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曾大规模征召大学生入伍,这一历史实践表明,大学生群体的知识、技能与素质在军事行动中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深入推进,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渐攀升[1],我国的征兵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2001年,我国首次在部分高校试点征集在校大学生;2005年,在校大学生征兵工作全面推开;2008年,明确将兵员征集主体调整为应届大学毕业生。201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明确提出,在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中征集士兵,从而实现了对大学生的“应征”[2]。2019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中指出,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升新质战斗力比重,而高素质军事人才引进是关键一环。至此,征兵工作逐渐向高校倾斜,征兵机构不断向高校延伸,高校成为征兵重要阵地,大学生成为新兵来源的主体。截至2020年,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入伍新兵中大学生比例已超过80%,在许多高校集中地区甚至超过了90%。
众多大学生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军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随着两年义务兵役期满,除小部分学生报考军校、选取士官外,大部分学生均要回到校园继续学业,形成“退役复学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3]。相较于入伍前,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军旅生涯中得到重塑,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拥有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展现了优秀的军人品质。反观如今的部分高校普通大学生,则面临缺乏明确的理想和目标、自律能力不足及生涯规划缺失等挑战。这种鲜明对比,不仅凸显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行为引导面临的挑战,也更凸显了退役复学大学生作为朋辈榜样的独特引领价值与作用潜能。同时,退役复学大学生可以发挥引领作用优化校园氛围,注入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正能量,展现良好作风素养。在国家战略层面,强化退役复学大学生在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中的作用,可丰富高校国防教育载体形式、激发青年学子参军报国热情,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储备高素质人才,实现“个人成长—校园发展—国防建设”的协同共进。
在新时代背景下,退役复学大学生作为高校学生群体中的特殊群体,其作用发挥与榜样教育密切相关。在榜样教育的相关理论中,社会学习理论和角色榜样理论是典型代表。社会学习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提出,该理论强调,个体倾向于观察并模仿身边可及、可信赖榜样的行为及其结果[4]。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喜欢关注身边朋辈的爱好、价值观和动态,甚至会进行一定的模仿和学习。退役复学大学生作为普通大学生的朋辈,其身上具有的优秀价值观和积极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成为普通大学生观察和模仿的直接对象;其军旅经历(如获得部队嘉奖)本身也构成一种替代性强化,进而促使普通大学生学习并践行相同的行为[5]。角色榜样理论最早由默顿(Merton)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倾向于认同与其社会身份相近的榜样[6]。退役复学大学生兼具“大学生”和“退役军人”双重身份,与普通大学生共享校园生活和年龄相近,极大缩短了身份距离。这种相似性使普通大学生更易产生“榜样同化效应”,即认为“他能做到的,我也可能做到”,而非因差距过大产生挫败感,进而发挥出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引领作用。
退役复学大学生作为历经“校门”与“营门”双重淬炼的特殊群体,在高校人才培养与校园建设中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基于军旅生涯中接受的政治锻造、纪律锤炼、国防认知与心理磨砺,该群体在政治引领、行为示范、国防教育及对在校大学生的心理支持四个方面形成独特作用,具体内容与实践路径如下。
退役复学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源于军队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锤炼,其核心表现为三重特质:一是政治认知的深度性。通过军队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方针政策解读及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7],该群体已经树立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对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复兴使命及社会进步逻辑形成系统性认知,具备超越普通学生的政治判断力与洞察力,成为“拥有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的新时代革命军人[8]。二是价值取向的国家性。“听党指挥”的军人特质,使其形成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其中退役复学学生党员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始终在政治立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忠诚和规范的行为准则[9]。三是思想道德的示范性。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责任担当意识与奉献精神,使其在校园生活中自然成为思想道德标杆,为学风建设与社会实践提供精神引领。
基于这一政治素养基础,退役复学大学生将认知优势与价值取向转化为具体的思想引领实践。其一,他们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进步规律的深刻认知,使其能够清晰定位自身在国家建设中的角色,既以更广阔的视野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又能主动将对国家发展需求的关注转化为实践行动。其二,这种实践通过多种路径落实:在组织层面,他们通过担任学生党支部骨干、参与“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工作,将军人特有的纪律性与执行力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价值传播层面,他们可以开展朋辈宣讲活动,通过先进事迹报告会、主题班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将较为抽象的政治理论与自身亲身经历相结合,帮助朋辈学生摆脱理论学习的“抽象化困境”,实现从认识理解到价值认同的跨越[10]。其三,退役复学大学生以过硬的政治素养为根基,秉持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榜样示范”传递奉献精神。他们在学风建设与社会实践中主动作为,其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有助于增强班级凝聚力、搭建奉献精神培育平台[11],是营造向上向善校园氛围的关键力量。
退役复学大学生的严明纪律与规范行为,离不开军旅生涯的系统性锤炼,这类特质在校园纪律培育与行为规范塑造中具有特殊价值。军队历练不仅使该群体形成了“令行禁止”的执行力,更养成了高度自律的行为习惯,这种纪律意识进一步转化为校园生活中的“行为标杆”:在宿舍文化建设中,他们通过打造“标杆宿舍”,将军营养成的标准化内务整理、规律作息安排及严格卫生管理习惯传递给同辈,带动宿舍整体氛围朝着有序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在新生适应引导中,他们以军训教官身份参与新生训练,既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示范队列动作、以严谨细致的态度讲解纪律要求,又凭借“学长”和“教官”的双重身份拉近与新生的距离,使其传递的行为准则更易被接纳,为新生入学后的行为规范养成奠定基础[8,12]。
在行为示范层面,该群体的自我管理能力与团队组织效能尤为突出:一方面,他们依托部队环境培养的规划意识与自律品质,能够有效平衡学业学习与校园工作,形成可借鉴的自我管理范式,为同辈提供直观的学习样本;另一方面,在集体活动组织中,他们通过牵头策划主题活动、带领团队完成实践任务等方式,将军队中习得的拼搏奋斗精神与高效执行能力传递给学生群体。退役复学大学生在团队活动中展现的雷厉风行的执行力与坚韧不拔的耐挫力,能引导和带动其他学生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13]。此外,在校园公共管理中,该群体的纪律特质同样发挥重要作用。退役复学大学生可参与校园安全巡逻、纪律督查等工作,其严明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的责任感能够在学生中树立权威,并通过规范自身行为、严格执行制度,潜移默化影响周围同学遵守纪律、增强集体意识,进而推动班级整体建设;在班级管理中,他们展现的责任意识将通过日常互动形成“群体规范效应”,持续推动班风学风优化,为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提供支撑。
在高校国防教育推进与国家安全观塑造过程中,退役复学大学生凭借其特殊的经历与素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该群体兼具高等教育的知识底蕴与军事训练的实践经历,既怀揣深厚的家国情怀,又具备扎实的军事素养,是高校国防教育的优质资源。在军事技能教学中,他们以军训教官或助教身份参与大学生军训指导,以亲身经历示范队列动作、讲解战术技能,将抽象的国防知识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实践内容;在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中,他们通过“老兵进课堂”等形式,结合服役期间的见闻辅助教师解读国防政策演变、军事科技发展成果,用真实案例增强课程内容的生动性与说服力[14];在征兵宣传工作中,他们通过分享军营成长故事、解答同辈关于入伍政策的疑问等形式,激发学生参军热情,其“现身说法”的动员效果远超标语宣传、政策文件解读等传统方式,为高校征兵工作和国防教育注入新活力[15]。
组建以退役复学大学生为核心的社团,是充分发挥该群体作用的重要路径[16]。这类社团通过策划军事技能展演、组织国防知识竞赛等活动,突破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使国防教育更具吸引力与参与感。而国家安全观传播领域,该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怀与集体主义精神进一步强化了传播的感染力。退役复学大学生在国家安全观教育中可发挥独特作用,能将其融入大学生第二课堂、实践课堂,通过分享亲身经历,传递部队习培育的国防观念、国防知识和国家安全观的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拉近与在校大学生的距离,让教育效果切实落地,突破传统安全教育的刻板局限[17]。
此外,该群体还将国防意识融入校园日常场景:参与国旗护卫队建设,以庄重的升旗仪式强化学生的国家认同,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尊重国旗,增强爱国主义情感[18];担任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将革命历史与当下国防建设需求相衔接;开展国家安全主题分享会,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国家安全的多元内涵,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这种基于亲身经历的引领模式,让国家安全观以更易被接受的方式融入学生认知,成为高校培育青年国防素养、筑牢国家安全防线的重要力量。
军旅生涯的高压环境磨砺出退役复学大学生强大的心理韧性,这一特质使其在校园情感支持与心理引导中具有独特价值。严苛的训练和丰富的任务执行经历,使他们学会在高压环境下保持冷静、应对挑战,培养了坚韧不拔、沉着冷静、勇往直前的意志品质和灵活的应急反应能力[19,20]。这种历经淬炼的心理素养,使其更能敏锐地感知并理解同辈面临的学业压力、社交焦虑、身份适应困境等心理问题。由于他们自身也经历过从军营到校园的环境转换和角色适应,对人际交往、身份认同、学业压力等常见心理困扰有切身的感受,这既让退役复学大学生能更精准察觉同学的心理异常,又使其在军营中习得的情绪管理技巧直接转化为朋辈心理辅导的实用工具,提升心理支持的针对性。
该群体自身经历过从军营到校园的角色转换,深知适应阶段的心理波动,这种“共同经历”使其与同辈沟通时更具共情力:一方面,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自身从军营回归校园的心理调适经验,帮助有类似困境的同学缓解焦虑情绪、重建适应信心;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日常展现的意志品质,为同辈树立“身边榜样”,引导其以积极心态面对学习生活中的挫折。
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心理支持通过多种形式落地:在精准帮扶层面,他们参与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一对一”朋辈帮扶项目,为学业压力大、校园适应难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心理支持方案;在群体支持层面,他们牵头组建“心理韧性成长小组”,通过开展挫折叙事分享会、压力应对训练等活动,帮助更多学生提升心理调适能力。此外,在校园突发心理事件中,该群体较强的接受能力与稳定的情绪管理能力,可为处于情绪危机中的同学提供初步疏导与支持,协助心理健康中心开展后续干预工作,成为校园心理安全防线的重要补充力量。
第一,政策和制度保障不足。目前国家层面虽将国家安全和国防教育摆在重要位置,但各高校在实际执行层面,并没有完整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保障退役复学大学生参与相关的教育活动[21]。同时,也未设立相应的奖励政策激励退役复学大学生投入教育活动,使得这一群体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难以发挥自身作用。
第二,发挥示范作用的形式单一。高校会让退役复学大学生通过担任军训教官、助理等职务的方式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但形式比较单一,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作用[22]。不仅如此,高校未对这一特殊的群体实施精细化管理,这是阻碍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第三,环境差异和社会认同度不高。对于退役复学大学生来说,校园和军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与军营的纪律严明相比,大学校园则更为开放自由,这种环境差异会让他们产生疏离感和难以融入[21]。除此之外,社会对其认同度普遍不高,导致在校园里他们仅被视为普通学生而非重要的教育资源,甚至还会被低估能力。这些因素不仅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也限制了他们发挥作用。
第四,自身能力转化与动力激发不足。部分退役复学大学生存在经验转化迷茫,不知如何将军旅生涯中的团队管理、应急处置等能力迁移应用至校园场景;同时,因担心参与活动影响学业或被特殊看待,主动回避发挥作用的机会,内生动力有待激发。
为确保这一群体最大限度发挥作用,高校需要制定完善的制度,构建涵盖管理、激励与评估的政策体系,实现其作用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具体而言,应通过成文制度明确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具体职权和责任。这些政策须具体到划定参与场景,如军事理论课辅助教学、新生适应性训练、红色社团指导等;细化工作量核算标准,如1次主题授课计3学时实践学分;建立激励机制,如将作用发挥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对表现优秀者授予“国防教育先进个人”等荣誉。
高校要为退役复学大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平台和机会,而不仅是简单地进行宣传[22]。在国防教育方面,退役复学大学生可通过担任国防与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讲师[15],以自身独特的经历和视角阐述国防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思想;在学习引导方面,如担任班委帮扶后进学生,以朋辈感染力带动优良学习风尚,助力同学突破困难、提升自我;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以爱国情怀和政治信仰为校园注入正能量,通过定期组织军旅生活分享会、成长感悟交流会等活动,不仅能增强退役复学大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结,还能让他们在交流中强化“退役不褪色”的思想认知。退役复学大学生通过辅助军事理论教学、参与军事训练带训等方式,弥补高校国防教育短板,用军人特质潜移默化影响他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将部队的纪律性、团队协作精神融入校园生活,为校园文化注入新活力;在高校征兵工作方面,结合自身军旅经历解读征兵政策[23],解答学生对军营生活的疑惑,通过各类宣传活动激发学生参军热情,提升征兵工作的精准度与有效性,为国防建设输送力量。
针对退役复学大学生自身能力转化的不足,高校应该建立专门的培训机制,通过安排其参与相关的工作岗位、开展“军旅经验校园化”专题培训等方式,助力其实现能力转化,如将队列训练经验转化为团队管理能力。
现有关于退役复学大学生作用发挥的研究,存在方法单一、深度与广度不足等问题。
首先,方法单一,缺少质性研究和实验设计,导致结论科学性与说服力不足。未来研究应推动方法融合与范式创新,整合量化与质性研究路径:可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构建作用效果的量化模型,辅以深度访谈和长期跟踪观察等质性方法,深入解析退役复学大学生作用发挥的内在机制。同时,引入追踪研究与准实验设计等纵向研究范式,有效区分作用发挥的长短期效应,增强研究的因果解释力。
其次,深度不够,侧重短期影响轻持续性及维持机制,对调节变量分析不足,难以为精准赋能提供依据;广度有限,忽视不同群体特征及生源背景差异对退役复学大学生作用发挥的影响。未来还需重点考察个体与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揭示不同服役经历、性格特质的退役复学大学生在作用发挥上的差异,以及高校类型、政策支持力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作用发挥成效的影响,为制定精准支持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最后,应加强研究成果向实践的转化,聚焦高校育人现实需求,提炼可操作的作用发挥模式,为高校设计激励机制与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具体方案,从而发挥退役复学大学生的教育价值,助力高素质人才培养与国防教育体系完善。
[1] 付超,李庆.退役复学大学生再适应与发展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0):122-124.
[2] 李正新.高校大学生参军入伍的动因和行动逻辑研究[J].青年探索,2021(5):102-112.
[3] 赵红豆.新时代退役复学大学生思想问题及教育对策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0.
[4] 易莉,徐惠.社会学习理论中的榜样教育[J].江西教育,2006(3):25-26.
[5] 任朝霞,陈萍.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138-140.
[6] 李虹,母璇.榜样学习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综述[J].人类工效学,2021,27(5):80-86.
[7] 王林.发挥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校国防教育工作作用之探析[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1(3):48-50.
[8] 窦金焕.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研究[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3):131-135.
[9] 尹莎莎,谢艳丽,岳莉莉.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J].山西农经,2020(8):137-139.
[10] 周建成,黄陆军,郑引.退役复学大学生朋辈教育优势及其实践路径探究[J].福建商学院学报,2020(6):95-100.
[11] 贺瀚,邓人心,张菁.大学生朋辈教育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探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3(1):85-88.
[12] 段素梅,沈树周,尚磊,等.“导生制”——大学生“朋辈教育”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以安徽科技学院为例[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7,19(5):99-104.
[13] 苏亮亮.退役复学大学生的领导力及其开发[J].高校辅导员学刊,2023,15(4):41-44,97.
[14] 付文凯,陈雁雪.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校国防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研究[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2(3):47-49.
[15] 王林.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发挥作用探析[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7(4):84-86,103.
[16] 王爱军,李宏超.新时代高职院校退役复学大学生朋辈教育实践研究——以某交通类职业院校为例[J].进展:科学视界,2023(3):8-10.
[17] 欧佳.退役军人大学生助推高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路径研究[J].中国军转民,2023(24):104-106.
[18] 李逍遥.新时代退役复学青年的朋辈引领作用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3,44(24):216-218.
[19] 周斌,李赟.退役复学大学生政治工作优势发挥路径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24):265-267.
[20] 杜宏伟,周星,濮逸佳.高校退伍复学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探索与思考[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6(4):123-125.
[21] 张璐,郭玲霞.退役大学生在高校国防教育中的作用发挥研究[J].文教资料,2025(2):99-102,109.
[22] 李云枝.退役复学大学生朋辈示范作用发挥路径——以山东省省属高校为例[J].知识窗(教师版),2024(10):86-88.
[23] 陈艳.充分发挥退役复学大学生示范作用[N].新华日报,2025-03-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