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肇庆
中国教育首先培养的是做中国人,而要培养中国人,就需要开展做中国人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1]“广大青年要……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2]“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3]明确把做中国人作为当代中国教育的关键使命。中国心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文化心理品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中国文化内核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心是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养育出来的,由于儒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由儒文化培育出来的中国心是作为中国人应当具备的心理品质。《论语》是儒文化的开山之作,其中所阐述的君子理念是儒文化设立的做人目标。因此,研究《论语》中君子的心理特质,对厘清中国心基本概念及其培养、开展做中国人教育,具有基础性价值。
随着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不少“精美”“精日”等精外分子时有出现,对社会产生极大危害,容易引起强烈的负面效应,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4]。这些社会问题也反映了当今社会存在的历史虚无、文化虚无和价值虚无等问题[5],这些问题是社会的毒瘤,需要引起社会的重视并着力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培养人们的中国心。“中国心”是指与中国文化心理相关的精神力量和品质,代表着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因此,通过培育中国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等问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是文化自信的主要来源,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主体[6],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生生不息,与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和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守正创新十分契合。因此,研究儒文化中蕴含的中国心对守正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自汉代以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思想上的大一统,使得汉代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7]。此后在许多朝代的接续更替中,如两宋时期和明代所盛行的宋明理学,儒家思想一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8]。这一主流文化的基本人设是君子,儒家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就必须借助君子的力量来完成,没有君子的存在就没有儒学[9]。儒文化对君子心理品质的设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心理特质,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10],更是做中国人应具备的心理特质,即作为中国人应具备的人格素养,是中国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延绵至今的文化基因,它已经凝聚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升华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11]。它既通过中国人的行为来表现,又制约中国人的行为,同时又可以通过它来推断和预测中国人的行为[12]。由此可见,培育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君子人格,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内容。《论语》所设定的君子心理特质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3]。正是基于此,要明确并培养中国心,即培育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心理特质[14],厘清《论语》所设定的中国心的基本特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论语》通过将君子和小人进行对比,来突出君子人格中蕴含的优秀品质。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孔子将君子和小人进行对比,通过二者品性的截然不同来突出君子的高尚道德,即君子具备讲道义、胸怀宽广等良好品性。因此,君子人格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仁爱、平等、尊重、宽恕等特质的人格,且具有共生取向与和谐发展的独立性。通过对《论语》中的君子心理特质进行分析,可以概括出君子主要具备仁、义、礼、智、信、忠、恕、诚、勇、中庸等人格特质。进一步归纳,可以将君子人格的根源特质归纳为仁、义、礼、智、信五种[15],这便是后来儒家文化中所说的“五常”,是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质[16]。它们根植于人的内心,是君子的行为规范[17]。
“仁”在儒家文化中是核心的内容,《论语》中出现“仁”有109处,可见“仁”在《论语》的核心地位。可以说,《论语》是以“仁”为核心构建的思想体系,把“仁”作为区别人和动物的本质特性,是人的最本真的属性[18],即赋予人以“仁”的意义,据此,做人就要行“仁”,做人的教育就要培养人的“仁心”[19]。
在《论语》中,“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意为充满爱心,满怀爱意。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论语》中的“仁”主要表现为仁心、仁德、仁政。其中仁心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是整个“仁”的基石。仁心是儒家确立的理想人格应具备的爱人之心,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德行,如对上级体现为忠,对父母长辈体现为孝,对兄弟姐妹表现为悌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就把孝敬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爱视为最基本的仁,是仁的最基本表现。这说明从孔子开始,就已经重视“心”的作用,而这一思想后来也被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后世儒家学者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心”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孟子提出了“尽心”思想,认知路径为“尽心→知性→知天”,将“尽心”作为认知路径的始端。朱熹将仁心作为做人的根本,他在《论语集注》中反复强调“心”之作用。“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心诚在于仁,则必无为恶之事矣。”“苟志于仁,未必无过举也,然而为恶则无矣。”“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恶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恶,故其所以为仁者,必能绝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于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难得而见之也。”(《论语集注·里仁》)、“凡人用情,多由己爱憎之私,于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计,故不能好人、恶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于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恶之,好恶咸当于理,斯惟仁者能之也。”(《论语正义·卷五·里仁第四》)陆九渊、王阳明更是建立了儒家心学。
依据《论语》的基本思想,人只有有仁心,才会有仁德,仁德是仁心在道德品质上的具体体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即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制,这才有仁德。在现代社会看来,就是要恪守社会准则,对自我行为加以约束[20]。关于“仁”的含义解释是多方面的,但正因为如此,孔子及其后儒者大都“以仁释德”。“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脩》),把仁心、仁德作为礼、乐的基本依据。仁由众德组成,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德,这正是孔子思想中“以仁释德”最明显的例证[21]。“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有仁心、仁德的人,才会对人及其行为表现出恰当的爱与恨。“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明确告诉人们,要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类人会一心一意地实行仁德,不会有恶行。由此可见,一个具有仁德之心的人会受到他人的亲近,会坚持做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他们的优秀品德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君子总是能够以“仁”为先,做事有规矩,更不会做出违背道德准则之事,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需要具备的中国文化心理品质。当人们的仁德、仁爱修养得到提升时,社会秩序在此影响下会变得更加稳定,大众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也会随之增强,这是培育中国心的积极举措。因此,“仁”不仅包含爱人之心,也要求自我约束,这是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仁心、仁德在施政上的表现是仁政。仁政是一种亲民、爱民的政治制度,强调宽厚待民,施惠于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明确将仁政视为真正赢得民心的措施或途径,因此,统治者应“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
“义”也是孔子所重视的君子应当具备的心理特质之一,在《论语》中“义”共出现24次。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将义视为君子的行为准则或处事原则,联通理想人格特质的“仁”和外在约束人的行为理想社会规范的“礼”,是“仁”和“礼”相融合的产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将君子和小人进行对比,强调君子看重道义,而小人则看重利益。在这里,孔子明确提出,“义”是君子的行为准则或处事原则,但并不是完全地排斥“利”。他认为,要通过正确的渠道来获得“利”,否则将有损道义,因此孔子主张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后来的儒思想家所发展,把义作为君子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质之一。孟子提出:“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章句上》),认为君子为了道义、正义可以舍弃生命,不失君子气节。“舍生取义”成为后世许多仁人志士的精神导向,深刻地体现出人们对“义”的追求和向往[18]。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22]”,把义与气、生命、知(智:知者智也)并列为人的最珍贵的内容。荀子通过天人之分,将人提到高于自然的地位,并把“义”作为确认人之价值的依据[17],即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义”代表的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通过培育“义”这种人格特质,有助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人,这对于发展和谐中国具有积极意义。
《论语》中的“义”还包含适宜之义,即做事恰到好处,行为适宜,符合社会道德要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明确指出,君子做任何事情都以“义”为判准,肯定或否定,亲近或疏远,对是非善恶的判断,都以是否适宜或合适为依据。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把按道义恰当做事作为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要求君子应以“义”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由于“义”是君子的内在品质,因此,君子行义就是做自己认为适宜的事情不计后果,不考虑个人能否获益。这就是孔子所说并践行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
“礼”是孔子思想中与“仁”并列的核心概念,“仁”是内在心理特质,“礼”是外部道德约束,既是行为准则的体现,更是社会秩序的规范。《论语》中75次提到“礼”,从多个角度对“礼”进行阐述,强调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礼”被儒家学派视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对《论语》中关于“礼”的论述进行归纳概括,“礼”的基本含义是社会道德规范或规则、仪式和礼节[23]。
作为社会道德规范或规则的“礼”,是社会成员都应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或规则。然而,这种社会规范或规则对不同的人如统治者和平民有所不同。如果人们都能按照“礼”的规定各司其职,各尽其心,做好各自的事情,那么社会就会和谐发展。所以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把“礼”作为人与人之间形成相生相辅相成的“和”的关系的必要条件。如果人们都能按照“礼”的规定行事,人与人之间就能够相互融洽,做事情恰到好处,这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孔子强调“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要求人们克制自己,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充分体现了克己复礼的要求,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别人也不一定愿做,所以不能强加在他人身上,应当克制自己,遵守好礼制,这体现了个人修养和道德自律。这说明“礼”既是规范个体行为、性情的准则,又可以引导社会关系乃至维系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行[24]。如果说“仁”是君子人格特质中具备的内在素养,那么“礼”就是这种素养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规范。君子必须要有遵礼循礼的心理品质,用“礼”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做违背社会规则的事情,既能做到“修身”,又能通过自己的个人修养来实现“修齐治平”的目的。司马迁在《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中提到:“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贵贱治,得之本也。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明确指出,“礼”源于人的欲望,通过“礼”的规定和约束,既满足人的欲望,又不使人的欲望泛滥成灾,它要求人们按社会规矩来合理满足自己的欲望,以便建立起相生的和谐关系。
作为仪式的“礼”,主要指举行典礼的秩序形式,如升旗仪式、祭奠仪式、婚丧嫁娶仪式等,是社会对具体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典礼活动做出的规定。“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脩》),这里的“礼”就是指仪式。如教师礼仪是对教师的行为做出的规定。从孔子开始,儒文化就特别重视仪式的教化和塑造人的作用,如守孝仪式。“克己复礼”也有克制自己遵从各种仪式之义。
作为礼节的“礼”是人与人交往时应遵循的礼仪规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惯用形式”[25],是包括言谈举止在内的对他人表示尊重或敬重的各种形式,如作揖、鞠躬、抱拳、磕头等。“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中的“礼”主要指的是礼节。这种“礼”也是孔子十分重视的,“克己复礼”意味着按照社会所规定的待人接物形式为人处世。
“智”是孔子非常重视的概念,《论语》中有116处论及智。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明确把智作为与仁、勇并列的君子应当具备的心理品质。
综观《论语》中的“智”,其含义主要有学识或知识素养和智慧相互联系两层。
作为学识的“智”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广博且深厚的学识或知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中,把知命、知礼、知言作为君子应该具有的学识,并据此立身处世,修齐治平。“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体现孔子要求君子把重心放在人事的学问上,即弄清如何活着、活着时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在他看来,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应该具有修齐治平的学识或知识,探究修齐治平的学问。为获得这样的学问,君子应当不断地“敏而好学”“孜孜探求”(《论语·述而》)。
作为智慧的“智”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德性等心理品质,是君子具有的明辨是非对错,以此让自己的行为更合乎君子要求的智慧。“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告诉人们,有智慧的人能够不被功名利禄情等外物所迷惑,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做自己该做、能做的事,不做不该做、不应做、不能做的事。其中包含着对自己和事物的恰当认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不仅将“智”与“仁”并列为儒家所认为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应当具有的心理品质,而且将“智”比作水,既具有水具有的“利万物而不争”的上善——“上善若水”,又具有水所有的灵动,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恰当调整的心理特质。在孔子看来,有智慧的人能够感悟到事物的“道”,预知事物的发展趋势或走向,遵道循道合道做事;在事物或形势发生变化时,能够随机应变,快速做出恰当反应。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智者”能洞察时事,看清迷局,为国家的发展指明方向,对自身的发展也有精确的定位[26],并能将自身的智慧化为推动力,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智”不仅是与“仁”并列的积极的心理品质,而且更能明白“仁”给人带来的好处而行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正因为“智”如此重要,所以孔子的儒家学派强调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让自己的智慧得到不断提升和发展,将自身的智慧应用发挥于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方面。子曰:“观过,斯之仁矣。”(《论语·里仁》)这告诉人们,一个人只要认真观察、考察他人的错误,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以此来反思自己身上是否存在这种错误,不断完善自我。
“信”的本意是诚实。《说文解字》认为,“信”是个会意字,“信,诚也。从人从言。”《说文解字注》认为,“信”是“言必由衷之意,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而言传身教的东西必须真实可靠,至少言传身教者自己是确信无疑的。
“信”是儒文化非常重视的心理品质,从孔子开始,各个时代的儒文化思想家都对“信”非常重视,将其作为君子必具的心理品质。《论语》中有38处讲到“信”,其中实词有36处,把“信”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及做人的基本准绳。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什么事也做不成。人无信,就像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根本行走不了。反之,人有信,就能在世上畅通无阻,做事情很顺利。“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他把诚信作为朋友之间交往必备的心理品质。“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就是把诚信与尊重贤者、孝敬父母、忠于君主并列为君子应该具备的心理品质。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把信作为获得庄重和威仪的重要心理品质之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把朋友之间相互信任、讲诚信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和做人的志向。
在子贡请教如何为政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论语·颜渊》)把取得人民的信任作为与粮食、军队并列的治理好国家的必备条件,且是最重要的条件。“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的敬事,指的是敬业,即兢兢业业地做事情。兢兢业业的基础是“信”。这里的“信”有信用、信任之义。现今管理中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就是“信”的表达。“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把上级有诚信、信用和对下级或人民的信任作为收获人心、做好事情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信”主要有如下基本意思:一是诚信;二是“相信”“信任”或“信赖”等含义;三是信用。这三个方面具有相互性。由此看来,《论语》把“信”作为人的良好品质之一和伦理之道,只有相互“信”,人与人之间才能真正建立起相生相辅相成的“和”之关系[27]。
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承,更离不开甘于付出、为国奉献的人才。他们不仅具有高尚的品德修养,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君子人格”所拥有的特征。培养君子人格实际上是培育具有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心理特质,即培育中国心。因此,有必要探讨在当今社会应当如何培养君子人格,培育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
上述分析表明,儒家确立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最核心的心理特质是“仁”。培养和提升“仁”这一心理特质的方法是“克己”。“克己”就是克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心理,多为他人、社会着想[28]。如果一个人无法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总是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那又谈何为他人、为社会贡献。其次,要培养“仁”,需要培养博爱他人的能力,即做到将心比心,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尊敬和关爱他人。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行施加给别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样才能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再次,自我反省,“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为人出谋划策时做到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时坦诚相待,向贤者学习,这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当越来越多人培养自己的仁德、仁心,整个社会就更加充满友爱和包容性,群众的幸福感就会增强,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义”要求人们做到正义正直,遵守社会的规章制度,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从古至今,人们提到“义”便会与“利”相联系,由此逐渐形成义利观。在现代社会,培养一个人正确的义利观最有效的途径是拥有舍弃小我来成就大我的高尚气节,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或社会利益冲突时,能放弃个人利益以顾全大局。培养诚信意识,君子表现出言行一致,遵守社会规则,他们树立起的良好形象会影响许多人,有益于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说明无论君子还是小人,一旦失去了“义”,就会做出不好的事情。相反,重义的人不会为社会添乱,懂得既然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受益于国家与社会,就应当以自身的努力回馈于国家和社会[29]。作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学会将自己的个人理想与社会的前进方向相结合,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融合,让自身具备的道义品质能成为履行民族复兴重任的内在精神动力。
现如今,“礼”已经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社会等不同层面的主体,都处于由“礼”所形成的秩序和价值观念之中[30]。“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不合礼的事情,要遵守社会的秩序和社会规范或规则,否则就失去了“礼”,社会就会混乱。因此,无论是谁,要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就要通过“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断强化“礼”的修养。当人们都能以“礼”来规范自己,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都告诉人们应当通过博览群书、广泛学习、温习已有的知识来增长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实现对自我的提升。儒文化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完善自我来培育智慧,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治理家国,以达到天下太平的目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培育和增长智慧不仅是为自己,还要为社会、家国乃至全人类[31]。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强调了增长智慧和学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应当坚持不懈,不断学习前人的生命智慧和生存之道。
诚信是立身之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一个人要培养诚实守信的品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做到知行合一[32]、诚信待人。“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启示我们说出的话就要坚守信用,做出的行动一定要有结果,即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应该说到做到,言而无信只会破坏人际关系,不利于自身的品格发展。在“恭、宽、信、敏、惠”五种品质中,“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也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即诚信的人会得到他人的托付和信赖。在当今时代,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人心所向,而维持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就是做到诚信,让诚信这一道德规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不断建立信任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愈加亲近,民族凝聚力也将日益增强。
孔子确立的君子人格是中国人不断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心理特质主要体现在仁德之道、义在利先、克己复礼、处世有智、为人有信等方面。这些心理品质是当代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人应当具备的中国文化心理特质,因此,培养学生具有这些心理品质至关重要。要培养这些心理品质,就应当教育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心怀仁德、重义轻利、以礼束己、育智修身、诚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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