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理学院教育学院,武汉
职普融通是我国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明确指向和重要内容。2021年10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加强各学段职普融通”。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规定“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1]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五次教育强国的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推进职普融通的进一步发展。职普融通不仅是建设新时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而且是新时代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的重要路径。
职普融通是推进我国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式,通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取长补短达到职普融通价值的具身化。从建立初等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建立起职普的贯通发展,从职普融通的单一模式走向多样化模式,共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职普融通的实质是普职之间的转换与等值。[2]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各自的特色、优势以及劣势。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以就业为最终导向,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则居于次要地位;而普通教育则注重学生的文化知识培养,以升学为最终导向,关于劳动技能的学习则居于次要地位。职普融通的方式可以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取长补短,实现职普融通价值的具身化。职业教育充分借力普通教育的学术性优势,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助力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3]普通教育借力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优势,注重学术知识与技能的融通,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我国的教育方针指明,我们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职普融通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教师、课程、教学方法、科学研究、教学设备等诸多方面相互取长补短,既注重发展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也注重基础理论学习,有助于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后,将来进入社会后在自我实现、社会认可、未来发展空间与机会等方面有着同等的机会。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这就明确指明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应当融入职业教育的内容。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4]这些均是从国家层面强调基础教育阶段要实施普职融通。这些文件从法律层面上提出了职普融通的教育改革应由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实现全面贯通。
基础教育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奠基,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关键阶段;中等教育阶段是人生发展的转折点,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高等教育阶段是人生发展的提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处于不同阶段的学生有着各自不同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特点。在基础教育阶段,不涉及教育的分流和分段,职普融通主要体现为在课程体系中增加劳动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和实践,主要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和职业规划意识。在中等教育阶段,学生处于人生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面临着升学或择业的双岔路口,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使学生既能获得必要的学术知识,又能获得职业技能和实践经验。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国家实施了职普分流,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提供更多受教育的选择机会,需要各高职院校和普通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一步加强校际合作,加强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培养模式的互鉴,在招生就业、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分互认等方面,全方位进行交流合作,实现彼此融通,在深入融通的基础上再充分发挥彼此的特点和优势,在高质量合作与发展中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5]也就意味着教育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带有职业的性质存在,职业教育不是次等教育,应当融入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全阶段。
在新时期,我国教育体系的职普融通,不仅仅限于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之间在课程上的一般融通,更加强调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的兴趣和学习需求,设计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培养通道,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空间。在传统基本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通,进一步在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互通和体系共建等方面着手,进行多样化、深层次的职普融通。
模式一,在普融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的元素。2003年,武汉英语信息学校实行学生入学双学籍(中等专业学校学籍和普通高中学籍),毕业颁发双文凭(中等专业学校文凭和普通高中文凭),教学体现双特色(英语和计算机网络技术)[6]。
模式二,综合中学模式,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为一个系统。早在2004年,广州市第二十七中学作为综合高级中学,对学生进行分流培养体现普职融通教育特色。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方面提出要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
模式三,职业学校和普通教育结对子。鼓励职业学校向普通学校学生开放课程和实训资源[7],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建立合作,职业学校以自身的专业化优势为普通学校的学生提供实训场地、专业实验室,为普通教育提供师资力量,开展职业讲座,进行职业规划指导。普通学校为职业学校提供图书馆,提供师资,加强学生公共文化课程的学习。
职普融通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我国职普融通仍存在诸多困境,亟待破解。其中家长对职普融通的认同缺失、学校对职普融通实施过于表象化、社会对促进职普融通缺乏有效机制等,都阻碍了职普融通的进一步发展。
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虽然从法律上规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但因传统文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根深蒂固。延续千余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历程表明,自西周以来教育呈现出“学在官府”的特征开始,加之孔子“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读书人的束缚,在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研习经史之学的“正统”学校教育面前,职业教育并未获得正统的地位[8]。士农工商,士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千余年的思想观念延续至今,当今社会家长们依然普遍认同读普通高中、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公务员才是正路;读中职、上高职高专等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则会被认为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认为难有好的发展前途。传统认知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从思想根源上束缚着职普融通政策落实。受“重普轻职”和“重学轻术”传统观念的影响,职业教育长期陷入被“矮化”为“次等教育”,被“窄化”为“就业教育”,这成为了阻碍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渗透融通的根本因素。
2021年人民智库开展的“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与评价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政策利好与舆论发酵的双重影响下,公众非常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有85.74%的受访者关注职业教育的相关话题,其中,54.87%的公众表示非常关注;但关注并不等同于认可,有77.44%的受访者表示,只有当职业教育较普通教育具有明显优势,或孩子成绩不好、家长无能为力时,才会选择让孩子接受职业教育[9]。在观念认知层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对等尚未发生根本转变;在实践中,普通教育对职普融通的热情通常低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无法被客观看待,职普融通也并未得到家长和学生的广泛认可,普通教育仍是家长与学生的首选,职业教育依旧被视为普通教育的“托底教育”[10],这些观念造成职普融通的不均衡、不深入发展。因此,观念认知层面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在思想根源上束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渗透融通。
理论上,国家提倡职普融通的发展,学校开设职普融通班,创办职普融通校,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情况中,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普通学校而言,虽然有职业课程的开设,但是职业课程开设的类型、授课方式的选择、授课的质量以及授课的效果等方面都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授课的教师专业化程度有待考察,有些学校教师还身兼多职,既承担主课又承担职业课程的任务。
普通高中学校的教学主要以升学为指挥棒,更加注重对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对学生文化课程学习成绩的考核,相关职业课程的上课时间往往被语数外等需要参加高考的科目课程侵占。另一方面,在普通学校里缺乏相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相关的职业技术课程难以开设。
高等教育阶段的普通高校虽然有开设相关职业课程,但是往往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高等教育阶段的普通高校而言,推进职普融通,需要建立完善的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需要与企业建立深度的合作。然而,现行高校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资金扶持和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职业技术能力培养的实际效果。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由于学生入学时成绩分数普遍低于普通高校学生,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学习文化课的知识时难度太大,学习时兴致缺缺,难以达到应有的学术化水平。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1]这是我国以文件形式最早提出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但是职普融通已推行多年,党和国家更是逐年通过多个文件要求大力推进。在实际的落实推进过程中,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机制,学校更多的情况下属于被动落实状态,形式主义严重,积极主动作为不够。在国家、省、市各类课题申报、各种奖项的评选、论文发表、职称评审等方面职业教育均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在这种评价导向下,职普融通更多的成为了职业教育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单向地向普通教育靠近。
首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不够完善,学生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后要么进入社会工作,要么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对于能够接受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普通高等学校则少之又少,职业教育内部没有贯通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其次,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还未形成系统,学分银行的建设也未完善,由此可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机制也在加剧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裂。
职普融通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的创新,推动职普融通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创新之举。职普融通在实践中面临的上述困境,阻碍了职普融通在新时代教育战略中的价值实现,因此需要重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发挥社会的力量,提升职普融通的教育质量。
职普融通现实困境的思想根源,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关系的不对等,职业教育处于弱势地位。要真正改变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尚需国家和地方以实际行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待遇,畅通技术技能人才上升通道;让公众看到希望、感受体验实惠,方能转变观念,重视职业教育,提升职普融通的行动自觉。
职普融通上升为一种理念,使职业教育在教育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是打破大众固有观念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把职业教育真正融入教育以及生活,形成基于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的共生范式,使之成为教育发展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另一方面,理念化的职普融通是一种精神或境界存在,境界形成氛围,氛围感染处于环境中的个体与群体,促动产生群体合意倾向,形成对职业教育的群体感知认同。
职普融通的深化发展需要各个部门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制度是行动的指挥棒,国家、各地、各部门、各校要全面梳理当地职普融通的制度障碍,对涉及职普融通的教育系统内外部制度,针对性地予以制定、修订、完善,并严格执行。首先,要加强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横向沟通,处理好学分认证、积累和转化以及课程渗透融合等问题。并制定职普教育学分互认、学籍互转等相应的职普融通制度。建立起国家资历框架,这是沟通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各类教育的“立交桥”,是各种学习成果的兑换工具。[12]
其次,随着我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牵头起草的调研报告显示,2019—2035年我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年均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其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年均缺口在700万人左右[13]。2019年2月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职教本科的建设要从顶层设计上出台引导、促进、扩容、规范和评估职教本科发展的全套政策体系[14];依据地方特点、学校特点以及主干专业特点建立职教本科;建立多元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引培并重“双师型”教师,建设业务精湛、质量优秀的精良教师队伍,为职教本科发展提供内驱动力。
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形象。现实中,参差不齐的职业教育质量,是职普融通的主要障碍。职业学校应以提升关键办学能力为切入点,切实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坐实可以和普通教育合作、融通的同等地位。国家应加快建设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推动一批优质高等职业院校整合资源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并与专业硕士学位上下贯通。同时,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体系同一学段横向融通、不同学段交叉衔接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着“生源危机”和“质量危机”,制约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内培外引,注重教师队伍发展的长效机制;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相互衔接,优化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建立健全培养和管理制度,明确各方主体责任,为教师队伍提供保障及物质奖励,减轻教师生活负担,缓解教师职业倦怠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N].人民日报,2022-04-219(13).
[2] 韦幼青,孙振东.“普职融通”的出场语境及价值向度[J].贵州社会学,2022(2):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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