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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心理和谐”“获得感”以及“知足”都是关注个体积极心理的本土化概念，纵观已有研究，未发现心理和谐与获得感的相关分析。更多的是对心理和谐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1，2］，还有关于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前者对后者有正向显著影响[3]；社会心态的调查发现，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两个相关性很高的因素[4]。中国有句老话“知足常乐”，《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足的解释为，“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生活、愿望等）”［5］。如果不懂得知足，快乐就会被欲望吞噬，而生活越改善而越不满足的矛盾表明，不能享受当下，就会与知足的快乐绝缘。罗鸣春等将知足界定为一种满足感激的心理特质，包含对当下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心存感激两个方面。有实证研究发现“心理和谐”与“生活满意度（知足的维度之一）”呈显著正相关［6，7］；“心理和谐”与“感激（知足的另一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8]。同时，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获得共享等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相关[9]。因此，提出研究假设1：心理和谐与知足显著正相关，心理和谐、知足均与获得感之间存在正相关。

“和”的思想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以符号形式表现自然物象与文化思想的八卦。用作占卜的八卦蕴含着天人和谐的思想，一直以来，“和”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着一定地位[10]，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大现实意义［1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指出，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新疆、西藏的工作指示也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疆和现代化新西藏［12，13］，均突出“和谐”一词。社会和谐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和的基础是心理和谐[14]，心理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15]。

获得感是“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是“所有人”的获得感，是社会生活公平公正程度的指标[16]。但获得感的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关于获得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第二，很多学者只运用已有的数据库，忽略地域、人群的差异性，缺少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获得感的实地考察［17］。较多学者认为，获得感建立在个体真切地获取某种利益之上，继而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系列满足、幸福的积极主观感受[18]。当人们感觉自身的付出与得到不对等时，则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影响获得感［19，20］；相反，在作比较时运用积极的心理，能有效提高获得感[21]。也就是说，心态能影响个体对某件事情的看法，进而影响其获得感。因此，提出研究假设2：心理和谐对获得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老子的“知足”思想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争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根源是“道”，内涵包括不争、无为而治等[22]。当今社会对“知足”的解释，主要是自知满足，不作过分的企求［23］。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将知足定义为一种平和满足的心理特质，认为知足包含生活满意度和心存感激两个维度，对构建理性、平和、积极的社会心态具有积极意义。以往的研究者将感恩定义为个体源于积极主观经历而诱发的积极情绪[24]和因他人帮助而获得的积极认知和积极人格［25，26］。《现代汉语词典》把感恩定义为，“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感激是“因对方的好意或帮助而对他产生好感”[5]。可见，心存感激倾向于强调一种积极的情绪，与感恩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情绪体验上。生活满意度是个人对生活经历质量的认知评价，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它是衡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27]。国外研究发现，“需要”的及时满足会产生幸福感，而幸福感的满足条件由个体的适应水平决定［28］。也就是说，个体是否幸福取决于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个体感受幸福的程度不同，而知足就是个体感受幸福时内心的满足程度的表现。心理学领域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源于1967年Wilson撰写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29]，目前学术界已积累了大量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成果，包括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关系[30]，以及感恩与幸福感的关系［31-33］，但基本采用西方编制的量表，具有西方文化偏向[34]。更贴近中国民生、民意，能有效转化为主观满意度的获得感应运而生[35]。有研究认为，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积累的获得感，持续的获得感能带来幸福感提升，获得感更有效地反映、评价和预测中国的民众生活及社会发展[36]。另外，研究发现知足可以很好地预测主观幸福感；知足在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2]，感恩是健康与幸福的中介[37]，可见，知足有一定的认知与调节作用，能很好预测个体的心理状况。中国内地与边远地区的乡下人一直实践着“知足常乐”的古训，在艰苦的条件下仍感到快乐与满足[38]。越懂得知足的人，越快乐，越容易满足，那么是否获得感也会越高？带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词汇“获得感”与知足有怎样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把获得感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知足与获得感的关系。因此，提出研究假设3：知足、心理和谐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获得感，知足在心理和谐与获得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心理和谐、知足与获得感的关系，以期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提高获得感，为心理和谐水平的提高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2 方法

2.1 时间、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随机抽取云南某高等院校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学校课间时间施测，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8份，有效率为99.33%。其中男生50人，女生248人；汉族175人，少数民族123人；按年级分层抽样，大一为60人，大二为57人，大三为60人，大四为61人，研究生为6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和谐量表

采用罗鸣春等人编制的《民族成年人心理和谐量表》（MHS-EA），包括己和、人和、天和、地和、调适5个维度26个题目。量表采用Likert5点评分；为降低顺序效应，量表设计了6道反向计分题；题目总均分表示心理和谐总体水平，从1（完全不和谐）到5（非常和谐），得分越高，心理和谐程度越高，量表各项测量指标良好[39]。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0.91。

2.2.2 中国人获得感量表

采用董洪杰等人编制的《中国人获得感量表》（CSGS），包括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内容、获得途径、获得分享5个维度28个题目。该量表采用Likert7点评分，题目总均分表示获得感的总体水平，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获得感越高，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40]。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0.89。

2.2.3 知足量表

《知足量表》（ZZS）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心存感激2个维度8个题目，采用Likert7点评分，题目总均分表示知足总体水平，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知足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0.88，说明8个题目具有较高内在一致性；数据适应性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56（p<0.001），大于0.7[41]，数据符合球型假设，适合做因子分析。实测数据检验表明，知足量表的信度、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

2.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3.1软件录入数据，应用SPSS25.0和AMO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控制和检验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施测过程中采用匿名法、部分题目设置为反向计分，另外借鉴周浩等人关于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方法[42]，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21个，10个因子总体的解释率为68.64%，其中第1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2.29%，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和谐与获得感、知足均显著正相关，获得感与知足显著正相关，其中知足与心理和谐高度正相关，为0.638（p<0.01，见表1），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1。

表1 大学生心理和谐、获得感和知足的相关分析（N=298）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ental harmony, sense of gain and Zhizu of college students (N=298)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低和谐组与高和谐组获得感比较

按照心理和谐总均分将大学生分为低和谐组（3.00分以下）、中间组（3.00～3.99分）、高和谐组（4.00分以上）。结果发现，低和谐组与高和谐组在获得感5维度及获得感均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2）。

表2 不同心理和谐组的获得感水平（M±SD）

Table 2 Sense of gain of different mental harmony groups (M±SD)

3.4 获得感与心理和谐、知足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获得感为因变量，心理和谐、知足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明，心理和谐（β=0.44，t=7.65，p<0.001）和知足（β=0.28，t=4.97，p<0.001）能够显著地预测获得感水平，可解释获得感42.5%的方差变异。说明心理和谐和知足是影响获得感的重要因素，是获得感的一个有力预测变量。基于以上分析，得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为获得感=2.05+0.67×心理和谐+0.23×知足。

表3 获得感的回归检验

Table 3 Regression test for sense of gain

3.5 知足在心理和谐和获得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对于假设H1，本文采用多层分析方法，分别将控制变量、心理和谐放入统计模型中，分别检验这些因素对知足、获得感的影响。表4的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2，即心理和谐（β=0.95，t=13.39，p<0.001）会显著地正向预测获得感。对于假设H2，采用Hayes[43]介绍的方法，在控制性别、民族、年级的情况下对知足在心理和谐与获得感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5）表明，心理和谐对获得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果与假设H2一致），且放入中介变量后，心理和谐对获得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68，t=7.63，p<0.001）。同时，心理和谐对知足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1.23，t=14.00，p<0.001）。此外，心理和谐对获得感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知足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见表5），表明心理和谐不仅能直接预测获得感，而且能通过知足的中介作用预测获得感，表4的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3。其中直接效应（0.68）和中介效应（0.27）分别占总效应（0.95）的71.58%、28.42%，知足在心理和谐与获得感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如图2所示）。

表4 知足的中介检验

Table 4 Mediating test of Zhizu

表5 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及总效应分解表

Table 5 Breakdown table of mediating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total effect

图1 知足的中介效应路径系数

Figure1 Mediating effect path coefficient of Zhizu

4 讨论

4.1 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和谐与获得感现状

云南某高等院校在校生总体的心理和谐水平处在不确定到比较和谐区间内，与比较和谐仍有一定距离，表明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和谐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着力提升这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和谐水平是校园心理建设的重点；另外有一部分学生心理不和谐，在校园心理建设实施过程中要充分给予这部分学生关注与心理援助，切实帮助他们维护和提高心理和谐水平，防止他们转化为影响校园甚至社会和谐稳定的人群。该校的在校生总体获得感处在“略高”到“较高”区间内，表明大学生的获得感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维护并提高大学生的获得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同时，对获得感较低的学生给予更多的扶持和帮助，切实提高他们的获得感。

4.2 心理和谐、知足与获得感的相关关系

大学生的心理和谐与获得感是正向强相关的关系。从量表的维度来看，心理和谐包含的维度与获得感的维度有一定关联性；从内涵来看，心理和谐是处理和协调各种关系时的主观感受，获得感是获得之后的情感体验[44]，两者都是个体在应对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另外，高和谐组大学生的获得感高于低和谐组，进一步表明获得感是影响心理和谐的重要变量，提高获得感的同时，心理和谐水平能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处理好心理和谐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能发挥两者相得益彰的效果。知足与获得感中等程度正相关，知足得分越高，获得感也越高。知足与获得感是积极心理情绪的表达，都包含了满足、感激等相似内涵，都能反映学生在学校教育和生活环境下对自身心理的感知。因此，知足的程度越高，获得感的水平也越高；知足的程度越低，获得感的水平也越低，学生的知足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获得感。

4.3 心理和谐和知足对获得感的预测作用

以心理和谐、知足作为自变量，获得感作为因变量，回归效应显著。心理和谐与知足解释获得感42.5%的方差变异，两者能够预测获得感水平，其中心理和谐是最有力的预测变量，说明心理和谐是民族院校大学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这一结论能为“心理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获得感水平”提供新的实证依据与研究思路。

4.4 心理和谐、知足与获得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心理和谐能直接影响获得感，也能通过知足来影响获得感，知足在心理和谐和获得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和谐对获得感的直接效应显著，提高心理和谐水平能使获得感得到提高；其次，知足的中介效应显著，在积极心理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心理和谐的建设与发展，还要注重提高知足水平，从而促进学生获得感的提升。以往研究中，有学者[45]提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学生心理素养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其获得感。知足对个体的心理状态有认知和调节作用，在心理和谐与获得感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综上，心理和谐、知足和获得感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国情的概念，三者建立模型有较大意义。其中，心理和谐是积极心理状态，知足是主动调节方式，获得感是积极心理感受。准确定位当前大学生心理和谐与知足水平，是有效提高学生获得感的前提。心理和谐、知足与获得感彼此促进，能使大学生更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

5 结论

基于以上调查与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和谐与获得感显著正相关，心理和谐可以正向预测获得感；（2）民族院校大学生知足与获得感显著正相关，知足可以正向预测获得感；（3）民族院校大学生知足在心理和谐和获得感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和谐与知足可解释获得感42.5%的方差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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