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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然而城乡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相应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分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教育环境较差、学习条件不足、家长教育观念落后等，导致孩子们的家庭教育水平较低、教育内容单一、教育环境封闭[1]，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孩子们的正常成长和发展。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进一步强调了农村父母的家庭教育职责[2]。农村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基础，因此，国家、社会和学校应该更加关注于提升农村父母的教养能力，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形成教育合力，从而提升教育效果。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社会学习理论创始人Bandura于1982年提出的，用以解释动机在特定情境产生的原因。自我效能感具体指个体对自己能够实施特定行为并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信念。父母教养效能感（Parental Self-Efficacy）则是将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运用到特定的教养领域。本文采用杨兢对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定义，即父母个体对自己具有成为有效、胜任父母的能力信念，并对子女的行为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能力信念[3]。父母教养效能感对儿童学业成绩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具有高教养效能感的父母能够更好地应对教养困境并有效管理儿童，从而直接促进儿童的成功发展。例如，Giallo & Kienhuis[4]指出，在幼儿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的关键阶段，父母的教养效能感越高，幼儿在小学的适应性表现越好；而父母越担心控制不了转折期，幼儿的适应性和学业水平越差。其次，父母教养效能感可以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动机、父母的教养方式等，间接地作用于儿童的学业成绩。如Junttila[5]通过使用解码和阅读理解测试来评估小学儿童的数学和阅读能力，并综合教师对儿童学习动机导向的评估，发现父母教养效能感与儿童学习动机导向正相关，从而对儿童学业能力产生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是父母教育理念和行为的综合体现[6]。在早期研究中，Baumrind[7]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民主型、专制型和宽容型，而Maccoby和Martin[8]则又在此基础上重新细分为：民主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随后，许多研究学者（如Symonds、Kagitcibasi、杨丽珠、岳冬梅等）又根据不同的维度、文化差异等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了划分，但整体趋势大致相同。研究指出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学业成绩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父母教养方式及其各维度与儿童学业成绩显著相关。例如，Kahw和Edarial[9]的研究显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我国学者黄振中［10］、刘晓玲[11]、谢云天[12]等的研究也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相关性，其中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而父母惩罚严厉、过干涉、拒绝否认等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其次，父母教养方式还可能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效能感、学习策略等因素间接地影响学业成绩。如彭丽华[13]和孙烨[14]的研究指出父母教养方式可以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效能感进而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Coleman［15］指出父母教养效能感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父母的教养质量和教养满意度，还能通过情感、动机行为等间接方式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Dumka[16]纵向研究了父母教养效能感和教养方式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教养方式，而非教养方式预测教养效能感，同时父母教养效能感还能直接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此外，Deković[17]对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干预研究显示，通过干预方案可以显著提高父母的教养效能感，从而影响到父母教养行为的发展轨迹。也有研究指出，父母教养效能感能够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动机、父母的教养方式等途径间接地影响儿童的学业成绩。

综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可知，父母教养效能感，尤其是教养方式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目前国内的研究也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弱点。首先，国内对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研究较为匮乏，有限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教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而在教养效能感对其他因素（如儿童发展、父母教养方式等）的影响作用方面研究较少。其次，国内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学业成绩等的研究，而对影响教养方式的因素研究较少。最后，国内多研究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而对父母教养自我效能和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农村学生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父母教养效能感和教养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将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切实有效的指导建议，以期提高农村父母的教养能力进而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被试来自河南、湖南以及湖北的农村在读学生及其父母。本次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其中河南100份，有效回收80份；湖南50份，有效回收40份；湖北50份，有效回收48份，有效回收率为84%。被试构成详见表1和表2：

表 1 在读学生构成表

Table 1 Currently enrolled student composition

表 2 学生父母构成表

Table 2 The composition of parents of students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教养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于志涛编制的父母教养效能感量表。该量表共有46个项目，包含3个维度，分别是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感、品德养成效能感和自我怀疑效能感，ɑ系数为0.8926。量表采用五级评分法，由父母完成。

1.2.2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本研究采用金明琦、刘新民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该量表共有60个项目，包含6个维度，分别是袒护—粗暴、放纵—控制、民主—独裁、激励—惩罚、接纳—拒绝以及尊重—羞辱，ɑ系数为0.90。量表采用五级评分法，由父母完成。

1.2.3 学生学业成绩评定方法

本研究将学生学业总成绩分为5个层次，分别为下游（20%以下）、中下游（20%～40%）、中游（40%～60%）、中上游（60%～80%）以及上游（80%以上）。学生根据自己学业总成绩在班级人数中的排名进行填写。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

2 结果分析

2.1 影响父母教养效能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2.1.1 父母教养效能感在学生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3可知，学生性别与“父母教养效能感”在0.001水平上存在差异，且父母对女生的教养效能感显著高于男生。同时，在“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和“品德养成效能”两个维度上，女孩显著高于男孩；而在“自我怀疑效能”中，父母对男生的效能感显著高于女生。

表 3 学生性别与父母教养效能感的方差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student gender and parenting efficacy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1.2 父母教养效能感在父母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4可知，母亲的“教养效能感”总体水平显著高于父亲的总体水平。在“品德养成效能”维度上，母亲的效能感也显著高于父亲。

表 4 父母性别与父母教养效能感的方差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parental gender and parenting efficacy

2.1.3 父母教养效能感在父母年龄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5可知，39～45岁的父母得分显著高于30～39岁和45～56岁的父母。同时，在“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维度上，39～45岁父母的效能感显著高于45～56岁父母；在“自我怀疑效能”维度上，39～45岁父母的效能感显著低于30～39岁和45～56岁的父母。

表 5 父母年龄与父母教养效能感的方差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parental age and parenting efficacy

注：a表示30～39岁与39～45岁，b表示39～45岁与45～56岁。

2.2 父母教养方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2.2.1 父母教养方式在学生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6可知，在孩子的性别方面，除了“惩罚与激励”的教养方式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他类型的教养方式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粗暴与袒护”“独裁与民主”“拒绝与接纳”以及“羞辱与尊重”这几个维度上，父母对女孩的教养方式明显优于男孩；而在“控制与放纵”这一维度上，父母对男孩的放纵程度明显高于女孩。

表 6 学生性别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方差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student gender and parenting styles

2.2.2 父母教养方式在学生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7可以看出父母在“粗暴与袒护”和“羞辱与尊重”这两个维度上的评分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在不同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在“独裁与民主”和“惩罚与激励”这两个维度上，父母上高中和上大学的孩子的民主度以及激励程度显著高于对上小学的孩子；在“拒绝与接纳”这一维度上，父母对上小学和上大学的孩子的接纳程度显著高于对上初中的孩子。

表 7 学生年级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方差分析

Table 7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student grades and parenting styles

注：a表示小学与初中，b表示小学与高中，c表示小学与大学，d表示初中与高中，e表示初中与大学。

2.2.3 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8可知，在“独裁与民主”和“拒绝与接纳”这两个维度上，母亲的评分显著高于父亲，表现出更好的民主性和接纳性；而在“控制与放纵”这一维度上，父亲的评分显著高于母亲，即父亲对孩子的放纵程度显著高于母亲。

表 8 父母性别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方差分析

Table 8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parental gender and parenting style

2.3 父母教养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分析

由表9可知，“父母教养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特别是“控制与放纵”教养方式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在具体维度上，“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感”除与“控制与放纵”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外，与其他类型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品德养成效能”与“独裁与民主”“惩罚与激励”“拒绝与接纳”以及“羞辱与尊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而“自我怀疑效能”与“粗暴与袒护”“独裁与民主”和“羞辱与尊重”呈显著负相关。

表 9 父母教养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Table 9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arenting efficacy and parenting styles

2.4 父母教养效能感、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分析

由表10和表11可知，“父母教养效能感”与孩子“学业成绩”在0.00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和“品德养成效能”与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而“独裁与民主”“惩罚与激励”“拒绝与接纳”“羞辱与尊重”这几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也呈显著正相关，唯独“控制与放纵”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

表 10 父母教养效能感与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Table 10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arenting efficacy and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表 11 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Table 1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2.5 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教养效能感与学生学业成绩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变量的关系做了三步回归分析，以检验父母粗暴与袒护（m1）、控制与放纵（m2）、独裁与民主（m3）、惩罚与激励（m4）、拒绝与接纳（m5）以及羞辱与尊重（m6）的教养方式在父母教养效能感（x）和学生学业成绩（y）之间的中介效应。温忠麟（2004）[18]等人指出如果自变量X通过变量M影响因变量Y，则M为中介变量。在分析之前，需要将分析的变量标准化或中心化，并将性别这一类别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中介作用的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检验父母教养效能感（x）和学生学业成绩（y）的回归系数c^是否显著。

第二步，分别检验父母教养效能感（x）和父母粗暴与袒护（m1）、控制与放纵（m2）、独裁与民主（m3）、惩罚与激励（m4）、拒绝与接纳（m5）和羞辱与尊重（m6）教养方式的回归系数a^是否显著。

第三步，检验父母教养效能感（x）、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和学生学业成绩（y）的回归系数b^和c^ '是否显著。

由表12可知，第一步中，“父母教养效能感”对“学生学业成绩”有预测作用（β=0.341，p<0.001，即c^显著）。第二步中，“父母教养效能感”还对中介变量“粗暴与袒护”“独裁与民主”“惩罚与激励”“拒绝与接纳”以及“羞辱与尊重”有预测作用（β=0.243，β=0.307，β=0.277，β=0.325，β=0.508；p<0.001，即它们之间的a^显著），而“父母教养效能感”对“控制与放纵”教养方式没有预测作用，即a^不显著。第三步中，中介变量“独裁与民主”“惩罚与激励”以及“拒绝与接纳”对“学生学业成绩”有预测作用（β=-0.195，β=0.258，β=0.270；p<0.05，即它们之间的b^显著），而“粗暴与袒护”“控制与放纵”以及“羞辱与尊重”对“学生学业成绩”没有预测作用，即b^不显著。同时，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父母教养效能感”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c^ '也显著。

表 12 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Table 12 Sequential testing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s

由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程可知，当a^和b^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要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以确定其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因此，本研究分别对“粗暴与袒护”“控制与放纵”以及“羞辱与尊重”进行了Sobel检验，得到的Z值分别是-1.69（p>0.05）、0.25（p>0.05）和-1.7997（p>0.05），由于所得Z值均不显著，则可知“粗暴与袒护”“控制与放纵”以及“羞辱与尊重”在父母教养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成绩中不存在中介作用。而“独裁与民主”“惩罚与激励”以及“拒绝与接纳”教养方式的a^、b^均显著，且c^ '也显著，则说明它们在父母教养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成绩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具体的中介作用见表13。

表 13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中介作用的分解

Table 13 Decomposi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由表13可知，“独裁与民主”的教养方式在父母教养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成绩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7.56%，“惩罚与激励”的教养方式在父母教养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成绩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96%，“拒绝与接纳”的教养方式在父母教养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成绩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73%。

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教养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成绩中的中介作用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父母教养方式中介作用图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s

3 讨论

3.1 农村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表明，学生性别、父母性别和父母年龄对父母教养效能感有显著的影响。

父母对女孩的教养效能感显著高于男孩。这与施跃健的研究结果相似，他认为父母对女孩的纪律管束教养效能显著高于男孩［19］。这种差异可能由于父母对孩子的性别角色期待及男孩、女孩本身的性别差异所致。父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孩子性别角色行为的发展，如他们会鼓励女孩子乖巧听话、顺从等，并对女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加以严厉制止；而对男孩子的攻击行为、支配行为等则会宽容处理。

由于父亲、母亲的角色和性别差异，双方在“教养效能感”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且母亲的“教养效能感”显著高于父亲。这也与施跃健的研究结果相同。研究者发现，在农村，由于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母亲成为孩子的主要养育者和教育者，父亲很少参与到孩子的教育活动中。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即使父母双方都在家中，母亲也会不自觉地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因此，由于父亲、母亲对孩子教育的参与度和投入度不同，可能导致父母双方的教养效能感产生了差异。

在父母年龄维度上，39～45岁父母的教养效能感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父母。调查中发现，农村父母学历一般不高，大多数是初中文化程度，而45～56岁年龄段的父母学历更低，基本是小学文化程度。因此，45～56岁的父母由于学历较低，自信心较差，随着孩子年级提高、学习难度加大，父母参与指教的机会也更加有限，教养效能感也随之下降。30～39岁的父母年龄较轻，多数是初为人父人母，缺乏教养经验，同时这个年龄段的父母大多数外出打工，教养参与度较低，因此教养效能感也较低。而39～45岁的父母正处于壮年时期，无论是精力还是经验都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教养效能感最高。

3.2 农村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表明，学生性别、学生年级、父母性别对父母教养方式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显示父母对待女孩的教养方式显著优于男孩，如对待女孩会更加民主、接纳、尊重，甚至会更加袒护，而对男孩子则会比较放纵、独裁、拒绝，甚至会采取羞辱、粗暴的方式。这与肖凌燕[20]、李宇鹏[21]等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在孩子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如女孩更多地体验到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而男孩则更多地感受到父亲的严厉惩罚和母亲的过度干涉或保护、惩罚严厉等。这种差异可能由男孩、女孩的性别角色差异导致的。

本研究还表明，随着孩子年级的增高，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也就变得更为尊重、民主和接纳。这与李彦章[22]的研究结果相似，他的研究指出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高，父母对孩子的惩罚、权威控制、挑剔挖苦以及限制干涉越来越少。可见，孩子年龄越大，年级越高，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趋向更加民主和宽容。调查中，许多父母就表示尽管在孩子小时候可以采取“打骂”的教育方式，但随着孩子的成长，“打骂”就不再适合。

父母在教养方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母亲会更倾向于民主、接纳的教育方式；而父亲对孩子则会更加放纵，不如母亲管教严格。这也与李彦章的研究结果相似，他指出母亲在鼓励理解、促进亲子交流等教养方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一直有“严父慈母”的传统观念，父亲一般比较严厉，而母亲比较慈祥宽容。同时，母亲相对于父亲更容易表达关心和爱护。而父亲则由于较少参与到孩子的教养活动中，会对孩子比较放纵，同时也因为缺乏教养经验，教养方式会更加简单粗暴。

3.3 农村父母教养效能感与教养方式的关系分析

父母教养效能感与其教养方式显著相关，并且能够较好地预测父母的教养方式。

“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指的是父母对帮助孩子学习进步、指导孩子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等方面的能力信念。本研究发现“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多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即父母对帮助孩子学习进步、合理安排生活的信心越大，其教养方式也越为有效。同时，“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与“控制与放纵”呈显著负相关，即父母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越上心，对孩子的控制和管教也会越为严格。

“品德养成效能”指的是父母对培养孩子优秀品德形成的能力信念。在本研究中，父母的“品德养成效能”越高，其采用的教养方式也就更倾向于“民主、激励、接纳、尊重”。对于孩子品德的培养，父母一般不会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而更多的是采用讲道理或激励、表扬的方式。

“自我怀疑效能”指的是父母对自己能否胜任管教孩子的责任的信念。研究表明，父母的“自我怀疑效能”与其教养方式的多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即父母越怀疑自己的能力，越容易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3.4 农村父母教养效能感和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父母教养效能感”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父母的“学习与生活支持效能”和“品德养成效能”方面的水平越高，孩子的学业成绩也越高，这表明父母的教养效能感能够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Giallo & Kienhuis指出，在幼儿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的转折期中，父母的教养效能感越高，幼儿在小学的适应结果越好；而父母越担心控制不了这一转折期，幼儿的适应能力和学业水平也就越差。也就是说，父母的教养效能感越高，父母也就越自信，面对教育挫折具有更高的耐心和坚持性，对孩子学习生活的支持度也就越高，从而直接促进了孩子的学业成绩。

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父母采取的教养方式越“民主、激励、接纳、尊重”，孩子的学业成绩就越高，也就是说父母的教养方式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这与文献结果是一致的。李宇鹏的研究指出，父母亲对孩子的情感温暖、理解程度高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而父母惩罚严厉、过度干涉和保护则与孩子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

3.5 农村父母教养方式中介作用的分析与探讨

从本研究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父母“独裁与民主”“惩罚与激励”和“拒绝与接纳”的教养方式在父母教养感和孩子学业成绩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7.56%、20.96%和25.73%。也就是说，父母教养效能感一方面可以直接作用于学生学业成绩；另一方面父母教养效能感也可以通过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间接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父母的教养效能感越高，他们越会采取“民主”“激励”“接纳”等积极有效的教养方式，使孩子在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感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和接纳，从而使孩子能够获得正向的鼓励和支持，避免了对孩子施加身心的“惩罚”和“拒绝”，更好地促进了孩子的学业成绩。

4 启示与建议

4.1 提升教养效能，树立榜样作用

研究表明，农村父亲的教养效能感显著低于母亲，并且父亲主要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教养方式。因此，父亲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帮助孩子成长，增强教养效能感；另一方面，父亲也应改进自己的教养方式，少用拒绝、惩罚的方式，多用尊重、激励、民主的教育方式。同时，父母应改变对不同性别孩子的差异化教养，公平民主地对待每一位孩子。为了更好地提升自身教养效能感，农村父母要加强自我学习，弥补自身的缺陷，使自己更好地参与到孩子的教养中，促进孩子成长。

4.2 家校协同育人，拓展共育途径

目前家校协同育人已成为高质量育人的基本途径。首先，班主任应多与学生父母联系并做好沟通辅导，及时向父母反馈学生的在校情况并了解学生在家的表现，从而给予学生及其父母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其次，学校可以定期组织讲座和宣传活动，对父母进行家庭教养的科学培训。农村父母由于文化素质较低，教育观念落后，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校应该积极承担培养农村父母正确教育观的任务，定期组织家庭教育的讲座或宣传活动，从而更好地促进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4.3 加大社会宣传，做好支持服务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发布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强调社会各界要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首先，社会媒体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宣传力度，从而使更多的人来关注农村教育。媒体的推动可以使社会大众快速认识到农村教育的局限性，从而促进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到农村教育中来。其次，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形成市、村学校一帮一活动模式，使农村学校可以直接与一所城市学校联系，方便学习，也可以加强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教育服务流动站，利用假期时间到农村进行义务宣传、讲座等，帮助农村父母进一步提升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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