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升与信息传播的便捷化,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的青年群体,其亲密关系健康状况不仅关乎个体身心发展,更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乃至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然而,当前大学生亲密关系健康领域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知识知晓率低且存在认知模糊,对重点预防传染病知识的知晓率低[1]。大学生亲密交往价值观需求,与其亲密关系知识储备、亲密关系安全意识存在脱节现象。
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大学生亲密关系健康问题,但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聚焦于单一维度,如亲密交往价值观或亲密行为,缺乏对亲密关系知识、亲密交往价值观、亲密行为三者交互关系的系统探讨;另一方面,对人口学变量的分析多集中在性别、年级等基础维度,对童年居住地、主要抚养人类型、家庭经济状况等深层因素的影响挖掘不足[2]。北京市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区域之一,大学生群体集中且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亲密关系健康素养状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高校学生的整体水平。
本研究以北京市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调查解决以下核心问题:(1)系统梳理当前大学生亲密关系知识掌握程度、亲密交往价值观特征及亲密行为现状,揭示三者间的内在关联;(2)深入分析性别、民族、就读院校、年级、家庭环境等人口学变量对亲密关系知识、亲密交往价值观及亲密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尤其关注既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因素,如主要抚养人类型、童年城乡居住地差异等;(3)为高校制定分层、精准的亲密关系健康教育策略提供实证依据,助力提升大学生亲密关系健康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454名本专科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参与方式为自愿参与。剔除无效数据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为448份,有效回收率98%。其中,有深度亲密接触经历的学生141人,无深度亲密接触经历的学生276人,另有31名学生未明确回答深度亲密接触情况,故在涉及深度亲密接触行为的分析中,有效样本量为417人。对性别、年龄、民族、就读院校和就读专业等人口学信息展开调查后发现,女性比例为56.61%,男性比例为43.39%,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年龄分为18岁、19岁、20岁、21岁、22岁及23~30岁区间,其中19岁最多(占23.7%);民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汉族占比最多(占89.87%);就读院校分为本科和专科,其中本科占比最多(占93.17%);就读专业分为文科和理科,两者占比相近,分别为23%和25%。
从成长背景来看,童年居住地为城市的学生319人(71.2%),农村学生129人(28.8%);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当地平均水平的268人(59.8%),高于平均水平的134人(29.9%),低于平均水平的46人(10.3%);主要抚养人类型为双亲的304人(67.9%),单亲抚养的100人(22.3%),其他主要抚养人类型的44人(9.8%);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299人(66.7%),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314人(70.1%),可见调查对象父母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本问卷基于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认知问卷等相关内容整合编制而成。问卷包含4个模块,分别是个人基本信息、生殖健康知识、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知识、亲密行为等内容,每个模块对应的题目数量为11题、9题、13题、5题,共38题。
本研究参考Clyde Hendrick等人编制的量表,由20个条目构成,包括三个维度:开放性(10条)、交流性(5条)和工具性(5条)。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评分标准:1=非常同意,2=比较同意,3=不同意也不反对,4=比较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总分在20~100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亲密交往价值观越保守。该量表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应用于多个国家,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在0.71~0.93之间,量表拟合效度指标介于0.92~0.99。
运用SPSS 2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生殖健康知识包含13个问题,数据表明,高校学生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不均衡。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知识涉及定义、传播途径、症状表现、预防措施和检测方法等内容。结果显示,在定义方面,仅1.6%的学生能完全正确回答,16.3%的学生表示不知道;在传播途径方面,0.9%的学生回答完全正确,42.2%的学生不知道;仅0.9%能完全正确描述预防措施,42.2%不知道;在预防措施方面,0.9%的学生回答完全正确,66.7%的学生表示不知道。由此可见,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知识的整体认知不足。
亲密关系知识的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性别方面,女性得分(14.3±6.1)高于男性(13.0±5.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37,p=0.020),表明女性在亲密关系知识掌握上略优于男性。就读院校方面,本科学生得分(13.9±5.9)高于专科学生(11.6±6.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03,p=0.040),反映出本科院校学生亲密关系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民族、年级、就读专业、童年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抚养人类型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亲密关系知识得分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亲密关系知识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Table 1 A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knowledge
| 人口学项 | 类别 | 人数(人) | 得分(M±SD) | t/F | p |
| 性别 | 男 | 192 | 13.0±5.6 | -2.37 | 0.020 |
| 女 | 256 | 14.3±6.1 | |||
| 就读院校 | 本科 | 418 | 13.9±5.9 | 2.03 | 0.040 |
| 专科 | 30 | 11.6±6.0 |
数据结果显示,亲密交往价值观总体得分为2.86±0.79(低于中值3),说明北京市高校学生的亲密交往价值观整体呈中等偏保守倾向。
开放性是个体对“非承诺亲密关系”的接受程度,如随意亲密行为等“开放型亲密关系”的态度倾向。该维度的得分越低,表明对开放型亲密关系的接受度越高;得分越高,则态度越保守。从数据结果来看,开放性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为3.10±0.89,说明北京市高校学生开放性中等。
交流性指个体对“亲密行为中情感联结与亲密交流”的重视程度,衡量个体是否将亲密关系视为情感交流的形式,而非单纯的生理行为。该维度得分越低,则个体对亲密关系的情感交流属性认可度越高。数据显示,交流性维度的平均值是3.07±0.10。频数分布显示,“亲密关系处在最佳状态时仿佛是两个灵魂的融合”这一表述,61.4%的学生表示同意。这说明大学生将亲密关系视为情感交流性属性较高,认为其是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是评估个体对“亲密行为生理属性与自我愉悦”的态度,核心关注个体是否将亲密关系视为“满足个人生理需求的工具”,而非情感联结的载体。该维度得分越低,表明越倾向于将亲密关系视为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工具性维度的平均分为2.13±0.89。从观点分布来看,有46.6%的学生同意“亲密关系可以只是作为一种比较好的生理能量释放(方式)而存在”;49.3%的学生认为“亲密关系跟人吃东西一样主要是一种身体功能”。可以看出,大学生也理解亲密关系具备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属性。
亲密交往价值观的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性别方面,女性开放性维度得分(3.2±0.9)高于男性(3.0±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13,p=0.030),说明女性在亲密交往价值观的开放性上更保守。就读院校方面,本科学生在亲密交往价值观总分(2.9±0.8)、开放性(3.1±0.9)、交流性(2.6±1.0)、工具性(3.1±1.0)维度的得分均高于专科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专科学生在亲密交往价值观相对更开放,亲密关系的责任意识也更强。亲密交往价值观保守程度呈现出研究生及以上最高,大四最低的趋势,其中大二学生开放性较高。生源地方面,农村学生在工具性维度上的得分(2.8±1.1)低于城市学生(3.2±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农村学生更倾向于将亲密关系视为情感交流的方式。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经济状况居于平均水平地区的大学生(2.9±0.7),比高于平均水平(2.8±0.9)和低于平均水平(2.7±0.7)在开放性得分较高,表明经济状况影响大学生对亲密关系开放性的接受程度。主要抚养人类型方面,双亲抚养学生在开放性(3.2±0.8)和工具性(3.2±0.9)维度得分高于单亲抚养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反映出主要抚养人类型对学生亲密交往价值观存在显著影响。综上所述,亲密交往价值观及其三个维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就读专业等人口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亲密交往价值观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Table 2 A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ttitudes
| 亲密行为态度总分(M±SD) | 开放性(M±SD) | 交流性(M±SD) | 工具性(M±SD) | ||
| 性别 | 男(N=192) | 2.8±0.8 | 3.0±0.9 | 2.5±1.0 | 3.1±1.0 |
| 女(N=256) | 2.9±0.8 | 3.2±0.9 | 2.7±0.9 | 3.1±1.0 | |
| t | -1.31 | -2.13 | -1.14 | -0.46 | |
| p | 0.190 | 0.030 | 0.260 | 0.640 | |
| 就读院校 | 本科(N=418) | 2.9±0.8 | 3.1±0.9 | 2.6±1.0 | 3.1±1.0 |
| 专科(N=30) | 2.4±0.7 | 2.7±0.9 | 2.2±0.7 | 2.6±1.1 | |
| t | 3.07 | 2.85 | 2.59 | 2.52 | |
| p | 0.002 | 0.005 | 0.010 | 0.010 | |
| 年级 | 大一(N=173) | 2.9±0.7 | 3.2±0.8 | 2.6±0.9 | 3.1±0.9 |
| 大二(N=115) | 2.8±0.8 | 3.0±0.9 | 2.5±0.9 | 3.1±1.0 | |
| 大三(N=48) | 2.6±0.8 | 2.8±0.9 | 2.5±0.9 | 2.7±0.9 | |
| 大四(N=36) | 2.3±0.7 | 2.5±0.9 | 2.1±0.8 | 2.3±0.9 | |
| 研究生及以上(N=76) | 3.3±0.9 | 3.5±0.8 | 3.0±1.1 | 3.6±0.9 | |
| t | 11.97 | 12.15 | 6.39 | 12.49 | |
|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
| 童年居住地 | 城市(N=319) | 2.9±0.7 | 3.2±1.0 | 2.6±0.9 | 3.2±0.9 |
| 农村(N=129) | 2.7±0.9 | 2.9±1.0 | 2.6±1.0 | 2.8±1.1 | |
| t | 2.01 | 2.52 | 0.66 | 3.58 | |
| p | 0.050 | 0.010 | 0.510 | <0.001 | |
| 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当地水平 | 高于平均水平(N=134) | 2.8±0.9 | 2.9±1.0 | 2.6±1.1 | 3.0±1.1 |
| 居于平均水平(N=268) | 2.9±0.7 | 3.2±0.8 | 2.6±0.9 | 3.2±0.9 | |
| 低于平均水平(N=46) | 2.7±0.7 | 2.8±0.9 | 2.5±0.8 | 2.9±0.9 | |
| t | 2.90 | 7.37 | 0.30 | 2.86 | |
| p | 0.060 | <0.001 | 0.740 | 0.060 | |
| 主要抚养人类型 | 双亲抚养(N=304) | 2.9±0.7 | 3.2±0.8 | 2.6±0.9 | 3.2±0.9 |
| 单亲抚养(N=100) | 2.6±0.9 | 2.7±1.0 | 2.5±1.0 | 2.7±1.2 | |
| 其他(N=44) | 2.9±0.9 | 3.1±1.1 | 2.7±1.01 | 3.0±1.1 | |
| t | 4.83 | 11.14 | 0.70 | 10.53 | |
| p | 0.008 | <0.001 | 0.500 | <0.001 | |
亲密行为经历方面,有过亲密行为经历的学生141人(31.5%),没有的276人(61.6%),不确定的31人(6.9%)。第一次亲密行为年龄分布上,18岁及以上的83人(18.5%),16~18岁的41人(9.2%),14~15岁的18人(4.0%),11~13岁的12人(2.7%),10岁及以下的7人(1.6%),无亲密行为经历的287人(64.1%)。可见多数有亲密行为经历的学生,首次亲密行为发生在18岁及以上,但仍有部分学生首次亲密行为年龄过早。在亲密行为自愿方面,双方自愿的68人(15.2%),可见存在一定比例的非自愿行为,此类行为会严重危害他人身心健康。
亲密行为的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就读院校方面,在发生过深度亲密接触的学生中,本科生占比(88.7%)高于专科生(11.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353,p=0.004)。年级方面,不同年级学生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4.32,p<0.001)。其中大二学生发生率最高(28.4%),大三和大四学生次之(均为16.3%),研究生及以上学生发生率为12.8%,大一学生发生率为26.2%。就读专业方面,文科学生发生过亲密行为的比例(53.9%)与理科学生(46.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716,p<0.001)。童年居住地方面,农村学生发生过亲密行为的比例(48.7%)高于城市学生(28.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716,p<0.001)。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家庭经济状况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41.8%)高于居于平均水平(47.5%)和低于平均水平(10.6%)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809,p<0.001)。主要抚养人类型方面,单亲抚养学生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34.8%)高于双亲抚养(51.1%)和其他主要抚养人类型(14.2%)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8.980,p<0.001)。性别和民族因素对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亲密行为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Table 3 A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intimate behaviors
| 人口学(%) | 发生过亲密行为(%) | 没有发生过亲密行为(%) | 卡方值 | p | |
| 就读院校 | 本科 | 125(88.7%) | 265(96.0%) | 8.353a | 0.004 |
| 专科 | 16(11.3%) | 11(4.0%) | |||
| 年级(与亲密交往价值观比较) | 大一 | 37a(26.2%) | 127a(46.0%) | 34.32a | <0.001 |
| 大二 | 40ab(28.4%) | 64ab(23.2%) | |||
| 大三 | 23b(16.3%) | 20b(7.2%) | |||
| 大四 | 23b(16.3%) | 13b(4.7%) | |||
| 研究生及以上 | 18a(12.8%) | 52a(18.8%) | |||
| 就读专业 | 文科 | 76(53.9%) | 146(52.9%) | 15.716a | <0.001 |
| 理科 | 65(46.1%) | 130(47.1%) | |||
| 童年居住地 | 城市 | 85(28.1%) | 217(71.9%) | 15.716a | <0.001 |
| 农村 | 56(48.7%) | 59(51.3%) | |||
| 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当地水平 | 高于平均水平 | 59a(41.8%) | 68a(24.6%) | 14.809a | <0.001 |
| 居于平均水平 | 67b(47.5%) | 183b(66.3%) | |||
| 低于平均水平 | 15ab(10.6%) | 25ab(9.1%) | |||
| 主要抚养人类型 | 双亲抚养 | 72a(51.1%) | 212a(76.8%) | 28.980a | <0.001 |
| 单亲抚养 | 49b(34.8%) | 42b(15.2%) | |||
| 其他 | 20b(14.2%) | 22b(8.0%) |
本次调查显示,北京市部分高校大学生对生殖健康和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知识有一定了解,但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知识知晓率不理想。与部分研究结论一致[3],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知晓率仅为10%,仅有3.75%的大学生知道我国重点预防的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类型,传播途径等关键知识储备不足,且当前大学生亲密关系知识碎片化现象严重。对于是否能正确识别生殖健康相关疾病类型这一问题,完全知晓率仅为1.6%,仅有不到1%的学生能准确描述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66.7%的学生对预防措施一无所知,这一数据令人担忧。
纵观我国高校亲密交往价值观现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两方面:首先,受传统亲密关系观念影响,无论社会还是学校抑或是家庭,对与亲密关系有关话题总是羞于启齿、避而不谈,家长认为等孩子长大了自然会懂[4]。事实上,回避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亲密关系常以各种隐蔽方式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如各类网站或书籍读物,由于来源渠道不正规,可能导致学生获取亲密关系知识途径非常广泛,但知识不成体系,碎片化严重,且内容正确性存疑[5]。其次,干预途径多样,如专题讲座、宣传教育、咨询、社团、微视频等,其效果显著提升了知识的知晓率,亲密行为正向态度比例提高等。但高校亲密交往价值观可能仍存在覆盖面不全情况,如内容上多集中在基础生理常识等方面,对更多亲密关系疾病知识及传播途径等覆盖不足,而且多数高校并未专门开设相关教育课程。
调查显示,大学生亲密交往价值观均分偏低,意味着部分学生亲密交往价值观依然呈保守倾向。从亲密交往价值观的交流性维度来看,有超六成大学生认同“亲密关系是两个灵魂的融合”,这表明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与亲密关系平等意识增强。在开放性维度上,超六成学生不能接受开放型关系,这一研究结果契合前述我国传统保守的亲密关系观念。
在亲密交往价值观及其各维度的人口学差异数据显示,女性在开放性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说明女性对开放型关系的接受度更低。从实际情况看,长期的经验帮助女性习得开放型关系的风险更高,与我国传统道德观念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角色的期待一致[6]。此外,本科学生亲密交往价值观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专科学生,提示教育层次可能影响亲密交往价值观的成熟度,本科院校的校园文化与教育资源,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理性的亲密交往价值观。
从年级方面看,亲密交往价值观保守程度呈“倒U”曲线趋势,研究生及以上>大一>大四,大二学生的开放性最高。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心智趋于成熟,对亲密行为的后果认知更清晰,责任意识也更强。大二学生开放性更高,推测可能与大一相比,他们从适应大学生活的主要任务中解放出来,开始熟悉环境结交更多朋友,大三、大四学生面临考研和就业压力,大二相对轻松,是大学生发展亲密关系的好时机,这一分析得到了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研究结论的支持。农村学生工具性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学生,表明农村学生更倾向于将亲密关系视为情感交流的载体,这可能与城乡文化氛围、教育资源等方面有关。农村相对于城市受到多元文化影响较小,了解渠道有限,关于亲密关系的理解更单纯。
亲密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为31.5%,略高于全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此外,从首次亲密行为年龄看,18岁以下发生亲密行为学生占比达17.5%,10岁及以下占1.6%、11~13岁占2.7%、14~15岁占4.0%、16~18岁占9.2%。这一结论令人担忧,过早亲密行为会增加生殖健康相关疾病风险,也会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及良好价值观的树立。这提示教育部门应加大亲密交往价值观推进力度,将亲密交往价值观延伸至小学低年级阶段。
本次调查发现,大学生在亲密关系相关的问题上存在知行不一致现象。很多大学生知道亲密关系知识、对亲密关系持保守态度,但仍然存在高风险交往行为。例如,多数学生对开放性亲密关系持保守态度;61.4%的学生重视亲密行为的情感联结,但存在14.8%的非自愿行为。这一现象说明,部分学生的行为未能遵循自身的亲密交往价值观导向,这可能是侥幸心理、同伴压力、情感冲动、家庭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本科学生的亲密关系知识掌握程度与亲密交往价值观成熟度均优于专科学生,但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88.7%)也更高,说明知识与态度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行为的理性化,还需结合针对性的行为干预。农村学生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48.7%)高于城市学生(28.1%)(p<0.001),但农村学生亲密关系知识得分与城市学生无显著差异,提示农村学生可能因亲密关系健康教育资源匮乏、亲密关系保护意识薄弱,更易出现知行不一致的情况。这种认知与行为割裂现象,是导致大学生亲密关系疾病感染等风险升高的关键原因,也凸显了高校亲密关系健康教育要注重从“行为引导”而非单纯“知识传递”,避免发生“知道却做不到”的现象。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地区448名本专科学生展开调查,发现北京市部分大学生亲密关系健康素养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第一,大学生亲密关系知识知晓率不高,存在知识结构不均衡、知识掌握不全面的特点;第二,亲密交往价值观总体偏保守,且存在明显群体分化现象,女性、高年级、城市生源、双亲抚养的大学生亲密交往价值观相对更保守;第三,亲密行为方面,部分高校学生首次深度亲密接触发生率不低,且存在低龄化倾向,且存在高风险亲密行为,如非自愿行为风险突出等问题,这一现象不容忽视。如性别、院校类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等人口学因素,对大学生的亲密关系知识掌握、态度倾向及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这提示教育部门和高校应根据学生情况,制定分层、系统性且针对性强的教育干预方案,在传播亲密关系知识、树立正确亲密交往价值观、提升亲密关系风险预防责任意识的同时,更需注重行为层面的引导,向学生传授健康交往行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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