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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形态，蕴含着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革命精神和实践品格。对于青年大学生而言，红色文化不仅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重要载体，也是培育理想信念、价值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依托。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场域，如何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生可理解、可认同、可践行的教育内容，已经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育人工作中的重要课题。

贵州省红色文化资源富集、底蕴丰厚。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黎平会议、息烽集中营等红色资源，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些资源既具有鲜明的历史价值，也为地方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一般意义的红色文化教育相比，地方红色文化更贴近学生生活经验和地域记忆，具有增强文化亲近感、历史现场感和身份联结感的优势。然而，在高校教育实践中，学生是否真正了解本地红色文化、是否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参与，仍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对红色文化整体持较积极态度，但也存在认知不充分、参与行为不足、教育方式单一等问题。杜向辉基于甘肃省9所高校的调查指出，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较好，但在理性认知与实际践行之间仍存在脱节现象[1]。万媛媛等对安徽省高校大学生展开研究，将红色文化认同划分为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和组织学习等方面，并发现组织学习与情感、态度和学习行为具有密切关系[2]。张亮和周静基于全国71所高校的调查指出，大学生对高校红色文化教育总体持肯定态度，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仍需改进[3]。由此可见，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具有总体积极的一面，但存在层次差异和结构性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以贵州省大学生为对象，围绕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四个维度开展问卷调查，并结合组织学习、家乡红色文化开放题和潜在类别分析，系统考查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现状。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贵州省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水平如何？第二，不同性别、专业和学段学生是否存在差异？第三，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之间有何关系？第四，学生对家乡红色文化的了解情况如何，了解与否是否影响其认同水平？第五，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是否存在不同潜在类型？

2 研究综述

2.1 红色文化认同的内涵

文化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对特定文化价值、历史记忆、象征符号和行为规范的理解、接受与形成归属感的过程。红色文化认同，是大学生在接触、理解和体验红色文化过程中，对红色文化蕴含的历史意义、价值理念和精神品质形成认知理解、情感接纳、价值肯定和行为趋向。它并不是单纯的知识记忆，而是由“知、情、意、行”共同构成的综合性心理和行为体系。

从认同生成逻辑来看，认知是基础。学生只有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事件、代表人物、精神内涵和现实价值，才能进一步形成情感接近和价值接纳。情感是推动认同深化的重要环节，表现为学生对红色歌曲、影视作品、红色旅游和革命故事的喜爱与亲近。态度体现了学生对红色文化传承、革命遗迹保护和英雄人物尊重的价值判断。行为则体现为学生主动关注、学习和参与红色文化相关活动的实际行动。因此，红色文化认同既包括主观态度，也包括外显行为，属于多维度的复合结构。

2.2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测量维度

现有研究通常将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划分为多个维度进行测量。万媛媛等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和组织学习等方面构建量表，使用李克特5级计分，并通过信效度检验说明该结构具有较好的测量基础[2]。杜向辉在甘肃省高校调查中关注红色文化认知、情感态度和实际践行之间的关系，指出大学生虽然总体认同水平较高，但参与行为相对不足[1]。李城关于红色影视剧接受与国家认同的研究表明，红色文化传播载体的接触频率和信任程度，能影响大学生的认同水平[4]。赵需要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学习意愿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大学生红色文化学习行为具有重要影响[5]。

结合已有研究，本研究将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划分为四个核心维度：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认知维度主要考查学生对贵州红色历史事件、人物和精神内涵的了解；情感维度考查学生对红色歌曲、影视作品、红色文化和红色旅游的兴趣程度；态度维度考查学生对革命遗迹保护、红色文化传承和英雄人物尊重的价值取向；行为维度考查学生对红色文化新媒体信息、手机应用、红色景点和影视作品的关注与参与情况。同时，本研究将组织学习作为外部学习机会变量，考查学校课堂、实践活动和组织通知等学习渠道，与认同水平之间的关系。

2.3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关注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现状。相关研究普遍发现，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态度总体积极，但认知深度、参与行为和地方资源了解仍存在不足。第二，关注红色文化教育和传播方式。张亮和周静指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总体获得学生认可，但仍需要丰富教育内容、完善教材体系和创新教育方式[3]。王军和伍梦狄基于上海大学生调查发现，学生对热门红色文化资源了解程度较高，但对冷门和地方性红色文化资源了解不足，新媒体传播在红色文化普及中具有重要作用[6]。第三，关注红色文化学习行为及其影响机制。赵需要等发现，学习意愿对红色文化学习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5]，说明学生红色文化学习行为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需要教育环境、学习机会和行为支持共同推动。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一方面，既有研究多从总体水平和影响因素出发，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内部类型的识别不足；另一方面，地方红色资源与学生家乡经验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依托贵州省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禀赋，本研究将家乡开放题判断和潜在类别分析纳入研究，有助于更细致地揭示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结构特征和群体差异。

3 研究设计

3.1 测量框架

本研究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构建包括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四个维度的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测量框架。认知维度反映学生对贵州红色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情感维度反映学生对红色文化相关内容的兴趣和情感亲近度；态度维度反映学生对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及英雄人物尊崇的价值判断；行为维度反映学生主动关注、学习和参与红色文化相关活动的行为倾向。四个维度共同构成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完整心理结构。

考虑到高校红色文化教育通常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党史学习和组织通知等方式开展，本研究设置组织学习相关题项，用以考察外部学习机会与红色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本研究设置“家乡”和“请列举至少一项您家乡的革命遗址、人物、战役或事迹”两道开放题，通过逻辑判断考查学生对家乡红色文化的了解情况。

3.2 测量工具

问卷由人口学变量、红色文化认同量表、组织学习题项和开放题四部分组成。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政治面貌、专业等。红色文化认同量表包括A1至A15共15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1代表“很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红色文化认同水平越高。其中A1至A4为认知维度，A5至A8为情感维度，A9至A11为态度维度，A12至A15为行为维度。组织学习包括B16至B18共3个题项，得分越高，表示学生获得红色文化学习机会越多或学习参与度越高。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贵州省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平台回收原始问卷共637份。根据数据完整性原则进行数据清洗，剔除未完整作答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622份。其中，女生339人、男生283人；本科生481人、研究生141人；师范类专业219人、理工类专业210人、体育艺术类专业97人、文史哲经管类专业96人。

3.4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专业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分析。首先，对无效样本进行剔除。其次，计算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和分半信度，并使用Mplu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性别、专业和学段进行差异检验，其中性别和学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专业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学段变量由年级合并生成，大一至大四合并为本科阶段，研一至研三合并为研究生。再次，使用积差相关分析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最后，对家乡开放题进行逻辑判断，将能够较准确列举家乡革命遗址、人物、战役或事迹者判定为“了解”，未填写、填写“无”“不清楚”或内容与家乡明显不匹配者判定为“不了解或了解有误”。同时，使用Mplus软件对A1至A15进行潜在类别分析，比较2至5类模型拟合情况

4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现状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量表信度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总量表及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80，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961，分半信度为0.961；四个分量表Cronbach’s α在0.841~0.902之间，分半信度在0.824～0.897之间，四个分量表分半信度也均达到较高水平，说明量表具有良好信度。结构效度方面，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٢（84）=97.095，p=0.1555，RMSEA=0.016，CFI=0.998，TLI=0.997，SRMR=0.014，表明四因子结构能够较好拟合样本数据，说明本研究从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四个维度测量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具有合理性。

表 1 红色文化认同量表信度

Table 1 Reliability of the red cultural identity scale

4.2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水平

为直观呈现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水平，本研究计算各维度均分。结果如表2所示，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分均值为3.70，处于“一般”和“符合”之间，整体达到中等偏上水平。四个维度中，态度维度均值最高为3.79，行为维度均值为3.68，认知维度均值为3.69，情感维度均值为3.65。总体来看，学生对红色文化传承、革命遗迹保护和英雄人物尊重持较积极态度，但在情感兴趣和持续行为参与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表 2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水平

Table 2 Overall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red cultural identity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中“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较好，但认知与行为仍需加强”的判断基本一致。态度维度得分最高，说明学生在价值判断层面对红色文化持较强肯定；但情感和行为得分未同步达到更高水平，说明红色文化教育仍需进一步增强吸引力，推动价值认同转化为实际行动。

4.3 不同群体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差异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性别、专业和学段差异。如表3所示，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女生在态度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t=2.23，p=0.026；但在认知、情感、行为和总分上差异均不显著。专业差异结果显示，不同专业学生仅在态度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F=5.88，p<0.001；在认知、情感、行为和总分上差异均不显著。学段差异结果显示，本科生与研究生在四个维度及总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不同群体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差异

Table 3 Group differences in red cultural identity

结果表明，红色文化认同总分并未呈现明显的人口学差异，说明不同群体学生总体认同水平较为接近。但性别和专业在态度维度上的差异提示，学生对于红色文化传承、革命遗迹保护和英雄人物尊重的价值判断，可能受到个体经验、专业文化和教育环境的影响。

4.4 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组织学习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和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34、0.822、0.757、0.826、0.878，p值均小于0.001。这表明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党史学习及组织通知等学习机会越多，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水平越高。该结果与已有研究关于组织学习、红色文化接触和学习行为重要性的判断一致。

表 4 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的相关关系

Table 4 Correlation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red cultural identity

4.5 家乡红色文化了解情况及其差异

本研究通过开放题统计学生对家乡红色文化的了解情况。如表5所示，能够较准确列举家乡革命遗址、人物、战役或事迹的学生为80人，占12.86%；不了解、未填写或了解有误的学生为542人，占87.14%。这一结果说明，多数学生虽然在量表中表现出较积极的红色文化态度，但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的具体了解明显不足。

表 5 家乡红色文化了解情况

Table 5 Understanding of red culture in students’ hometowns

进一步比较两类学生在红色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如表6所示，了解家乡红色文化的学生在态度维度上显著高于不了解或了解有误者，t=-10.42，p<0.001；在总分上也显著更高，t=-3.30，p=0.001。而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表 6 家乡红色文化了解情况对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

Table 6 Differences in red cultural identity by hometown red culture understanding

这一结果具有重要启示：家乡红色文化了解情况与态度和总分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是知识内容，也可能影响学生对红色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判断。相较于抽象化、宏大化的红色文化叙事，家乡红色文化更容易与学生生活经验产生联结，从而筑牢文化认同的现实基础。

4.6 红色文化认同的潜在类别

为进一步识别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群体类型，本研究使用Mplus软件对A1至A15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分别估计2至5类模型。如表7所示，随着类别数增加，AIC、BIC和aBIC均逐渐降低，Entropy均达到较高水平，LMR LR检验和BLRT检验均显著。从数据结果来看，虽然5类模型的信息准则最低，且LMR LR和BLRT检验均显著，但5类模型中最小类别仅占3.86%（N=24），低于应用研究中常用的5%经验标准[7]。相比之下，四类模型中最小类别占12.06%（N=75），类别比例更为稳定，能够形成“低认同型—中低认同型—较高认同型—高认同型”的清晰梯度结构。五类模型主要是在低认同群体中进一步拆分出一个极小类别，实质解释价值有限。综合统计拟合、类别比例、解释性和简约性原则，本研究最终选择四类模型。

表 7 潜在类别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Table 7 Model fit indices of latent class analysis

如表8所示，四类模型中，C1类别共191人，占30.71%，该类学生在各题项上得分较高，可命名为“高认同型”；C4类别共234人，占37.62%，得分仅次于高认同型，可命名为“较高认同型”；C2类别共122人，占19.61%，整体处于中间偏低水平，可命名为“中低认同型”；C3类别共75人，占12.06%，整体得分最低，可命名为“低认同型”。

表 8 四类模型类别人数及命名

Table 8 Class sizes and labels of the four-class model

潜在类别分析结果说明，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单一平均水平，而是存在明显群体分化。高认同型和较高认同型合计占68.33%，说明多数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基础较好；但中低认同型和低认同型合计仍占31.67%，说明仍有相当比例学生需要接受针对性的红色文化教育引导。

4.7 结论与讨论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发现贵州省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不同维度发展不完全均衡。态度维度得分最高，说明学生普遍认可红色文化传承、革命遗迹保护和英雄人物尊崇的重要性；情感和行为维度相对较低，说明学生虽然在价值判断上较为积极，但情感兴趣和实际参与仍需进一步增强。这与已有研究中关于“认同较积极但参与行为不足”的结论一致。

其次，人口学变量对红色文化认同总分的影响有限。性别、专业和学段在总分上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红色文化认同可能更多受到教育环境、学习机会和文化接触经验的影响。性别和专业在态度维度上的差异提示，高校仍需关注不同学生群体在价值判断和文化接受方式上的细微差异。学校为不同类型的专业群成立了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更好地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不同专业在“态度”维度上的变化，恰恰体现了不同专业群在红色文化价值判断教育上的差异。这说明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的工作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其他维度和总分的差异不显著，也提示需要继续结合专业和学科特点凝练特色。

再次，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关系密切。组织学习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和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高校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和集体学习安排等形式，对提升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也提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不应停留在偶发性活动或宣传层面，而应形成常态化、系统化和沉浸式的学习机制。

最后，学生对家乡红色文化的了解不足，是本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发现。虽然贵州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能够准确列举家乡红色文化资源的学生比例仅为12.86%。这说明学生对宏观红色文化符号可能较熟悉，但对身边的地方性红色资源了解不足。了解家乡红色文化的学生在态度和总分上显著更高，进一步说明地方红色资源对培育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具有现实价值。

5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提升策略

5.1 完善红色文化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理性认知

认知是红色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本研究发现，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较好，但家乡红色文化具体知识掌握不足。高校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中系统融入红色文化内容，尤其要加强贵州省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课程化表达。课程内容不仅应讲述重大历史事件，也应结合地方革命遗址、人物、战役和事迹，帮助学生建立从国家叙事到地方记忆的知识体系。

同时，高校应避免将红色文化教育简化为口号式宣传，而应注重历史事实、精神内涵和现实价值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过专题教学、案例教学、地方史料阅读和实践作业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红色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价值内核和现实意义，从而筑牢红色文化认同的理性基础。

5.2 丰富情感体验，推动红色文化知识融入生活

本研究中情感维度得分相对较低，说明学生在红色文化的兴趣和情感亲近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高校应通过更具感染力和参与感的方式，丰富学生情感体验。例如，可以结合红色影视、红色歌曲、红色剧目、主题展览和沉浸式实践活动，提升红色文化教育的吸引力。李城的研究表明，红色影视接触和信任能够促进大学生国家认同[4]，这提示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影视、短视频、数字展馆等媒介，优化红色文化传播效果。

此外，情感体验需要与学生生活产生联结。高校可组织学生围绕家乡红色文化开展访谈、微纪录片制作、红色故事讲述和地方资源调查等活动，使学生在主动搜集、讲述和传播中，形成更深层的情感认同。

5.3 提升组织学习质量，建立持续性红色文化学习机制

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高校集体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但组织学习不能停留在简单通知、被动打卡或短期活动层面，而应强调学习质量和持续性。高校应将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党团活动、志愿服务和校园文化活动有机整合，形成贯穿高校学习全过程的红色文化教育体系。

在具体实施中，一方面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将红色文化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社会观察和现实问题结合；另一方面要提升实践活动质量，避免“到此一游”式参观，使学生在实践前有问题准备、实践中有任务驱动、实践后有成果表达。通过持续性组织学习，推动红色文化认同由外部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内在自觉。

5.4 挖掘本土地方红色资源，强化家乡文化联结

贵州省具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但本研究发现，学生对家乡红色文化了解比例较低。高校应充分利用贵州地方资源优势，构建地方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库，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黎平会议、息烽集中营等红色资源，与学生家乡所在地的红色遗址、人物和故事结合。对于来自贵州省不同地区的学生，可引导其围绕家乡红色文化开展主题调研，营造“人人讲家乡红色故事”的学习氛围。

地方红色文化教育的关键，在于增强学生的空间亲近感和身份联结感。当学生认识到红色文化并不只是书本上的历史，也存在于自己的家乡、道路、纪念馆和地方记忆，红色文化认同就更可能转化为稳定的文化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

5.5 针对不同潜在类别实施分层教育

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可划分为高认同型、较高认同型、中低认同型和低认同型四类，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需求并不相同。对于高认同型和较高认同型学生，高校可提供更高层次的实践平台，如红色文化宣讲、志愿讲解、红色研学设计和新媒体创作，引导其从认同者转变为传播者；对于中低认同型和低认同型学生，则应重点加强基础认知、激发情感共鸣和拓展参与渠道，降低其接触红色文化的门槛。

分层教育并不意味着标签化学生，而是根据学生认同水平和学习特点，提供更适配的教育支持。高校可通过课程作业、实践反馈和问卷评估等方式，及时了解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变化情况，形成动态改进机制。

5.6 促进红色文化认同向实践行为转化

培育红色文化认同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态度肯定，更是价值践行。本研究发现，学生态度维度较高，但行为维度并未同步达到更高水平。高校应为学生提供更多可参与、可表达、可持续的实践场景，如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革命遗址保护宣传、红色文化数字作品创作、红色研学路线设计等。通过任务化、项目化和成果化的方式，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理解红色文化的现实价值。

同时，高校应重视新媒体平台的作用。王军和伍梦狄关于新媒体传播策略的研究表明，新媒体内容和多元传播渠道，有助于增加大学生接触和参与红色文化活动的机会[6]。高校可以鼓励学生使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数字地图和线上展览等形式传播地方红色文化，使红色文化教育更贴近当代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表达习惯。

6 结语

本研究以贵州省高校大学生为对象，对红色文化认同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存在情感体验和行为参与不足、家乡红色文化了解不充分、群体类型分化明显等问题。组织学习与红色文化认同具有密切关系，地方红色文化了解情况也与学生态度和总分显著相关。未来，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应在系统知识建构、组织学习优化、地方资源挖掘和分层分类指导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由知识认知、态度肯定，进一步走向情感内化和实践行动。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样本主要来自贵州省高校，且受抽样学校学生年龄相对集中的现状限制，结论的外推仍需谨慎。其次，开放题判断尽量依据家乡与红色文化内容之间的逻辑匹配，但仍可能受到学生表达方式和地名书写差异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难以揭示红色文化认同变化的动态过程。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结合访谈、文本分析和追踪调查等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形成机制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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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城．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对红色影视剧的接受与国家认同研究——基于全国12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4）：17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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