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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价值观是一个具有多维度的心理倾向系统，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体对于生育现象重要性的认知与评价[1]。国外关于生育价值观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Becker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经济决定理论[7]。此后，研究者提出了生育价值观的效用理论，这一理论是心理学界针对生育及相关问题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将影响家庭结构的一些心理因素作为切入点，研究各地区生育率变化的原因，探索生育价值观在代际之间是如何进行传承和发展[4]。国内对生育价值观的研究起步晚于国外，对于生育价值观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许多学者都是根据自己的调查访谈或经验，提出了生育价值观的基本结构。

大学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未来社会建设群体，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大学生的生育价值观作为他们性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育行为，还对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9]。针对当前的人口发展形势，我国政府于2021年出台了全面开放三孩政策。新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对大学生的生育价值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未来的生育行为。基于此，本研究在新的生育政策背景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生育价值、需求、数量、质量、时间、偏好等关于生育价值观的调查，分析新生育政策下广州市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现状，并进而探讨影响大学生的生育价值观的因素。

1 研究方法与手段

本研究采用张进辅与童琦编制的生育价值观问卷[8]，面向广州地区大学生发放问卷530份，调查历时2个月，共回收有效问卷47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87%。471名大学生中，男生216人，女生255人；大一学生97人，大二学生127人，大三学生130人，大四学生117人；城镇生源学生239人，农村生源学生232人；独生子女143人，非独生子女328人。

2 广州市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现状

2.1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性别差异，结果如表1所示。男生在生育需求、价值、性别偏好、时间、愿望和职责维度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女生（p<0.001）；而在生育数量和生育方法及生育质量维度，男女生得分差异并不显著（p>0.05），均值均高于中位数，可能是测量误差导致的。

表 1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性别差异分析表

Table 1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fertility values

注：*p<0.05，**p<0.01，***p<0.001。

2.2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年级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了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年级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大学生生育价值观在生育需求、价值、性别偏好、生育数量、方法、愿望和质量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的年级差异（p>0.05）；在生育职责维度呈现边缘性显著；但是在生育时间维度，呈现显著性的年级差异（p<0.05）。多重事后比较显示：大二学生在生育时间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学生，但是与大四年级学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表 2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年级差异分析表

Table 2 Analysis of grade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fertility values

注：*p<0.05，**p<0.01，***p<0.001。

2.3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城乡类型差异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大学生生育价值观在城乡类型的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城镇生源大学生在生育需求、价值、愿望和职责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p<0.05）；而在其他维度上城镇生源与农村生源大学生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表 3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城乡类型差异分析表

Table 3 Analysi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reproductive values

注：*p<0.05，**p<0.01，***p<0.001。

2.4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在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探讨大学生生育价值观在是否独生子女维度的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独生子女大学生在生育需求、价值、职责和质量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学生（p<0.05）；而在其他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表 4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分析表

Table 4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fertility values based on only-child status

注：*p<0.05，**p<0.01，***p<0.001。

3 讨论

3.1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在生育需求、价值、性别偏好、时间、愿望和职责维度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女生；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维度，男女生得分差异并不显著，均值均高于中位数。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受社会性别差异的影响，男女学生在生育问题上持有不同观念。因为生理机能的差异，女性比男性多了孕育孩子的能力，在生育问题上，女性要承受更多的风险与压力，部分男性认为生育更多是女性的职责，对于生育问题相比女性关心更少。另一方面在家庭分工上，中西方家庭依旧以性别分工为主：男性在外工作赚钱养家，女性负责养育孩子操持家务，这也导致女性家庭观念和家庭意识重于男性，对生育问题的认识上有更深入的理解。而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会将生育的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男性对女性的生育控制有所下降。可能是受到了教育的熏陶和旧生育政策的影响，在生育数量和质量上，男女大学生对后代的要求越来越追求“贵精不贵多”，更加追求后代的培养质量而不是数量，有更高层次的生育目标。2015年我国放开二孩政策后，劳动力市场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指出，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或对女性就业产生负面影响[10]。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使得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更多单位在招聘时会设置“限男性”或“男性优先”的条件，出现性别歧视现象，不愿意招聘女性[12]。二孩政策带来的就业压力，在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时，大众同样会认为三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或将加剧职场性别歧视，对即将进入社会的在校大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女大学生会比男大学生承受更大的压力。

3.2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年级差异

数据显示，大学生生育价值观在生育需求、价值、性别偏好、生育数量、方法、愿望和质量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年级差异；在生育职责上呈现边缘性显著；在生育时间上，呈现显著性年级差异。多重事后比较显示：大二学生在生育时间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学生；但是与大四年级学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大二学生相较于大一学生已经适应了校园的生活，比起高年级的学生，也少了学习和求职竞争的压力，因此他们在面对生育时间时会显现更轻松的状态，认为生育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比较少在意剩余时间节点。

3.3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城乡类型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城镇生源大学生在生育需求、价值、愿望和职责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大学生。对比城乡类型差异与是否独生子女差异可以发现，二者间存在共性和关联。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期间，城镇的落实情况比农村更好，这使得城镇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核心家庭，而农村家庭可能并不止一个孩子。城镇家庭里孩子少，所以将更多家庭传承的职责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城镇子女肩负的责任会更多，而城镇子女本身接受更多的关爱与培养，在生育后代的问题上也会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大多数的农村家庭里孩子不止一个，因为孩子多，会有责任分摊，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的职责要求相对减少。而农村地区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比较严重，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农村生源大学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育价值观。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城镇生源学生比农村生源学生拥有更优良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教学条件，这很大程度上让他们有更开阔的眼界，使其对于生育问题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3.4 大学生生育价值观的是否独生子女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在生育需求、价值、职责和质量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而在其他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分析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与独生子女家庭背景相关联，独生子女承担的生育职责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受到的关爱会更多，这使得独生子女学生对于后代培养质量上的要求会更高。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相继实施，新生育政策对原本独生子女核心家庭的影响，比原本多子女家庭更大。独生子女达学生要面临新生育政策带来的改变，这与他们原本的成长经历存在区别；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却早已熟悉多子女家庭的生活模式，新生育政策对他们构成的挑战相对独生子女学生要更小。

4 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全面开放三孩政策背景下广州市大学生的生育价值观呈现以下结果：

（1）男生在生育需求、价值、性别偏好、时间、愿望和职责维度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女生；

（2）大二学生在生育时间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学生，与大四学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3）城镇生源大学生在生育需求、价值、愿望和职责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子女大学生；

（4）独生子女大学生在生育需求、价值、职责和质量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

5 影响因素分析

5.1 经济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人们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现今巨大的工作压力与相对低下的收入水平形成了鲜明反差，需考虑经济压力和住房压力对年轻人的影响。同时，我国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使得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增加了沉重的养老负担。人们也对孩子教育和养成方面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生育成本过高、经济负担过重是制约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生养孩子的生活、教育等费用，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并成为家庭夫妻对于生育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家庭的可支配资源是有限的，生养孩子所需的生存和教育方面支出也会随之增加，这些费用会给普通家庭经济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为此，更多人选择优生优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育儿成本逐渐提高，受现实环境的制约，很多年轻人不会盲目跟风生育。

5.2 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6]。传统文化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内在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变化，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其传统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1]。但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传统生育观仍存在许多负面影响，一些落后的传统思想仍然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例如，我国延续千百年的宗族文化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根深蒂固的传统生育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因此，大学生所具有的新型生育观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与传统生育观仍然存在碰撞，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5.3 政策因素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用于影响和干预人口发展过程及人口因素变化的法规、条例和措施的总和[2]。国家人口政策的严格执行，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水平和人们的生育意愿，更会对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三孩政策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全社会各界人物的热烈关注与讨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根据国情不断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从鼓励生育、限制生育到逐步放开生育的发展过程[3]。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来，当代大学生作为政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群体，对生育政策的作用有着深刻的体会。在过去多年计划生育的实施中，“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宣传标语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潜移默化中促使群众的生育价值观发送了巨大的转变。三孩政策的实施，必将伴随着新一轮生育理念的宣传推广，借助传统媒介与网络新媒体融合传播，扩大了新生育政策的影响力。同时，三孩政策的实施也伴随着生育配套政策的调整：晚婚晚育假被取消，生育假得到延长。这两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4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对生育价值观有重要的影响。心理决定行为，也是价值观的源泉，其又可以分为心理需要和社会心理两个层面。

在国内，受几千年传统宗族文化的影响，老一辈习惯将人生价值和生育后代联系，“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些带有明确现实需求的观念仍然存在。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邱国梁探讨了我国传统的生育动机，发现生理、安全、爱和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可以很好地说明农民的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4]。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生活状况的变化，改变着大学生这一群体的需求状况，大学生最迫切的需求已经由低一级生理、安全的需求，逐渐转变为情感、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当基本满足了前两种需求，对爱和归属的需要就逐渐掌握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对于生育目的，也从传统的传宗接代转变为归属与爱的需求。郭克敏和张义泉认为，生育价值观反映多种多样的需要，其中心理需要是生育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因素[5]。关于社会心理，社会顺从心理和逆反心理是其中的突出表现。社会顺从心理，是指个人自愿的服从社会团体订立的规范标准。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地方风俗习惯也会导致人们产生社会顺从心理，如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生不了男孩就要“断子绝孙”，这种思想在旧社会是一种行为规范，给人们带来了生育压力，迫使人们尽可能生育男孩。逆反心理，是指客观环境的要求与个人需要不相符时产生的一种强烈的反抗心态。在校大学生群体成长于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他们追求个性、强调自主、思维独立，不愿意接受被别人强加的观点和想法。三孩政策从提出、实施到现如今，一直是社会话题的热点，但过度的社会宣传推广，再加上父母长辈的未来期许，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在生育问题上滋生逆反心理，容易形成极端化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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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邹颖洁．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回顾与现行人口政策分析［J］．法治与社会，2015（2）：15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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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邱国梁．需要层次理论与农民的生育动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3）：52-54．

[5] 郭克敏，张义泉．影响生育观形成与转变的社会心理学因素［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5（4）：42-46．

[6] 黄润龙．关于生育文化的研究综述［J］．人口与计划生育，1998（5）：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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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宇萍，卢奇飞，刘兵，等．广东省大学生生育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13，26（1）：23-24．

[10] 李志，兰庆庆．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压力与生育倾向的调查研究［J］．科学决策，2017（4）：18-37．

[11] 刘筱．生育价值观问卷的编制及其应用研究［D］．武汉：中国地质大学，2017．

[12]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R］．北京：中青网，2014-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