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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用学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语用预设理论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1]。由于文化翻译本质上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需要基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文化语用预设共知性，因此，译者对原文文化语用预设的理解和处理尤为关键[2]。

遗憾的是，纵观国内的文化翻译研究，语用预设理论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例如，被誉为“小《红楼梦》”的《浮生六记》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其英译本研究大多聚焦于译者的文化取向[3]，即不同译者通过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来处理文化负载词[4]，较少有研究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其中的文化翻译[5]，且几乎没有相关研究比较过不同译本在文化语用预设处理方法上的异同。

因此，本文选取了《浮生六记》的林语堂译本[6]和布莱克译本[7]，从文化语用预设的视角对两译本中第二章《闲情记趣》的翻译进行剖析和对比，旨在为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新思路[8]。

2 语用预设理论与文化翻译

语用预设是指“对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还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预设关系[9]，涉及到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是实现言语交际的前提。虽然学界对语用预设并未有统一的理解或定义，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0］：说话人对言语的语境所作的设想；实施某一言语行为所需要满足的恰当条件；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或背景知识。

语用预设具有合适性和共知性[11]。合适性是指说话人发出切合自身和语境的言语行为，有助于听话人的正确理解；共知性则表现为交际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由言语交际的目的决定，即传递、获取信息。上述特点直接保证了交际的顺利进行，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建立语用预设、向听话人提供新信息，听话人则接受、解码新信息，从而实现双方的互相理解，完成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上述语用预设的共知性尤为重要[2]。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涉及到原文信息在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传递。然而，原语和译语、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无法实现原文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文化语用预设共享，让译者陷入两难的境地[11]。译者是否需要显化其中的文化预设、是否需要保留原语文化背景知识和思想观念成为了文化翻译的关键[12]。

对于国内的文化翻译而言，传统文化经典的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强大推力，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但是，国内现有研究主要从文化取向来探讨文化翻译［3］，对翻译策略的分类局限于归化或异化[4]，较少有研究从语用学角度讨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5]，只有个别研究在语用预设的视域下对文化翻译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分类[13]，不利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多维度发展。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浮生六记》的英译本对比，在语用预设的视域下比较不同译者对原文文化预设信息处理方式的异同和利弊。

3 语料选取

《浮生六记》拥有的十四种外国语译本足以证明它是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成功案例之一，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具有较高的文化翻译研究价值。

其中，林语堂先生的英译本作为《浮生六记》外译之先锋，致力于将全书以异化的策略进行翻译[14]，尽可能保留汉语原有的表达形式和沈复先生对文化负载词的细致描绘。然而，此译本并未在海外引发过多讨论。相反，将“童趣”和园林艺术片段全部删去的布莱克译本却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学者的认可。究其根本，林译本并未完全符合英语世界的“观法”，因此接受度不高［15］。此处的“观法”涉及文化背景知识和思想观念的多样性[8]，根植于汉语和英语文化语用预设的差异，与本文的研究重点相契合。

在语料的选取上，本文聚焦于《浮生六记》的第二章《闲情记趣》，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闲情记趣》涵盖了插花、园林、考对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展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虚实结合”的审美观，体现了沈复“就事论事”“既来之则安之”的乐观人生态度，且第二章开头片段被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收录，足见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其次，第二章的“童趣”片段和园林艺术片段在布莱克译本中被全部删去，颇具争议，因此，两个译本对《闲情记趣》第二章的文化翻译存在对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由此，本文以《浮生六记》的林译本和布译本中第二章《闲情记趣》为研究语料，从文化语用预设的视角比较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并详细讨论这两个译本在传递中国传统文化、适应英语文化语境等方面的利弊。

4 分析与讨论

在传统文化经典的翻译中，译者需要同时考虑多种语用和语境因素，对原文的文化语用预设进行处理，在传递原文文化信息的同时提高译文的接受度。本研究借鉴了于洁和田霞[16]和蔡平[11]的研究框架，从直译法、信息填充法、视点转换法、缩略法等4种翻译方法分析比较《浮生六记》的两英译本中文化语用预设的处理方式（如图1）。

图1 文化语用预设与翻译方法

Figure 1 Cultural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and translation methods

4.1 直译法

直译是指在不违反译语语言规范的情况下，在译文中最大程度忠于原文的词义和形式[16]。由于直译法尽可能保留原文的预设信息和预设关系[11]，从而实现原文文化信息的传递。关于何时使用直译，学界主要提出了 “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就意译”的观点[17]。从语用预设角度来看，直译的前提是交际双方能够共享其中的预设信息。

在《浮生六记》的第二卷《闲情记趣》中，两位译者均采用了直译法来翻译人类所共有的身体经验和文化经验。

例1：（原文）肩平心阔，茎细瓣净

（林译）… whose flowers had lotus-shaped petals; the center of the flowers was broad and white, the petals were very neat and even at the “shoulders”, and the stems were very slender.

（布译）… with broad white centers, perfectly even “shoulders”, and very slender stems.

例1中，“肩平心阔，茎细瓣净”用人的身体部位来映射兰花的结构，表达“瓣间平展，花心舒阔，茎叶细直”之含义。两个译本均将“肩”译为“shoulders”，将“细”译为“slender”，遵循了原文的身体隐喻，用人的生理结构和身材特点来凸显兰花的典雅姿色。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中英文化中都存在以人的身体部位来命名其他事物的现象，且许多情况下，两种文化中的此类经验是类似的。

然而，直译法在两个英译本中的应用较少，可见英汉文化语用预设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通过其他翻译方法来弥补直译法在文化信息传递上的局限性。

4.2 信息填充法

由于译语读者对原语文化不甚了解，直译法往往会造成译语读者的理解困难。所以，为提高译文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译者需要对部分文化表达进行信息填充、做出详细阐释，确保译语读者精准把控其含义。在语用预设层面，此类信息填充法通过增加文化语用预设量，促进文化信息的传递和理解[16]。

对于《闲情记趣》中的文化表达，林译本倾向于阐释原文文化信息、凸显原文文化预设，而布译本倾向于采用直译或根据英语表达习惯来处理原文的文化信息。

例2：（原文）分（兰花分根）

（林译）some off-shoots from the same pot

（布译）a cutting from the plant

例2中，对于兰花的分根这一概念，两位译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译文。根据上下文语境，此处的“分”是“分根”的意思，是兰花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布莱克并不了解兰花，便用“cutting”进行了直译。相反，林译本用“off-shoots”来详细阐释了分根的概念，用“off”补充说明了分根的部位，让英语读者对兰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林语堂的增译得益于中国文化对“兰花”的喜爱，千年的兰花栽培历史让中国人对兰花的结构有清晰的认知，因此能够辨别兰花根系的不同部位。此外，这里的信息填充还符合语境预设，与前文中“兰花根上长出新芽却无法再次开花”的情节相衔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其翻译精细度和翻译连贯性优于布译本。

同时，信息填充法还需要考虑语义和语用的精准表达，防止过度、错误的解释说明带来的理解偏差。

例3：（原文）以芸惜枝怜叶，不忍畅剪，故难成树。

（林译）Yun loved these flowers so much that she would not stand for too much cutting and trimming, and, consequently, it was difficult to make them grow in proper form.

（布译）Yuen loved the green of the branches and leaves so much that she would not let me cut them back, and this made it difficult for me to train them to correct shapes.

例3中，“剪”这个动作带有复杂的文化语用预设，成为翻译中信息传递的难点。对此，布莱克根据英语的经验习惯，增译了方位词“back”，赋予了“剪”这个动作向后的方位感，使句子表达更具立体感，强调了剪去的枝叶之多，但并没有体现出“修整”这一层含义。反之，林语堂用了“cutting and trimming”来表述“剪”的语义，对枝叶的修建程度进行了精准阐释，即用“cutting”表达剪得“畅快”，并用“trimming”传达“修剪”的含义。由此，林语堂的译文纵使不够生动形象，却精准地把控了沈复修整枝叶的目的，与原文更贴近。

上述的典型例子均涉及信息填充法，可见适当、精准的解释说明能够将原语文化信息更为全面地传达给译语读者。但译者在使用信息填充法时还需谨慎，切记要对照原文的语义、语境和语用预设等，合理把控信息补充的程度，一味增译只会画蛇添足、过犹不及。

综上所述，林译本在方位隐喻的处理上略胜一筹，比布译本更加贴近于原文的含义，较为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中国文化的载体（如兰花、修剪艺术等），使读者对作者沈复的生活有更直观的体验，同时对中国文化有更精准的了解。

4.3 视点转换法

由于部分传统文化的民族色彩日渐淡化、泛化，译者可以借用译语的相关表达重组原语的表层形式，采用视点转换法使译文更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18]。从语用预设的角度来看，译者需要对原文的预设信息进行合理消解，在保留原文语用含义的基础上适当转换表达方式，重组原文的预设关系。

《浮生六记》的两英译本基于不同的文化经验和思维方式，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转换视点。林译本大多凸显了具有汉语文化特征的方面，而布译本倾向于结合英语文化预设，适当转换凸显部分，便于英语读者引起共鸣。

例4：（原文）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

（林译）The sun was very beautiful and the breeze was gentle, while the yellow rape flowers in the field looked like a stretch of gold.

（布译）The breeze gentle, the sun glories above the golden fields of rape flowers.

例4中，“遍地黄金”并非指真正的金子，而是借黄金来凸显油菜花金黄的颜色，显然，两位译者都解读出了其中的文化预设，但两人对“黄金”的处理方式却完全不同。

林译本采用了信息填充法，忠于原文中“油菜花”的意象，并用“yellow”将原文所凸显的花田色彩剥离出来，既保留了“like a stretch of gold”的比喻过程，又对其进行了阐释。相反，布译本对此表达进行了视点转换，只用了“golden”一词来代替“黄金”，并将该比喻转移到了前一分句中，赋予了太阳“glories”的动作，将太阳比作意气风发的人。由此可见，两个译本的视角不同，前者凸显了油菜花的金黄颜色，后者选择凸显阳光的明媚耀眼。

此处两个译本的对比主要归因于英汉文化预设的不同。林译本基本遵循原文的形式，将油菜花比作黄金，因为汉语文化经验对于油菜花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即油菜花作为主要的油料植物之一，广泛分布在我国的各个地区，十分常见。然而，对于布莱克和其他英国读者而言，油菜花相对陌生，用“黄金”来比拟油菜花不符合英语文化预设。此外，“rape flowers”作为国际通用的油菜花译文，也未受到英语环境的青睐，因为其中的“rape”具有“强暴”等负面含义，所以，布莱克选择将场景的凸显部位转移到明媚的阳光上。我们不难理解，英国湿润多变的气候让阳光变得奢侈，莎士比亚也曾用夏日的阳光来比拟心爱之人，足以可见英国文化预设中，阳光通常与美好事物联系在一起，如此，布莱克译本中“the sun glories”实质上是从另一个视角描绘了野外的美景。然而，布译本中隐喻的转移虽然更加符合英文读者的文化认知方式，却不利于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油菜花田的强烈视觉冲击。

此外，在文化习语的翻译上，两个译本也采用了不同的视点来进行翻译。

例5：（原文）就事论事

（布译）cut one’s coat according to one’s cloth

（林译）manag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occasion

《闲情记趣》的结尾处，沈复提出了自己“就事论事”的人生观来直面颠沛流离的人生。此处的“就事论事”并不是现代汉语中“依据事情本身的情况来评论或判断”的意思，而是“根据现有条件来过相应的生活”，接近于“随遇而安”和“既来之，则安之”的人生观。两位译者根据“就事论事”的文化语用预设，做出了不同的处理（见例5）。林译本对“就事论事”进行了解释说明，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形式；布莱克适当转换了视角，巧妙地使用了英语中习语来表达原文的含义，将现有条件比作布料，将相应的生活比作制成的衣裳，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沈复豁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观，这不仅让英文读者对汉语文化习语有了准确的认知，还让中文读者感受到了成语在英文表达中的别样魅力。

因此，是否在文化翻译中使用视角转换法需要依据原文的语用预设，综合考虑原文意义的传达和译文的接受程度。

4.4 缩略法

不同于上述三种翻译方法，缩略法并不致力于让读者全面理解原文信息，而是对原文预设的重点信息进行强调，对其余部分进行删减[16]。当原语和译语文化差异过大时，译语读者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原文的语用预设和交际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只能通过缩略法来凸显文化预设重点，达到较为充分的语境效果。

在《浮生六记》的两个译本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受制于其表达的长度，因而采用了缩略法进行翻译。

例6：（原文）仆能成衣，妪能纺绩。

（林译）The man servant could make dresses and the old woman could spin.

（布译）The man knew how to sew and the woman could spin.

例7：（原文）善人物写真…工山水…工花卉翎毛

（林译）specialized in portrait sketches… specialized in painting landscape… good at painting flowers and birds…

（布译）a painter who specialized in portraiture… a talented landscape artist… who painted plants and flowers, birds and animals…

例6和例7中，对于“成衣”“纺绩”“山水”和“花卉翎毛”等文化负载词，两位译者并未采取直译法，而是在将词义中的重点提炼出来进行了翻译，舍弃了其余信息的传递，如“make dresses/sew”“spin”“landscape”“flowers/plants and birds/animals”。其中，布莱克由于缺少一定的汉语文化经验，将“成衣”误译为“sew”，曲解了作者的意思。由于“成衣”和“纺绩”涉及的材料繁多、工序复杂，且“山水画”“花鸟画”的精细定义无法在较短的篇幅内阐释清楚，两位译者均选择了概括性的单词或短语来表达其含义，舍弃了众多文化概念的精确翻译和解释。本文认为，这种缩略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是明智之举，能够让英语读者在短时间内把握句子大意，但不利于中国文化爱好者深入了解其中包含的文化习俗和文化载体。所以，译者可以通过加注等形式对此类文化负载词进行解释，一方面不影响译文的理解，另一方面能够在字里行间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当然，缩略法需要谨慎把控好删减的程度，以防原文信息的过度缺失带来的理解偏差，布译本在此方面做出了错误示范。布莱克将第二章《闲情记趣》中“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19]的童趣片段全部隐去，并删去了园林艺术中有关“大小相衬、虚实结合”的审美观念描述，严重影响了作品的语境效果。相反，林译本凸显了第二章中的园亭楼阁布局艺术，将“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19]译为“to show the small in the big, and the big in the small, and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 and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6]，把园林文化中亭楼回廊的布局和假山花草的布景规则阐释地淋漓尽致。

经分析，两个译本中均使用了缩略法来处理部分文化负载词，删繁就简，凸显了文化预设的某些方面，极大地节约了英语读者的阅读时间和认知资源，便于他们理解作品内容、感受作者的生活。然而，缩略法的弊端显著暴露在了布译本中，即大量删除原文内容，影响了语境效果的营造、语用预设共识的达成和交际意图的实现，不利于文化信息的传递。

5 结语

本文对《浮生六记》的林语堂译本[6]和布莱克译本[7]展开讨论，从文化语用预设的视角对译本中的四种翻译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

虽然两个译本均有涉及直译法、信息填充法、视点转换法和缩略法，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两译本在文化语用预设处理上的区别：林译本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形式和语用预设，通过补充说明、详细阐释等手法辅助读者理解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期真正展现沈复眼中的生活[20]；而布译本更倾向于使用英语文化经验理解和诠释沈复的世界，对原文的文化语用预设进行重构、转换、精简，使其更符合英语文化语用预设，提升了译文的接受度。

本文认为，林译本和布译本各有千秋，前者成为了中国文化经典外译的里程碑之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夯实了基础，后者保障了中国文化在英语环境内传播的适应性，为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异域风情。自然，布译本对童趣和园林艺术部分的删除有所不妥，但其中不乏点睛之笔，例如对“就事论事”的实物化阐释确实为译本平添了空间感和画面感，给了读者身临其境的主观体验，成为文化翻译中语用预设重构和转换的优良范本。

综上所述，两译本对文化语用预设的处理为今后汉语文化典籍的外译提供了新思路。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根据原作者的文化经验，充分识解作品的文化语用预设，并考虑译语文化的语用预设，通过直译、信息填充、视点转移等方式帮助译语读者理解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此外，语用预设的重构、转换、精简需要把控精准度，避免原文信息的过度更改或丢失带来的理解障碍或偏差，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加注或配图等多模态手法来辅助阐释，实现跨文化交际。

（本论文于2023年12月获第七届ESP跨学科创新性青年学术论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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