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师范学院,牡丹江
英语教材作为通往语言世界的桥梁,不仅是学生学习与掌握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学生们能够借此跨越地理的界限,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习俗与思想。随着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外语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如何有效整合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内容与呈现方式以实现深层次的文化教学,对新时代外语教材建设至关重要。《英语模范读本》作为近代英语教育的经典教材,其文化内容的选取与呈现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文化导向,还为当代外语教材编写及教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以促进更加全面、平衡的文化教育,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英语学习者。本文在广泛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历史演变,采用外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深入分析《英语模范读本》中的文化呈现内容,探讨其文化地域偏好、文化类型侧重等特征。
当前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进行了分析。国外研究多偏重于文化多样性的探索与理论框架的创立。Allen和Valette(1977)通过区分大C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与小c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为文化内容的层次性分析奠定了基础[2]。随后,Byram(1989)提出的八大文化主题框架(包括社会身份与社会群体、社会互动、信念和行为等)为后续的文化内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4]。此外,Adaskou、Britten以及Fahsi(1990)从美学、社会学、语义及语用等多重视角解析文化内容[1];国内学者张虹、李晓楠(2022)在文化呈现内容上进行创新,从目标语国家文化、中华文化、其他国家文化、国际文化(文化地域视角)以及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人物、文化社群(文化类型视角)出发,为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内容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即“外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9](以下简称“框架”)。本文基于该框架,从文化地域和文化类型对《英语模范读本》中的文化呈现内容进行研究。
近年来,国外实证研究逐渐增多,聚焦于不同国家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分析。Ariawan(2020)运用Byram的教科书评价理论,评估了印度尼西亚十年级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的英语教科书纳入了比例相称的目标语国家文化和国际文化[3]。国内学者主要进行跨版本、跨教材的对比分析,例如,唐霜(2010)在新旧版人教社高中英语教材即将全面进入课改之际,对两者的文化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7]。此外,国内学者还从国别的角度对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例如,张虹、常文哲和苏晓俐(2024)的研究关注中德两套高中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8]。然而,近代英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分析在日益增长的教材研究中仍显不足,缺乏系统的数据支持和文化内容分析。针对近代英语教材的实证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外语教育的文化导向,同时也为现代英语教材编纂和外语教学树立标杆。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近代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旨在推动外语教育向更加全面、多元及包容的方向发展。
据《中国中小学英语教材史》一书记载,近代英语教材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萌芽期(1862年之前)、启动期(1862—1911年)、发展期(1912—1922年)以及自立期(1923—1949年)[5]。1862年之前,英语学习的状况相对有限,主要用于通商口岸进行民间贸易往来,所学英语大多为“别琴英语”或“洋泾浜英语”,即用宁波方言、上海方言或是粤语发音给英文注音的英文读本,因此这一时期的英语学习书本还不能称之为“教材”。1912年民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后,外国语被列为中学主要课程之一,但此时正值英语课程办学之初,缺乏外语师资和英语教学经验,因而直接引进教材或自编教材便成了当务之急。根据龚玲芬和叶峰(2016)对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近代英语教材的回顾与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英语模范读本》初版后两个月即售罄,并且在随后的二十年里,经久不衰,成为了当时外语学习领域的标杆之作[6]。
综上所述,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民营书局之一,对近代英语教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其出版的众多著作中,《英语模范读本》以多元的地域文化内容与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成为近代英语教育经典,备受推崇。因而,本文将结合外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从文化地域与文化类型双重视角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模范读本》中的文化呈现内容进行研究。
本文主要从文化地域和文化类型两个视角对近代英语教材《英语模范读本》中的文化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探讨以下问题:(1)近代英语教材呈现了哪些地域的文化?(2)近代英语教材呈现了哪几种类型的文化?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周越然先生所撰写的三册《英语模范读本》(MER:Model English Readers)。该套教材于1918年11月首次出版,出版单位为商务印书馆。但由于时代久远,教材难觅。现根据所掌握的有限资料,将专注于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发布的三卷本《英语模范读本》。
《英语模范读本》一书分为三册,每册教科书结构体例严谨且难度逐渐递增。三册均配有词汇(vocabulary)、对话(conversation)、语法(grammar)、课后阅读(reading)、课后练习(exercise)五个部分,如第二册的Lesson 6、Lesson 7等。本研究的文本是每册教材词汇阅读、课后阅读两个模块中的阅读材料。本文将从文化地域和文化类型视角,对96份文本样本中的文化元素展开深入剖析。
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查阅相关的书籍、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等,以深入了解这本教材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教育背景下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教育理念。这有助于构建一个宏观的研究框架,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和理论支持。
其次,文本分析法侧重于对细节的剖析和研讨。通过对教材中的词汇阅读、课后阅读等文本进行细致的篇章主题分析,提取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元素。这种方法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近代外语教材所呈现的文化地域特点和文化类型特点。
最后,数据统计法在量化分析方面能够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持,使分析结果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通过归类并计算教材中四种文化地域类别和五种文化类型的数量,以此对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呈现进行研究。
本研究聚焦于词汇阅读与课后阅读材料的中心关键词,结合张虹和李晓楠(2022)的文化地域分类法,将三册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分为四种:目标语国家文化主要指“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文化,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学习者母语文化此处即指中华文化;其他国家文化指“所有外圈、扩展圈国家及其他不将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文化”;国际文化是指“不存在较为显著的国家背景、没有明显地域差异的文化,即共有文化”[4]。具体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英语模范读本》1~3文化地域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categories of countries of MER 1~3
文化地域 | 数量 | 比率 | 举例 |
目标语国家文化 | 46 | 47.92% | 1.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Book2,L4) |
2. London(Book3,L4) | |||
学习者母语文化 | 3 | 3.12% | 1. Chinese Cotton(Book3,L22) |
2. Protection of Native Industry(Book3,L24) | |||
其他国家文化 | 4 | 4.17% | 1. King Midas(Book2,L9) |
2. The Playground of Europe(Book3,L1) | |||
国际文化 | 43 | 44.79% | 1. Table manners(Book2,L16) |
2. Things Needed by All(Book2,L23) |
根据表1可知,《英语模范读本》一至三册在文化地域的选择上较为多样化,包含四类地域文化,呈现频率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目标语国家文化>国际文化>其他国家文化>学习者母语文化。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选择遭遇了边缘化的困境,其数量和比例都远远不及目标语国家文化和国际文化。
目标语国家文化与其他三类文化相比,呈现频率最大,为47.92%。这说明民国时期我国社会面临一种迫切需求,即积极吸收与借鉴英美等西方先进文化。主要涉及Benjamin Franklin(Book2,L25)、George Washington(Book2,L26)、Abraham Lincoln(Book2,L27)等杰出人物的介绍和美英等国地理、银行、学校、图书馆、公园、节日、婚礼、礼仪、政府等背景概况。目标语国家多元文化的融入不仅彰显了当时社会对于西方科技、制度、思想等多元层面的渴求,也反映了在全球化初露端倪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力图通过引入外来文化元素,以促进自身现代化转型的深切愿望。
与目标语国家文化相比,关于中华文化的阅读材料仅有3篇,比例最小,仅占3.12%。这是近代英语教材的重大缺陷之一,主要讨论了中国棉花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地位、保护和促进中国民族工业以及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性,这些文章均源自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理念(The 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不仅关注经济的整体发展,更着眼于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家实力。编者借此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和高度责任感。
其他国家文化的呈现与中华文化的呈现比例接近,共有4个语篇,占比4.17%,分别探讨了代达罗斯、米达斯等希腊神话故事、瑞士的风土人情以及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战役。这表明近代英语教材在有意识地展现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通过阅读其他国家文化材料,学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和现状,拓宽视野,进而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与能力。但《英语模范读本》中其他国家文化的呈现范围较小,仅涉及瑞士和希腊两个国家。
在《英语模范读本》的文化地域呈现中,国际文化比重仅次于目标语国家文化,呈现数量为43,占整套教材文化地域内容的44.79%。呈现内容涵盖市政府、公共医院、报纸、船舶、农场等国际共有产品以及The Fox and the Crane、The Race of 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The Wasp and the Bee、The Ants and the Grasshopper等人文寓言故事。民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发展、国防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急需吸收国际先进文化,而《英语模范读本》选择了大量的国际文化阅读语篇,有利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文化背景的敏感度和理解力,提高国际文化意识。
综上所述,《英语模范读本》在文化地域的选择上呈现出地域多样化的特点。编者在词汇阅读、课后阅读等板块的编排上以恰当的方式引入和解释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不仅注重对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的学习,还强调对中华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把握。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承民族精神,创新文化发展,用英语传播中国声音,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英语教材撰写的目的不仅在于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更是为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培养出优秀的跨文化交际人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本节基于张虹与李晓楠(2022)的文化类型分类,将《英语模范读本》三册中的文化内容分为五种类型:(1)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s),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包括食物、服饰、文学作品等”,例如《英语模范读本》中所涉及的What a Gentleman Wears & What a Lady Wears(Book1,L24);(2)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指“人类生活和行为方式,如节日习俗、行为准则”,例如美国的感恩节和圣诞节(Book2,L17)及美国婚礼(Book2,L24);(3)文化观念(cultural perspectives),“即价值观和信仰,决定了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如寓言故事、儒家思想等;(4)文化人物(cultural persons),指“某一文化群体的知名人物”,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ook2,L25)、乔治·华盛顿(Book2,L26)、亚伯拉罕·林肯(Book2,L27);(5)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ies),“则为国家/民族层面的文化,如黑人文化”[4]。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英语模范读本》1~3文化类型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cultural categories of MER 1~3
文化类型 | 数量 | 比率 | 举例 |
文化产品 | 39 | 40.63% | 1. What a Gentleman Wears(Book1,L24) |
2. What a Lady Wears(Book1,L24) | |||
文化实践 | 28 | 29.17% | 1. Table manners(Book2,L16) |
2. At the Palace Restaurant(Book3,L8) | |||
文化观念 | 26 | 27.08% | 1. Only a Cent(Book2,L8) |
2. A Castle in the Air(Book3,L8) | |||
文化人物 | 3 | 3.12% | 1. Benjamin Franklin(Book2,L25) |
2. George Washington(Book2,L26) | |||
文化社群 | 0 | 0% |
根据表2可知,《英语模范读本》主要涵盖了四种文化类型: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以及文化人物。其中,文化产品的呈现频率最高,其次是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而文化人物的呈现则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该读本并未涉及文化社群的展现。这表明《英语模范读本》强调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而对文化社群的维度则明显缺乏关注,未能全面反映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文化产品在《英语模范读本》的文化类型呈现中频次最高,数量为39,频次占整套教材文化类型内容的40.63%。《英语模范读本》在文化产品的选择上主要以足球、橄榄球、排球、服饰、货币、度量衡单位等物质产品,伦敦、瑞士、美国等居所以及市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等国家机制为主。教材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有助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文化产品间的差异,寻求并达成文化间的共识与理解,极大地丰富他们的文化内涵。
文化实践在《英语模范读本》中的数量为28,频次为29.17%。主要以人类实践活动为主,如第二册的Lesson 15 Mr. Bennett’s Invitation和Lesson 16 Table Manners都讲述了外国刀叉与中国筷子在饮食习惯上的碰撞。第三册的Lesson 5 Shops描述了美国人在表达“去商店”与中国人的差异;Lesson 7 Hotels in London和Lesson 8 At the Palace Restaurant通过实践性的文化互动普及了学生对外国小费文化的认识。文化实践学习的意义在于,面对文化差异时,学生可以凭借正确的文化认知和恰当的行为来应对“文化冲击”。英美国家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相差甚远,这些差异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通过了解中外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能够逐步建立起对所属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文化观念的呈现频次接近于文化实践,共涉及26篇文章,频次占整套教材文化类型内容的27.08%。主要以人文语言故事以及名人名言为主,如第二册的Lesson 8 Only a Cent这一文章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自我价值:通过自己的劳动,即使只是一美分,也能让学生体会到背后暗含的文化观念,即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这种自我价值感是支撑我们面对生活挑战的重要力量之一。Lesson 9 King Midas这一神话故事教导学生认识贪婪的代价,过度的欲望追求常常使个体忽略长远的考量,最终可能引发社会与经济的严重危机。同时,第三册的Lesson 16 The Queen and the Snow和Lesson 18 The King and the Clubs两个语篇有助于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摆脱思维定式的束缚,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多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名人名言涉及较少,只有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思想。
文化人物在《英语模范读本》文化类型的呈现中频次最小,数量为3,频次占整套教材文化类型内容的3.12%。《英语模范读本》在文化人物的选择上局限于美国,选取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及亚伯拉罕·林肯为代表。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以及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的坚持和追求,不仅在当时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显著的变革,而且对后世留下了深远且持久的印记。而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对文化人物背后故事的学习,能够全面促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及自我责任感等多元责任体系的构建。
综上所述,《英语模范读本》在文化类型的选择上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唯一的缺点是并未涉及文化社群的呈现。文化社群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每个社群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习俗和行为规范。而对文化社群的学习能够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帮助学生理解和接纳不同文化的存在,融入多元社会。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学习,可能导致学生文化视野受限,思维僵化,丧失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不利于新时代高质量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反之,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不仅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培养他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还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学校和社会应高度重视这些文化内容的教育价值,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在文化中获得启迪。
教育部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明确指出,需强化学生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10]。然而,当前《英语模范读本》在文化地域的展现上存在不足,中华文化内容的占比远低于目标语文化,且文化类型分布偏向文化观念、文化实践、文化产品及文化人物,文化社群被边缘化。
针对此现状,外语教材的编写理念亟需调整,应摒弃以英美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模式,加大对中华文化的融入力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涵盖从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到历史典故如郑和下西洋、昭君出塞,再到文化产品如中国油纸伞、景泰蓝陶瓷、书法与茶道等丰富内容。这些都能有效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自豪感,提升其中华文化意识和素养。
教育乃国家发展之根本,新时代英语教材的编纂应紧扣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提高学生面对国际受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引导学生探究如何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帮助学生不断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从而为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与新动力。
[1] Adaskou K,Britten D,Fahsi B.Design Decisions on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a Secondary English Course for Morocco[J].ELT Journal,1990,44(1):3-10.
[2] Allen E D,Valette R M.Classroom Techniques:Foreign Language and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7.
[3] Ariawan S.Investigating Culture Dimensions in EFL Textbook by Byram Checklist[J].Register Journal,2020(13):123-152.
[4] Byram M.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89.
[5] 陈自鹏.中国中小学英语教材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6] 龚玲芬,叶峰.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出版发行回顾[J].出版广角,2016(12):83-85.
[7] 唐霜.新旧版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内容对比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S1):295-296,303.
[8] 张虹,常文哲,苏晓俐.中德英语教材文化呈现比较研究[J].外语研究,2024,41(2):72-79.
[9] 张虹,李晓楠.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研制[J].中国外语,2022,19(2):78-84.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