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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建设的“风向标”与“晴雨表”，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的整体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培育儿童积极的社会心态，已成为当前教育工作的关键任务之一。在各类儿童群体中，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问题尤为突出。2023年8月，教育部根据入学儿童情况数据开展调研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1550.56万人[1]。由于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与亲情陪伴缺失，容易引发其情感与社会性发展方面的不足。这对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系统推进对其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目前，国内外学界尚缺乏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研究进展的系统性梳理。本文基于国内外核心期刊相关文献分析，旨在厘清该领域的研究脉络、总结已有成果，并展望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

2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心态研究现状

社会心态通常被界定为一段时期内，广泛存在于社会或特定群体中的集体心理状态，集中体现为群体共享的情绪基调、认知共识与价值取向的整体态势[2]。作为社会变迁与内在矛盾的心理折射，社会心态不仅反映公众对现实问题的感知，也折射出社会结构中的张力与发展动向。从构成维度看，社会心态主要涵盖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取向三个核心要素。通过系统地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尚未形成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系统性研究，但已有学者分别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及价值取向三个独立维度展开探讨。鉴于这一研究现状，本文将分别对留守儿童在上述三个维度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与分析。

2.1 留守儿童社会认知研究现状

社会认知指个体如何理解与思考他人，根据环境中的社会信息形成对他人或事物的推论，主要包括对他人的认知、对人际关系的认知，以及对自己的认知。先前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其社会认知发展存在一系列缺陷。例如，一项针对3~6岁留守儿童的研究显示，与普通农村儿童相比，互动能力较差的留守儿童，其社交技能、词汇量和执行功能水平较低[3]。另一项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可能是儿童社会互动水平偏低、遭受同伴侵害及产生情绪困扰的重要预测因素[4]。有43.6%的农村地区4~7岁留守儿童报告存在情绪或行为问题［5］。同时，农村非留守儿童在社会态度与社会交往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留守儿童。这一差异显示，亲子分离的成长经历可能削弱了留守儿童从家庭中获得持续、积极情感支持的能力，进而影响其对外部环境建立基本信任与形成积极预期。现有研究进一步揭示，留守儿童更易感知到社会歧视[6]，且在处理拒绝类信息时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偏向与脱离困难[7]。这种对负面信息的认知加工偏好——即过度关注消极信号而相对忽略积极信息——可能是其消极社会认知、情感体验与态度倾向形成的内在机制。此外，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水平普遍较低，可能与早期亲子互动匮乏、人际经验积累不足有关，进而影响其交往技能的发展。多项研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中信心较低，同伴尊重与接纳程度较差，同伴冲突较多，亲子依恋质量也相对较低［8-10］。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态度与社会交往能力甚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11]，这进一步凸显了该群体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脆弱性。

2.2 留守儿童社会情绪研究现状

留守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表明，该群体普遍表现出较低的总体幸福感，具体体现为积极情感较少、消极情感偏多，且抑郁与孤独感水平显著较高[12]。同时，留守儿童在情绪适应与行为表现方面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频繁感到烦躁、孤独、情绪低落及无端发脾气等负面情绪的发生率，分别高出非留守儿童5.7%、5.7%、1.5%和1.1%；23.3%的留守儿童对当前生活状况表达不满，这一比例较非留守儿童群体高出6.4个百分点[13]。多项研究一致发现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14，15］，该群体在同伴交往、品行表现及总体适应困难等方面的得分普遍较高，表明其在情绪与行为适应方面面临更多挑战[16]。值得注意的是，由同辈监护或单亲（母亲/父亲）长期外出抚养的留守儿童，情绪问题尤为突出［17］。亲子依恋水平与情绪性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并能够有效预测这类行为的表现程度[18]。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留守儿童心理适应困难的核心在于社会情绪学习能力发展受阻，具体表现为学业动机薄弱、社会行为失范、情绪调节能力不足及社会疏离倾向等多方面的适应不良症状［19］。

2.3 留守儿童社会价值取向研究现状

在社会价值取向方面，目前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包括物质主义价值观、教育价值观、学习价值观等。留守儿童价值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在物质主义倾向方面，研究结论存在差异：Chaplin等人提出，早期贫困经历可能强化留守儿童对物质追求的倾向[20]；然而于泳红与辛自强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均未对物质主义水平产生显著预测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与母亲的亲密程度及孤独感成为主要影响因素[21]。在教育价值观层面，这种价值观体现为个体对学业现实及未来效用的认知与判断［22，23］，而“读书无用论”正是其消极形态的典型代表。在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导致家庭结构完整性受损，进而对留守儿童价值观建构产生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父母因无法亲身陪伴而产生补偿心理，倾向于通过物质满足来弥补情感缺位，这种模式易使孩子形成功利主义思想和消极学业观念；另一方面，父亲角色的缺位使得留守儿童在行为规范内化与价值观念建立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行为示范和引导[24]。与此同时，家庭监护的弱化使得同辈群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成为其主要参照体系，这种社会化路径的偏移可能导致不良交友与行为偏差[25]。值得关注的是，现有研究也揭示了留守经历的积极维度。相关研究表明，这部分儿童往往展现出更强的独立能力、坚韧意志与稳定的自我意识，随着认知发展与社会阅历的丰富，其价值观体系会呈现出更具内在驱动力的发展特征［26］。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没有研究者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心态开展研究，也没有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心态的测量工具，但根据以往相关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社会心态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下社会发展变化。根据以上陈述发现，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心态整体处于消极的状态，社会认知及社会情绪以消极为主，部分农村留守儿童还存在社会认知发展的缺陷和社会情绪问题，社会价值取向也以消极为主，不过也有少部分研究者认为留守经历对其存在积极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心态也体现了他们对新时代社会的认知和看法，因此研究者有必要针对该群体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揭示当代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现状，进而助力农村留守儿童适应社会变迁，构建积极平和、幸福向上的社会心态。

3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影响因素

3.1 家庭因素

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患病率为15.6%，非留守儿童为11.6%，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27］。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发生抑郁、焦虑和行为问题的风险更高[28]。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留守时长与其家庭负面心理问题的发生呈现显著关联，留守时间越长，家庭成员中出现焦虑、抑郁、暴躁、自卑及敌对等心理倾向的风险越高[29]。此外，青少年的物质主义倾向与其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青少年的物质主义水平往往越高[30]。这一趋势在跨国研究中亦得到验证：基于美国超过35万名12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童年期的家庭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时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呈显著负相关[31]。留守儿童物质主义倾向的形成机制与传统经济决定论存在差异。于泳红与辛自强的研究表明，主客观家庭经济地位均不能有效预测留守儿童的物质主义水平，而与母亲的情感亲密度则显现出更强的解释力。这一发现与杨元花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家庭亲密关系与母亲的情感温暖对留守儿童人际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来自母亲的情感支持通过增强安全感这一中介路径，对物质主义倾向产生抑制作用［32］。肖梦洁的研究揭示，部分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面临家庭经济条件不佳与亲子陪伴缺失的双重困境。该群体不仅普遍处于相对弱势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因父母陪伴与教育引导的缺失，容易产生孤独、自卑等心理状态[33]。这种心理需求缺口使其更易形成对网络的依赖，而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情况下，网络环境中良莠不齐的信息极易误导其价值判断，最终导致其对现实社会形成消极认知与负面态度［34］。

3.2 学校因素

社会心态涵盖个体对自我、他人、人际关系及社会现实的认知与情绪体验。在教育实践中，教师作为留守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其综合素养与教育行为对学生心理发展具有多维影响。研究表明，教师的个性特征、教学方法、教育理念及其对学生的接纳程度，共同构成影响留守儿童自我意识与认知发展的关键因素[35]。教学过程本质上是师生间的双向建构过程，在这一互动场域中，教师的人格魅力不仅产生即时性教学效果，更通过持续的情感交流与思想碰撞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发展轨迹。教育者的行为模式、教学特色及对学生的关注维度，直接参与塑造学生的心理图式与行为特征。对于经历亲子分离的留守儿童而言，教师提供的稳定情感支持能够有效填补其情感需求，成为激发学习内驱力的重要源泉。需要特别关注教师评价机制对学生发展的深远影响。叶平枝的研究证实，教师失当的评估行为——无论是时机延误还是标准偏差——都可能引发学生对自身能力的质疑，这种消极体验可能固化为负面的自我认知模式［36］。

3.3 朋辈因素

朋辈关系作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背景，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伴交往是儿童习得社会规范、塑造社会行为与态度的重要情境。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儿童不仅逐步掌握社会技能，更通过同伴接纳获得关键的情感支持与归属体验，这些积极经验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研究表明，同伴接纳水平较高的留守儿童，其亲社会行为水平也较高。这种接纳满足了留守儿童的归属与爱的需要，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感和失落感。相反，遭受同伴拒绝的留守儿童则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心理、学业违纪行为及孤独感［37］。同时，友谊质量决定了同伴影响的深度，高质量的友谊不仅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支持，还成为他们学习社会技能、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情境。研究发现，朋友数量的增加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程度有积极影响，那些拥有多个好朋友的留守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38]。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朋辈因素密切相关、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影响显著的重要变量——歧视知觉。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朋辈群体作为重要的互动环境，往往在无形中为其赋予了“留守”这一身份标识。该标签可能使其更易感知到来自外界的区别性对待，从而形成显著的歧视知觉[39]。歧视知觉本质上是个体基于自身所属的群体身份，主观感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体验。这种感知既可表现为具体的外在行为，也可通过排斥性态度予以传递。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种对歧视的主观感知可能进一步诱发消极的社会认知与情绪体验，若长期积累而未得到疏导，最终将固化为消极的社会心态倾向，深刻影响其社会适应与发展。

3.4 个体心理因素

个体心理因素是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形成的内在基础。面对相似的留守环境，不同儿童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心理资源和心理能力。个体心理因素的主要方面包括：抗逆力与心理弹性、认知方式与归因风格、心理资本与积极品质、自尊与自我价值感、性别差异。抗逆力是个体在面临逆境时，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心理功能，并通过调动内外资源实现有效应对与适应的心理能力。研究表明，高抗逆力的留守儿童通常具备多种内在保护因子，这些因子能在面对困境时有效缓解心理压力，减轻危险因素的负面影响，从而帮助他们在不利环境中维持心理健康，甚至实现心理成长[40]。值得注意的是，超过54%的留守儿童处于较高或很高的积极心理发展水平，这一比例较非留守儿童高出13.8个百分点[41]。这意味着，尽管成长环境中面临亲子分离与城乡转换的双重挑战，多数留守儿童仍展现出良好的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力。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在勤劳刻苦、友善仁爱、积极进取、诚信自律及乐观坚韧等传统美德维度上的表现，相关品格评估得分甚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群体。认知方式，特别是对留守经历的理解与评价，深刻影响留守儿童的情绪与行为反应。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个体的情绪体验并不直接源于事件本身，而是取决于其对事件的认知与态度。若留守儿童能将父母外出务工理解为家庭发展的必要选择与改善经济的途径，就更可能以积极心态应对困境，从中获得掌控感与自我效能感。归因风格同样关键，倾向于内控归因的留守儿童更善于通过自身努力应对挑战，而非将困境归咎于外部因素，这种归因方式与更高的自尊水平和社会适应性密切相关［42］。心理资本作为涵盖自我效能、乐观、希望与韧性等维度的积极心理资源，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通过针对性干预提升心理资本水平，可有效促进其积极社会心态的养成与发展[43]。自尊是个体对自己的总体评价和价值感，是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基础。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高自尊的留守儿童更倾向于积极参与社会交往，展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积极体验［37］。

3.5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形成的外部条件和支持系统，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留守儿童生活的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其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此处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区环境和社会文化。社区环境是留守儿童生活的宏观背景，对他们的社会心态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密切的邻里关系使留守儿童的学习表现与性格特点处于社区的共同关注之下，他们通过周围人的态度与行为，感知社区的接纳程度，当获得积极评价时，有助于形成健康的自我认知并增强其心理抗逆力。与此同时，社会观念与文化环境的变迁也深刻影响留守儿童的心态发展。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农村家庭对女孩教育投资的意愿显著增强。研究发现，“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正逐渐淡化，女儿在成年后承担更多赡养责任与情感支持的角色，促使父母更愿意为女儿的教育投入资源，这一观念转变为留守女童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更为平等和有利的社会环境。

4 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探索

根据以上分析，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心态总体上呈现消极状态，这不是个体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因此，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需要从社会、学校、家庭、学生等多个层面综合考量。

4.1 社会层面

社会心态这个概念，既是社会层面的概念，也是个体层面的概念。社会是培育积极心态的宏观基础和保障系统，其作用在于创造公平、包容、充满希望的外部环境。因此，在社会层面，需要营造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氛围，降低其歧视知觉。例如，可加强社区支持和文化建设，建设“留守儿童之家”：在村镇一级建立活动中心，配备图书室、活动室、电脑等设施，由社工或志愿者组织课后辅导、兴趣小组（如绘画、音乐、体育）、团体游戏等活动，填补留守儿童放学后的监管空白和情感空白；弘扬乡村文化：组织各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技艺（如剪纸、戏曲、农耕），增强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改善其自卑心理；构建邻里互助网络：倡导“代理家长”或“爱心邻里”模式，鼓励社区成员多关心身边的留守儿童，给予他们类似亲人般的照拂和关注。同时，在社会层面广泛宣传，多报道留守儿童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正面典型案例，让农村留守儿童看到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获得成功，不被眼前暂时的困难吓倒。此外，鼓励志愿服务：吸引大学生、退休教师、专业人士等组成志愿者队伍，开展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活动，而不仅仅是短期的“献爱心”行为。在政策层面，也需要有所倾斜，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从根本上减少父母外出务工的“被迫选择”。

4.2 学校层面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阐述，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方面均存在问题。学校是留守儿童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培育其积极社会心态的核心环节，因此学校应重视社会交往、社会规范、情绪控制等方面的知识普及。在留守儿童自我认知发展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教师的关键引导作用[44]。建议通过系统化的教师培训项目，强化教师的教育理念与专业能力建设，特别是在在职培养中纳入心理健康教育模块，提升教师识别与应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教师需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入日常教学，通过课程设计引导学生掌握心理调适方法，构建积极互信的师生关系。学校层面应着力培育健康的同伴交往文化，通过心理健康课程与多元课外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交认知与交往能力。课程内容可涵盖情绪识别与管理（如愤怒、孤独、焦虑等典型情绪）及人际交往技巧等核心模块[45]。通过构建教师引领、课程支撑、同伴互助的三维育人体系，系统化营造支持性校园环境，从而有效促进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全体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养成。

4.3 家庭层面

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心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源于父母的缺位，因此家庭是培育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推动留守儿童家庭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帮助家长全面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科学参与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46]。引导家长多关注留守儿童的内心感受和情感需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供给和学习成绩层面，全面看待孩子的成长，多采用引导而不是责备的方式，与孩子共同成长。另一方面，强化亲子情感联结，外出父母要保持与孩子定期、稳定的联系（如电话、视频），创造“在场”感：父母可以有意识地与孩子聊聊自己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甚至通过视频一起“云吃饭”“云看书”，增加对孩子成长的参与感；回家探亲时，应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

4.4 学生层面

最终所有外部支持都要通过留守儿童自身的认知和努力，内化为积极的心态。第一，培养农村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帮助孩子理解父母外出是出于对家庭的爱与责任，并非抛弃自己，引导他们将暂时的困难视为对自己独立性和毅力的锻炼；第二，学会自我调适与寻求帮助：教会他们通过写日记、画画、运动等方式宣泄负面情绪，鼓励他们在感到孤独、无助或受到欺负时，主动向信任的教师、朋友、监护人或心理咨询师求助，明白主动求助是留守儿童积极应对心理困境、获取社会支持的有效方式；第三，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结交朋友，在互帮互助中建立深厚友谊，构建属于自己的同伴支持系统，从而减少孤独感。

5 研究思考与建议

培育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社会心态，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理论创新、方法突破、实践探索和政策支持等多个层面持续深耕。这不仅关乎学术进步，更关乎数百万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仍是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中的重点关注议题。部分地区因产业发展差异，留守儿童群体仍面临显著的发展困境，这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重视以下几方面趋势：第一，开发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心态测量工具。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与其他普通群体相比具有自身特点，其积极社会心态的特征也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需要针对性开发用于测量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社会心态的相关工具。第二，推进跨学科研究。社会心态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其相关研究受到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将社会心态纳入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未来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社会心态开展研究。第三，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积极社会心态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是一个重要概念，对其开展研究的本质是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社会心态水平，这就需要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进而探究科学有效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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