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警察学院,乌鲁木齐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可见,国家已将民众的幸福感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有关幸福感,英国心理学家约翰·格雷认为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状态的正向情感认知的评价。这种定义不依赖于任何外来的客观标准而是来自人们内在的主观感受,也被称为主观幸福感[1]。近年来,有关幸福感的研究成果较丰硕,研究对象从原来的教师、医护人员、知识型员工、学生、农民工逐渐扩展到了特殊人群——警察。而有关警察幸福感的研究,从郑友军发表的《论警察的职业幸福》[2]为开端,先后有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警察的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如丁文俊认为警察职业具有高压力、高风险、高付出的特点,导致部分民警出现身心疲惫、认知偏激、抑郁焦虑、冷硬横推等消极现象,降低了广大民警的工作幸福感,建议引进和运用 EAP 服务制度,促使民警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正向情绪体验和积极认知评价等良好心境,提高民警的幸福感[3];杨博学等人从印象管理策略的视角,建构了自我提升策略、逢迎策略和工作幸福感、生活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只有通过不断改善和提升年轻警察的幸福感,重视增强男性警察的工作幸福感,以及注重自我提升策略和逢迎策略的改进,才能有效提高公安民警的幸福感[4];王晓虹从追求生命智慧的角度,建议从提高警察感知幸福的能力、构筑通往幸福的桥梁、降低评价幸福的底线来改造主观世界,同时还需要从物质基础、制度保障、文化建设等方面来创造客观条件提高警察的幸福感[5];张昊天从建设幸福警营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建议从增强建设主体自觉性、尊重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注重文化建设实用性等方面建设幸福警营[6];蒋玉莲认为警察文化才是影响警察职业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所以加强警察文化建设,才能为警察职业幸福感提供精神动力、物质基础和智力支持[7];而王雪则认为影响公安民警幸福感的因素有职业压力、社会压力与人格因素,应从了解自身需求、获取社会支持和建立积极认知三个层面提升公安民警幸福指数[8]。
综上,在研究对象上,不仅有派出所所长[4]、特警[9],还有警校大学生[10];在研究地域上,不仅涉及四川[11]、重庆[12]、广西[13],还涉及江苏[14]、银川[15]等地;在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中不仅从心理健康[16]、焦虑水平、性格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7],还从社会支持等因素进行了研究[18]。但在已有的研究中,均未见到有关反恐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的研究,而新疆反恐一线公安民警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性质和职责又不同于其他省市,其幸福感水平如何,本研究旨在进行有益的补充。
在综合考虑人口学、地域跨度、警种特点和样本代表性等因素,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疆基层一线的664名公安民警进行了调查研究。
本研究以664名公安民警为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664)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因素 |
人数(比例) |
因素 |
人数(比例) |
||
性别 |
男性 |
485(73%) |
工作地 |
首府 |
257(38.7%) |
女性 |
179(27%) |
南疆 |
129(19.40%) |
||
文化程度 |
大专及以下 |
181(27.3%) |
北疆 |
108(16.3%) |
|
大学本科 |
453(68.2%) |
东疆 |
170(25.6%) |
||
研究生 |
30(4.5%) |
警种 |
特警 |
174(26.2%) |
|
年龄 |
30岁以下 |
280(42.2%) |
刑警 |
148(22.3%) |
|
31—40岁 |
178(26.8%) |
国保 |
123(18.5%) |
||
41岁以上 |
206(31.0%) |
监管 |
219(33.0%) |
||
婚姻状况 |
未婚 |
267(40.2%) |
警龄 |
10年以下 |
320(48.2%) |
已婚 |
385(58.0%) |
11—20年 |
161(24.2%) |
||
离异 |
12(1.8%) |
21年以上 |
183(27.6%) |
警察职业属于“三高”职业,已有研究表明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测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较好的反映警察的幸福感水平。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信度和效度较好的、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来评价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该量表有33个条目,包括6个分量表,分别是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量表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0.88[19]。被试的得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好,总分>102分表示精神状态良好,精力旺盛,对许多事物感兴趣、有信心,没有心理上和身体上的不舒适感觉;87~102分表示精神状态一般,满足于一般的日常生活,能与朋友、亲人交流,但主动性一般,偶尔有心理和情绪问题,或躯体不适引起情绪稍低,但没有精神疾病;总分<87分表示经常有精神状态不佳,易感疲劳,躯体不适,可表现为心慌、焦虑或抑郁等,在生活上缺少活力,内心缺少愉快感,很少与朋友和亲友交往等。
研究结果表明:基层一线公安民警总体幸福感总分>102分的为403人,占总人数的60.70%;总体幸福感总分在87~102分的为173人,占总人数的26.05%;幸福感总分<87分的为88人,占总人数的13.25%。以上数据说明六成以上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基层一线的男性、女性公安民警的幸福总分均高于常模[19],有统计学意义,且有显著性差异(p<0.001),具体见表2。
表 2 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情况(M±SD)
Table 2 Total score of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n grassroots police officers(M ±SD)
调查对象 |
幸福感总分 |
常模 |
t |
p |
全体民警(n=664) |
105.86±17.17 |
- |
- |
- |
男性民警(n=485) |
80.56±15.51 |
75.00±15.00 |
7.888 |
0.000*** |
女性民警(n=179) |
79.26±13.56 |
71.00±18.00 |
8.136 |
0.000***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将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年龄划分为三个年龄段,对其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表 3 不同年龄段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factor score of the grassroots police’s sense of well-being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因子 |
30岁以下(n=280) |
31—40岁(n=178) |
41岁以上(n=206) |
F |
p |
幸福感总分 |
114.05±14.862,3 |
100.59±17.111 |
99.29±15.521 |
66.129 |
0.000*** |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
8.22±2.052,3 |
6.69±1.901 |
6.62±1.641 |
55.223 |
0.000*** |
对健康的担心 |
12.15±3.432,3 |
10.71±3.611 |
10.60±3.841 |
13.809 |
0.000*** |
精力 |
19.56±4.582,3 |
14.91±5.231 |
14.57±4.541 |
83.864 |
0.000*** |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
16.43±3.442,3 |
13.56±3.871 |
13.17±3.981 |
55.581 |
0.000*** |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
14.31±2.262,3 |
13.12±2.251 |
12.83±2.181 |
30.050 |
0.000*** |
松弛和紧张 |
17.34±5.922,3 |
16.00±3.621 |
16.29±3.701 |
5.213 |
0.006** |
注:1代表30岁以下年龄段的民警,2代表31—40岁年龄段的民警,3代表40岁以上年龄段的民警。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30岁以下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均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民警,有统计学意义,且有显著性差异(p<0.001),结果说明30岁以下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高。
根据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婚姻状况,比较不同婚姻状况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具体见表4。
表 4 不同婚姻状况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Table 4 The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factor score of the grassroots police’s sense of well-being in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因子 |
未婚(n=267) |
已婚(n=385) |
离异(n=12) |
F |
p |
幸福感总分 |
113.46±15.292,3 |
100.80±16.501 |
99.17±15.941 |
50.345 |
0.000*** |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
8.15±2.072,3 |
6.74±1.821 |
7.00±1.591 |
42.595 |
0.000*** |
对健康的担心 |
12.04±3.492,3 |
10.80±3.701 |
9.83±4.401 |
10.195 |
0.000*** |
精力 |
19.37±4.702,3 |
15.03±5.001 |
14.41±4.481 |
63.648 |
0.000*** |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
16.23±3.532,3 |
13.62±3.981 |
12.50±4.521 |
38.815 |
0.000*** |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
14.18±2.272,3 |
13.08±2.271 |
13.75±2.05 |
18.548 |
0.000*** |
松弛和紧张 |
17.23±5.992,3 |
16.25±3.721 |
16.58±2.96 |
3.310 |
0.037* |
注:1代表未婚状态的民警,2代表已婚状态的民警,3代表离异状态的民警。
如表4结果所示:未婚的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种婚姻状态的民警,有统计学意义,且有显著性差异(p<0.001),说明未婚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高。
对基层一线中的四个不同警种的民警进行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表 5 基层一线不同警种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factor score of the grassroots police’s sense of well-being in different occupational types
因子 |
特警(n=174) |
刑警(n=148) |
国保(n=123) |
监管(n=219) |
F |
p |
幸福感总分 |
113.24±15.893,4 |
109.97±14.203,4 |
102.09±17.531,2 |
99.35±16.801,2 |
29.331 |
0.000*** |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
8.17±2.143,4 |
7.80±1.993,4 |
6.82±1.761,2 |
6.58±1.791,2 |
27.702 |
0.000*** |
对健康的 担心 |
11.93±3.643,4 |
11.72±3.423 |
10.36±3.771,2 |
10.99±3.711 |
5.598 |
0.001** |
精力 |
19.42±4.752,3,4 |
18.17±4.701,3,4 |
15.32±5.261,2 |
14.52±4.931,2 |
40.018 |
0.000*** |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
16.01±3.813,4 |
15.83±3.363,4 |
13.66±3.921,2 |
13.34±4.101,2 |
23.142 |
0.000*** |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
14.34±2.183,4 |
13.93±2.234 |
13.47±2.161,4 |
12.66±2.311,2,3 |
20.393 |
0.000*** |
松弛和紧张 |
16.52±3.582 |
17.99±7.451,3,4 |
16.04±3.282 |
16.20±3.762 |
5.315 |
0.001** |
注:1代表特警,2代表刑警,3代表国内安全保卫,4代表监管。
从表5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四个警种中,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依次为特警>刑警>国保>监管,进一步分析发现,特警和刑警在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之间不存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特警、刑警与国内安全保卫、监管民警之间均存在差异,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结果说明在四个警种中,特警的幸福感水平最高,监管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低。
根据参加公安工作年限,比较不同警龄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结果见表6。
表 6 不同警龄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Table 6 The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factor score of the grassroots police’s sense of well-being in different occupational years
因子 |
10年以下(n=320) |
11—20年(n=161) |
21年以上(n=183) |
F |
p |
幸福感总分 |
112.07±15.982,3 |
101.45±16.491 |
98.89±15.921 |
47.096 |
0.000*** |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
7.99±2.112,3 |
6.69±1.761 |
6.67±1.751 |
38.023 |
0.000*** |
对健康的担心 |
12.03±3.422,3 |
10.40±3.651 |
10.75±3.891 |
13.574 |
0.000*** |
精力 |
19.01±4.942,3 |
14.96±4.961 |
14.42±4.591 |
66.790 |
0.000*** |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
16.10±3.552,3 |
13.61±3.811 |
13.04±4.111 |
46.297 |
0.000*** |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
14.13±2.292,3 |
13.15±2.251 |
12.83±2.181 |
22.428 |
0.000*** |
松弛和紧张 |
17.24±5.632 |
15.66±3.541 |
16.50±3.86 |
6.057 |
0.002** |
注:1代表警龄为10年以下的民警,2代表警龄为11—20年的民警,3代表警龄为21年以上的民警。
从表6的结果中发现:除松弛和紧张因子外,10年以下警龄的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在总体幸福感及其他因子上的得分均高过其他两个警龄段的民警,有统计学意义,且有显著性差异(p<0.01),说明10年以下警龄的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高。
根据新疆地域特点,比较四个不同地区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结果见表7。
表 7 基层一线不同地域公安民警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Table 7 The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factor score of the grassroots police’s sense of well-be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因子 |
首府(n=257) |
南疆(n=129) |
北疆(n=108) |
东疆(n=170) |
F |
p |
幸福感总分 |
109.25±18.962,3 |
99.36±15.441,4 |
101.36±14.711,4 |
108.54±14.982,3 |
14.119 |
0.000*** |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
7.63±2.232,3 |
6.63±1.581,4 |
6.80±1.85+ |
7.67±1.992,3 |
11.334 |
0.000*** |
对健康的 担心 |
11.66±3.652,3 |
10.65±3.661,4 |
10.57±3.861,4 |
11.63±3.512,3 |
4.042 |
0.007** |
精力 |
17.91±5.742,3 |
14.96±4.391,4 |
14.91±4.831,4 |
17.59±4.902,3 |
15.626 |
0.000*** |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
15.28±4.252,3 |
13.10±3.891,4 |
13.71±3.741,4 |
15.48±3.502,3 |
13.524 |
0.000*** |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
13.86±2.402,3 |
12.76±2.151,4 |
13.20±2.281,4 |
13.84±2.222,3 |
8.338 |
0.000*** |
松弛和紧张 |
16.20±3.434 |
15.98±3.494 |
16.60±4.014 |
17.89±7.081,2,3 |
5.535 |
0.001** |
注:1代表首府,2代表南疆,3代表北疆,4代表东疆。
如表7所示,不同工作地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得分情况如下:首府>东疆>北疆>南疆。说明首府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高、南疆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低;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首府、东疆两个区域与北疆、南疆两个地区公安民警在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上均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有显著性差异(p<0.01)。
本次测试结果显示有60.70%的新疆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水平较高,但结果略低于银川地区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64.33%)[15]。这是因为不同省市警察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作重心也有所不同,新疆是全国反恐的主阵地,打击“三股势力”等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新疆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基层一线公安民警所承受的工作压力更大、工作风险更高、工作强度更强、工作付出更多,这些可能是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低于其他省市公安民警的主要原因。
从性别常模比较来看,基层一线男性和女性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总分均高于全国常模,但男女性别公安民警之间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该结果与Lee等人(1991)认为男女在整个主观幸福感的水平上是近乎相等的研究结论一致[20],但与杨博学[4]、刘竹华[15]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通过访谈发现,在新疆不分地域、性别,所有的公安民警都要参与到基层一线工作中去,并不像其他省市女性民警大多从事机关内勤等工作,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和风险性都相对低于一线的男民警,这是新疆基层一线不同性别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不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不同文化程度的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之间也不存在差异(p>0.05),这与学历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的结果不一致[13],因为幸福感是一种态度,它包括两个基本成分: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文化程度可能会影响到警察的认知水平,但对认知成分、情感成分的影响还有其它更多可能的因素,文化程度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研究表明:30岁以下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高,该结果与Carstensen提出的“老化悖论”,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健康状况和认知能力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幸福感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不一致[21],与卢国显研究的年龄对幸福感没有影响的结果也不一致[22],分析其原因,可能是30岁以下基层一线的公安民警无论是从体力还是精力上来看,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状态,事业也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他们在积极工作中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从警梦想,同时在工作中还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人行为的动力会对个人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即一个人对内在目标的追求可导致自主的行为,进而提高其幸福感。对于未婚民警来说,或许还未承受来自家庭生活、婚姻关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所以幸福感相对较高。
警察的工作虽然都属于精神紧张程度较高的职业,但警察有警种划分,各警种服务的对象、工作任务、性质和职责有很大的区别,各警种面临的风险和承受的强度也不同,因此不同警种在工作中的情绪、情感体验也不同。本研究结果与熊婧[23]研究结果不一致,这是因为特警的主要任务是执行防暴、反恐和处置突发事件,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时时处于战斗状态,但因为新疆长期处于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特警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已适应了这种应激状态,且这种应激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会给他们带来适度的压力和焦虑感,让他们有一定的成就感,特别是在处理完一些重特大案件之后,自我价值的充分体现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幸福感。
在从警年限上,已有研究表明警察幸福感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形态[13]。本研究结果与该形态基本一致,警龄在10年以下的民警大多是基层一线的骨干,他们不仅在业务上已经克服了生疏感,在心理上也克服了一定的恐惧感,且这个警龄段的民警还未到职业倦怠期,心理健康水平也较好,所以他们的幸福感水平较高。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公安民警的幸福感水平最高,这是因为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相比其他地州,城市反恐的压力相对较小,加之经济相比较繁华、文化生活更为丰富、交通也更为便利,缓解压力的途径和方式相对更多一些,所以工作在首府的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幸福感较强。
综上可见,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段、警龄、工作地是影响新疆基层一线公安民警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而目前本研究只关注了新疆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现状和影响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除综合考虑新疆特殊的地域、工作任务等因素外,还应特别关注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自我效能感、心理健康水平、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提升基层一线公安民警的总体幸福感水平时,应将积极心理学、心理资本、情商等因素纳入相关研究中,尤其应加强新疆本土化的少数民族警察和基层工作中特殊警种的幸福感研究。
该文系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新疆地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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