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吉安
近年,频繁发生的高校大学生自杀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调查显示,大学生自杀死亡占非正常死亡的47.2%,位列大学生非正常死亡之首[1]。自杀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是巨大的损失和悲痛。金家新发现,学业、情感和心理问题是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2]。但显然,这些只是触发因素,其根源在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缺失。著名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拥有生存理由的人可以承受几乎所有怎样活的问题。”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中也提到过,“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了一些值得为之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个体对待生活的动力将战胜自杀的冲动”。这都直接说明了生命意义感对预防自杀行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是指个体对自己当下所拥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追寻,包含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追寻两个维度。生命意义体验强调结果,是个体对自己的生命意义的感受程度;生命意义追寻强调过程,指个体对生命意义的积极寻求程度[3]。生命意义感对个体身心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生命意义感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4]、更少的自杀意念[5],具有更为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6]和更高的幸福感[7]等,既然生命意义感的现实意义如此明显,那么对生命意义感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以确定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以往研究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生命意义感的来源。程明明等发现,生命意义感是个体自身、家庭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来源于社会关注、自我成长、关系和谐、生活享受和身心健康等方面[8]。
孝道信念(Filial Piety Belief)是个体根据对孝道所确信的看法和原则去行动的个性倾向[9],即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和观念。相对于客观存在的“孝”文化,孝道信念作为主体对客观“孝道”的内化,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徐海燕研究发现,孝道认知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个体所具有的孝道认知水平越高,其对生命意义的感知越强烈;孝道信念还可以通过成就动机、自尊等因素间接作用于生命意义感[10]。但是,当前研究大多将孝道信念视为单一的结构,而叶光辉、杨国枢等人通过因素分析发现,孝道由亲子情感和家庭权威两个成分组成,注重亲子间的自然情感和感恩回报的孝道是互惠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强调亲子间的尊卑等级和抑顺关系的孝道叫权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两者共同构成双元孝道模型。互惠性孝道信念是以儒家传统思想的“(回)报原则”和“亲亲原则”为主要依据,是子女发自内心回报父母恩情,并表现为愿意在物质和精神上奉养父母。而权威性孝道信念是以儒家思想中的“尊尊原则”来运作的,体现了子女压抑自我、牺牲自我以绝对顺从父母[11]。由此,互惠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理应不同。那么,当前大学生的孝道信念以哪种类型为主,呈现出哪些特点?大学生当下体验到的生命意义及对未来生命目标和价值的追寻又有什么特征?它们如何受双元孝道两个成分的影响?这些问题当前都不清楚,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对大学生的孝道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还为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提供参考。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双元孝道信念及生命意义感的现状,揭示大学生孝道信念两个成分对其生命意义感的不同影响,为大学生的孝道教育和生命意义教育提供启示。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湖北省和江西省四所高校(武汉体育学院、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和东华理工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72份,其中男生285人(占比36.9%),女生487人(63.1%);大一378人(49%),大二153人(19.8%),大三179人(23.2%),大四62人(8%);城镇314人(40.7%),农村458人(59.3%)。
由Yeh等人在双元孝道信念模型的基础上编制,后经李启明等修订[12]。该问卷由16个题项组成,包含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信念两个维度各8个项目,采用6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该维度的认知信念越强。本次调查中,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79,孝道信念两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0.74和0.90,问卷效度指标拟合良好。
该量表最初由Steger等人编制,后经王孟成和戴晓阳修订[13]。该量表由10个题项构成,包括人生意义体验(C-MLQ-P)和人生意义寻求(C-MLQ-S)两个维度各5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强。本次调查中,量表的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84,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和0.91,问卷效度指标拟合良好。
采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处理、统计和分析。
首先对大学生双元孝道信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参照其他研究,以理论中值3.5分为参考点,某个维度的平均分超出理论中值则为高,否则为低,由此将大学生的双元孝道划分为四种类型:绝对性(高互惠高权威)、互惠性(高互惠低权威)、权威性(低互惠高权威)和非孝性(低互惠低权威)。本次调查中,有85.6%的大学生属于互惠性,其次为绝对性(13.1%),非孝性(1.0%)和权威性(0.3%)占比最低,这表明当前大学生的孝道信念以互惠性为主,绝对性为辅。此外,所有大学生在互惠性孝道信念上的平均得分为5.52,显著高于理论中值(t=98.71,p<0.001),在权威性孝道信念上的平均得分为2.90,显著低于理论中值(t=-26.73,p<0.001)。
以生命意义感量表得分的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临界点,筛选低、中、高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量表的总均分为4.92,低生命意义感个体115人(14.9%),中等程度生命意义感个体532人(68.9%),高生命意义感个体125人(16.2%)。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生命意义追寻得分显著高于生命意义体验(t=15.44,p<0.001)。总体来看,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当下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体验不高。可喜的是,大学生仍在积极地寻求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
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检验各变量在不同人口学背景下的差异情况,结果表明,孝道信念在性别和年级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所在地、家中排行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生命意义感在性别、年级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所在地、家中排行和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
表 1 不同人口学背景大学生在各变量上的得分情况(X±SD)
Table 1 The scores of various variables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backgrounds(X±SD)
组别 |
n |
权威性孝道信念 |
互惠性孝道信念 |
生命意义追寻 |
生命意义体验 |
生命意义感 |
|
性别 |
男 |
285 |
3.05±0.66 |
5.42±0.64 |
5.23±1.13 |
4.67±1.31 |
4.95±0.90 |
女 |
487 |
2.82±0.58 |
5.57±0.51 |
5.40±0.98 |
4.41±1.32 |
4.91±0.94 |
|
t值 |
4.95*** |
-3.34*** |
-2.13* |
2.59* |
0.66 |
||
家庭所在地 |
城镇 |
314 |
2.86±0.61 |
5.56±0.52 |
5.36±1.06 |
4.43±1.37 |
4.89±0.90 |
农村 |
458 |
2.93±0.62 |
5.49±0.60 |
5.33±1.02 |
4.56±1.29 |
4.94±0.94 |
|
t值 |
-1.48 |
1.64 |
0.43 |
-1.40 |
-0.76 |
||
年级 |
大一 |
378 |
2.91±0.57 |
5.55±0.59 |
5.37±1.06 |
4.40±1.32 |
4.89±0.93 |
大二 |
153 |
2.90±0.70 |
5.53±0.48 |
5.35±1.05 |
4.58±1.27 |
4.97±0.94 |
|
大三 |
179 |
2.90±0.64 |
5.41±0.60 |
5.21±1.00 |
4.37±1.24 |
4.79±0.88 |
|
大四 |
62 |
2.88±0.67 |
5.60±0.47 |
5.49±0.93 |
5.32±1.17 |
5.41±0.81 |
|
F值 |
0.04 |
2.99* |
1.52 |
9.66*** |
7.39*** |
||
家中排行 |
独生 |
159 |
2.85±0.65 |
5.47±0.67 |
5.31±1.14 |
4.53±1.40 |
4.92±0.92 |
老大 |
363 |
2.88±0.63 |
5.54±0.46 |
5.31±1.03 |
4.50±1.28 |
4.91±0.91 |
|
中间 |
77 |
2.99±0.53 |
5.44±0.71 |
5.28±0.88 |
4.22±1.20 |
4.75±0.81 |
|
老幺 |
173 |
2.97±0.60 |
5.56±0.60 |
5.46±1.01 |
4.62±1.37 |
5.04±0.99 |
|
F值 |
1.70 |
1.36 |
0.97 |
1.59 |
1.81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188 |
2.94±0.62 |
5.51±0.61 |
5.33±1.05 |
4.41±1.41 |
4.87±0.99 |
中学 |
481 |
2.90±0.61 |
5.51±0.57 |
5.32±1.01 |
4.52±1.28 |
4.92±0.90 |
|
大学及以上 |
103 |
2.85±0.65 |
5.57±0.47 |
5.45±1.12 |
4.62±1.34 |
5.03±0.90 |
|
F值 |
0.75 |
0.55 |
0.65 |
0.92 |
1.03 |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351 |
2.92±0.59 |
5.50±0.66 |
5.35±0.99 |
4.46±1.30 |
4.90±0.90 |
中学 |
365 |
2.89±0.65 |
5.52±0.47 |
5.30±1.06 |
4.45±1.34 |
4.88±0.95 |
|
大学及以上 |
56 |
2.91±0.63 |
5.62±0.55 |
5.49±1.18 |
5.15±1.19 |
5.32±0.81 |
|
F值 |
0.33 |
1.10 |
0.84 |
7.28*** |
5.80**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对各变量及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互惠性孝道信念与总体生命意义感及其各个维度显著正相关;权威性孝道信念与生命意义体验显著正相关,见表2。
表 2 大学生孝道信念和生命意义感相关性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filial piety belief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M |
SD |
权威性 孝道信念 |
互惠性 孝道信念 |
人生意义追寻 |
人生意义体验 |
生命意义 |
|
权威性孝道信念 |
2.90 |
0.62 |
1 |
||||
互惠性孝道信念 |
5.52 |
0.57 |
0.14** |
1 |
|||
生命意义追寻 |
5.34 |
1.04 |
-0.05 |
0.17** |
1 |
||
生命意义体验 |
4.51 |
1.32 |
0.09* |
0.18** |
0.21** |
1 |
|
生命意义感 |
4.92 |
0.92 |
0.03 |
0.22** |
0.71** |
0.84** |
1 |
在控制性别、年级、家中排行等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以孝道信念为自变量,以生命意义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互惠性孝道信念对总体生命意义感及其各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权威性孝道信念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追寻,见表3。
表 3 孝道信念和生命意义感的线性回归结果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filial piety belief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预测变量 |
生命意义追寻 |
生命意义体验 |
生命意义感 |
||||||
β |
SE |
t |
β |
SE |
t |
β |
SE |
t |
|
性别 |
0.05 |
0.08 |
1.17 |
-0.08 |
0.10 |
-2.02* |
-0.03 |
0.07 |
-0.78 |
年级 |
0.00 |
0.04 |
0.08 |
0.09 |
0.05 |
2.39* |
0.07 |
0.03 |
1.76 |
所在地 |
0.00 |
0.09 |
-0.08 |
0.10 |
0.11 |
2.55* |
0.07 |
0.07 |
1.78 |
家中排行 |
0.06 |
0.04 |
1.56 |
0.01 |
0.05 |
0.17 |
0.04 |
0.03 |
1.01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0.03 |
0.07 |
0.76 |
0.05 |
0.09 |
1.19 |
0.05 |
0.06 |
1.29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0.00 |
0.07 |
-0.07 |
0.09 |
0.09 |
2.16* |
0.06 |
0.06 |
1.51 |
权威性孝道信念 |
-0.07 |
0.06 |
-1.97* |
0.05 |
0.08 |
1.40 |
0.00 |
0.05 |
-0.12 |
互惠性孝道信念 |
0.17 |
0.07 |
4.73*** |
0.18 |
0.08 |
5.07*** |
0.23 |
0.06 |
6.32*** |
R2 |
0.04 |
0.07 |
0.07 |
||||||
F |
4.01*** |
7.00*** |
6.66*** |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在互惠性孝道信念上占比最多,且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表明互惠性孝道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孝道信念的主流,这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父母所采取的教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独立型家庭多存在于个体主义文化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父母注重独立自主,子女便可能发展自主并预期分离,降低两种孝道信念;依赖型家庭多存在于集体主义文化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父母注重亲子联结,子女则倾向于忠诚家庭,服从与维持亲子关系,增加两种孝道信念;心理依赖型家庭则产生于非西方文化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关,父母往往重视亲子情感联结与子女发展,这使子女的独立多建立在与父母的情感联结之上,具有较高的互惠性孝道信念[14]。中国是集体主义社会,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注重亲子互动与代际互惠,并将孝顺父母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然而,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父母在养育子女时不断弱化了“权威”“服从”这一成分,而更为强调子女的亲恩回报,年老时对子女的物质方面期待也逐渐降低,而满足父母“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团团圆圆”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则成为子女孝道信念的一种趋势与主流,这是典型的互惠性孝道信念的特征。
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总体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甚至有不少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偏低。而生命意义感的缺失是导致包括自杀在内的心理危机的重要根源[15],会使他们在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和挑战时更倾向于放弃,并体会到迷茫、焦虑和痛苦,进而更容易出现自杀意念甚至是自杀行为[16]。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显著低于生命意义追寻,这可能与大学生正处于追求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阶段有关。谭蔓发现人生哲学、自我奉献、自我实现和归属与爱是个体获得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17],而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和归属与爱是需要层次理论中的两种非常重要的需要,其中自我实现需要作为成长性需要,是人的终极目标,每个个体在缺失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转而去追求自我的实现,如果成功实现自我,个体就会由于自我能力或潜能的提升,以及自我价值和社会目标的实现,而感受到寻求意义的积极效应,其对生命意义的体验程度也就较高,而如果自我实现的寻求过程受阻,则个体就会产生挫败感,而体验到痛苦等负面效应,从而降低其生命意义感。此外,文化也是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普遍采取整体和辩证的思维方式,认为事物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倾向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因此更注重过程,对生命意义追寻也持更为积极的态度[3]。因此,未来在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教育活动中,不仅应促进学生构建融洽的亲情和友情,还应辅导其确立适当的人生目标,并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以使其在不断追寻人生价值、积极寻求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帮助其获得成功,使之生活自由而充实,体验生命的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孝道信念在性别和年级变量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女生的互惠性孝道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的权威性孝道显著高于女生。这源于女性注重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和支持,更容易流露出对父母自然的关心和爱,对父母给予精神和情感等方面照顾的认同程度也更高,而这恰与互惠性孝道信念所强调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连结相契合;而男性被社会和家庭赋予了更多的期望,承担着孝顺父母,延续香火的责任,因而更可能内化权威性孝道信念。大三学生的互惠性孝道信念显著低于大一和大四,原因可能是大三既不是刚入校需要与父母多沟通交流的适应阶段(大一),也不是面临考研与就业压力,需要多与父母情感交流的毕业阶段(大四),亲子关系的重要性在此阶段相对弱化,而大一和大四学生需要与父母保持较为紧密的情感连结,这种积极的亲子互动更容易增进其互惠性孝道信念[18]。
生命意义感在性别、年级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在生命意义追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在生命意义体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男女生认知风格的相对差异有关。男生的认知具有低沉浸高反思的特点,女生则倾向于低反思高沉浸特性[19]。张姝玥等人发现,反思有助于获得生命意义体验,而沉浸则不能。认知风格是低沉浸高反思的个体,不用刻意去思考和寻求生命意义也能获得生命意义体验,而低反思高沉浸的个体,就需要去寻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思考生命的价值才能获得意义体验[20]。大四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生命意义体验上,这可能是因为大四形成了较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未来有了较为清晰的人生目标,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也较为深入和完善。研究还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学生,其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其他个体。淘沙等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对子女心理需要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水平更高[21],表现为能够及时敏锐地察觉子女的心理需要,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反馈,这会使孩子更多地感受到来自母亲的爱和接纳,并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进而提升其对自身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感知,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李艳等研究发现温暖、理解、积极的教养方式能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22]。
本研究表明,互惠性孝道信念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及其各个维度,而权威性孝道信念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追寻,这说明孝道信念的不同方面对生命意义感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证实了孝道信念存在着内涵、性质和运作机制明显不同的两个成分——权威性孝道信念和互惠性孝道信念[11]。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在所处文化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个人认知系统[23],个体在获得生命意义感时具有文化和语言环境的敏感性[24]。“孝”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因此生命意义感必然会受到“孝”文化的影响,“孝”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情伦理,是人们一切责任行为的最为内在和最为深刻的心理动因,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最为真切的对生命的关怀[25]。孝道中不仅蕴含着对自己父母的敬爱,还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热爱,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从“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礼记·祭义》)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可以看出,“孝”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命价值的追寻[26]。在“泛孝主义”的影响下,“孝”早已扩展和渗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成员的口耳相传等,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孝”中所蕴含的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感知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对待生命的态度。
“报原则”和“亲亲原则”是互惠性孝道信念的基本运作原则,其中的“报原则”与对生命的感情和价值理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包含着对父母生育和养育之恩的回报,而“亲亲原则”则是建立在亲密关系情感上的,发自内心的给予父母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11]。在泛孝主义的作用下,持有互惠性孝道信念的个体将对父母的亲恩回报泛化到日常生活中,以一颗感恩的心态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提高个体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追寻[27]。此外,持有互惠性孝道信念的个体会将奉养父母作为其重要的人生目标和使命,并视其为生命意义之所在,而根据“生命肯定观”的主张,当个体越是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其寻求意义的动机就会越强烈[28],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互惠性孝道信念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
权威性孝道信念是以“尊尊原则”来运作的,强调子女出于责任和义务对父母绝对的尊敬和顺从,体现了传统孝道规范的形塑作用以及封建阶级制度和社会期望对人性的抑制[11]。持有权威性孝道信念的个体将对家庭权威者(父母)的尊敬和顺从泛化到其社会化过程中,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威者(高地位者)的绝对服从,这会导致个体内在控制感的缺乏,认为追寻生命意义的结果更多受到外部环境和他人的控制,并不取决于自己,进而降低个体追寻生命意义的动机[29]。
本研究综合表明,大学生的孝道信念以互惠性为主,性别、年级影响大学生的孝道信念及其类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中等,不同性别、年级、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大学生,生命意义有差异;大学生双元孝道信念对其生命意义感作用不同:互惠性孝道信念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及其各个维度,而权威性孝道信念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追寻。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一方面应从鼓励学生追求目标获得成功入手,另一方面应积极开展以“互惠性孝道”为核心的孝道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互惠性孝道信念,进而促进他们的生命意义感。
[1] 杨振斌,李焰.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分析[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13(5):698-701.
[2] 金家新.全国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自杀情况调查研究(2005-2015)[J].前沿,2016(11):57-63.
[3] Steger M F,Kawabata Y,Shimai S,et al.The meaningful lif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Levels and correlates of meaning in life[J].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2008,42(3):660-678.
https://doi.org/10.1016/j.jrp.2007.09.003
[4] 常保瑞,谢天.怀旧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应用心理学,2018,24(4):217-226.
[5] 向思雅,魏绮雯,郑少丹,等.大学生社会性无聊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4):522-526.
[6] 徐良雄,石聿树,熊昌娥,等.生命意义感对抑郁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2):173-176.
[7] 靳宇倡,何明成,李俊一.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基于中国样本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12):1854-1863.
[8] 程明明,樊富珉,彭凯平.生命意义源的结构与测量[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5):591-594.
[9] 金灿灿,邹泓,余益兵.中学生孝道信念的特点及其与亲子依恋和人际适应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6):619-624.
[10] 徐海燕.大学生孝道认知与生命意义的关系:华人成就动机与华人多元自尊的中介作用[D].湖北大学,2012.
[11] 叶光辉.华人孝道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9(32):101-148.https://doi.org/10.1002/j.1551-8833.2009.tb09978.x
[12] 李启明.孝道的代际传递及其对老人的积极效应[D].华中科技大学,2014.
[13] 王孟成,戴晓阳.中文人生意义问卷(C-MLQ)在大学生中的适用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5):459-461.
[14] 李琬予,寇彧.孝道信念的形成与发展:不同文化下亲子互动的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7):1069-1075.
[15] Frankl V.Man’s Search for Meaning:An Introduction to Logo therapy[M].Boston,MA:Beacon Press,1992.
[16] 甘雅琴.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无聊倾向性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
[17] 谭蔓,张琳雅,郭成,等.大学生生命意义源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0(12):146-154.
[18] 闫敏娜.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孝道的影响:依恋的中介作用[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8.
[19] 原琳,彭明,黄俊红,等.沉浸-反思问卷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应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6):701-703.
[20] 张姝玥,毕帼英,许燕.生命意义寻求与生命意义体验的动态关系:认知风格的调节作用[C]//第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2009.
[21] 陶沙,董奇,邬佩霞.母亲敏感性与反应性的影响因素: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的作用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6,12(3):47-53.
[22] 李艳,何畏,张贤,等.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幸福感指数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11):1683-1685.https://doi.org/10.1109/TASLP.2014.2372211
[23] 张姝玥,许燕,杨浩铿.生命意义的内涵、测量及功能[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1):1756-1761.
[24] Edward P.Sources of personal meaning for older and younger Australian and Israeli women:profiles and comparisons[J].Ageing & Society,1997,17(2):167-189.https://doi.org/10.1017/S0144686X96006307
[25] 魏红卫.谈孝道对生命教育的启迪意义[J].教育探索,2012(1):131-132.
[26] 彭雪容.传统孝道文化视野下生命教育研究[J].学理论,2015(10):200-202.
[27] 李旭.感恩对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中国特殊教育,2016(3):58-63.
[28] 李占宏,赵梦娇,刘慧瀛,等.生命意义寻求的原因:成长抑或危机[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12):2192-2203.
https://doi.org/10.1049/iet-ipr.2018.5132
[29] 陈秋婷,李小青.大学生生命意义与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源及主观幸福感[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3(1):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