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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图景变幻莫测，单一学科的知识逐渐无法满足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需要，专业间的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顶尖高校不断实践跨学科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打破学科壁垒、体现学科交叉”已逐渐成为全球学术体系的共识。近20年来，随着我国加快国际化进程，步入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国内大学也开始积极探寻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而外语能力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有效社会资源，促使中国各高校开始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探索。2018年，“新文科”战略的提出，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做出明确规定。

在这一背景下，已有不少研究聚焦“科教兴国”“一带一路”等具体的某一国家战略或政策，对复合型外语人才所需的核心素养进行分析（周谷平等，2015；徐飞，2017；郭鸿杰等，2021）［1-3］；也有学者梳理了我国外语教育随国家战略发展而发展的历程，对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蔡基刚，2017；沈骑，2019；戴炜栋，2019）［4-6］；还有学者就复合型外语人才如何实现传统角色的转变以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发表了见解（朱哲等，2019；蒋洪新等，2020）［7，8］。一方面，中国“入世”之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社会需求在受到国家战略影响而变化的同时，也反过来对外语战略的制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政策依据国家战略而制定，进而规定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然而，鲜有文献着眼于梳理近年来国家外语战略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并探析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及能力要求随着二者的变化有哪些新的改变。因此，本文以近20年来国家战略和政策文件为切入点，探讨这两大研究问题，以期为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带来一些借鉴与参考。

2 高等教育市场所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重视与社会需求的契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高校专业设置的第一准则是社会需求，这是王道。”因此，探究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市场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是了解我国所需要培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以及外语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前提。

目前我国语言服务市场总体呈现出“低端市场鱼龙混杂，高端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9]。基础语言服务行业总体市场规模大，但企业规模小而分散。由于没有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应的规章制度，语言服务行业准入门槛低，多而杂的中小型语言服务企业陷入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其主要表现为企业试图以低价获取更多的市场交易份额，而薪资的一再降低导致行业整体向低学历、技术性工作倾斜，基础语言服务市场逐渐供大于求，阻碍了行业自身的良性发展。与低端市场相反，提供高端语言服务的企业却常常处于人才紧缺的状态。高端市场对语言服务的要求更加精细化，对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a)的人才所需技能的比重要求也有所不同。

非通用语种人才与通用语种人才一样，肩负着与外国沟通交流、传播中国理念、参与全球治理的任务，所以两者所需能力并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市场所看重的通用语种人才和非通用语种人才所需的能力排序有所不同。

2.1 通用语种与非通用语种人才共通的能力要求

经过对既有研究中多个外语人才市场需求调查数据（戴曼纯，2016；陈宏志等，2013；全巧英，2018；吕娜，2017；Liu Y，2015；史兴松，2014；魏兴等，2018；张文霞等，2017；姚亚芝等，2018）［9-17］的分析，本文将近几年市场最需要的外语人才的能力总结为外语能力、学科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2.1.1 外语能力(b)

21世纪初，人才强国战略的推行使得企业与高校更加重视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各行各业都急需掌握笔译、口译、商务外语等语言技能的人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新时代市场对通用语种人才的语言能力做出进一步要求。国际贸易的增加使企业间需要进一步深入合作、拓展业务，比起“读写”能力，侧重于交流的“听说”能力成为多家企业最看重的语言基本功能力（魏兴等，2018）[15]。此外，张文霞等人在2017年的外语能力测评现状及需求调查中表示，学术英语是高校外语学生亟待提高的能力项[16]。2018年，新文科战略的实施鼓励我国学者不断向世界学术前沿迈进、发出中国的学术声音，这促使学术外语又一次成为外语教育关注的焦点。新时代的外语能力更加注重与学术能力相结合，通用语种人才的学术外语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成为外语教育界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2.1.2 学科能力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提出后，外语作为学习西方知识技术的工具，和其他学科，尤其是实用类学科的融合日益加深，“文化强国”“新文科”“一带一路”倡议则也支持人文类学科与外语相复合，注重人文素养的培养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在国家战略的影响下，复合型外语人才不断增加，逐渐使外语以外的专业知识成为通用语种人才市场的基础竞争力之一。同时，新时代专业学科被赋予新的使命——与国际融通，即吸收国外知识的同时将研究工作传播到世界。蔡基刚（2020）认为，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复合方式是通过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去研究另一学科的知识是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和传播的[18]。从这一角度来说，通用语种人才所需的学科能力包括政治学、商科、医学、工科、法学、计算机等知识，几乎涵盖所有学科。进行语言与学科复合培养出来的人才主要可以从事专业教科书和科研文献翻译和编辑工作、未来该领域的外语教育工作并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此外，由吕娜（2017）针对黑龙江省内共20个相关单位及若干翻译工作者（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翻译公司）的调查可知，黑龙江省的翻译工作涉及学术（12.96％）、商贸（30.14%）、国际交流（32.11％）、政务（9.58％）等多个领域，企业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专业性需求迫切[12]。

2.1.3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让高端专业国际合作得以实现，还对广泛宣传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起着决定性的帮助作用。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跨文化意识、外国背景文化知识、外语思维、国际商务交际能力等。史兴松（2014）的调查显示，中国外派人员的跨文化认识低于欧美、日韩人员[14]。在我国日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节点，对于具有一定程度语言能力的通用语种人才来说，跨文化能力甚至有着超越语言能力的重要性。此外，“一带一路”的提出引起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热潮。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次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这一级学科。而作为兼需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能力的领域，区域国别研究也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要求。

2.2 通用语种与非通用语种人才在能力需求上的不同排序

从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需求来看，随着“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沿线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急需拥有扎实基本功、能够熟练运用沿线国家语言进行各种交流的非通用语种人才。虽然目前我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所备案的语种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语种数量上的要求（101种）[8]，但能为国家战略提供优质服务的非通用语种人才依然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戴曼纯（2016）在调查中指出，“小语种人才是‘有无’的问题，大语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10]因为与非通用语种相比，我国通用语种的外语人才培养起步早、外语能力的训练相对系统成熟，熟练掌握通用语种外语能力的人才并不罕见，且通用语种人才的外语能力水平随着激烈的竞争不断提高，因此，市场不再满足于趋于饱和的单一型外语人才，转而关注其学科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对非通用语人才而言，具有高外语能力的人才尚未满足市场需求，所以非通用语种的外语能力仍然是市场的首要考虑指标。

综上所述，当前高等教育市场所需要的是具有良好的学科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能力的高端复合型外语人才。其中，市场对通用语种复合型人才的学科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更高，而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外语能力更受重视。为此，我国在战略和政策层面都针对这样注重“复合”的市场需求做出了回应。

3 外语发展战略所要求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我国的国家外语战略跟随国家的整体教育战略而起舞。换言之，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塑造着国家外语战略的发展之路。因此，要想厘清新时代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首先须要理解国家战略及其对于外语人才培养的影响。本文根据我国外语发展战略的制定目的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满足国内发展的需求，将外国的科学文化知识“引进来”的战略；另一类是为使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推动我国的文化科技“走出去”的战略。

3.1 将科学文化“引进来”的复合型外语人才（2000—2010年）

20世纪之前的外语教育多为专门用途而服务，着力于培养能跟上国际水准的科技人才。20世纪末，世界科技革命出现新的高潮，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当时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又滞后于国内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模式急需新科技。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于1995年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面向全社会，尤其影响着企业、科技工作者和学生群体。战略为解决科学技术的落后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大力推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外语充当吸取外国知识科技的工具。同时，在全社会学习科学技术的呼吁下，外语与科技领域，多为理工类学科的复合发展起来。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进一步培养了解国际前沿的知识与技术的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外语在战略中继续发挥作为国外智力经验引进工具的作用，功用价值突出。2000年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不断加速，国家对人才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且国家人才需求从科技领域拓展到了社会的各行各业。200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主要针对人才和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做出意见指导。根据人才强国战略，中央批准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开发国（境）外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完善出国（境）培训管理制度和措施”“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海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推动我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其中，为满足我国的科技需求应运而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平均每年有近300位外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并聘请全球上百位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利用外语将国际前沿的科学文化引进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2003年完成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应用系统总体建设、研制了“联想深腾6800”超级计算机，且在基础研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高技术研究发展、资源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领域都取得重大成果。

上述分析可知，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应对国内人才资源不足而提出的对策，以满足国内发展需要。在这两个战略的指引下，外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工具性，主要服务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知识、文化、技术等“为我所用”。由于当时社会对于快速发展科技的需要，国家战略鼓励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外语人才，因此这时的“复合”主要体现为，外语作为吸收先进知识的载体，与具有高实用价值的学科进行复合。换言之，2010年以前，在以“引进来”为目的的战略下，我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内涵主要表现为外语和理工科的复合，强调所复合学科的实用性。

3.2 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2010年至今）

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节点，2010年以后的外语作为完成全人教育、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体现出语言除工具性外其本身的人文价值。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国家逐渐将目光由国内转向世界舞台。2011年，我国对外谋求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对内谋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达成和人民精神需求的满足，党中央颁布“文化强国”战略，着重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强国”战略对高校外语教育提出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要求，同时号召在外语教育教学中加入体现国家意识的思政元素，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性。在该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对外汉语的需求大幅提升。此时，我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承担着“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跨文化交际能力开始受到重视。

2013年，在中国进入大规模“走出去”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双重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外语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载体，外语能力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战略资源被重新审视。同时，外语作为和沿线国家交流沟通的桥梁，专业领域内的工作交流工具及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体现出“文化强国”战略所强调的外语自身的人文性。而与“文化强国”战略不同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要实现高端专业国际合作，除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外，复合型外语人才还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学科能力成为衡量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关键指标。

除此之外，“一带一路”还对我国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储备提出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官方语言就多达53种，涉及九大语系（王辉等，2016）[19]。其中，除各国通用语或民族共同语之外，俄语、阿拉伯语、法语、英语也仍然使用广泛。对此，学界呼吁，“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要语言铺路，语言人才先行[20]。目前我国高校培养的非通用语种人才数量正努力向“一带一路”的战略建设需求靠拢，除非通用语种人才外，有专业素质、创造能力、管理能力，能够完成专业交流、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也在增长，但依旧供不应求。

2018年，为响应“新文科”战略，学术外语能力成为高校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重点，且专业融合所要求的学科能力、国际学术交流所要求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再次被强调。

首先，“新文科”强调倡导学科交叉，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学科能力提出要求。与“一带一路”下的经济贸易或全球治理所需的专业技能相比，“新文科”战略要求的学科能力更偏向于学术理论体系。对此，高校针对“新文科”战略复合型外语人才学科能力培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实践，例如北京大学“外语与外国历史（考古学方向）专业”的联合培养方案，旨在培养具有考古学专业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并且能运用所修外国语言进行交流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同时，“新文科”战略赋予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代表中国交流发声的使命，这意味着跨文化交际能力仍然必不可缺。战略要求文科学者立足中国大地，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中国制度，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规则、具有中国立场、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到改革开放三十年（2010年前后）这一节点，国内发展需要基本被满足，转而放眼国际舞台，此时根据国情制定的外语战略也随之变化。这两个阶段外语战略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外语由“引进来”的工具转变为“走出去”的工具。顾名思义，“引进来”是科学与文化的输入，“走出去”是科学与文化的输出。也就是说，复合型外语人才所需能力的侧重点由汲取知识的学习能力，变化为沟通表达的交流能力。外语在前后两个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自然相应地对国家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规定。2010年前的战略强调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外语人才，2010年后的战略则更多地提及要培养具有人文素养，能够传播我国文化、参与国际学术或国际治理的国际型复合型外语人才。随着未来我国全方位“走出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或会更加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面向国际的能力。如今已经可以看到的是，政策正大力支持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等国际型复合型外语人才。

4 我国外语政策所规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我国制定了各种教育政策，对政策的指导文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与战略有良好的对应性，它们规定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探究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内涵及能力的新变化，需要从分析规范外语教育的政策入手。

与国家战略相对应，政策也由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节点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

2010年以前，着眼于满足国内发展需求的外语政策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相对应，将科学文化“引进来”。该政策的规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实用技能型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通过外语掌握外国实用的知识技能，建设祖国。2010年以后的政策与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相对应，以推动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目的，培养面向国际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强调人才参与国际交流的学术外语能力、学科能力、跨文化能力，综合素养以及非通用语种、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

同时，本文根据政策对复合型外语人才所需能力要求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4.1 掌握实用学科技能

为响应“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国务院于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我国的教育方向做出指导。《纲要》中提出要“培养应用、技能、复合型人才，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各种外语人才”指掌握外国知识技术并能够对国家建设有所贡献的人才，外语人才承担“吸取知识，为我所用”的任务。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相吻合，被这一政策所规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体现出应用型、技能型导向，外语主要与经贸、法律、新闻或理工科进行复合。

其中，南京大学是最早尝试将外语与实用学科技能融合的高校之一。南京大学的“英语+国际商务”专业，将英语专业教学、国际商务专业教学、计算机应用三方面结合起来，以专业的英语教学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习惯和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商务课程使学生掌握国际上的商务规则、理论与政策，计算机应用教学则使学生掌握实用的商务软件的操作技能，培养英语国际商务方面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

4.2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由于我国国情的变化，国家战略也发生了由国内放眼国外的显著变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下，政策表达出对复合型外语人才进一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国务院于2012年颁布了《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两份意见。意见表明，为增强高校的创新能力，学科交叉依然是外语人才培养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应用、技能型复合型外语人才，文件还强调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文化表达能力和国际学术能力，也就是高等教育市场所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能力中的学术能力。此外，第二份意见表明，外语不仅要扮演弘扬中国优秀文化载体的作用，还作为一种语言文学发挥自身的人文性，旨在提升复合型外语人才在世界学术舞台展现的综合素养。此后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与“新文科”战略呼应，与两份意见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定位变化。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从两份意见中“增强中国学术影响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变化为《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的“引领世界学术方向”，意味着政策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学术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综合素养的要求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以清华大学为例，我国高校每年会举办以“世界和平论坛”与“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为代表的上百场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积极落实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政策。

4.3 助力参与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带来了语言人才的需求，于是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尤其针对“一带一路”的需求，对人才培养进行规定。《规划》一方面针对“一带一路”所需的人才缺口提出对策，力图解决关键语种复合型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紧缺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低端翻译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进行行业规范，促进语言服务市场良性发展。上文所提及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也鼓励人才参与全球治理，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再次提到要大力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以便中国今后“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的教育交流合作”。为满足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以上三份政策文件一方面针对“一带一路”，对复合型外语人才提出了非通用语种、特定领域的专业外语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的要求，另一方面力求向国际组织输送复合型外语人才。

北外是国内最早开始探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院校，自2010年起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经过七年的探索，正式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其中硕士项目实施“1+1+1”的三年制，一年在北外学习，一年海外留学，半年左右到国际组织及相关机构实习，剩下半年至一年撰写学位论文，并鼓励学生申请外方院校硕士学位，为国际组织培训、输送中国人才。

综上所述，新时代我国的政策指导文件要求复合型外语人才掌握实用学科技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助力参与全球治理。其中，“掌握实用学科技能”是作为满足国内发展而提出的政策举措，但随着我国国内发展需求得到满足而转向探索国际治理，其内涵也由“吸收”转向“创造、交流与分享”。因此，这三项能力逐渐统一指向“面向国际，输出中国理念”这一目标。为满足这一目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学术体系，复合型外语人才需要具备的学科能力由理工类学科拓展向如法律、社会科学等广泛的领域；为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全球治理，外语学术能力、跨文化能力是当前复合型外语人才备受重视的新能力。同时区域国别、国际组织人才成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新方向。政策响应战略，随着我国不断与世界合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战略上继续“走出去”，政策也会依此制定更多培养面向国际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方案。复合型外语人才不仅担负吸取国外知识的任务，还将成为中国知识、思想的载体，将中国的声音分享给世界。

5 结论

我国外语战略跟随国情而变化，而外语政策根据外语战略的需求，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及能力要求进行规定。本文依据上述对战略、政策及其之间关联性的分析，将新时代我国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的新的内涵及能力要求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宽广的专业能力。政策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学科能力的要求最初是为满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用外语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但随着我国国内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战略转向探索国际治理，其内涵由“吸收”转向“创造、交流与分享”，政策鼓励复合型外语人才所复合的学科也由起初的理工科拓展向涵盖文理的所有学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区域和国别等学科的专业能力备受关注。

二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治理的愿望下，外语政策响应“文化强国”“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加大对外汉语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力度。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和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要充分了解中华文化，并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以完成跨文化交际。

三是外语学术能力。为满足“新文科”战略，政策更加重视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外语学术能力。旨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学术体系、引领世界学术方向，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推广中国理念。

政策所要求的这三项新能力是为了让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更好地“走出去”，“面向国际，输出中国理念”，即为战略目标而服务。复合型外语人才未来将成为中国知识和思想的载体，向世界分享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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