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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群际接触假说，社会学家Williams（1947）首先对群体接触问题作了理论阐述[1]。随后Allport（1954）提出更具系统化的群际接触假说[2]，即与外群体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接触可以减少群际偏见，并提出了增进关系的四个条件：群体成员在地位上相对平等，拥有共同目标，群际合作（而非竞争关系），得到权威、法律的支持。七十年来专家学者对群际接触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不同的施测方法、参与者族群以及群体成员出发，使人们普遍认识到接触在减少偏见方面起的作用。

2 群际接触的类型

2.1 直接接触

直接接触指与外群成员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沟通。跨群体友谊已被证明是降低偏见的预测因素。但是在现实环境中，由于多种原因，直接接触可能很难实现。例如，隔离环境致使缺乏接触的机会。此外，直接接触会受到群际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的影响。间接接触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2.2 间接接触

Wright等人提出[3]，相比直接接触，在扩展和替代接触时，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更为突出，因为群际接触的观察者更可能将这种接触视为群际接触，而非人际接触。感知群体显著性有助于将接触的积极效应从个体推广到群体。

2.2.1 扩展接触

Wright等（1997）[3]的扩展接触假说认为，如果个体得知内群成员与外群成员具有亲密关系，可以减少对外群的偏见。Wright等人进而探究并验证其可能的内在机制包括积极的内群体和外群体榜样，以及将他人纳入自我。此后，研究者将其归结为：群际焦虑、知觉到的内群体/外群体准则以及将他人纳入自我，并验证了它们在扩展接触改善群际态度过程的中介作用。此外，自我表露（比如愿意向对方暴露自己的信息和问题）也起着作用。

2.2.2 替代接触

替代接触指个体观看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之间友好交往的过程。根据Schiapp，Gregg和Hewes（2005）准社会接触假说[4]：如果人们通过观看电视人物获得关于外群成员的信息，这种准社会接触会积极影响对外群的态度。相关研究表明观看基于视频的积极接触，可以改善对外群的态度，提高参与直接接触的意愿，并增强对未来的效能信念。

2.3 模拟接触

扩展和替代接触涉及到其他内群成员与外群成员互动的知识或观察，而模拟接触相对来说更直接关涉自我。想象接触涉及个体与一个或多个外群成员社会交互的心理模拟[5]。心理模拟相关文献表明，它可以引起类似于真实经验的情感、动机和神经反应。

想象接触的积极效应已得到了大量的实证支持（关于70多个研究的元分析[6]）。想象接触改善了群际态度，并增强了对外群积极特征的预测，减少非人化，减少消极刻板印象和刻板印象威胁。也有证据表明，想象接触还能改善对外群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为未来接触提供一种心理准备。想象接触改善群际关系也相应存在一定条件：首先，要求想象的场景是互动的；其次，场景是积极的。

3 群际接触的机制

3.1 认知因素

群际接触何以减少偏见的内在机制是当前的热点研究。根据研究，群际接触能减少偏见主要是接触导致个体在认知和情绪两方面发生了改变。Pettigrew（1998）在心理学年鉴中强调了认知因素[7]，认为接触的表征最初为去分类（作为个体互动），继而凸显类别（作为不同群体的成员），之后是重分类（强调共同和重叠部分），在不同的阶段三种归类策略起着不同的作用，构成了Pettigrew群际接触理论模型。Brown和Hewstone（2005）[8]也进一步强调了将群体成员分类的重要性。认知到自我（作为内群成员）和他人（作为外群成员）的分类起着核心作用。如果没有分类，无论情绪上产生什么影响，这种互动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基本上与群际关系无关。在社会分类之后，互动才在头脑中表征和编码为社会群体之间的象征性互动。

Pettigrew指出，促进群际关系的重要步骤是认识并了解他人。通过增加对外群知识的了解，群际接触减少消极刻板印象和歧视行为。因此，尽管接触的影响更多地通过情绪（而不是认知）过程发挥作用[9]，但认知过程（如分类）对于将接触定性为本质上的群际接触至关重要。

3.2 情绪因素

群体间的互动是高度情绪化的事件[10]，Pettigrew和Tropp（2006）通过元分析证明情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11]。研究表明，积极接触通过共情外群成员，减少与外群互动的焦虑，有效降低了偏见。这些情感中介在偏见反应中比对外群知识的认知中介更重要。

群际接触减少群际焦虑和威胁，从而导致更积极群际态度的作用，已在众多后续研究中得到证实。间接接触相比直接接触的有效性就在于可能引起更少的焦虑。值得注意的是，焦虑不仅限于当下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情绪，还包括未来与外群成员接触的焦虑。与直接接触不同的是，间接接触会导致对未来接触的焦虑持续减少，因此，间接接触的最大效用可能在于在情感上为随后面对面的交流做好了准备[12]。

4 接触相关理论模型

4.1 Pettigrew三阶段模型

研究者继Allport思想之后，对接触理论何时更会有效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去分类模型、凸显类别模型和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Pettigrew（1997）[13]很好地整合了这三个模型，在条件适宜情况下，直接接触通过去分类，消解对外群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共情水平提高，个体以新的视角对外群进行评价，负性接触体验转化为积极效价，对外群成员产生偏好；进一步延伸，由于凸显类别，类别显著性将驱使外群体成员典型化，其积极利好一面进而泛化拓展至整个外群体；最初的内外群转而共同拥有一个内群体身份，在这一模型的作用下，这种接触的积极经历和态度就转移扩散到其他的外群体成员。

4.2 CPAG模型

CPAG模型为分类（Categorization）—加工（Processing）—适应（Adaptation）—泛化（Generalization）模型[14]。群际接触产生效用需要处理与原有印象不一致的信息，是对刻板印象的一种挑战。处理不一致的信息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压抑已有的刻板印象，和对目标进行创造性重构。

第一，根据这个模型，群际接触通常需要重新思考人们定义外群的方式（即使只是从消极到积极这一效价上的变化）。第二，个体必须有充分的动机去建构目标；接触者在很多时候都会遇到障碍，要求互动者关注外群体，这就要求与外群体的接触与自我相关或重要性很高。第三，当人们有能力处理信息时，这些优势在CPAG模型下得以最好实现。

4.3 自我扩张模型

从目的出发，思考为什么人们可能会积极参与群际互动，并与外群成员形成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出于安全考虑和懒惰[15]，人们倾向于与更熟悉的、可能更安全的内群成员互动。然而，在好奇心、成长和自我扩张需求等动机的驱动下，外群成员也可能更吸引人，成为更平凡的内群的替代品。

自我扩张模型认为人生来即有自我扩张的动机，通过自我扩张从而达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动机。而这需要与他人积极接触得以实现。关于动机部分，自我扩张模型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在观念、认同和资源上，人们都企图通过扩张来提高自我效能感，二是这一过程体验带来的是积极情绪的动机。相关和实验证据证实，那些有动机和自我扩张的人不仅寻求更多与外群体接触的机会，而且从接触中获得更多的积极结果。

5 群际接触的影响

接触不仅对群际态度产生影响，而且对认知功能有更广泛的影响。七十多年来对群际接触的研究表明，它可以改善群际态度、情绪和行为。进一步观察到，接触的表现形式（如个体接触、友谊、想象接触、媒体/计算机接触）和结果（即态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观点采纳、同理心、问题解决、创造力）都具有内在的多样性[16]。

5.1 以目标为中心（态度）

“以目标为中心”指与接触群体直接相关的影响。也就是说，与X组接触是否会导致X组的可测量结果（例如，较低的偏见、积极的态度）？然而，除了对态度或评价的影响之外，有证据表明，接触频率的增加预示着对外群更大的感知独特性（或异质性）[17]。因此，接触不仅影响对外群的喜爱，还影响认知表征方式（同质性或异质性）。这也反映出接触的认知自由化效应。

接触对内隐态度的影响尚不清楚，与外群相关的通常是无意识的评价。目前，这个问题没有元分析整合。然而，有证据表明接触会形成内隐态度。例如，在大学生中，与老年人接触的积极性越高，对老年人的态度就越积极；与老年人接触的数量越多，对更积极的内隐态度的预测就越高。特别是想象接触和跨群体友谊的元分析结果，都报告了接触对内隐态度的显著好处。这意味着接触效应会深入到改变人们心理上表征社会世界的方式。

5.2 次级转移效应

如果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从直接接触的外群体转移到另一个未进行接触的外群体，即从初级外群体转移到次级外群体，这种效应称之为群际接触的次级转移效应（STE）。

STE本质上是群际态度的泛化，这一过程主要是由于对外群的积极评价扩展以及仇外情绪的减少。在关于STE心理机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四个重要变量，即产生STE是由于群际接触降低群际焦虑，增加群际共情，提高对社会身份复杂性的认知，强化多元文化主义的信念[18]。

Pettigrew利用来自四个欧洲国家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发现，更多的移民接触（尤其是友谊）不仅预示着态度的改善，而且也支持更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对其他群体更积极的态度。次级转移效应表明，接触在一个深层次上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看法。如上所述，这在对接触群体和其他群体的政策上（不仅仅是评价），更积极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5.3 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信仰

群际接触与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接触研究者最关心的是右翼独裁主义（RWA）和社会主导取向（SDO）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前者的特征是个人倾向于遵守传统，服从权威，并对违反规范者进行攻击。后者代表的信念是群体应按等级排列，不平等是相对不可避免和可接受的。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抵制社会变革和支持或接受不平等[19]。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RWA与世界观（即世界是危险的）有关，而SDO与世界观（即世界是有竞争力的）有关[20]。

在其他所有平等的情况下，具有更多右倾思想的人（如RWA和SDO）更容易避免接触。然而研究表明，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接触通常很有效。在这些右倾意识形态测量得分较高的人中，接触通过更大的同理心[21]，更大程度地将他人融入自我，并降低感知到的威胁，从而减少偏见。尽管右倾意识形态得分较高的人可能不喜欢少数族群，但他们与这些族群的接触越多，他们对族群的态度就越宽容和开放。

5.4 灵活思考和创造力

进一步推进接触自由化的理念，研究表明，群际接触不仅可能影响人们思考的内容（态度、信仰和意识形态），而且可能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能力和倾向）。因为多样性经验要求人们超越现有的知识和观点，不仅阻碍了偏见形成的认知过程，而且减少对简单启发式思维的依赖。这种推理是基于最新的多样性驱动的社会认知模型[22]。以多样性和群际接触为特征的情境，促使个体反复经历从启发式（基于刻板印象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更灵活、多文化的模式，培养一种更加复杂的认知风格。

灵活的思维需要一种“打破陈规”的能力，超越既定的和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思维方式，并以不同于习惯的方式思考，这可以提高各种创造性测试的能力。研究还表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以提高创造性认知。纵向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和学习新文化会增加多样性[23]，似乎这种沉浸式的群际接触使个人意识到多个视角，从而提高了跳出框架思考的能力。对亲密的跨群体友谊和浪漫关系也有类似的发现。

当人们与来自不同背景或文化的人交往时，在心理上超越舒适区，就会触发一系列的心理过程。这些过程包括观点采择，从不同的文化立场看待事物，作出妥协，并抛开现有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上面概述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创造性、灵活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接触后得到增强。接触解放了认知，带来了灵活性、新的观点和以不同方式看待事物的倾向。

6 群际接触的评价及展望

6.1 研究导向关注“积极接触”，忽略“消极接触”

目前已有的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积极接触的影响，忽视了消极接触的重要性。与积极接触相比，消极接触可能对偏见产生更大的影响，即接触不对等性。积极接触可以减少偏见，但消极接触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偏见[24]。

Paolini，Harwood和Rubin（2010）[25]提供了群际接触效应差异的初步证据，发现消极接触比积极接触更能突出群体显著性，这意味着相对于积极接触，对某个外群成员的消极接触经验更能稳定地泛化到该成员所属群体。随后证据表明，消极接触比积极接触更能预示偏见，消极接触频率预测的偏见和回避程度更大。Aberson（2015）[26]在预测偏见的认知维度（信念和刻板印象）时进一步验证了积极-消极接触不对称。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对积极性状和消极性状的分析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发现消极性状比积极性状的定义更精确，彼此之间的区别也更明显。总的来说，消极接触通常并不是因为它更强烈有力而令人难忘，而是消极接触可能比积极接触更具个性。进一步考察情感中介对于积极和消极接触的作用，实验研究表明，共情成为积极接触和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中介。愤怒和焦虑对消极接触影响方面尤其重要，群际焦虑和愤怒显著降低了未来接触的可能性，增加了回避行为。

研究进一步发现过去的积极接触可以缓冲未来消极接触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因为积极接触更为普遍。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消极接触以及它可能如何破坏积极接触的有益影响。

6.2 研究对象关注“优势群体”，忽略“弱势群体”

真正全面地叙述群际接触必须同时征求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优势群体成员接触的减少偏见效应，而对弱势群体的研究较少。有趣的是，这些研究表明，从历史上看弱势群体成员的接触——偏见关系要弱于优势群体，即群际接触存在不对等性，群际接触对于地位层级不同的群体影响不同。研究证明，这与弱势群体在群际互动中的关注视角密切相关：弱势群体更多关注到自己被视为偏见的对象，以及自身群体地位被贬低，因而群际接触对弱势群体的作用相比之下则不明显。

因此未来的研究中应该从群际视角关注群际接触的效应，不仅是站在优势群体的立场，同样要重视弱势群体，且与优势群体相比，群际接触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以低估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为代价，对优势群体产生好感。

6.3 研究结果关注“态度”，忽视“认知因素”

接触文献主要集中在预测态度上，这可能解释为何人们对情感如此关注，通常认为这与评价最相关[27]。但是，面对群际接触的研究要超越态度的呼吁，研究者可能会重新强调认知因素的作用。也就是说，相对于思考的内容，接触可能在思维方式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揭示接触对情感的影响大于对认知的影响的分析可能低估了认知在接触环境中的作用。未来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到认知的内容，例如外群体的知识，相比之下，建议更多地关注认知进程，例如认知自由化，以及扩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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