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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一种符合社会期望、利于他人、群体或社会的行为，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1]，也是人际交往中体现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方面[2]。新冠疫情期间，我国人民乐于奉献、互帮互爱、处处传递爱心，涌现很多暖心的亲社会行为，为最终战胜疫情夯实基础。我国医务工作者、解放军、科技工作者都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体现了无私奉献的利他精神，特别是，我国大学生也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抗疫活动，表现出众多的亲社会行为。那么，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这是心理学诸多领域关注的重点。

以往研究主要围绕亲社会行为内涵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能够反映个体的自尊水平以及同伴关系，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也较高［3-5］，同伴接纳水平以及同伴关系也更好[6]。反之，亲社会水平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取得较高的学业水平[7]，并有较强的主观幸福感［8，9］。其中，主观幸福感是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10]。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个体对其生活事件在情绪方面做出的理解、认知方面进行的加工，以及伴随其做出的情感与认知性评价[11]。主观幸福感越高，个体越容易发生亲社会行为[12]。疫情期间，北京6000多名高校大学生报名参加无偿献血，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生为一线抗疫人员子女持续提供免费辅导，南京中医药大学12名学生制作2000枚中药香囊寄往武汉医院……。这些大学生是新时代大学生的缩影，彰显了我国青年后备军的力量。那么，当代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及其主观幸福感如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还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都显著相关。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通常指父母、亲戚与朋友等从精神或物质等方面给予个体的帮助，是来自家庭、朋友与组织等成员对个体的关心[13]。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显著相关，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越容易有亲社会倾向，亲社会行为也较多［14，15］。而且，社会支持还能预测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16，17］，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大学生产生的亲社会行为也越多；而感觉孤立或社会支持较低的个体，亲社会行为表现也较低[18]。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能够改变人际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满足感和积极情绪，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19-21］。那么，社会支持是否会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是本研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综上，本研究拟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考察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社会支持在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了解大学生群体的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并为提高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和主观幸福感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随机选取259名上海市某高校大学生。因数据采集不符合要求，剔除9份问卷，共有250份有效数据。问卷有效率96.53%。其中，男生77名（30.80%），女生173名（69.20%）；理工类101名（40.40%），文史类149名（59.60%）。调查前向被试说明调查内容及目的，所有被试自愿并匿名参加调查。结束后给予被试一定费用。

2.2 调查方法

2.2.1 亲社会倾向量表

采用张庆鹏（2011）年修订的亲社会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进行评定[22]。量表包括利他性、遵规公益性、关系性和特质性四个维度，共有21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亲社会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

2.2.2 幸福感指数量表

采用Campbell等人（1976）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Index of General Affect），对个体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进行测量评定[23]。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两部分，采用7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3。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由汪向东（1999）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评定[23]。量表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共有12个项目，每个维度4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

2.3 统计分析

应用SPSS 24.0和Amos 23.0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采用t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Bootstrap方法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及其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总分及其差异比较

为了探究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现状，使用描述统计法进行分析，并从性别、学科两个维度进行差异比较。结果见表1。

表 1 亲社会行为及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总分与差异检验

Table 1 Prosocial behavior,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support total score and difference test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由表1可知，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总分为（80.09±9.97），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遵循公益性（22.98±3.44）、利他性（19.71±2.77）、特质性（18.96±2.64）和关系性（18.43±2.80）。

进一步比较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结果发现，男女生的亲社会行为差异不显著。比较不同类型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结果表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总体来看在专业因素上存在边缘显著差异，p=0.081。在遵循公益的亲社会行为上专业差异显著，p<0.05，理科生的亲社会行为表现显著高于文科生。而在利他性、关系性、特质性亲社会行为三种类型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分（8.42±1.63）高于理论中值，说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男生得分高于女生，但差异不显著，p>0.05。理科生得分高于文科生，差异显著，p<0.05。

社会支持总分为（58.92±12.07），各维度得分为家庭支持（19.79±4.70）、朋友支持（20.20±4.31）、其他支持（18.93±4.52）。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不同学科女生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其他支持均高于男生，但只有社会支持总分与其他支持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呈正相关，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呈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各分量表、亲社会行为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表 2 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suppor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3.3 大学生社会支持在主观幸福感与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模型拟合指标，χ2/df=1.29，RMSEA=0.03，CFI=0.99，IFI=0.99，GFI=0.97，AGFI=0.95，说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采用逐步法对主观幸福感的总分与社会支持的总分进行回归分析［24，25］。首先考察社会支持在主观幸福感与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第1步，以亲社会行为为因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β=0.28，p<0.01），说明主观幸福感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第2步，以社会支持为因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β=0.43，p<0.01），说明主观幸福感对社会支持有正向预测作用；第3步，以亲社会行为为因变量，以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β=0.48，p<0.01），但主观幸福感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0.08，p=0.19），说明社会支持在主观幸福感与亲社会行为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见表3。

表 3 社会支持在主观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SWB and prosocial behavior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假设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作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中介模型见图1。检验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主观幸福感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0.19），说明社会支持在主观幸福感与亲社会行为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图 1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路径系数

Figure 1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得分较高，五点计分处于中等偏上，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遵循公益性、利他性、特质性、关系性。本次研究与李露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总体水平较高[26]。这似乎出乎意料，与以往对“00后”未来无法承担社会之重担的担忧不吻合。之所以出现偏差，可能与日常状态下，不同人行走在不同轨道上，一切都习以为常，利他的亲社会行为湮没在习惯之中，也没有给零零后大学生们表现的机会。其实，疫情期间大学生的整体表现折射出他们已经具备较高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我们看到，疫情期间，大学生能够积极关注社会与他人需要，在帮助他人、协调关系、参加公益等方面都尽己所能、尽力为之。例如，大学生自觉遵守规则、主动关心公众利益，积极参与地区和社区抗疫，大力宣传防疫知识，表现出遵循公益性的亲社会行为；大学生也能以他人利益为重，捐赠紧缺医疗物资，主动为受困在家的中小学生提供学业辅导，表现出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大学生还在社会交往中积极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自愿参与各种志愿团队，在团队中能时刻关注他人需求，表现出关系性的亲社会行为；大学生能够换位思考，理解特殊时期他人的感受与遭遇，对他人的积极行为予以肯定，表现出特质性的亲社会行为。也许突发的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报效祖国的使命意识、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服务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促使他们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同时，也能反映大学生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遇事能够走出小我，无私服务他人。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结果基本一致［27，28］。虽然女生细腻而敏感，男生阳光而理性，但在亲社会行为上，男女生超越了性别角色差异，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彰显当代大学生的助人品质。在专业类别上，本研究发现，理科生的遵循公益性行为显著高于文科生，其他维度差异不显著。这可能与文理科学生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有关。具体原因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结果基本一致[30]。可见，主观幸福感越高，个体越容易发生亲社会行为；个体越乐善好施关爱他人，感知到的幸福指数越高[30]。这可能是因为，个体主观感知到的幸福指数越高，越能够感受到他人是否需要帮忙，进而表现出利他的友好行为，将自身感知到的幸福传递给他人[31]；而主观感知到的幸福指数较低时，个体可能“自顾不暇”，面对他人的求助，“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做到“舍己为人、先人后己”。

而且，社会支持与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也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结果也基本一致[32]。这说明，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大学生越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同理，大学生产生的亲社会行为越多，越容易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也有研究表明，个体得到的社会资源越丰富，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也越高，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33，34］。也就是说，父母、朋友、社会给予大学生的信赖和支持越高，大学生越有可能关爱他人、心系社会，激发利他的亲社会行为。

中介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不仅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同时社会支持在主观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主观幸福感还可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不仅个体感知到的主观幸福感与获得的社会支持能够直接影响个体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个体感知到的幸福指数还可以为个体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关心，这又将促使个体利他行为的产生。可见，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非简单的“1+1=2”效应。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以及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作用。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较高，并且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都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增加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程度，提升其亲社会行为水平。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既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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