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后勤学院,天津
在全球约有3.3亿抑郁症患者,是首要的致残原因,也是疾病负担的重大因素[1]。抑郁症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自杀,有研究者统计,有65%—80%的抑郁症患者会出现自杀意念,终身存在自杀意念的概率高达15%—25%[2]。在以中国军人对对象的研究中,同样认为抑郁是自杀意念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3]。杨毅等人在探讨军人自人自杀意念及影响因素时发现,军人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4.9%,自杀意念的形成也是受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冯正直在对全军军人进行抑郁流行病学特点调研时发现,军人抑郁的发生率为18.1%[5]。应激或压力性事件是引发抑郁的重要因素[6,7]。知觉压力是个体对环境中的威胁性刺激经过自己的认知评价后产生的心理反应[8]。
武警新兵从社会进入军营,面对全新的挑战,必然会经历一系列压力,在特定的环境中,压力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之间呈现出何种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武警某部2020年入伍新兵1050名为研究对象,均为男性,进行三次测查,第一次测查时间为新兵入伍后一周(T1),随后每间隔一个月后进行一次测查(T2、T3),删除规律作答和无效问卷,取三次均参加测查的问卷为最终有效问卷,有效问卷量为801份,从T1到T3样本流失率为23.7%,独生子女239人,非独生子女562人,年龄为19.70±1.54岁。有效样本与流失样本在是否独生子女(χ2=0.139,p>0.05)、知觉压力(t=0.993,p>0.05)、抑郁(t=-0.573,p>0.0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样本流失为非结构性流失。
采用杨廷忠修订的知觉压力量表[8]。包括控制感和紧张感2个维度,共14个条目,采用Likert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压力越大。测查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5、0.89、0.90。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9]。包括20个条目,采用Likert四点计分,题目反向计分后,标准分大于或等于53分,判定为抑郁状态,得分越高表明新兵抑郁状态越严重。测查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4、0.88、0.90。
征得新训单位干部和新兵同意,以建制中队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测查前向新兵说明研究目的,所有问卷当场收回。
采用SPSS24.0和Amos23.0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三次测量中,分别有6个、5个、5个因子的未旋转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27.92%、34.21%、37.84%,均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T1时点测量时抑郁得分高于53分的共153人,占总人数的19.1%,其中轻度抑郁状态的125人,约占15.6%,中度抑郁状态的25人约占3.1%,重度抑郁状态的3人,约占0.4%。T1时点知觉压力得分为34.97,T2时点知觉压力得分为33.61,T3时点知觉压力得分为33.00。见表1。对三次测量的知觉压力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次测量存在显著差异:F=24.117,p<0.05,进一步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各时点之间差异均显著,知觉压力的变化趋势为线性变化:F=24.292,p<0.05,;T1时点抑郁得分为35.62,T2时点抑郁得分为34.30,T3时点抑郁得分为33.05。对三次测量的抑郁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次测量存在显著差异:F=34.966,p<0.05,进一步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各时点之间差异均显著,抑郁的变化趋势为线性变化:F=69.628,p<0.05。见表2。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M±SD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M±SD
T1 |
T2 |
T3 |
F |
P |
|
知觉压力 |
34.97±7.17 |
33.61±8.29 |
33.00±8.92 |
25.117 |
0.000 |
抑郁 |
35.62±7.80 |
34.30±8.74 |
33.05±9.49 |
34.966 |
0.000 |
表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Table 2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I |
J |
I-J |
T |
P |
|
知觉压力 |
T1 |
T2 |
1.366 |
5.421 |
0.000 |
T3 |
1.975 |
7.028 |
0.000 |
||
T2 |
T3 |
0.609 |
2.756 |
0.006 |
|
抑郁 |
T1 |
T2 |
1.320 |
4.981 |
0.000 |
T3 |
2.573 |
8.354 |
0.000 |
||
T2 |
T3 |
1.253 |
5.178 |
0.000 |
知觉压力和抑郁在三个时点呈两两正相关。见表3。采用Amos23.0考察知觉压力与抑郁的交叉滞后效应,结果显示,知觉压力和抑郁呈相互预测作用,该模型拟合情况尚可:χ2=16.695,df=3,CFI=0.996,GFI=0.993,RMSEA=0.076。见图1。
表 3 知觉压力、抑郁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T1知觉压力 |
T1抑郁 |
T2知觉压力 |
T2抑郁 |
T3知觉压力 |
T3抑郁 |
|
T1知觉压力 |
1 |
|||||
T1抑郁 |
0.764** |
1 |
||||
T2知觉压力 |
0.582** |
0.536** |
1 |
|||
T2抑郁 |
0.512** |
0.594** |
0.805** |
1 |
||
T3知觉压力 |
0.528** |
0.494** |
0.738** |
0.680** |
1 |
|
T3抑郁 |
0.429** |
0.507** |
0.641** |
0.721** |
0.813** |
1 |
注:**p<0.01。
图 1 知觉压力和抑郁交叉滞后分析
Figure 1 Cross-lag analysis of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由结果可知,武警新兵在三个月新训期间,感知到的压力和抑郁状态呈显著下降趋势,表明新兵的负性应激事件中感知到的压力不断减少,也能顺利完成新训任务。知觉压力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它受个体认知评价影响[10]。影响个体感知压力的因素包括压力源、应对策略、应对资源、认知评价等因素,压力源可能来源于外在人的或事件,也有可能来源于个体内在的想法[11],具体包括个人方面、实体环境、组织内部、组织外部和群体压力等五个方面;应对策略可分为以问题中心的应对,即个体努力把焦点放在处理压力源的外在情境,以情绪中心的应对,即个体试图去调节压力的负向情绪,焦点在于调整这个压力源对内在情感的影响;应对资源是个体或环境和某些稳定的特征,用来管理和适应压力;认知评价包括初评、次评和再评,它是一种对结果的预期以及影响进行评估的动态过程。对抑郁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中认为,通常是由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其中应付方式、父母养育方式、生活事件及社会支持等起着重要的作用[12]。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新兵在新训期间,知觉压力和抑郁的发展即有保护性因素,也有危险因素,但总的来看,新兵收获到的支持较多,也更多地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来解决生活、训练、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知觉压力可以正向预测抑郁,该研究同时指出,在知觉压力对抑郁的作用过程中,存在中介变量[13],同样的结论在类似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14,15]。Gmelch在1988年提出压力循环理论,该理论包括四个部分:(1)压力源,是指外界对个体施加的特殊要求;(2)个体知觉,即个体感知到压力;(3)应对反应,当个体面对压力时,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方式;(4)结果,不同的应对方式产生的结果。该理论还认为适当的压力会促进个体进步,但当感知到压力过高时,会造成身心损伤,人格特质、生理状况、人际关系、主观知觉、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感知压力造成影响,其中认知、环境等因素是可变的[16]。结合压力循环理论模型,抑郁状态会影响个人对环境和自我的认知,从而对个体产生新的压力源,就种新的压力源又被个体感知从而继续产生影响。
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可知,要减轻新兵的抑郁状态,可以从知觉压力入手,也可以通过压力对抑郁影响过程中的中介因素入手,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减轻新兵的心理压力,在新训单位构建和谐团结的氛围,增进人际关系,加强新兵与家人、朋友的沟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除此之外,还可以有针对性的干预新兵的心理资本,增加新兵心理韧性,为有效应对压力事件,增进更多保护性因素[17]。在群体上,重点关注义务兵的抑郁状态[5],重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科学心理疏导,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1] GBD,DALYs,HALE.Global,regional,and national incidence,prevalence,and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for 354 diseases and injurie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1990-2017: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J].Lancet,2018.
[2] Lin H L,Hsu Y T,Liu C Y,et al.Comparison of escitalopram and paroxe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International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2013,28.
[3] 董波,靳士立,谢贞,等.男性官兵自杀意念的检出率及危险因素[J].中国健康教育,2015,31(12):1160-1163.
[4] 杨毅,谢守付,军人自杀意念因素分析[J].职业与健康,2021,37(6):789-792.
[5] 冯正直,甘丽英,孙辉,等.中国军人抑郁流行病学特征的研究[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3,35(20):2138-2142.
[6] Monroe S M,Simons A D.Diathesis-tress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life stress research:implications for the depressive disorders[J].Psychol Bull,1991,110 (3):406-425.
[7] 富伟伟,王广曦,李永娟.压力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4):788-791.
[8] 杨廷忠,黄汉腾.社会转型中城市居民心理压力的流行病学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4(9):11-15.
[9] 王文菁,谭文艳.Zung抑郁自评量表的因子分析[J].广东医学,2011,32(16):2191-2193.
[10] Peggy A,Thoits.Stress,Coping,and Social Support Processes:Where Are We? What Next?[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5,35(5):53-79.
[11] 李旭培.认知评价在工作压力过程模式中的作用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
[12] 郭晓娜.青少年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危险因素研究[D].华北理工大学,2016.
[13] 黄思思.大学生压力知觉、应对方式和自我分化的关系及对抑郁的作用[D].四川师范大学,2015.
[14] 汪涛,朱安平,徐松,等.知觉压力与抑郁的关系:反思、沉浸性反刍的多重中介作用[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9,41(4):388-393.
[15] 叶宝娟,朱黎君,方小婷,等.压力知觉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4):497-503.
[16] 陈坡.工作应激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坚韧人格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D].天津师范大学,2009.
[17] 程利娜,黄存良,郑林科.生活应激源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9,36(4):289-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