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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学生资助体系[1]，为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资助育人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以财政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资金为补充的经费筹措模式，构建了政府主导、学校社会广泛参与的三位一体资助工作格局，学生资助事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随着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入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全面推进，高校资助育人工作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和发展机遇。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一步明确资助工作转型方向，加快推进学生资助从“保障为主”向“保障和发展并重”拓展，全面布局智慧资助建设、精准认定动态调整、资助育人体系完善等重点任务[2]。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路径，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多模态识别等技术手段，已在部分公办高校智慧资助建设中初见成效。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办高校的资助育人工作，对民办高校的关注明显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1]。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办学模式、生源结构、资源配置等与公办高校存在显著差异，在资助育人工作中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和困境。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兼具政策保障、交往互动、学生认同、权益实现与成果传承等多重内涵，其科学开展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的落实与困难学生的成长成才[4]。如何立足民办高校的特殊性，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破解资助工作中的痛点问题，构建符合民办高校实际的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是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2 民办高校资助育人的特殊性

2.1 生源特点：地域分散与经济分化并存

民办高校生源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散性和经济分化特征，这给资助育人工作带来了独特挑战。从地域分布来看，民办高校学生来源广泛，覆盖全国范围，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和城市经济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地域分散性使得传统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标准难以统一适用，不同地区对家庭经济困难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认定结果可能出现偏差。从经济分化特征来看，民办高校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分化明显，“隐性经济困难”和“临时经济困难”学生占比相对较高。所谓“隐性经济困难”，是指家庭经济确实困难但因各种原因未能被识别和认定的学生群体。这部分学生可能因为自尊心强、信息不对称、证明材料获取困难等原因，未能主动申请资助，成为资助工作的“识别遗漏”。“临时经济困难”则是指因家庭突发变故（如家庭成员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导致的临时性经济困难，这类贫困情况具有突发性和暂时性特点，传统的年度认定模式难以及时响应和覆盖。此外，民办高校学费普遍高于公办高校，学生家庭经济压力更大，部分处于“边缘困难群体”的学生家庭可能因学费负担陷入经济困境，但又不符合传统的认定标准，成为资助工作的“边缘群体”。

2.2 资源短板：经费约束性较强与学工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一方面，民办高校办学经费主要依赖学费收入，财政支持相对有限，这一资源约束特征深刻影响着资助育人工作的开展。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在资助资金来源、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社会资助资源获取等方面都面临更大挑战。首先，在资助资金来源方面，公办高校可以获得较多的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资助资金相对充裕；而民办高校主要依靠学费收入维持运转，可用于资助的专项资金有限，资助覆盖面和资助力度都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在勤工助学岗位设置方面，公办高校校园规模大、部门多，可以提供丰富的勤工助学岗位；而民办高校校园规模相对较小，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民办高校学工队伍普遍面临事务性工作繁重、育人精力不足的困境。民办高校辅导员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包括学生日常管理、宿舍管理、安全稳定、就业指导等多项职责，真正用于资助育人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这种“事务性工作过载、育人精力不足”的现象，导致资助工作往往停留在“认定和资金发放”层面，难以深入开展个性化帮扶和育人活动。同时，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流动性较大，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对资助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影响了资助育人工作的连续性和规范性。

2.3 育人需求：应用型人才培养导向的多元诉求

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标，这一办学定位决定了其资助育人工作具有独特的育人需求。受助学生不仅需要经济帮扶，更需要学业指导、职业赋能、心理疏导等“发展型”支持，以避免“经济得到帮扶但综合能力未能同步提升”的困境。从学业指导需求来看，民办高校学生学业基础存在差异，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中学阶段教育资源匮乏，在学业上面临更大挑战，需要针对性的学业帮扶和指导。从职业赋能需求来看，应用型人才培养强调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往往缺乏社会实践机会和职业体验，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需要通过资助育人工作获得更多能力提升机会。

从心理疏导需求来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承受着来自家庭期望、学业压力、就业竞争、朋辈比较等多重压力，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虽然民办高校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整体相对较好，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群体中的“相对剥夺感”可能更加强烈，心理问题更加隐蔽和复杂。从精神成长需求来看，资助育人工作不仅要解决学生的物质困难，更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诚实守信、知恩感恩、自立自强的优良品质，实现“扶困”与“扶志”“扶智”的有机结合。这些多元化的育人需求，对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凸显了传统资助模式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作为应用型高校，民办高校在开展资助育人过程中，同样面临意识形态引领与价值塑造的现实要求，需在助困育人中强化主流价值引导，防范实用主义、功利化取向带来的思想风险，牢牢守住育人阵地安全[9]。

3 当前民办高校资助育人的现实困境

3.1 理念困境：育人本位缺失，发展型理念落地难

资助育人的核心在于育人，资助是手段，育人是目的[3]。然而，当前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普遍存在重资助、轻育人的倾向，育人本位理念缺失，发展型资助理念难以有效落地。从工作定位来看，部分民办高校将资助工作简单等同于经济帮扶，将工作重心放在资助资金的发放上，忽视了对受助学生的教育引导和能力培养。这种“输血式”资助模式虽然能够暂时缓解学生的经济困难，但难以从根本上帮助学生摆脱困境、实现自我发展。

从工作理念来看，发展型资助理念在民办高校的落地面临诸多障碍。发展型资助强调在保障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学业指导、能力培养、心理疏导、职业规划等多元化服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7]。然而，民办高校受资源约束和队伍建设不完善的限制，难以像公办高校构建完善的发展型资助体系。辅导员事务性工作繁重、精力有限，难以对受助学生进行深入细致地跟踪指导和个性化帮扶，发展型资助理念往往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转化为具体工作实践。

从育人效果来看，当前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育人功能发挥不充分。资助育人应当发挥扶困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相结合的功能，通过资助工作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精神、诚实守信品质、知恩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资助工作的育人环节往往被简化或忽视，诚信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等活动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触动学生内心，育人效果大打折扣。部分学生的励志感恩教育仍需加强，缺乏感恩意识和回馈社会的责任感，这与资助育人的初衷相背离。

3.2 实践困境：精准认定失真，动态管理缺失

精准认定是资助育人工作的基础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助资源的公平分配和资助工作的公信力[6]。新形势下资助工作强调将精准资助贯穿全过程，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开展认定工作[5]。然而，当前民办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存在精准度不高、认定结果失真等问题。笔者作为辅导员，在资助育人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判断学生是否符合家庭经济困难条件的过程主要依赖人工判断，虽然有标准，但缺乏详细的量化指标，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具体而言，当前认定工作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认定标准笼统，量化指标缺失。现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通常只规定了一般困难、困难和特殊困难三个等级，量化评定标准较为模糊。二是证明材料真实性难以核实。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来源多样、格式不一，学校难以逐一核实其真实性，经常出现对某些证明材料判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三是认定效率不高。传统认定方式工作量大、周期长，辅导员需要逐一审核学生申请材料、组织班级评议、进行公示等，在学生人数众多的情况下，难以保证认定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动态管理缺失。家庭经济状况是动态变化的，学生家庭可能因突发变故陷入困境，也可能因经济条件改善而脱贫。然而，当前民办高校资助工作普遍缺乏动态管理机制，认定学生为家庭经济困难后，没有完善的动态管理系统持续关注学生的成长变化。资助工作往往停留在认定和资金发放环节，未能建立受助学生动态档案和跟踪管理机制，无法根据学生的学业水平、心理状态、职业规划等变化，推送针对性帮扶资源。这种“一认定终身”的模式，既可能导致资助资源分配不公，也可能错失对学生进行精准帮扶的最佳时机。

3.3 保障困境：队伍与制度建设滞后，风险防控缺位

资助育人工作的高质量开展，离不开专业化队伍和完善制度的支撑。然而，当前民办高校在资助育人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在队伍建设方面，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普遍存在数量不足、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流动性大等问题。资助育人工作要求辅导员具备政策理解、数据分析、心理辅导、职业指导等多方面专业能力，但现实中，辅导员往往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缺乏系统培训和专业提升的机会，难以胜任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工作要求。同时，辅导员队伍的高流动性，导致资助育人工作缺乏连续性，工作交接和信息传递存在断层，影响了资助育人工作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推进。

在制度建设方面，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虽然国家和省级层面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民办高校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往往缺乏细化的操作规程和配套措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不够明确、资助资金分配机制不够透明、资助效果评价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普遍存在，降低了资助育人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在风险防控方面，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面临信息泄露、隐私保护、资金安全等多重风险，但相应的风险防控机制尚未建立。学生的家庭经济信息、健康状况、心理特征等敏感信息在采集、存储、使用过程中存在泄露风险，可能侵害学生的隐私权益。同时，资助资金的申请、审批、发放、监管等环节也存在廉政风险，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4 人工智能赋能民办高校资助育人的实践路径

4.1 理念革新：树立智能赋能与育人核心相结合的工作理念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理念革新提供了新契机。人工智能赋能民办高校资助育人，首先要实现理念革新，树立“智能赋能+育人核心”的工作理念[11]。这一理念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技术赋能理念。要充分认识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善于运用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技术手段提升工作精准度与效率，让人工智能承担数据采集、信息分析、风险预警等高耗时工作，使辅导员从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价值引领、心理疏导等育人工作，实现人机协同、优势互补。这种分工模式既发挥了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又体现了辅导员在人文关怀方面的不可替代性。第二，育人本位理念。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资助育人工作的核心始终是“育人”，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要始终将学生的成长发展放在首位，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育人目标有机结合，避免“技术至上”的倾向。第三，协同融合理念。人工智能赋能资助育人不是单一技术的应用，而是技术与教育、管理与服务的深度融合。要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教务、学工、就业、团委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资助育人格局。同时，要注重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既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又保持人文关怀的温度，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理念革新的基础上，民办高校要积极推动辅导员角色转型，从“事务管理者”向“育人专家”转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生的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业指导、职业规划等育人工作中，真正实现资助育人的价值回归。

4.2 实践落地：构建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精准育人全链条智能体系

精准识别是资助育人工作的起点。在精准识别环节，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的优势，建立科学、精准、高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制。一是构建多维度数据采集体系。传统认定方式主要依赖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信息来源单一，真实性难以核实。借助大数据技术，可以从多个维度采集整合学生的经济状况信息，包括家庭收入、教育支出、医疗支出、消费行为等，建立全面、客观的认定指标体系。二是建立智能化认定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认定数据进行训练学习，建立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评估模型，实现对学生经济状况的智能评估和等级划分。三是实现认定过程的自动化和标准化。通过智能系统自动采集、分析学生数据，生成认定建议，减少人工干预，提高认定效率和公正性。

动态管理是实现发展型资助的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经济状况与受助资格的动态跟踪”。首先，建立受助学生电子档案，记录其家庭经济变动、受助情况等基础信息。其次，实现多源数据融合的智能监测与预警。在法律法规框架内、经学生知情同意且严格脱敏的前提下，提取第三方账单消费标签，并叠加校园卡合规脱敏的数据（如水电、门禁等非财务指标），此类数据仅作为辅助参考，不单独作为认定依据。一旦监测到“长期低餐饮消费”“大额异常转出”等组合特征，系统自动触发分级预警，提示辅导员开展隐性核查。最后，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对受助学生群体数据的分析，发现资助育人工作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为政策制定和工作改进提供数据支撑。例如，分析受助学生的学业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哪些帮扶措施效果显著、哪些学生群体需要重点关注，进而优化资助育人策略。

精准育人是资助育人工作的核心目标，其核心在于“基于学生综合特征的能力与素质提升”。一是构建多维学生成长画像。突破单一的经济标签，整合学生的学业表现、心理特征、能力特长、职业意向等数据，构建立体动态的成长画像。二是智能识别个性化发展需求。基于成长画像，精准捕捉学生的发展短板，如学业困难、心理困扰或社交障碍等。三是构建发展资源精准匹配平台。整合校内外学业辅导、心理援助、创新创业、勤工助学等育人资源，通过智能算法实现“资源找人”，为受助学生推送定制化的发展套餐。四是建立育人效果跟踪评估机制。对各项赋能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闭环评估，根据反馈不断优化匹配策略，形成良性循环。

4.3 保障支撑：完善技术、队伍、制度三维保障机制

人工智能赋能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有效实施，需要技术、队伍、制度三个维度的协同保障[10]。在技术保障方面，要夯实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基础。一是加强数据平台建设。整合学工、教务、财务、后勤等各部门数据资源，打破数据孤岛，建立统一的学生数据平台，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数据支撑。二是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资助工作涉及大量学生敏感信息，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用加密存储、权限控制、操作审计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安全。同时，要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在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等环节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三是持续优化智能系统。人工智能系统需要不断学习优化才能提高准确性，要建立系统优化机制，根据使用反馈持续改进算法模型，提升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在队伍保障方面，要提升辅导员队伍的信息素养和育人能力。高校应着力打造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专业化资助育人工作队伍，强化育人责任与服务意识[8]。一是加强信息技术培训。组织辅导员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提高其运用智能工具开展工作的能力。二是强化育人能力培养。在推进工作智能化的同时，更要加强辅导员在价值引领、心理疏导、职业指导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培养，使其能够更好地承担育人核心职责。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将资助育人工作成效纳入辅导员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审体系，激发辅导员开展资助育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促进队伍稳定发展。改善辅导员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空间，降低人才流失率，保持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

在制度保障方面，要完善资助育人工作的制度体系。一是完善认定制度。制定科学、细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明确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确保认定工作的规范性和公正性。二是建立动态管理制度。制定受助学生动态管理办法，明确动态监测的内容、频次、预警标准和响应程序，确保动态管理机制有效运行。三是健全绩效评价制度。建立资助育人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资助精准度、育人效果、学生满意度等多个维度，对资助工作进行科学评价，推动资助育人工作持续改进。四是完善风险防控制度。系统梳理资助工作中的风险点，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建立舆情监测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资助工作安全平稳运行。五是建立协同育人制度。明确学工、教务、财务、后勤等部门在资助育人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和协作机制，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资助育人工作格局。

5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为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和方法手段。本文从民办高校资助育人的特殊性出发，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理念困境、实践困境和保障困境，提出了以人工智能赋能民办高校资助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通过树立智能赋能与育人核心相结合的工作理念，构建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精准育人全链条智能体系，完善技术、队伍、制度三维保障机制，可以有效破解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痛点问题，推动资助育人工作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型升级，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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