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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升与信息传播的便捷化，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的青年群体，其性健康状况不仅关乎个体身心发展，更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乃至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然而，当前大学生性健康领域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性传播疾病（STDs）知识、避孕知识知晓率低且存在认知模糊，对重点预防STDs和乙类传染病知识，知晓率不足10%［1，2］。有研究还发现，大学生性行为安全意识薄弱，安全套使用率低于50%，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依然有高达9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需要生殖健康知识［3，4］。大学生性教育需求与其性知识储备、性安全意识存在脱节现象。

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大学生性健康问题，但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聚焦单一维度，如性态度或性行为，缺乏对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三者交互关系的系统探讨；另一方面，对人口学变量的分析多集中于性别、年级等基础维度，对童年居住地、主要抚养人类型、家庭经济状况等深层因素的影响挖掘不足［5，7-9］。北京市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区域之一，大学生群体集中且具有一定代表性，其性素养状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高校学生的整体水平。

本研究以北京市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实证调查解决以下核心问题：（1）系统梳理当前大学生性知识掌握程度、性态度特征及性行为现状，揭示三者间的内在关联；（2）深入分析性别、民族、就读院校、年级、家庭环境等人口学变量对性知识、性态度及性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尤其关注既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因素，如主要抚养人类型、童年城乡居住地差异等；（3）为高校制定分层、精准的性教育策略提供实证依据，助力提升大学生性健康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454名大学生和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参与方式为自愿参与。剔除无效数据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为448份，有效回收率98%。对性别、年龄、民族、就读院校和就读专业等人口学信息展开调查后发现，女性比例为56.61%，男性比例为43.39%，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年龄分为18岁、19岁、20岁、21岁、22岁及23～30岁区间，其中19岁最多（占23.7%）；民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汉族占比最多（占89.87%）；就读院校分为本科和专科，其中本科占比最多（占93.17%）；就读专业分为文科和理科，两者占比相近，分别为23%和25%。

从成长背景来看，童年居住地为城市的学生319人（71.2%），农村学生129人（28.8%）；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当地平均水平的268人（59.8%），高于平均水平的134人（29.9%），低于平均水平的46人（10.3%）；主要抚养人类型为双亲的304人（67.9%），单亲抚养的100人（22.3%），其他主要抚养人类型的44人（9.8%）；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299人（66.7%），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314人（70.1%），可见调查对象父母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3 工具

3.1 问卷

3.1.1 自编问卷

本问卷基于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认知问卷、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KAP问卷（知识—态度—行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2019—2020）等相关问卷内容整合编制而成。问卷包含6个模块，分别是个人基本信息、生殖健康知识、性传播疾病知识、性行为、性取向、安全套使用等内容，每个模块对应的题目数量为11题、9题、13题、5题、13题和23题，共74题。

3.1.2 简易性态度量表（The Brief Sexual Attitudes Scale，BSAS）

该量表由Clyde Hendrick等人编制，由23个条目构成，包括4个维度：开放性（10条）、节育（3条）、交流性（5条）和工具性（5条）。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评分标准：1=非常同意，2=比较同意，3=不同意也不反对，4=比较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总分在23～115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性态度越保守。该量表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应用于多个国家，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在0.71～0.93之间，量表拟合效度指标介于0.92～0.99。

3.2 统计分析

运用SPSS 2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性知识知晓率

4.1.1 生殖健康与性传播疾病知识

生殖健康知识包含女性月经、人工流产、宫颈癌、男性遗精等13个问题。数据表明，高校学生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不均衡。女性排卵期易怀孕（49.4%）、HPV疫苗预防宫颈癌（54.5%）、安全套安全效用（61.8%）知晓率较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知晓率低甚至出现错误认知，如21.6%的学生知道早期人流后再孕时间，56.5%的学生不知道；关于“体外排精的避孕方式安全有效”，19.9%的学生认知错误，26.5%的学生表示不知道；对于“在射精前戴上安全套可以有效避孕”这一表述，36.9%的学生回答正确，41.9%的学生回答错误。

STDs知识涉及STDs定义、传播途径、症状表现、预防措施和艾滋病检测方法等内容。结果显示，在STDs定义方面，仅1.6%的学生能完全正确回答，16.3%的学生表示不知道；在传播途径方面，0.9%的学生回答完全正确，42.2%的学生不知道；仅0.9%能完全正确描述预防措施，42.2%不知道；在预防措施方面，0.9%的学生回答完全正确，66.7%的学生表示不知道。由此可见，大学生对STDs知识的整体认知不足。

4.1.2 性知识的人口学差异

性知识的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性别方面，女性得分（14.3±6.1）高于男性（13.0±5.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37，p=0.020），表明女性在性知识掌握上略优于男性。就读院校方面，本科学生得分（13.9±5.9）高于专科学生（11.6±6.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03，p=0.040），反映出本科院校学生性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民族、年级、就读专业、童年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抚养人类型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性知识得分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性知识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Table 1 A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exual knowledge

4.2 性态度特征

4.2.1 性态度的总体分析

性态度由四个维度构成，分别是开放性、交流性、工具性和节育。数据结果显示，性态度总体得分为2.86±0.79（低于中值3），说明北京市高校学生的性态度整体呈中等偏保守倾向。

开放性是个体对“非承诺性性关系”的接受程度，如随意性行为、多性伴侣关系、一夜情等“开放型性关系”的态度倾向。该维度的得分越低，表明对开放型性关系的接受度越高；得分越高，则态度越保守。从数据结果来看，开放性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为3.10±0.89，说明北京市高校学生开放性中等。从性态度观点的频数分布看，如“我想拥有多个性伴侣”，61.2%的学生表示不同意；“一夜情（性）有时是很享受的”这一表述，27.7%表示同意，47.3%表示不同意。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性开放性程度不高，对一夜情和多性伴侣的行为倾向持否定态度。

交流性指个体对“性行为中情感联结与亲密交流”的重视程度，衡量个体是否将性视为情感交流的形式，而非单纯的生理行为。该维度得分越低，则个体对性的情感交流属性认可度越高。数据显示，交流性维度的平均值是3.07±0.10。频数分布显示，“性处在最佳状态时仿佛是两个灵魂的融合”这一表述，61.4%的学生表示同意。这说明大学生将性视为情感交流性属性较高，认为性是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是评估个体对“性行为生理属性与自我愉悦”的态度，核心关注个体是否将性视为“满足个人生理需求的工具”，而非情感联结的载体。该维度得分越低，表明越倾向于将性视为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工具性维度的平均分为2.13±0.89。从观点分布来看，有46.6%的学生同意“性可以只是作为一种比较好的生理能量释放（方式）而存在”；49.3%的学生认为“性跟人吃东西一样主要是一种身体功能”。可以看出，大学生也理解性具备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属性。

节育聚焦个体对“性行为中避孕责任”的认知与态度，评估个体是否将避孕视为负责任性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及对男女双方共同承担避孕责任的认同度。该维度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避孕的责任意识越薄弱。节育维度的平均值是2.60±0.94。77.9%的学生认同“避孕是负责任的性行为的一部分”。75.2%同意“男性应分担避孕责任”，这不仅反映出大学生对避孕责任意识较强，也认同避孕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责任。

4.2.2 性态度的人口学差异

性态度的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性别方面，女性开放性维度得分（3.2±0.9）高于男性（3.0±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13，p=0.030），说明女性在性态度的开放性上更保守。就读院校方面，本科学生在性态度总分（2.9±0.8）、开放性（3.1±0.9）、交流性（2.6±1.0）、工具性（3.1±1.0）和节育（2.2±0.9）维度的得分均高于专科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专科学生在性态度相对更开放，性的责任意识也更强。就读年级方面，性态度保守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研究生及以上（3.3±0.9）、大一（2.9±0.7）、大二（2.8±0.8）、大三（2.6±0.8）、大四（2.3±0.7），呈现出随年级升高保守程度递增的趋势。生源地方面，农村学生在工具性维度上的得分（2.8±1.1）低于城市学生（3.2±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农村学生更倾向于将性视为情感交流的方式。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经济状况居于平均水平地区的大学生（2.9±0.7）比高于平均水平（2.8±0.9）和低于平均水平（2.7±0.7）在开放性得分较高，表明经济状况影响大学生对性开放性的接受程度。主要抚养人类型方面，双亲抚养学生在开放性（3.2±0.8）和工具性（3.2±0.9）维度得分高于单亲抚养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单亲抚养学生在节育维度得分（2.4±1.1）高于双亲抚养学生（2.0±0.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反映出主要抚养人类型对学生性态度存在显著影响。综上所述，性态度及其4个维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就读专业等人口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性态度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Table 2 A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exual attitudes

4.3 性行为现状

4.3.1 性行为与性取向

性取向方面，异性恋学生306人（68.3%），同性恋学生39人（8.7%），双性恋学生56人（12.5%），不清楚自己性取向的学生40人（8.9%）。这表明北京地区大学生群体以异性恋为主，同时存在一定比例的同性恋和双性恋学生。性行为经历方面，有过性行为经历的学生141人（31.5%），没有的276人（61.6%），不确定的31人（6.9%）。第一次性行为年龄分布上，18岁及以上的83人（18.5%），16～18岁的41人（9.2%），14～15岁的18人（4.0%），11～13岁的12人（2.7%），10岁及以下的7人（1.6%），无性行为经历的287人（64.1%）。可见多数有性行为经历的学生首次性行为发生在18岁及以上，但仍有部分学生首次性行为年龄过早。第一次性行为对象方面，与男/女朋友发生的81人（18.1%），与配偶的20人（4.5%），与临时伴侣的22人（4.9%），与性工作者的19人（4.2%），与家族中的长辈的17人（3.8%），无相关经历的287人（64.1%）。数据显示，以恋爱对象为首次性行为对象的比例最高，但也存在与临时伴侣、性工作者等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情况。第一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学生68人（15.2%），未使用的93人（20.8%），无相关经历的287人（64.1%）。未采取避孕措施的主要原因包括对方不同意（7.8%）、双方不同意（6.9%）、不知道正确使用方法（3.6%）、没有事前准备（2.7%）等。在性行为自愿性方面，双方自愿发生的68人（15.2%），对方说服的31人（6.9%），自己说服对方的30人（6.7%），自己强迫对方的21人（4.7%），对方强迫自己的11人（2.5%）。可见存在一定比例的非自愿性行为，此类行为属于违反法律和伦理规范，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会严重危害他人身心健康。

4.3.2 性行为人口学差异情况

性行为的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就读院校方面，本科学生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88.7%）高于专科学生（11.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353，p=0.004）。年级方面，不同年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4.32，p<0.001）。其中大二学生发生率最高（28.4%），大三和大四学生次之（均为16.3%），研究生及以上学生发生率为12.8%，大一学生发生率为26.2%。就读专业方面，文科学生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53.9%）与理科学生（46.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716，p<0.001）。童年居住地方面，农村学生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48.7%）高于城市学生（28.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716，p<0.001）。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家庭经济状况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41.8%）高于居于平均水平（47.5%）和低于平均水平（10.6%）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809，p<0.001）。主要抚养人类型方面，单亲抚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34.8%）高于双亲抚养（51.1%）和其他主要抚养人类型（14.2%）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8.980，p<0.001）。性别和民族因素对性行为发生率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性行为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Table 3 A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exual behaviors

5 讨论

5.1 生殖健康和性传播疾病知晓率偏低，知识结构不均衡

本次调查显示，北京市部分高校大学生对生殖健康和性传播疾病（STDs）知识有一定了解，但STDs知识知晓率不理想。这一发现与国内学者［1-4］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大学生对STDs知晓率仅为10%，仅有3.75%的大学生知道我国重点预防的STDs类型，STDs传播途径等关键知识储备不足，且当前大学生性知识碎片化现象严重。在生殖健康方面，超过一半的大学生了解HPV疫苗可预防宫颈癌、安全套在避孕和预防STDs的双重防护功能及女性排卵期受孕风险等三方面知识。但在人工流产，其他避孕知识（如体外排精）等方面知晓率低于20%。有研究[12]认为，这方面认知不足可能增加了意外妊娠风险。这不仅得益于我国在初高中阶段（如北京等发达地区小学六年级）开展常规生理卫生教育课程，也与“80后”父母性教育观念意识提升密切相关。在STDs领域，对是否能正确识别STDs类型这一问题，完全知晓率仅为1.6%，仅有不到1%的学生能准确描述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66.7%的学生对STDs预防措施一无所知，这一数据令人担忧。

纵观我国高校性教育现状［6，9，10］，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两方面：首先，受传统性观念影响，无论社会还是学校抑或是家庭，对与“性”有关话题总是羞于启齿、避而不谈，“性”是个人隐私，私密性极强，家长认为等孩子长大了自然会懂。事实上，回避不等于问题不存在。“性”常以各种隐蔽方式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如各类网站或书籍读物，由于来源渠道不正规，可能导致学生获取性知识途径非常广泛，但知识不成体系，碎片化严重，且内容正确性存疑。其次，国内高校一直在探索“如何实施性健康教育”以获得较好的干预效果，一项文献分析揭示[11]，干预途径多样，如专题讲座、宣传教育、咨询、社团、微视频等，其效果显著提升了知识的知晓率，避孕误区正确率提高，性行为正向态度比例提高等。但高校性教育可能仍存在覆盖面不全情况，如内容上多集中于基础生理常识和艾滋病预防，对更多性疾病知识及传播途径等覆盖不足，而且多数高校并未专门开设性教育课程。

5.2 性态度偏保守，重视性的情感交流且责任意识较强，群体分化特征明显

调查显示，大学生性态度均分偏低，意味着部分学生性态度依然呈保守倾向。这一结论与上海、新疆地区调查结果［4，6-8］基本一致。从性态度的交流性与节育维度来看，有超六成大学生认同“性是两个灵魂的融合”，超七成学生认为“避孕是负责任的行为一部分”，同意“男性应分担避孕责任”，这表明当代大学生的避孕责任意识与性平等意识增强。在开放性维度上，超六成学生不能接受开放型性关系，明确反对“拥有多个性伴侣”，不认可“一夜情”，这一研究结果契合前述我国传统保守性观念。

在性态度及其各维度的人口学差异数据显示，女性在开放性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说明女性对开放型性关系的接受度更低。这一结果得到多项研究印证［1，9］，从实际情况看，长期的经验帮助女性习得开放型性关系的风险更高。此外，还是与我国传统性道德观念一致，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性角色期待[6]。一项针对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和性态度的调查显示，女性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11.9%）显著低于男性（17.7%）。此外，本科学生性态度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专科学生，提示教育层次可能影响性态度的成熟度，本科院校的校园文化与教育资源，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理性的性态度［3，8］。相关文献研究一致性，体现为性知识储备及个人及家庭（特别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的性态度形成和成熟度。

从年级方面看，性态度保守程度呈“倒U”曲线趋势，研究生及以上>大一>大四，大二学生的开放性最高。已有证据支持这一规律［1，7］，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心智趋于成熟，对性行为的后果认知更清晰，责任意识也更强。大二学生开放性更高，推测可能与大一相比，他们从适应大学生活的主要任务中解放出来，开始熟悉环境结交更多朋友，大三、大四学生面临考研和就业压力，大二相对轻松，是大学生发展亲密关系的好时机，这一分析得到了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研究结论的支持[9]。农村学生工具性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学生，表明农村学生更倾向于将性视为情感交流的载体，这可能与城乡文化氛围、性教育资源等方面有关。农村相对于城市受到多元性文化影响较小，了解性渠道有限，关于性的理解更单纯［8，9］。单亲抚养学生节育维度得分高于双亲抚养学生，一项针对医学生性知识和性态度的调查发现，单亲家庭医学生主动避孕的比例（28.6%）低于双亲家庭（42.6%）[5]，表明家庭结构对性态度的影响较大，单亲家庭学生可能因缺乏完整的家庭引导，对避孕责任的认知相对薄弱。

5.3 首次性行为低龄化、性取向多元化、性对象复杂化的特点

性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为31.5%，略高于全国大学生平均水平［2，4］。此外，从首次性行为年龄看，18岁以下发生性行为学生占比达17.5%，10岁及以下占1.6%、11～13岁占2.7%、14～15岁占4.0%、16～18岁占9.2%。这一结论令人担忧，过早性行为会增加STDs风险，也会增加意外妊娠的风险[7]，会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及良好价值观的树立。这提示教育部门应加大性教育推进力度，将性教育延伸至小学低年级阶段。

性取向方面，数据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群体以异性恋为主，同时呈现多元性取向共存的特点。数据显示，异性恋占比68.3%，同性恋占8.7%，双性恋占12.5%，8.9%的学生表示不清楚自身性取向，这一结果得到多项调查研究的支持[4]。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不断对外开放，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在接受来自世界各国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多元性取向群体，特别是同性恋、跨性别群体逐渐被大众熟知，性教育领域对多元性的取向包容度逐渐提升。

样本数据提示，部分高校大学生的首次性行为对象呈现出复杂特征，除恋爱对象外，还存在与临时伴侣、性工作者乃至家族长辈发生性行为的情况。更值得关注的是，性行为的安全性与自愿性存在显著隐患：首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仅为15.2%，低于山东省大学生的相关调查结果[13]，未使用避孕措施的主要原因包括对方不同意（7.8%）、不知道正确使用方法（3.6%）等，反映出学生避孕知识与技能的缺乏。非自愿性行为比例达14.8%，这类行为不仅会增加生理健康风险，还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长期心理创伤。

5.4 大学生存在“知—行”不一致现象

本次调查发现，大学生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存在“知—行”不一致现象。很多大学生知道STDs知识、对性持保守态度，但仍然存在不安全性行为。例如，超七成学生认同“避孕是负责任性行为的一部分”，但首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仅15.2%；61.8%的学生知晓安全套具备疾病预防功能，但仍有20.8%的学生在首次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多数学生对开放型性关系持保守态度，但仍有部分学生与临时伴侣、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61.4%的学生重视性行为的情感联结，但14.8%的学生属于非自愿性行为。这一现象说明，部分学生的行为未能遵循自身的性态度导向，这可能是侥幸心理、同伴压力、情感冲动、安全性行为意识薄弱、家庭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本科学生的性知识掌握程度与性态度成熟度均优于专科学生，但性行为发生率（88.7%）也更高，说明知识与态度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行为的理性化，还需结合针对性的行为干预［2，7］。农村学生性行为发生率（48.7%）高于城市学生（28.1%）（p<0.001），但农村学生性知识得分与城市学生无显著差异，提示农村学生可能因性教育资源匮乏、性保护意识薄弱，更易出现知行不一致的情况。这种认知与行为割裂现象，是导致大学生非意愿妊娠、STDs感染等风险升高的关键原因，也凸显了高校性教育要注重从“行为引导”而非单纯“知识传递”，避免“知道却做不到”的现象发生［3，4］。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地区448名本专科学生展开调查发现，北京市部分大学生性素养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第一，大学生性知识知晓率不高，存在知识结构不均衡、知识掌握不全面的特点；第二，性态度总体偏保守，且存在明显群体分化现象，女性、高年级、城市生源、双亲抚养的大学生性态度相对更保守；第三，性行为和性取向方面，部分高校学生首次性行为发生率不低，且存在低龄化倾向，且存在高风险性行为，如安全套使用率低、性对象复杂及非自愿性行为风险突出等问题，这一现象不容忽视。如性别、院校类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等人口学因素，对大学生的性知识掌握、性态度倾向及性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这提示教育部门和高校应根据学生情况，制定分层、系统性且针对性强的性教育干预方案，在传播性知识、树立正确性观念、提升性保护责任意识的同时，更需注重行为层面的引导，向学生传授避孕技能和安全性行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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