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2.四川省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幼儿入园适应期是其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分离焦虑的高发阶段。[1]情绪安全理论认为,幼儿与父母的情感联结是其应对外界挑战的心理基础,情绪安全指幼儿在经历情绪波动时能够采取有效且积极的方式调节并稳定情绪的能力。[2]幼儿心理发展的研究发现,当幼儿进入新环境时,安全型依恋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环境适应力。[3]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视野,将环境系统划分为微观、中观、外层、宏观及时间系统五个层级[4],为分析幼儿焦虑成因提供了多维度框架。生态系统理论不仅推动了研究范式从单一归因向系统分析转变,还指导实践者通过优化家校社协同机制、完善社会支持网络等策略,实现对幼儿心理健康的生态化支持。近年来,随着早期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幼儿分离焦虑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现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分离焦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5-7]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性:样本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差,主要集中于城市中产家庭[8],农村地区、特殊家庭结构或跨文化家庭等特殊群体未被充分纳入;结论具有片面性,现有结论还是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框架,与我国本土文化存在适配性问题[9];且纵向追踪研究周期短,难以捕捉教养方式的长期延迟效应。[10]因此,本研究基于情绪安全理论与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实证调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分离焦虑的内在联系,并着重从家庭层面构建以情感支持环境创设、自主性与情绪调节能力培养、稳定互动模式建立为核心的干预策略,为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指父母在长期抚养、教育子女过程中,所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情感态度、行为控制和目标导向的综合体现。[11,12]这一概念包含三个特征:稳定性,即教养方式是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多维性,涵盖情感响应、行为控制等多个维度;文化特异性,不同文化背景下教养方式的表现形式和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它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互动方式及教育策略,是影响幼儿社会性、人格发展、情绪状态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13]基于父母控制(Demandingness)和情感响应(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经典研究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型(Authoritarian)和放任型(Permissive)三类,后续研究进一步将其细化,增加了忽视型(Neglectful/Uninvolved)。[14]这四种教养方式在情感响应和行为控制方面各具特点:权威型表现为高响应高控制,专制型为低响应高控制,放任型为高响应低控制,忽视型则为低响应低控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幼儿早期家庭教养方式的质量不仅影响其入园适应期的分离焦虑水平,还会通过依恋模式的中介作用,对其青少年期的社会情感能力产生持续影响。[15]
以往研究常使用修订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测量。该问卷最初由G. Parker等人编制,用于评估个体回忆中父母在其成长前16年所给予的关怀和保护程度[16,17],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在我国文化背景下,PBI已经过多次修订和信效度检验。有研究以我国大学生为样本对PBI进行修订,结果表明其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其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等多维度结构,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18]由于其维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与幼儿情感安全密切相关的父母行为特征,且便于施测,因此被应用于多项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情绪及行为适应关系的研究。[19]
分离焦虑是婴幼儿在与主要照料者建立亲密情感联结后,因面临分离而产生的伤心、痛苦等情绪反应,属于婴幼儿焦虑反应的一种类型,多发于学龄前阶段。[20]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分离焦虑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发展适时性,多出现于依恋关系形成后的特定发展阶段;行为外显性,常通过哭闹、抗拒等行为表现;个体差异性,受气质类型、前期经验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分离焦虑与依恋关系密切相关,尤其在婴幼儿与主要照料者分离时,表现为过度恐惧、紧张与痛苦。依恋理论指出,分离焦虑是依恋行为系统被激活后的自然反应,其强度取决于依恋质量与环境变化的交互作用。[21]在幼儿心理发展研究中,分离焦虑被视为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应激反应指标,常见于2~5岁幼儿入园适应期。幼儿从家庭过渡到幼儿园,面临环境、作息与饮食等方面的显著变化,这一时期被称为“心理断乳期”,易因适应困难而引发分离焦虑。已有研究表明,分离焦虑的表现形式随年龄增长而变化:2~3岁幼儿多表现为直接的情绪宣泄,如哭闹、纠缠;4~5岁幼儿则可能出现躯体化症状或退缩行为。[22]
分离焦虑的测量常采用学前儿童焦虑问卷和儿童分离焦虑症状量表(CSAS)等工具。这些量表能够较为敏感地捕捉到幼儿在与依恋对象分离时表现出的特定情绪和行为反应,条目设置贴近幼儿分离情境下的具体表现,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适用于评估幼儿的适应情况。
根据以往研究,本研究选取修订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评估父母教养方式,并使用学前儿童焦虑问卷与儿童分离焦虑症状问卷(CSAS)评估幼儿的分离焦虑水平,旨在探究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分离焦虑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方法,在成都市选取两所幼儿园的幼儿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性别分布均衡(男童122人,女童154人),无显著性别偏差;幼儿班级分布为:小班占比39.8%,中班占比33.2%,大班占比27.0%。所有被试均自愿参与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率100%。剔除无效问卷24份后,获得有效问卷276份,有效率为92%。
本研究采用学前儿童焦虑问卷与儿童分离焦虑症状问卷(CSAS)评估幼儿的分离焦虑水平。学前儿童焦虑问卷参考Spence等学者编制的The structure of anxiety symptoms among preschoolers量表[23],以及我国学者王美芳的中国化修订版本[24],原量表共28道题目。结合学前幼儿的行为特点及研究目的,本研究在原量表的基础上改编,并形成了能反映幼儿焦虑程度的分离焦虑维度(6~11题),问卷评分等级为1~4分,这种选择条目的方法在国内相关研究得到使用,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5]
儿童分离焦虑症状问卷(CSAS)依据Xavier Méndez等学者编制的Children’s Separation Anxiety Scale改编[26],包含11~15个条目。原版(CSAS)包括4个高阶维度、20个子维度,结合研究目的,研究在CSAS的基础上改编,并形成了能反映幼儿焦虑程度的分离担心(12题)、分离痛苦(11、13题)及分离反抗(14~15题)三个维度,采用1~4级评分,分别代表“无”至“重度”的频率或强度等级。
修订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用于评估父母教养方式。依据Parker等学者在1979年编制的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量表改编。[27]原版(PBI)包括2个大维度、25个子维度,结合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改编问卷含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与忽视型四个维度(11~20题),采用四级计分方式。该问卷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经修订,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信度。[28]
本研究采用SPSS 27.0软件和Mplus 8.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随后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探讨变量关系。所有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0.05。
由于本研究中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幼儿分离焦虑均由父母匿名回答的方式测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因此,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第一因子变异解释率为25.36%,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数据质量可靠,可进行后续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中,权威型教养占比最高(63.3%),溺爱型与忽视型分别占14.1%与13.7%,专制型占比最低(8.9%)。这一分布模式反映出当前幼儿家庭教养方式整体趋向民主与理性,与国内近年研究揭示的家庭教育观念现代化趋势相吻合。[29]然而,溺爱型与忽视型教养方式合计占比仍接近三成,提示仍有相当比例的家庭存在教养方式失当的风险,这构成了幼儿分离焦虑潜在的易感基础。幼儿分离焦虑量表得分呈右偏态分布(偏度=1.24),平均分为38.7±6.9分,其中躯体化症状维度得分最高(14.2±3.1),表明新入园幼儿的分离焦虑主要表现为生理层面的应激反应。从情绪安全理论视角来看,躯体化症状很可能是幼儿情绪调节能力不足、无法通过语言有效表达内心紧张与恐惧时的外化表现,凸显了培养幼儿情绪胜任力的紧迫性。
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分离焦虑总分呈显著相关(r=0.42,p<0.01)。具体而言,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分离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0.37,p<0.001),这支持了情绪安全理论中情感响应与规则清晰性对焦虑缓解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证实了教养方式整合模型[30],即权威型教养营造情感支持性的互动环境,促进了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和心理自主性的发展,使其在面对分离时具备更强的心理弹性。专制型教养方式与分离焦虑呈显著正相关(r=0.51,p<0.001),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中高压控制抑制幼儿自主性的机制一致,反映了专制型教养方式可能通过阻碍心理自主性发展而加剧分离焦虑[31],专制型教养方式的高控制低回应特征,严重影响了幼儿对自主(Autonomy)、胜任(Competence)和关系(Relatedness)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32]长期处于此种环境中的幼儿,自主探索被抑制,难以形成“我能行”的自我效能感,在面对与依恋对象的分离时,内在心理资源不足以应对挑战,因而表现出更强烈的焦虑反应。此外,溺爱型(r=0.35,p<0.05)与忽视型(r = 0.28,p<0.05)教养方式均与分离焦虑呈正相关,反映了过度保护与情感忽视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负面影响。这一发现拓展了现有研究对非极端负面教养方式影响的认识,表明即使不涉及明显虐待或忽视,教养方式的质量仍是影响幼儿情绪适应的关键因素。
进一步分析显示,父母每日有效陪伴时间与分离焦虑得分呈负相关(r=-0.29,p<0.05),家庭共同决策频率与焦虑缓解存在剂量效应关系。这从行为互动的具体层面证实,权威型教养所倡导的平等对话和情感投入是具有实操意义的保护性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养方式无绝对优劣之分,对于部分高敏感幼儿而言,可能更需要“适度保护”,而非严格的“权威型规则”。因此,需要依据幼儿自身的发展特点,动态调整教养方式。性别差异分析表明,女童对母亲情感忽视更为敏感(t=2.34,p=0.02),其分离焦虑量表平均得分(29.3分)显著高于男童(13.6分)。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女童通常被鼓励维持亲密关系和表达情绪,因而对关系中的情感信号(尤其是母亲的忽视)更为敏感;而男童可能在社会期望下更早习得独立的要求,从而在行为表现上对分离显得不那么焦虑。[33]这警示研究者,在评估和干预幼儿分离焦虑时,必须充分考虑性别这一重要的调节变量。同时,也需要注意性别变量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将各影响因素全面纳入考量,以避免形成性别的刻板化印象。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分离焦虑呈显著关联,因此在家庭教育实践中有必要关注亲子互动模式与情感支持的适切性。但教养方式无绝对优劣之分,父母需结合幼儿气质的个体差异、家庭文化背景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减轻幼儿的分离焦虑,促进幼儿良好社会性的发展。基于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家庭是幼儿情感发展的核心场域,构建支持性互动环境对缓解分离焦虑至关重要。家庭可通过营造稳定、安全且情绪敏感的互动环境,促进幼儿形成基本的安全依恋与情绪调节能力。[34]具体而言,固定的作息安排与规律性亲子活动,能够增强幼儿对生活节奏的掌控感;在入园过渡阶段,采用渐进式分离策略(如从短暂分离逐步过渡到半日、全日分离),并配合使用可视化时间管理工具,有助于幼儿建立明确的时间预期。研究表明,高频度的积极肢体接触能够促进催产素分泌,降低皮质醇水平,这对缓解焦虑的生理反应具有积极作用。[35]因此,非言语沟通的恰当运用(如通过温和的肢体接触传递安全信号),应成为日常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满足幼儿情感需求的基础上,应逐步提供自主探索与独立尝试的机会,使其在可控范围内面对分离与适应任务,从而提升独立应对能力与自信心。[36]通过生活场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可为幼儿提供在安全环境中练习分离与重聚的机会。针对不同幼儿的情感需求特点,应避免过度保护或情感忽视的互动倾向,特别要为情感需求较敏感的幼儿提供充分的情感表达空间和接纳性回应,同时通过设置适度的挑战性任务,支持其逐步发展独立解决问题的技能,增强心理弹性。
一致且可预期的家庭互动模式,能够帮助幼儿形成稳定的分离与重聚预期,这对缓解分离焦虑具有关键作用[37]。清晰明确的家庭规则与相对固定的互动节奏,能够显著改善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体验。在分离情境中,家长保持情绪与行为的一致性尤为重要,应避免在分离时刻表现出过度担忧或反复折返等矛盾行为。通过简明直接的言语解释配合相应的行为示范,能够帮助幼儿理解分离的暂时性特点。此外,家长可通过阅读专业书籍和参与教育课程建立持续反思机制,这有助于提升对幼儿发展需求的理解与回应能力。[38]
需要指出的是,分离焦虑是幼儿期普遍存在的发展性表现,父母在应对相关行为时宜保持耐心,并采用循序渐进的支持策略,以促进幼儿情绪安全感的形成,助力其逐步过渡至更高水平的社会适应能力。整体而言,尊重儿童发展规律、关注情感联结与独立性培养的家庭互动方式,有助于缓解幼儿分离焦虑,并支持其健康发展。
本研究在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样本异质性不足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样本覆盖区域相对集中,未充分纳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及家庭结构的群体;其次,研究设计的纵向追踪不足,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最后,变量控制的全面性有待提升,部分潜在调节变量(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祖辈教养参与度、幼儿园环境质量等)未被充分纳入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深入推进: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用纵向设计并扩大取样范围,以揭示变量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并增强结论的外部效度;在理论模型上,应构建整合家庭与幼儿园的多层级模型,运用混合效应模型深入解析各系统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在测量与干预上,可引入神经生理学指标为焦虑评估提供客观度量,并着力设计严谨的干预研究,通过随机对照实验验证家园协同方案的有效性,推动该领域从相关分析向因果验证与实践应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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