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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道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列子》文本中存有大量关于“学道”“传道”的故事，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教育思想。其中，尤以其《黄帝篇》之第三章“列子求道”一则最具代表性：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尹生闻之，从列子居，数月不省舍。因闲请蕲其术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怼而请辞，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数月，意不已，又往从之。列子曰：“汝何去来之频？”尹生曰：“曩章戴有请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复脱然，是以又来。”列子曰：“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今女居先生之门，曾未浃时，而怼憾者再三。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虚乘风，其可几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复言。[1]

“列子求道”的故事反映了哪些道家教育思想？这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同时，《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其蒙卦历来被公认为是论述教育的。那么，从《周易》蒙卦的视角出发，审视“列子求道”这一道家教育故事，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是本文重点关注并拟深入探讨的问题。

1 “列子求道”中的道家教育思想

“列子求道”中描述了两对师生的教学过程：其一是已然得道、“乘风而归”的列子与其弟子尹生；其二是老商与前来求师问道的列子。后者在列子对尹生的教学过程中由列子讲述出来。在这两对师生关系之中，列子分别具有老师和弟子双重身份，进而将二者串联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不论是“列子—尹生”，还是“老商—列子”的教育活动，都属于道家教育的范畴。但二者在教学方法、学生学习等方面都存在着肉眼可见的显著差异。深入探究两对师生的教育活动，可从中管窥道家教育思想的不同面向。

1.1 “不言之教”——道家教育的理想模式

早在《道德经》中，老子就已经提出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庄子《德充符》中“鲁之兀者”王駘所行的，亦是“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之”[3]的教育模式。老子和王駘，二者都属于庄子所称道的“德全”者，他们所共同提倡的“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所认为的理想教育模式。当代学者将这一教育模式解读为：“‘道家式教师’以‘静’守住教师人格和身份的‘本真’，以‘接纳’带来对全体学生的‘包容’，以‘无为’开展自然流动式的教学。”[4]而“老商—列子”这对师生的教学过程，所反映的正是“不言之教”的理想模式。

首先，“不言之教”体现在老商的教学活动之中。列子“事夫子（老商）友若人”凡九年。而在这九年之中，据列子所言，作为老师的老商并未如寻常般传道授业解惑。对于列子的学习内容，老商没有耳提面命；对于列子的学习方法，老商亦没有出言给予指导或修正。老商采取的方式，是典型的“道家式”的教学，即以自身之完整性和境界与列子相处，以“无为”的态度和方式，使学生自然领悟道的真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列子从老商处所获得的反馈仅有三年“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等三处。老商对列子的教育，可谓是道家“不言之教”教育模式的典范。

其次，“不言之教”体现在列子的学习过程之中。从表面上看，列子追随老商学道九年，几乎可说是完全的“自学过程”。从师三年之后，“心不敢念，口不敢言”，只得到夫子“一眄”；从师五年，夫子才对自己“解颜而笑”；七年之后，才终于获得与夫子“并席而坐”的待遇。然而，再过两年，列子已然“内外进矣”，其修行达到了“乘风”的得道境界。缘何如此？答案正在列子对其弟子尹生的教导之中：“今女居先生之门，曾未浃时，而怼憾者再三。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虚乘风，其可几乎？”[5]将这一论述与列子对其求道不同阶段之状态的表述相结合可知，列子之学道、得道的秘诀，正在于其作为学生，对于老师毫无怼憾，尊崇顺巽，九年以来持之以恒，用心体悟，终于“无形而心成之”。由此看来，列子亦可谓是道家“不言之教”教育模式中学生的典范。

再次，“不言之教”体现在老商与列子的师生关系之中。道家“不言之教”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对于学生的学习并无明确的规定和清晰的指导，学生通过观察老师之言行，得之于心，独自体悟与修行。老师莫测高深，无为而包容，学生顺巽勤勉，用心以悟道。学生修行的进展与境界尽在老师掌握，老师无需直接出言点破，仅通过“眄”“笑”“引坐”等简单的动作，学生已然明了自己的长进。至于是否终于得道，则完全是学生自身的领悟与感知，再无需老师的认证。这是一种“玄”的境界，一切都毋需多言，师生二人心照不宣，水到渠成。老商与列子，正是道家“不言之教”教育模式中理想师生关系的典范。

当然，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如列子般理想，比如其弟子尹生。列子之教尹生，最初也想要效法其师老商，行“不言之教”。于是，面对尹生的“因间请蕲其术”，列子“十反而十不告”。然而尹生求道不得竟“怼而请辞”，撂挑子不干了。此时“不言之教”再难施行，列子只好调整策略。而这一调整正揭示出道家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1.2 “投隙抵时，应事无方”——道家教育的次级模式

“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出自《列子·说符篇》[6]，其意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应该不失时机地主动把握事物变化的条件和环节”［7］，即面对不同时机、不同情况，要善于把握机会，灵活应变，以达成自身的目标。列子对尹生的教育过程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思想，由此也揭示出道家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详考列子对尹生的教育过程，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考验道心。尹生仰慕列子之道，前来求学。列子并未直接传授尹生道术，而是“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求而不得，“怼而请辞”，列子又不让他离开；尹生彷徨数月后，终于还是“意不已，又往从之”。在这里，列子考验的是尹生的求道之心。相比于列子，尹生当然悟性不佳，因此难以在与老师的相处中独自体悟大道，甚至因老师未传道而心生怨怼。但其求道之心尚属坚定，通过了列子的考验。“不言之教”因学生之悟性难以实行，列子也就“投隙抵时”，灵活调整了自己的教育方式。

二是言传身教。面对尹生虽有求道之心却欠缺悟道之性的情况，列子作了一番揶揄：“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但列子并未放弃，继而请尹生入座，向其分享自己在老商处求道九年的经验与体悟。列子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显然与道家理想的“不言之教”不甚相合。然而，敢于打破常规，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正是“应事无方”的体现。

三是批评启发。讲述完自身求道经历之后，列子批评了尹生的态度问题：“今女居先生之门，曾未浃时，而怼憾者再三”，并为其分析了问题所在：“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虚乘风，其可几乎？”尹生的反应既合乎情理又蕴含深意：“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复言。”值得注意的是，尹生的“不敢复言”，正是列子在老商处求道时前三年的状态：“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由此看来，在列子的引导启发之下，尹生终于臻至列子学道的初始境界，亦即开始进入“不言之教”的教育阶段。

综合而言，“列子求道”故事反映了两种道家教育模式。首先，“老商—列子”的教育活动揭示出“不言之教”这一道家理想的教育模式；而“列子—尹生”则提示了道家教育中的“投隙抵时，应事无方”的次级教育模式。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模式在折射出道家教育不同面向的同时，也有其内在联系。即后者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前者的，“投隙抵时，应事无方”的最终目的，是启发引导学生进入“不言之教”的理想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毋宁说是道家教育模式之整体的不同阶段。下文则将其置于《周易》蒙卦之教育思想的视角下进行分析。

2 蒙卦视角下的“列子求道”

蒙卦是《周易》第四卦，是中国古代最早论述教育主题的文本之一。“蒙”之本义为兔草丝，引申为“遮蔽”“覆盖”“暗昧不明”等含义[8]。孔颖达释“蒙卦”之“蒙”曰：“蒙者，微昧暗弱之名。”[9]蒙卦所讲的正是如何通过教育，解除这一“微昧暗弱”之状态。历代学者对蒙卦及其十翼文本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详考“列子求道”，其中亦反映了诸多蒙卦的教育思想。以下分别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师生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2.1 教师教学层面

“列子求道”故事中老商与列子两位老师的教学方式，反映了蒙卦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原则，两种方法”。其中，原则是指“时中”；两种方法则分别为“包蒙”与“发蒙”。

“时中”，出自蒙卦《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10]所谓“时”，吕绍纲在其《周易词典》中解释道：“《易》是讲变通的，《系辞传》云‘变通配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变通者趣时者也’。《易》之变通通过蓍、卦、爻表现出来，蓍、卦、爻的实质就是时……艮《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11]亦即所谓“时”，指对事物发展变化之时机的领会与把握。至于“中”，吕氏则指出：“中的意义极深，孔子、孟子最为明了。《论语》记孔子谓中为‘无过不及’，为‘允执其中’，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中’的含义，据孔、孟之理解，用今语表述，就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依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灵活把握。”［12］简言之，“时中”之原则指的是根据情况的不同变化，选择适当的方式进行应对，以实现事物的亨通[13]。“列子求道”故事中，老商根据列子的品质与悟性，采用“不言之教”的方式，仅在关键处给予“眄”“笑”“引坐”等恰当反馈；列子则针对尹生的情状，灵活采用“考验道心”“言传身教”“批评启发”等教育方法。二者虽然教法不同，但其所反映的教育原则与蒙卦之“时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二者若合符契。

“包蒙”，出自蒙卦九二爻辞：“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程颐《程氏易传》解读“包蒙”曰：“‘包’，含容也……必广其含容，哀矜昏愚，则能发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朱熹《周易正义》则曰：“九二……当发蒙之任者。爻之德刚而不过，为能有所包容之象。”王申子《大易缉说》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包蒙’者，包众蒙而为之主也。”［14］

由此可知，蒙卦之教育思想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对学生的包容、含容。不论是老商对列子的不言之教，顺其自然，任其自悟，还是列子对尹生“怼而请辞”“居先生之门，曾未浃时，而怼憾者再三”的不介于怀，都体现出蒙卦“包蒙”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老商的“包蒙”，列子才能从师九年并终于臻至“乘风”之境；也正是由于列子对尹生的“包蒙”，尹生得以错而能改，最终登上求道之正途。这体现出“包蒙”在蒙卦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梁寅所言：“当发蒙之任，尽发蒙之道，非九二其谁哉？”［15］

“发蒙”，出自蒙卦初六爻辞：“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这里指出，对于尚处蒙昧、毫无基础的学生，老师应当通过惩戒等手段，建立规矩，以引导学生走向正途。正如朱熹所言：“占者遇此，当发其蒙。然发之之道，当痛惩而暂舍之，以观其后。”程颐亦言：“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16]这里所言的惩戒，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目的在于“正法”，这也正是蒙卦《象传》的精神：“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列子求道”之中，列子对于尹生在求道之初反复来去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并在讲述自身求道过程后进一步指出其问题所在：“今女居先生之门，曾未浃时，而怼憾者再三。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虚乘风，其可几乎？”列子在尹生空有求道之心而尚未得其要旨的初始蒙昧阶段，通过严厉地批评，指出其不正之处，进而引导其进入“心不敢念”“口不敢言”的悟道之路。这一教育过程之中，正体现了蒙卦“发蒙”的智慧。

2.2 学生学习层面

“列子求道”中作为弟子的列子与尹生，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好学生”的正反例。二者之对比凸显出道家教育思想中关于“学”的部分。将其置于《周易》蒙卦视角之下，则反映出学生学习的三项品质：“诚”“敬”“坚”。

所谓“诚”，指求学信念的坚定纯一。蒙卦卦辞曰：“非我求蒙童，蒙童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历代学者的解读中都强调学生求学之“诚”的态度，朱熹曰：“人求我者，当视其可否而应之；我求人者，当致其精一而扣之。”程颐曰：“‘初筮告’，谓至诚一意以求己则告之，再三则渎慢矣，故不告也。”［17］学者进而明确指出，“诚”即态度的“纯一”，如胡炳文曰：“童蒙纯一未发以听于人。”蔡清曰：“纯一之心。纯则不杂，一则不二。”[18]“列子求道”中，列子和尹生作为学生都做到了求学之“诚”。列子从师老商九年间孜孜以求自不必说；即使较缺乏耐性的尹生，在列子“十反而十不告”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放弃求道之心，在心中怨怼平复之后再度回来寻找列子，并坦然相告自己的想法。或许正是由于尹生之“诚”，列子才不吝将自己的求道过程相告，并帮助其走上正途。由此可见，“诚”之一字，当为莘莘学子所重视并体悟。

所谓“敬”，指对待老师的尊敬顺巽。尊师重道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传统，而这一精神早在蒙卦之中已有体现。蒙卦六五爻《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程颐《程氏易传》解之为：“舍己从人，顺从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优于天下矣。”胡一桂从阴爻的性质出发来解读顺巽：“顺，以爻柔言。巽，以志应言。”[19]李道平则从蒙卦阴阳爻之承乘关系出发解读道：“承阳则敬，乘阳则不敬，……不敬则蒙气不除。”[20]其实，对老师之“敬”是与对道之“重”互相联系、共为一体的。“列子求道”中，列子对老商之顺巽从其对老师之简单反馈的重视程度中即可见一斑；而尹生虽然由于不能领会列子“不言之教”的奥秘而有所怨怼，但从其“因闲请蕲其术”“请辞”“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复言”等行为及反应之中，亦可见其“敬”的态度。这也无怪乎《太公家教》有言：“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生之父。”

至于“坚”，指求学行为的持之以恒。蒙卦卦象上山下水，《象传》解此象为：“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朱熹由《象传》之“泉”的意象引申道：“‘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21]此处的“行而有渐”四字之中已然蕴含了学习当持之以恒之意；李道平则对《象传》之“山”的意象进行了解读：“《说卦》曰：艮为果苽，故‘艮为果’；又为‘坚多节’，《传》曰：‘致果为毅’，亦取其坚也。”［22］这里的“毅”与“坚”，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学生求学当坚持努力。这也正是《中庸》所讲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23]“列子求道”中，列子师从老商凡九年，孜孜以求，终于得道，其求道之心、求学之行可称得上一个“坚”字；而尹生则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并因之招致其师的严厉批评。可见“坚”之品质在求学过程中的重要性。

2.3 师生关系层面

蒙卦对于师生关系的论述，聚焦于“志应”一词。所谓“志应”，出自蒙卦《彖传》对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解读：“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蒙卦之六爻中，一般认为其九二爻之“包蒙”是理想的老师状态；而六五爻之“童蒙”是理想的学生状态。因此，学者常通过对二、五两爻之关系的分析来论述蒙卦关于师生关系之“志应”的思想。

朱熹《周易本义》论述“志应”曰：“志应者，二刚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应也”，程颐《程氏易传》亦曰：“二以刚明之贤处于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于五，盖五之志应于二也。”[24]二人皆从蒙卦第二爻为阳爻，其德刚明、第五爻为阴爻，其质柔暗，因此当为阴就阳的角度出发，指出所谓“志应”，重在强调学生对老师之“求”，即学生之志当与老师相应。而蔡清则同时指出了在“志应”中老师的主动性：“详观蒙卦六爻，在蒙者便当求明者，在明者便当发蒙者，而各有其道。”[25]至此，蒙卦“志应”的师生关系思想在老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实现了完整的互动。因此，有当代学者指出：“《彖》辞‘志应’意指教师与童蒙之间志趣相合、性情呼应、灵魂互通的精神共鸣，彰显出最圆融的师生关系。”［26］

“列子求道”中，老商与其弟子列子之师生关系，当然称得上“志应”。作为弟子，列子求道之心诚，对待师长敬，悟道之行坚，九年一贯；而作为老师的老商，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师生之间无需多言，仅在弟子之一言一行，老师之一眄一笑之间，已相互得之于心，道亦因之以传。这无疑符合蔡清“在蒙者便当求明者，在明者便当发蒙者，而各有其道”的描述，亦着实达到了“志趣相合、性情呼应、灵魂互通、精神共鸣”的圆融之境。与之相比，列子与尹生之师生关系虽然显得相形见绌，略有不逮，但尹生孜孜以求，列子亦能即时为弟子指出问题，给予引导，这无疑也是二者“志应”之体现了。

整体来看，“列子求道”所反映的道家教育思想在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师生关系等三个层面上，与《周易》蒙卦的思想相合。而这一相合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则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和探讨。

3 讨论

“列子求道”所反映的道家教育思想与《周易》蒙卦思想之联系与差异，折射出中国传统文脉之源流。首先，《周易》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系辞传》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此可见，道家思想亦未脱离《周易》的范畴。这一点从“不言之教”与“包蒙”“志应”的内在联系中可见一斑。其次，相较于《周易》的无所不包，道家思想更有侧重点。比如在教育方面，道家显然更推崇“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教育模式。再次，虽然《周易》在后世被更多地认为是儒家经典，名列“六经”，但就其本源来说，《周易》确乎更适合被定位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

“列子求道”所反映的教育思想对今日之教育亦有启发之处。教育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之一，虽然时代变化日新月异，当今的教育结构与形态亦与列子所处的时代相去甚远，但作为教育的本质精神和社会功能当无大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列子求道”教育思想中“时中”的教学原则、“包蒙”“发蒙”的教学方式、“诚”“敬”“坚”的学生品质、“志应”的师生关系，乃至“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道家理想教育模式，对于当下的教育实践，应当能够有所裨益。

4 结论

“列子求道”作为经典的道家教育故事，其本身即蕴含着深刻的道家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周易》蒙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这些古老文本中钩沉索隐，发覆其教育智慧，能够为当代教育的开展提供启示和参考。正如蒙卦《彖传》所说：“蒙以养正，圣功也。”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思想理当也必然能够在新时代中绽放其华彩，虽历久而弥新，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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