法较为缺失,而基层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等数量庞大问题。缺乏《学前教育法》的领航,导致幼儿游戏权立法保障面临无法可依境地。因而要在《学前教育法》颁布之后,统筹解决包括幼儿游戏权式微在内的我国学前教育领域诸多问题。如果《学前教育法》中能出现关于幼儿游戏权问题的详细表述,并就幼儿游戏权的内容、方式、经费、场地和师资等进行专门规定,则能在顶层设计层面保障幼儿游戏权。此外,要发挥高层法的强制性功能,对违反或僭越幼儿游戏权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理性研判和全力追责,划定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行动“红线”。
首先,要明确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的内涵,在认知层面明确幼儿游戏权利保障究竟保障什么;其次,要尝试将抽象化和口号化的政策术语创造性地转化为实体化和可操作的实践术语,确保幼儿教育相关责任主体能够听得懂和学得会;再次,要扩大管理导向型的政策立法保障举措在学前教育领域中的运用范围,将可操作量化和指标划分的政策模式引入到幼儿游戏权利保障规定中;最后,要确保幼儿游戏权利保障举措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语境中,扎根幼儿游戏权保障的实践场域,自下而上地收集和归纳制约幼儿游戏权利保障成效的因素,进而根据地区或幼儿园差异所体现问题的特殊性,针对性地实施靶向式改进。湘西地区可根据当地教育水平和实际情况,单列农村幼儿教育经费,配备体现民族特色的游戏设施,培育熟知民族文化的游戏师资。幼儿园也可以在确保游戏安全性和趣味性的基础上,鼓励教师扎根乡土语境,参与乡村化游戏创造与本土化玩具制作。
幼儿园既要在管理制度上将确保幼儿具备充裕的游戏时间作为顶层设计的构成要素,也要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充分保障幼儿游戏时间。要在观念层面坚决摒弃幼儿不需要过多游戏时间、游戏过多对幼儿发展没有多少益处的错误价值观,在制度层面以文件形式将幼儿每日游戏时间的总量、配置方案和反馈机制等固定下来,在行动层面倡导教师根据幼儿兴趣和需要灵活地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游戏。同时还应该将幼儿园工作中的零碎时间进行创造性运用,巧妙采取形式多样的游戏来满足幼儿游戏需要。例如在入园后的等待时间、在离园前的零星时间内均可开展游戏化的活动。
“任何一种游戏的空间密度、场所、结构属性及其相关设施摆放的位置等,都对儿童的游戏体验产生重要影响。”[4]对湘西农村幼儿园来说,重新拓宽办园空间,增设游戏区域的经济和人力成本都过高,不适合实际情况。因此,对既有空间的优化改进和对既有游戏空间的灵活改造就成为保障幼儿游戏空间宽敞化和适度化的应有之选。要优化改进既有空间,探索游戏与游戏之间衔接和顺承的可能性,譬如在滑梯区设置角色扮演工作区,尝试让幼儿对从滑梯上“摔落”的人进行医疗救治的角色扮演,既能增加游戏种类,也可提升滑梯区游戏空间利用率。要规避严格按照工作区域划分游戏空间的做法,将游戏空间拓展到整个园区,打造“幼儿园就是游戏区”的办园理念。同时注重优化室内游戏空间的结构布局、色彩搭配、游戏风格和幼儿密度,做到游戏空间合理规划。
针对游戏材料种类较为单一的问题,应注重拓宽游戏材料多样性。幼儿园可以联动社区及家长,从本土文化语境中凝练和制作游戏材料。例如针对湘西盛产竹子的情况,创造性地制作竹枪、竹哨和竹笛等玩具,让幼儿近距离感悟民间竹艺的魅力。在购置新玩具时尽可能挑选那些具有多重游戏玩法和多种情境适应性的玩具,确保每个玩具尽可能多地承载不同游戏类型与风格,在不增加购置成本的同时释放游戏的价值效能。此外,还应当在购置和制作游戏材料的过程中,持续向幼儿征求意见,掌握“幼儿想要玩什么游戏”,充分把握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清楚“幼儿应该玩什么游戏”。
要增强游戏风险评估预测能力,通过开展安全培训和聘请儿科专家等方式普及游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引入相关数字资源,帮助管理人员及幼儿园教师树立幼儿游戏安全观念。要提升游戏材料的卫生与安全审查能力,对游戏材料的来源、材质及其身体接触的潜在风险进行理性审查,对游戏后的材料进行及时消毒和归类,同时还应该对容易引发游戏安全事故的场所或材料进行专门防护或隔离。要做好幼儿游戏风险应急预案,幼儿园可以构建幼儿园教师应对游戏突发危险的常态化应对机制,确保突发情况下教师能够冷静及时处理游戏中的突发情况。同时还要注重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干预。例如在模拟歹徒进园和突发地震时,关注幼儿的心理体验和情感波动。
专业素养过硬的教师队伍,是保障幼儿游戏权的关键。针对湘西农村幼儿园教师游戏素养偏低的困境,应当从认知层面、指导策略、管理制度等方面发力。
只有当幼儿园教师深刻理解游戏之于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幼儿身心发展的价值时,才能在价值观层面上重视幼儿游戏、保障幼儿游戏权和创新幼儿游戏方式的动力。这就要求教师自我赋能,不断学习关于幼儿观、幼儿游戏、幼儿游戏权、幼儿游戏指导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在线课程平台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幼儿园保障儿童游戏权的经验,定期参与幼儿园开展的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培训,多向老教师虚心求教,不断提升游戏素养。
要通过多重渠道提升幼儿园教师游戏指导能力,制定常态化的关于幼儿游戏理论与实践指导的培训制度体系,定期邀请学前游戏领域的专家学者到园开展培训,实地把脉幼儿园游戏课程,让教师游戏指导能力不断进阶。要通过撰写活动反思、进行行动研究等方式持续审视自身专业素养缺失问题,立足实际开展专业规划,进而在深刻把握幼儿游戏规律的基础上寻找增强游戏指导力的可行思路。要加强幼儿园教师关于如何有效组织和开展游戏活动、如何识别幼儿在游戏中的情绪体验、如何为游戏投放适切的游戏材料、如何评价幼儿游戏表现等方面的培训,帮助幼儿园教师成为懂游戏、懂幼儿的人。
要赋予幼儿教育相关规章制度以人文性,关切幼儿园教师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尽可能多地为教师提供便利,以激发幼儿园教师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和热情的动能。要尽可能补足幼儿游戏开展所需的时间、空间、场地和材料等,确保幼儿游戏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物可玩、有师相伴的有序状态中,为幼儿游戏活动提供专门化和全方位的支持。
[1] 中国政府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EB/OL].[2022-07-06].https://www.nwccw.gov.cn/2021-09/27/content_295436.htm.
[2] 谢高明.儿童游戏权利的教育价值及其保障策略[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5):43.
[3] UK Government Legislation.Children and Families(Wales)measure 2010[EB/OL].[2022-07-11].http://www.legislation.gov.uk.
[4] 刘莉,杨川.乡村幼儿园儿童游戏权利保障现状调查研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1,3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