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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的主观性评估[1]。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主观幸福感最有效指标之一，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2]。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不仅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而且可以抵抗内外化行为问题对个体学业成绩的影响。除此之外，生活满意度也有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青春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少年的身心都会在这一阶段发生剧烈的变化。关注青少年发展中积极的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潜力并使之获得美好的生活。

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认知方式等内部因素和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2]。相比较为稳定的内部因素，外部环境的改善空间更大。从环境层面看，家庭是影响青少年发展和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9]。家庭情绪表达是指家庭成员彼此互动过程中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表现出的经常与情绪相关的表达风格或持久的交流模式，主要分为积极情绪表达（赞扬、尊敬、感激等）和消极情绪表达（敌意、愤怒、悲伤等）两类。社会情绪化理论模型认为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日常情绪表达会影响其子女的情绪体验、情绪表达、情绪理解、社交能力、人际关系、自尊、社会适应和学业成就等。虽然尚未有研究直接探讨家庭情绪表达和个体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但是却有一系列的研究暗示这两者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消极情绪表达较多的父母反映了自身不良的情绪调节功能，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父母的消极情绪表达会使青少年习得不恰当的情绪反应方式，使其难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支持性、积极情绪表达较多的父母能帮助青少年应对内心的痛苦及复杂的压力情景，减少抑郁、愤怒等消极情绪的发生。也有研究表明，父母积极、温暖的情绪表达影响个体的安全依恋、情绪调节能力及社会能力，而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同时，家庭氛围良好、成员间能积极沟通的家庭，也可以通过彼此间的情感支持，提升青少年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大量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教师支持与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20］。虽然纵向研究发现，随着年级的增加，个体所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减少，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预测最强。除此之外，对子女表达温暖情感与接纳的父母，会让子女感受到更多的来自家庭和外界的肯定与支持；而对子女表达拒绝否认的父母，使子女难以接受来自家庭和外界的肯定与支持。因此，家庭支持可能在家庭情绪表达和个体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以往对家庭情绪表达的研究重点探讨父母对子女各方面的影响，而较少考虑到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在本研究中，65%的被试在填写家庭情绪表达问卷的时候，都将兄弟姐妹的情绪表达纳入考虑当中，可见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庭情绪表达也可能对个体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同时，已有研究发现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其生活满意度不仅受到父母的影响，也会受到兄弟姐妹的影响[25]。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家庭倾向于要多个孩子。因此，本文以非独生家庭中的个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情绪表达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以期为日后的家庭干预提供一些心理学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1）积极家庭情绪表达会正向影响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消极家庭情绪表达会负向影响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2）家庭情绪表达通过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对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积极家庭情绪表达正向影响家庭支持，消极家庭情绪表达负向影响家庭支持，家庭支持正向影响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与施测程序

从河南某县城一所高级中学选择被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发放61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94份（有效率为97.4%）。其中独生子女23人，非独生子女571人。在非独生子女中，被试年龄14-19岁（M=16.31；SD=0.82），其中，男生310人，女生261人；家中孩子人数为2～6个（M=2.53；SD=0.70）。

2.2 工具

2.2.1 家庭情绪表达

采用Halberstadt及合作者编制、梁宗保等人[26]修订的家庭情绪表达问卷（FEEQ），测量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情绪表达程度。该问卷原有40个项目，但Halberstadt等人[11]为方便研究者使用，在40个项目的家庭情绪表达问卷上标明了简版的24个项目。本研究在梁宗保等人[26]修订的基础上，使用了24项目版本的简版问卷。在预研究中，简版家庭情绪表达问卷的总问卷、积极情绪表达分问卷和消极情绪表达分问卷与长版总问卷，积极分问卷和消极分问卷的相关分别是0.95、0.94和0.96，与Halberstadt等人[11]的研究一致。简版家庭情绪表问卷包含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两个维度。量表采用9点计分方式，分值从1分（从未或很少）到9分（非常频繁）。在本研究中，两个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0.86。

2.2.2 家庭支持

采用Zimet及合作者编制、姜乾金[27]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中的家庭支持分量表，测量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支持程度。该分量表共包含4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方式，分值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该分量表中文版在中国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

2.2.3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Diener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测量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整体评价[28]。该量表由5个项目组成，采用7点计分方式，分值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该量表的中文版在中国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5.0对家庭情绪表达、家庭支持和生活满意度进行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事后统计检验。结果发现，共有6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个公因子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的21.16%。这一比例小于40%的判断标准[29]。因此，可以判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使用各变量的平均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不相关，与前人研究一致[11]。积极情绪表达和家庭支持正相关，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正相关；消极情绪表达和家庭支持负相关，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负相关；家庭支持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各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及其相关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for all measures

注：N=571。a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为0，女生为1。*p<0.05，**p<0.01，下同。

3.3 家庭情绪表达与生活满意度：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30]。本研究采用process3.2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选取模型4，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条件下，分析家庭支持在家庭情绪表达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1）家庭支持在积极情绪表达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表2）。回归分析表明，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26，p<0.01）；将家庭支持纳入回归方程以后，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B=0.06，p=0.14>0.05），积极家庭情绪表达正向预测家庭支持（B=0.47，p<0.01），家庭支持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B=0.41，p<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家庭支持在积极家庭情绪表达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0.19，Boot SE=0.03，95%的置信区间为［0.14，0.25］。上述结果说明，家庭支持在积极情绪表达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图1）。

（2）家庭支持在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表3）。回归分析表明，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0.26，p<0.01）；将家庭支持纳入回归方程以后，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0.12，p<0.01），消极家庭情绪表达负向预测家庭支持（B=-0.34，p<0.01），家庭支持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B=0.40，p<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家庭支持在消极家庭情绪表达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0.13，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18，-0.09］。上述结果说明，家庭支持在消极家庭情绪表达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图2）。

表 2 家庭支持在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on positive family expressiveness and non-only-child adolescent life satisfaction

注：括号中的值为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

图 1 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家庭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模型结果

Figure 1 Model results of positive family expressiveness, family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表 3 家庭支持在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on negative family expressiveness and non-only-child adolescent life satisfaction

注：括号中的值为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

图 2 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家庭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模型结果

Figure 2 Model results of negative family expressiveness, family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上述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两种家庭情绪表达均能通过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预测生活满意度，但两者的方向和作用机制不一样。积极家庭情绪表达正向预测家庭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且家庭支持在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消极家庭情绪表达负向预测家庭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且家庭支持在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家庭情绪表达会对非独生子女家庭成长下的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而且两种家庭情绪表达的影响是相反的；积极情绪表达会正向影响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而消极情绪表达会负向影响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有关家庭情绪表达与个体社会情绪能力、自我控制内外化问题和心理适应的研究表现出一致性[26]，说明家庭情绪表达对于个体社会能力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跨领域的一致性。

本研究还发现，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家庭情绪表达通过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对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积极家庭情绪表达正向影响家庭支持，消极情绪表达负向影响家庭支持，家庭支持正向影响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情绪表达为积极的家庭，个体在与家人互动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家人对自己的关心和支持，更容易培养积极的社交能力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也更容易接受来自他人的支持[17]，因而也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情绪表达为消极的家庭，个体在与家人的互动过程中，更容易遭受忽视和责骂，这种互动模式不利于人际能力的发展和亲密关系的建立，同时也使个体难以接受来自他人的支持，因而也会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情绪表达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非独生家庭中成长的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只会通过家庭支持正向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而消极家庭情绪表达不仅直接负向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还会通过家庭支持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集体主义文化更重视情感抑制，也就是说家庭成员间更可能将积极情绪隐藏在心中而不表示出来，同时父母也更容易用羞辱来使孩子表现出顺从[37]。这种隐藏型的表达自身积极情绪的文化，会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影响个体对生活质量的判断，比如通过家庭支持的途径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相反，在家庭中，父母并不吝啬于表露自己的负面情绪，如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并表达失望以期使孩子努力[38]，虽然这种负面情绪的表达也包含爱意，但仍然会使孩子的幸福感下降[40]。同时，家庭成员充满斥责、愤怒等消极情绪的表达，也会使个体难以寻求来自家庭的支持，进而使其生活满意度降低。

以往研究中，往往探讨父亲或母亲的家庭情绪表达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较少将其他家庭成员纳入到研究范围中，本文以非独生子女为研究对象，发现个体在填写家庭情绪表达问卷时会将兄弟姐妹也纳入考虑范畴之内，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因为有研究发现个体的幸福感、社会发展和自尊等不仅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也会受到兄弟姐妹的影响[25]。那么兄弟姐妹的情绪表达对个体的影响与父母的有什么异同呢？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为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采用横断面的设计，难以得出因果结论。另外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仅为生长在非独家庭中的个体，因而无法将研究结果与生长在独生家庭中的个体进行对比。除此之外，本研究所调查对象仅为来自一所中学的学生，结论推广至更多的群体还需谨慎。

5 结论

本研究要以下结论：

（1）积极家庭情绪表达和家庭支持显著正相关，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消极家庭情绪表达和家庭支持现在负相关，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的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家庭支持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2）家庭支持在家庭情绪表达与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家庭支持在积极情绪表达和非独生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消极情绪表达和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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