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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教育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涉外人才重要使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失语症业已成为新文科建设与人文教育亟待解决的顽疾。同时，自从中国英语的概念被提出并与中式英语区分之后，其地位与作用也被广泛认知，外语教学理念中，对标准英语的生硬固守和单一文化输入理念已被逐步颠覆，语言变体概念使得外语教育中文化融合与传播的路径与战略找到了适切的理论依据。至此，文化失语视阈下中国英语的思政之维日益彰显，并受关注。

1 文化失语：中国文化的输入缺失

鉴于对语言与文化密切关系的认同，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在专注英语技能的传授的同时，也注重英语国家文化的输入。在长期英语语言文化单向的教学中，外语专业学生的语言水平逐步提高，国际视野不断拓展，对西方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适应度日益提升。然而与此同时，大量调研表明，许多英语专业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谈到中国文化时词不达意甚至无法表达，对中国文化表达有信心的比例不超过10%。从对比数据得知，相对于中国文化表达，大部分学生更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的英语表达，在国际交流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存在已久（段传铭等，2019；肖福龙等，2010；左娟霞，2019）。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外语界的跨文化教育大都以灌输英美文化为主要内容，只满足于提高语言知识和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需求，却未能满足学习者既能输入也能输出的双向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需求（郑军，2007；赵凌志，2020）。这里所说的“输入”是指理解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输出”是指解释传播母语文化的能力。不难发现，国内传统的跨文化教育模式主要关注的仍是单向认知与文化适应能力，反复强调如何克服语言障碍与民族中心主义，并建议如何走向目标语文化并进行认知与适应，但并未把诠释本土文化的能力置于同等地位，即使有，也是停留在口号式的孤立意识中。忽略母语文化的英语教学造成了跨文化交际的心理障碍，甚至自卑心理。大学生对目标语文化的掌握情况较为可观，但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却不容乐观。可见这种传统外语教育模式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输入缺失，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当下，单向的外语学习和文化输入已经不再适宜。在这个时代，英语已经成为承载全球各国文化并用于跨文化交流的国际通用语言，它包含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过程与内涵，需要从学科高度加以重新认识。

2 英语变体：国际语言的本土载体

英语变体是英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与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文化接触、融合而产生的英国本土以外的社会地域变体。根据《朗文语言教学和应用语言学辞典》的定义，变体是一个中性术语，用来指语言、方言、洋泾浜或克里奥耳语等（Richards，2000：435）。任何一种变体在语言学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新变体的产生往往是语言与新环境相互作用引起的。根据Kachru（1996：2）的理论，使用英语的地区可分为三大块：内圈、外圈和扩张圈。正如现实中的英语应用范围，英语已经不再是英美人所独有，它是一种国际语言，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并达到各种目的。换言之，英语已经从狭小的内圈拓展到了广阔的扩张圈。无论是作为母语、第二语言或外语，这三种形态都存在以标准英国英语为核心，又分别与标准英国英语有不同程度差别的共同特征。在英语的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每个民族的学习者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会受母语的正负迁移的影响，其本土化的特征也会越来越明显。于是出现了各种英语的变体形式，如“印度英语”“澳洲英语”“新加坡英语”“中国英语”等，每一种变体都以英语的基本载体呈现出不同地区的本土语言特征。

从文化失语的视角来看，英语的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也是我国语言教育必须正视的教育生态。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另一个现实是英语教育的本土化。英语教育的本土化是指英语与本土教育语言和文化长期接触而发生变异的产物。在英语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向发展，英语全球化是本土教育不可忽略的前提和基础，而英语的本土化教育又是英语全球化及教育全球化竞争的必然结果。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本土化教育过程中，对于国际语言的适应与国际视野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同时本土文化教育的国际化输出和本土文化的国际身份认同才是我国语言教育规划更加深远的目标，具有现实的思政意义。因此，英语变体作为国际语言的中国本土载体在理论上为中国英语的正名提供了强大的依据。

3 文化传播：中国英语的思政之维

19世纪中叶，上海等城市开埠以后被“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所取代(a)，并盛极一时，最后演变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在英汉语言300余年的接触史中，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从服务东西贸易到参与全球的过程。这一重要的历史变迁也恰恰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演变，这是中国英语应运而生的充分性，是一种“自然选择”。

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采用负载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英语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简称为ELF）是最直接的路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英语跻身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简称为WE）的进程。这是中国英语顺势而为的必然性。中国英语研究越来越得到了学界主流的关注、认同、接受（高一虹 2015）。中国英语既是英语在中国本土的语言变体，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载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使用的英语必然呈现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赤脚医生”（bare-foot doctor）“七夕节”（The Qixi Festival）以及“儒学”（Confucianism）等都属于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而非不符合规范的中国式英语。

从广义上讲，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受中国本土文化影响而使用的英语，一方面包括英语的共核部分，另一方面则包括中国本土化英语特征。狭义上讲，它是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用来表述中国社会文化的英语（高超，2006）。

从英语作为语言变体而言，中国英语是一种规范、合理的使用形变体，是国际语言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英语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产物，是世界英语大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中国英语的语言教学特征而言，中国英语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句子和篇章等层面，依赖于语音、词汇和语义的结合。其中词汇层面的特征最为显著（文秋芳等，2003）。

此外，从语言的文化传播功能而言，中国英语反映与传播着中国社会文化，充实着世界英语的词汇意义，体现着国家现实的教育战略，具有丰富的思政价值。

站在思政教育的高度，中国英语的现实价值是多维的。首先，它具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意义。文秋芳（2019）将“国家对外话语表述”纳入“国家语言战略能力”范畴。中国英语在国家语言能力的宏观范畴中发挥着越来越瞩目的作用，涉及对外话语构建的国家战略层面。其次，中国英语具有塑造中国文化形象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唤醒并强化本土文化的身份认知，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壁垒，消除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和曲解，重塑中华文化自觉、自尊、自信。其三，它对深化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国内外语界一直按照Quirk的ENL/ESL/EFL理论，把我国英语教学定位为EFL教学，而对ELF研究不力，在教学实践中更无从谈起。我们认为，随着中国英语的成熟和研究的深入，大学英语教学观念和英语内涵将发生解放性转变。总之，中国英语是一个贯穿历史描述、理论建构、战略决策的学术性、实用性、智库型研究。在跨文化国际交流的宏大领域中，中国英语集跨学科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于一体，深入展现着在培养本土涉外人才家国情怀、实施外语教育中的思政目标、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郭鸿杰、俞理明，2022）。

4 结语

在智能化效益化的模式影响下，语言教育“人文元素”的回归受到挑战。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始终存在，培养兼具 “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将是长期的任务（严明，2022）。在此背景下，语言教育的深远价值在中国英语教学与运用中越来越得到共识：如果过去学习外语是为了了解世界，则当前的外语教学正是为了读懂中国。为了讲好中国故事，让国外的读者看懂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正在发展为世界英语的一种重要变体，中国英语的定位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英语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持续的语言活力和生命力。它将从文化、语言、文学等层面对英语全球化做出巨大贡献，也将从人文、思维、心理等方面对外语教育的思政性体现巨大的价值。总之，在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为本土人才夯实文化身份的教育战略中，中国英语是全球教育竞争和思政教育阵地的核心载体，而本土的外语教育战略方针也正在这条实践之路上探索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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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ichards J C，J Platt，H Phtt．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